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前言
本小册子的大部分都是在极不适合系统工作的情况下抽工夫零敲碎打地写的。那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和平谈判的会议之间草草地写下这一特写的几章，该特写的主要任务是让世界无产阶级的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原因、进程和意义。历史造成了这种情况，人类所知道的最革命制度的代表被迫与所有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帮派在同一张外交谈判桌上开会。在和平谈判的会议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是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的讲话是讲给所有国家的被战争压垮的工人听的。在消灭战争的问题上，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最终的裁决将由欧洲无产阶级做出，我们的动力是靠对这点的深信不疑维持的。与屈尔曼和切尔宁交谈时，我们回忆、思念着朋友和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阿德勒。工作之余的闲暇，我们用于写作这本供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阅读的小册子。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报刊在对俄国无产阶级制度的谎言和诽谤上沆瀣一气。没有勇气，没有思想，也没有对自己的事业的信心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报刊，表现出它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对劳动群众说明俄国革命的意义。我们想用这本小册子帮助他们。我们相信，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革命工人将理解我们。我们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着手我们正在完成的同一个工作，但依靠自己更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思想技术手段，他们将更充分地完成这个工作，并将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1918年2月12日
附：在像我们这样的暴风雨般的时代，事件和它们的内在联系很快就会淡出参加者的记忆。因此，我认为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俄文版也是有益的。
于莫斯科
1918年5月29日
俄文版序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了。现在表明，许多虔诚的政治家预言“几天就会灭亡”的制度比此前的两个革命制度——纯资产阶级的和“联合的”——更加长寿。
苏维埃制度已经有其丰富的历史以及同样丰富的传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在今后的几年和几十年中进行，而谣言就由工人革命的自觉的敌人、街头上游手好闲的人以及黄色报刊雇用的招摇撞骗者编造和传播着。在这本小册子中，以最粗略的线条再现了苏维埃制度诞生的历史以及它存在的头四个月。
小册子是专门为外国工人写的，旨在让他们了解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和目的，现在它已经用几种文字出版。如果我同时出版它的俄文版，则正是为了用它来对抗招摇撞骗者和游手好闲的人“编造的”的杜撰。
像在外文版前言中指出的那样，小册子不是根据文件，而是根据记忆写的。但是，其中未必会有多少重要的事实性的错误。但同时也谈不上什么完整的叙述。因为苏维埃制度的社会措施在小册子中只是略有涉及：对它们的阐述和系统化应该成为更加认真耐心的著作的内容。我们不得不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斗争和工农政权的国际政策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领域中人们曾以最旺盛的精力工作：国际电讯、无线电广播以及帝国主义谎言的其他武器……
我为小册子的邋遢的风格请读者原谅，其原因是小册子不是在书桌上写的，而是对速记员口授的。还得过不少时间，历史才能进入正轨，并为更有计划、更细致的工作创造条件。
列·托洛茨基
于莫斯科
1918年7月16日
市侩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这个时代的事件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很难凭记忆来恢复它们，哪怕是在它们的简单的时间先后顺序中。我们手边没有报纸，也没有文件。然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的阶段性的中断提供了现在条件下难得的闲暇。因此我努力凭记忆恢复十月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并保留今后根据文件补充和修改阐述的权利。
能够说明我党的性质的就是它几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就对事件发展的逻辑将使它掌握政权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不说党的理论家们，他们在革命前几年，甚至在1905年革命前，从对俄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并得出结论：革命的胜利发展必然会把政权交给依靠广大贫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这个预见的主要基础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工业的集中性质，也许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社会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意义。诚然，战争暂时在这方面蒙蔽了许多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集团。战争把革命事件中的决定性的角色给了军队。旧军队就是农民。如果革命发展得更正常的话，即在和平时代的条件下，假如它在1912年开始的话，无产阶级必然会一直占据领导位置，而农民群众将在无产阶级的驳船上逐渐被引向革命的旋涡。但是，战争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件的机制。军队不是用政治，而是用军事把农民联系起来。在农民群众被一定的革命要求和思想团结起来之前，他们已经被联合到团、师、军、集团军中。分散在军队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在其中扮演着领导角色，他们几乎完全地渗透着市民革命情绪。主要是由于沙皇制度的军事失败，群众中深刻的社会不满激化并爆发出来。在革命刚刚展开时，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就复苏了1905年的传统，号召人民群众组成代表机构——代表苏维埃。号召军队把自己的代表派到革命机构中，但军队的政治意识还没有接近正在展开的革命事件的水平。士兵能够派谁去当代表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他们之中具有某些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知识，并善于把它表达出来的人。因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即被唤醒的军队的意志抬到极高的高度。医生、律师、记者、后备军士官生这些在战前条件下过着彻头彻尾庸人生活，并不追求扮演任何角色的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整个军和集团军的代表，并觉得自己是革命“领袖”。他们模糊的政治思想完全符合群众模糊的革命意识。这些人极其傲慢地对待我们这些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提出工人农民的社会要求的“宗派分子”。就在此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暴发户的傲慢下，隐藏着对自己本身和把他们抬到意想不到的高度的群众的极度不信任。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也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强大、它的知识和方法都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恭敬。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联盟、联合的强烈愿望，就是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完全是由模糊的人道主义公式构成的，它用感伤的老生常谈和道德体系取代了阶级方法，对这个特定的领袖层来说，它是最合适不过的精神外衣。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力求把自己精神和政治上的软弱添加到他们如此敬畏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政治中，这在孟什维克学说中得到理论辩解，该学说称，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资产阶级不加入政权中是不行的。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形成了理所当然的联盟，在其中可以同时找到市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半途而废和它对帝国主义自由派的附庸关系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阶级斗争的逻辑迟早会破坏这个暂时的组合，把这些过渡时期的领袖们抛到一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的上层）的领导权实质上意味着，通过军事机关突然被召唤有组织地参加政治生活的农民，以其人数众多压倒并暂时排挤了工人阶级。此外，由于市侩领袖突然被军队大众抬到如此的高度，无产阶级本身——它的先进的少数除外——也不能不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尊重，不能不力图与他们保持政治联系，否则它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而在老一代工人的记忆中还牢牢地记着1905年的教训，那时无产阶级之所以被击垮，正是因为迟缓的农民后备队在决战关头没有赶到。这就是在革命第一阶段甚至连无产阶级群众都觉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思想是可以接受的原因，更何况革命唤醒了此前一直沉睡的落后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样使知识分子模糊的激进主义成了他们的预备学校。在这些条件下，工兵代表苏维埃意味普农民的模糊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统治，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对农民的模糊的统治。如此迅速地崛起的如此之高的苏维埃大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它的技术知识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在苏维埃起的领导作用。但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整个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厦是建立在深刻的内部矛盾之上的，它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的倒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战争问题
革命直接起源于战争，战争是所有革命政党和力量的试金石。知识分子领袖们曾“反对”战争，他们中许多人在沙皇时代就自认为国际的左翼，赞成齐美尔瓦尔德派。但一旦他们感到自己在“负责的”岗位上，一切都立即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条件下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意味着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已说过，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市侩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联盟中为自己的政治软弱寻找掩饰。市侩领袖们在战争问题上可怜的、真正可耻的角色就是来自于此。对盟国政府，他们局限于抱怨、空话、暗劝或苦求，实际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走的同一条路。充斥在战壕里的士兵群众当然不能得出这种结论，他们打了近三年战争仅仅因为彼得格勒政府中加入了几个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新人，就改变了性质。米留可夫取代了波克罗夫斯基，捷列先柯取代了米留可夫，这意味着官僚的背信弃义最初被好战的立宪民主党帝国主义所取代，后来又被无原则的模棱两可和政治上的奴颜婢膝所取代，但这些不能带来客观的变化，并没有指出摆脱战争可怕的循环的出路。军队进一步瓦解的首要原因就在这里。鼓动者对士兵群众说，沙皇政府派他们进行没有目的和意义的杀戮。而那些接替了沙皇的人既不能丝毫改变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走上为和平而斗争的道路。头几个月是在原地踏步，这引起了军队和盟国政府同等程度的不耐烦，由此产生了6月18日的进攻。这是盟友要求的，他们以催讨过去沙皇的债务相要挟。被自己的软弱和群众的不耐烦吓得要命，市侩领袖们只能迎合这个要求。他们确实以为实现和平所缺的只是来自俄军方面的压力。他们觉得，进攻是摆脱困境的出路，是问题的解决和拯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错误、更加可怕和更加犯罪的决定了。他们在那个阶段关于进攻所说的话，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开始的那几周中所说的必须支持民族的国防、巩固民族统一等言论如出一辙。所有他们对齐美尔瓦尔德的迷恋都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我们这些处于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立场的人来说十分清楚，进攻的道路可能是整个革命灭亡的十分危险的道路。我们警告说，军队被惊醒它的、它远未充分意识到的事件的隆隆雷声震得摇摇欲坠，在没有为军队提供它能够当成自己的思想的新思想之前，不能让军队投入战斗。我们警告、揭露、威胁。但因为对于那些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执政党来说，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于是自然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更有甚者，对我们恨之入骨。
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不无激动地浏览五六月间的俄国报纸，那时正在进行进攻的准备。几乎所有政府和半官方报纸上的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时动用了所有指责和诽谤来反对我们。在这场战役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当然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它的阶级本能告诉它，事情不仅仅关系到进攻，而是关系到革命整个今后的发展，首先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命运。资产阶级舆论机构全力以赴。所有机关报、机构、出版物、讲坛、讲台都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服务：使布尔什维克不能再成其为一个政党。在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极度紧张和戏剧性中，已经可以预见到革命下一阶段中必然爆发的内战。中伤和诽谤的任务是在劳动群众和“有教养的社会”之间制造彻底的疏远和敌对，在它们之间砌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自由派资产阶级明白，如果没有已经临时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像我们指出的那样）的市侩民主派的帮助，它就无法驯服群众。因此，中伤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任务是在我们党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广泛阶层”之间制造不可调和的敌对，后者脱离了无产阶级，但还没有落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次响起了预告着未来可怕事件的令人不安的雷声。党预定在6月10日举行武装示威游行。﹝1﹞它的直接目的是推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夺取政权”，像彼得格勒工人想对从全国各地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说的那样，“与资产阶级决裂，抛弃联合的思想，把政权夺到手中”。对我们来说很清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破裂将迫使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更坚决更先进的阶层中寻找支柱，并以此来保证后者的领导意义。但正是这点吓坏了市侩领袖们。一得知拟定的示威游行，他们便在与他们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政府联盟中，与自由派反革命资产阶级携手展开对游行的真正疯狂的征讨。我们那时在代表大会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我们让步了。示威游行没有举行。但这个没有举行的示威游行在双方的头脑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加深了矛盾，激化了敌意。在禁止旁听的、有党团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时任联合政府部长的策列铁里[1]以目光狭隘的市侩的死守教条者的方式，斩钉截铁地说，威胁革命的唯一危险就是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武装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解除那些“不会使用武器”的人的武装，这是针对工人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追随我党的那部分人。但是，解除武装未能实施，对如此剧烈的措施来说，政治和心理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6月18日举行全体没有武装的游行，作为对被取消的示威游行给群众的补偿。但是，正是这一天成了我党政治胜利的日子。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走上了大街，虽然是苏维埃官方机构号召的，旨在对抗我党未能举行的6月10日的示威，但工人和士兵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标语牌上写的都是我党的口号：“打倒秘密协议”，“打倒进攻政策”，“公正的和平万岁”，“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表达对联合政府信任的标语牌只有三个：一个是哥萨克团队的，另一个是普列汉诺夫集团的，第三个是主要由非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彼得格勒崩得[2]的。这次示威游行不仅向我们的敌人，也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在彼得格勒远比设想的更强大。
﹝1﹞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托洛茨基就这次的示威游行起草的一份特别声明。
[1]策列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9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2]崩得系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注
6月18日的进攻
这些革命群众示威游行造成的政府危机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但是，示威产生的印象完全被前线的消息——革命军队转人进攻——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要求公布秘密条约，公开提出和平建议的那天，克伦斯基把革命军队投入进攻。这当然不是偶然的1万合。制订方案的人蓄谋已久，进攻时刻的选择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军事的。6月19日，彼得格勒街道上都是所谓的护国派的游行队伍。资产阶级的主要道路——涅瓦大街——上到处都是激动的人群，其中的军官、i己者和浓妆艳抹的妇人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激烈的宣传。最初关于进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自由派主导刊物认为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无论其后的军事效果如何，6月18日的打击对革命发展都是致命的，它在军队中恢复了旧纪律，巩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我们的预言则完全不同。在进攻的前几天，我们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一份特别声明﹝1﹞中，我们断言，这次进攻必将破坏军队的内部联系，使它的各个部分彼此对立，把巨大的优势交到反革命分子的手中，因为在摇摇欲坠、思想没有得到更新的军队中，没有严厉的镇压是不可能维持纪律的。换言之，我们在这份声明中预言了后来得到科尔尼洛夫暴乱这个集合名称的那些后果。我们认为，革命在两种情况下会遭到最大的威胁：在我们不相信的进攻胜利的情况下，在我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情况下。进攻的胜利将把市民与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致的沙文主义的情绪中，从而孤立革命的无产阶级。进攻的失败将有造成军队彻底瓦解、军队自发的溃退、再失去几个省份、群众的失望和绝望的危险。事件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胜利的消息没持续多久。它们被许多部分拒绝支持进攻部队、军官团的阵亡（突击队有时完全是由军官所构成）的阴沉的报道所取代。﹝2﹞
﹝1﹞这份声明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
﹝2﹞由于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在此摘引我党在6月3日，即在进攻的两个里期前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文件：
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必须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不仅是代表大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命运，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在这个词的完整准确的意义上）都取决于它：筹划在近期发动的军事进攻的问题。
让人民和军队——它不知道以什么国际目的的名义让它在当前的条件下去流血——面对进攻以及它的全部后果的事实，俄国反革命集团指望着进攻会导致把政权集中在与英、法、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军事、外交和资本家集团的手中，使它们今后无须再考虑俄国民主派组织的意志。
进攻的幕后反革命发起人没有停留在“军事冒险”上，他们自觉地利用国内外形势造成的军队的瓦解，为达到这些目的让绝望的民主派分子产生完全错误的观点，即进攻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能“复活”军队，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来弥补没有明确可行的消灭战争的纲领。然而十分清楚，这样的进攻只能彻底地瓦解军队，使它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
国内形势
军事事件是在国内生活的日益加剧的困难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土地问题、工业、民族关系的领域中，联合政府连一项有决定意义的措施都没有采取。粮食和交通越来越混乱。地方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劝群众等待。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所有决定和措施都往后推。制度的站不住脚和不稳定显而易见。可能的出路有两个：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赶出去，推动革命前进，或是转向凭借严厉的镇压来“遏制”人民群众。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走中间道路，只能使形势变得更加混乱。当立宪民主党人和最聪明、最有远见的联合政府的代表们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能够沉重地打击革命，也能打击执政党时，他们急忙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左翼盟友。7月2日产生了内阁危机，表面理由是乌克兰问题。这是政治全方位极度紧张的时刻。从前线的各个角落派来的代表团和个别代表，都在讲述由于进攻造成的笼罩着军队的混乱。所谓的国家刊物要求严厉镇压。从所谓的社会主义刊物上也越来越频繁地传来类似的声音。克伦斯基越来越公然地转到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将军们的一边，他不仅示威性地把他的仇恨倾泻到布尔什维克头上，还把自己的不快倾泻到所有革命政党头上。盟国使馆对政府施压，要求恢复纪律，继续进攻。在政府圈子内笼罩着极度的惊慌失措。在工人群众中积聚着愤怒，它急不可耐地要求释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机会，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彼得格勒工人这样对苏维埃的领导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呼吁。我记得7月2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来到这里作关于新的政权危机的报告。我们高度关注并期待，在他们建立并捍卫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策本身造成的沉重的考验中可耻地解体之后，他们现在会持什么样的立场。策列铁里是报告人。他冗长地对执行委员会解释他与捷列先柯一起对基辅拉达所做的那些让步﹝1﹞，决不意味着肢解国家，因此不能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提供充足的理由。策列铁里指责立宪民主党领袖的死守中央集权的教条，不明白对乌克兰人妥协的必要性等等。给人留下极度可怜的印象。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指责资产阶级清醒的政治家死守教条，后者利用第一个适当的借口迫使自己的政治总管为他们以6月18日进攻造成的事件发展的决定性转折付账。而结论呢？在所经历的全部联合经验之后，结论理当只有一个——与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时苏维埃内部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从政党来说，苏维埃政权直接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手中。我们自觉地走向这点。由于不断地选举的可能性，苏维埃机制保证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工人士兵群众的向左转。再加上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破裂，据我们的预见，激进倾向应该在苏维埃内部获得优势。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苏维埃组织的轨道，能够无痛苦地展开。与资产阶级破裂后，市侩民主派将落到它的打击之下，被迫寻求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它的犹豫不决和政治上的模糊在我们的批评的打击下，早晚会被劳动群众克服。这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并不信任（我们对此并不隐瞒）的苏维埃领导党，让它们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的原因。
但在7月2日的内阁危机之后，策列铁里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联合“思想”。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解释说，担任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人被死守教条、甚至反革命所败坏，但在外省还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能与革命民主派同步前进，为了保证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把资产阶级的代表吸引到新内阁中。唐恩已经满怀希望地观察激进民主党﹝2﹞了，它是在那时由几个可疑的政客拼凑出来的。联合的打破仅仅是为了给新的联合腾地方的消息立刻在彼得格勒传开，引起了工人区和士兵区的愤怒。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
﹝1﹞众所周知，策列铁里、捷列先柯等人当时曾被临时政府派住基辅，与乌克兰拉达进行谈判。稍后，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利用该代表团对拉达做出的这些让步，提交辞呈，目的是推卸6月18日进攻失败的责任。
﹝2﹞激进民主党是以加入临时政府的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左派集团创建的。在联合政纲的基础上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是该党的任务之一。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这个党是个死胎，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影响。
七月事件
还在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我们就在电话中得知，机枪团准备出动。我们在电话中采取了制止的措施。但在底层进行着巨大的工作：因不顺从而被解散的部队派代表从前线来到这里，带来了关于镇压的消息，惊动了卫戍部队。由于策列铁里、唐恩和齐赫泽伪造无产阶级舆论，力图不让彼得格勒苏维埃有可能成为劳动群众新情绪的表达者，因而彼得格勒工人对官方领导人的不满变得更加强烈。在6月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全俄执行委员会依靠最落后的省份，越来越把彼得格勒苏维埃排挤到次要地位，甚至把纯彼得格勒事务的领导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士兵从下面施加压力，对官方苏维埃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我党更坚决地行动。我们认为，由于外省的落后，这样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同时我们又担心，事件在前线会给革命队伍带来过度的混乱，在群众的心里散布绝望。在我党的队伍中，对7月3—5日运动的态度还没有完全确定。一方面是担心彼得格勒会脱离国家的其他部分，另一方面是希望只有彼得格勒的积极有力的干预才能拯救局势。党的底层鼓动者与群众同步，进行着决不妥协的鼓动。
革命群众走上街头还有希望打破妥协分子愚钝的死守教条并迫使他们明白，要想继续执政，只能与资产阶级公然决裂。与第二天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说和所写的相反，在我们党内，还根本没有武装夺取政权的计划。问题涉及的是自发产生的革命示威游行，但在政治上是我们领导的。当武装士兵和工人的汹涌浪潮从四面八方把塔夫利达宫团团围住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在示威者中，当然有微不足道的少数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准备动用武器来反对苏维埃核心。还有黑色百人团、明显的雇佣分子，他们企图利用形势，制造屠杀和混乱。逮捕切尔诺夫[1]、策列铁里，解散执行委员会等要求就是出自这些人，他们甚至还企图逮捕切尔诺夫。后来，我在十字架监狱中认识了一个参与了这个企图的水兵：他原来是个刑事犯，因抢劫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但是，资产阶级和妥协派报刊把整个运动描绘成屠杀、反革命的进军，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进军，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动用武力掌握政权。7月3—5日的运动十分清楚地暴露，在彼得格勒，在苏维埃执政党的周围笼罩着真空。那时远非整个卫戍部队都支持我们。有动摇的部分，有犹豫否决和消极的部分。但如果除去士官生的话，根本没有多少人会为保卫政府或苏维埃领导党而准备与我们斗争。不得不从前线调军队。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人7月3日的整个战略可以归结为拖延时间，使克伦斯基有可能把“可靠的”部队调到彼得格勒。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被武装的人民群众团团围住的塔夫利达宫的大厅里，要求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坚决的社会改革和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宫殿里遇到每一支新的示威队伍，都对他们讲话，呼吁他们保持平静，表达了信心，即在今天的群众情绪下，妥协派不能再建立新的联合政权。喀琅施塔得人的情绪特别坚定，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控制在示威游行的范围内。4号，示威更广泛地展开，这已经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了。苏维埃领袖们惊慌失措，他们的讲话闪烁其词，乌利斯—齐赫泽对代表团的答复没有任何政治内容。很清楚，官方领袖在等待。
4日夜间，“可靠的”部队抵达这里。在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在塔夫利达宫宫顶上军号吹响了《马赛曲》。主席团成员的脸一下子就变了样，出现了近几天所缺乏的信心。沃伦斯基团——就是在几个月后成了在我们的旗帜下展开十月革命的先锋团——开进了塔夫利达宫。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样。无须再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团、波罗的海舰队代表们客气了。在执行委员会的讲坛上传来了关于现在已经被忠于政府的军队镇压的武装暴乱的讲话。布尔什维克党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
在近几天的武装示威游行中，自由派资产阶级体验到的害怕，现在以不可遏止的仇恨的形式发泄出来，不仅在报纸的栏目上，也在彼得格勒的街头上，尤其是在涅瓦大街上，无情地殴打在那里进行“犯罪”宣传的个别工人和士兵。士官生、军官、突击队员、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们成了局势的主人。他们中为首的是那些公认的反革命分子。在城里无情地摧毁工人组织和我党的机构。逮捕、搜查、殴打开始了，还有个别人被杀害。4日夜间，那时的司法部长彼列韦尔泽夫把一份应该能够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脑是被德国收买的奸细的“文件”交给了报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早就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了解是如此之深，他们不能相信这些指控，但是同时，指控的成功又与他们利害相关，因此他们不会公然出面反驳它。即使现在回忆起那些充斥在资产阶级和妥协派报纸上的肆无忌惮的谎言，仍感到恶心。我们的报社被捣毁。革命的彼得格勒感到，外省和军队距离它还很远。在工人区出现了暂时的慌乱。在卫戍部队中进行了镇压：解散了几个团，解除了几个部分的武装。同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建立了新内阁，吸收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集团代表进入其中，他们没有给政府带来任何东西，却使它失去了最后一点儿革命的首创精神。
同时，前线的事件按自己的顺序进行。军队机体受到了深深的震荡。士兵们通过事实深信，在革命初期涂上了红的保护色的军官中的大部分对新制度仍充满了仇恨。在大本营中，公然进行反革命分子的招募。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遭到严厉追查。进攻早就被悲惨的撤退所取代。资产阶级报刊疯狂地诽谤军队，如果在进攻的前夕回答我们说，说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军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们、而现在，当进攻的冒险如此悲惨地告终时，那些人物和政党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监狱里塞满了革命工人和士兵。动用了沙皇制度所有老练的司法人员侦办7月3—5日案件。在这些条件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胆地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同志自首，接受“法庭审判”。
[1]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是几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逃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译注
七月事件之后
工人区的慌乱很快就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革命涨潮，它不仅出现在无产阶级中，还出现在卫戌部队中。妥协派失去了所有影响，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开始从城市中心涌向全国，冲垮了一切障碍，渗入军队中。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权已经公然走上镇压的道路。内阁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我们的报纸被查封，我们的宣传员被逮捕，但是，这些只是增大了我们的影响。尽管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改选制造了重重障碍，但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成了多数。莫斯科苏维埃的情况也一样。
在这时，我与许多其他同志已经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了，我是因根据与德国当局的协议，为达到协助完成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任务而鼓动、组织7月3—5日武装暴动的罪名而被捕的。并非无名的沙皇制度的司法侦查员亚历山大过去审过不少革命者的案子，今天接受了保卫共和国、防御反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迫害的使命。在旧制度下，监狱犯人分政治犯和刑事犯，现在确立了新术语：刑事犯和布尔什维克。被囚禁的士兵充满了痛苦和不解。来自农村的年轻小伙子过去没有参加过政治生活，认为革命一劳水逸地解放了他们，现在则困惑不解地看着门上的锁和窗上的铁栅栏。每次放风时，他们都不安地问我，这意味着什么，结局是什么。我安慰他们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
科尔尼洛夫暴乱
8月底，爆发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暴乱，它是动员反革命力量的直接结果，6月18日进攻是对它的强有力的推动。在6月中举行的声名狼藉的莫斯科会议上，克伦斯基企图站在有产资格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认为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在“法制”国家的范围之内。在占会议一半的有产资格分子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市侩民主派背叛的沉默中，克伦斯基用铁与血威胁他们。但是，克伦斯基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威胁并不能满足反革命事业的头目。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国家各个部分—工人阶级、农村和军队—中的革命涨潮，他们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极端措施来惩戒群众。根据与把他当成自己的英雄的有产资格资产阶级的协议，科尔尼洛夫承担了这个冒险的任务。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其他执政或半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是他的阴谋的共犯，但是所有这些人明白，在他获胜的情况下他们将被排斥在外后，又都在事件发展的一定阶段出卖了科尔尼洛夫。我们是在监狱中经历科尔尼洛夫事件的，通过报纸跟踪它：自由得到报纸是克伦斯基监狱与旧制度下的监狱的唯一的重大区别。哥萨克将军的冒险失败了。革命后的6个月在群众的意识中和他们的组织中建立了足够强大的堡垒，以反对公然的反革命进攻。苏维埃的妥协派政党被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可能的后果吓坏了，因为这个阴谋不仅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还有消灭整个革命连同它的执政党的危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着手让布尔什维克合法化，而且十分谨慎，只让他们半合法化，因为他们预感到未来可能的危险。那些在七月事件后被宣布为暴徙和反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在科尔尼洛夫危险时刻又被召来保卫革命。他们应召前来，没有说话，没有责备，没有提旧事，迅速进入了最重要的岗位。我有充分的权利回忆起，当策列铁里5月里中伤喀琅施塔得人时我掷给他的话：“当反革命将军们企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时，立宪民主党人将往绳子上抹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前来战斗，与我们共存亡。”
后方和前线各地的苏维埃组织都在与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和力量。事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进行厮杀的地步。革命群众冲掉了将军的阴谋。正如7月间妥协分子在彼得格勒卫戌部队中找不到反对我们的士兵一样，科尔尼洛夫在整个前线都找不到反对革命的士兵。他靠欺骗行事，宣传的语言轻易地摧毁了他的企图。
据报纸说，我希望接下来的事件很快就会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力量的增长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具有不可遏止的势头。布尔什维克提出反对联合的警告，反对6月18日的进攻，他们预言了科尔尼洛夫的暴乱。人民群众通过经验相信我们是正确的。在科尔尼洛夫阴谋最令人担心的时刻，哥萨克师兵临彼得格勒城下，彼得格勒苏维埃被迫促使当局武装工人。被调来反对我们的团队，早就在彼得格勒的热烈的气氛中得到新生，现在完全站在我们的一边。科尔尼洛夫暴乱应该彻底让军队睁开眼睛，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今后再也不能允许了。也许因此可以期望，镇压科尔尼洛夫暴乱只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直接进攻的序曲。但是，事件的发展实际上缓慢得多。虽然革命情绪高涨，群众在接受了七月事件的严厉教训之后，变得谨慎多了，他们拒绝任何自发行动，等待着来自上面的召唤和领导。但在我党的上层，占主导的是观望情绪。在这些条件下，尽管力量的深刻变化对我们有利，消灭科尔尼洛夫的冒险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变化。
苏维埃内部的斗争
我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优势那时已经彻底巩固。这点以戏剧化的形式在主席团人员构成上表现出来。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居统治地位时，他们动用一切手段孤立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们不允许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彼得格勒主席团，即便在我党已在苏维埃中占了至少1/3的席位时也一样。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不稳定的多数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我们提出根据各党席位比例组成联合主席团的要求，被以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1]、切尔诺夫为成员的旧主席团断然拒绝。现在，当被革命打垮的政党的代表说什么民主派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责我们一党专政时，不妨回忆一下这点。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了特别会议，它应该解决主席团的命运问题。双方都调动了所有力量和后备力量。策列铁里做了纲领性的讲话，他在其中证明主席团的问题是方向问题。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能得到稍稍少于半数的票数，并认为这就是胜利。但事实上，在记名投票中，我们得到的票数比全部对手总和还多了一百多票。策列铁里说：“我们在6个月间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这些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在莫斯科苏维埃中，发生了同样的领导党的变化。﹝1﹞外省苏维埃一个接一个地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刻临近了，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地想要把代表大会推向遥远的未来，以此来破坏它。因为新的代表大会显然会使我党成为多数，以相应的方式更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使妥协分子失去他们最重要的阵地。对我们来说，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全俄民主会议的主张。他们需要这个会议既是为了反对我们，也是为了反对克伦斯基。
内阁首脑在此时所持的完全是独立的、不负责任的立场。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他抬上权力的宝座。克伦斯基进入内阁未经苏维埃的预先决定，但事后得到了它的同意。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认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七月事件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打着建立革命专政的旗号免去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苏维埃的责任。现在，在这些建立了小集团专政的人指责并诅咒阶级专政时，回忆这一点也并非无益。人为地拉进莫斯科会议的有产资格分子与民主派分子彼此势均力敌，该会议的任务是确立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的克伦斯基政权。这个目的只是表面上达到了。实质上，莫斯科会议暴露了克伦斯基完全没有力量，因为他与有产资格分子以及市侩民主派同样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自由派分子和保守分子因他攻击民主派而为他鼓掌，而当他小心地指责反革命分子时妥协派则为他欢呼，他就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似乎他依靠这二者而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用铁与血威胁工人和革命士兵。他的政策在与科尔尼洛夫幕后交易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使他甚至在妥协分子的眼中都声誉扫地。策列铁里以对他来说是典型的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说到政策中的“个人”因素和必须限制这些个人因素。根据他的一厢情愿，由苏维埃、杜马、地方自治会、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主要任务是保证会议有足够的保守成分，以便一劳永逸地把苏维埃消融在模糊的民主派群众之中，在这个新组织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涨潮。
在此说几句话，指出苏维埃与自治民主机构的政治角色的区别，并不多余。庸人不止一次地对我们指出，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选出的新杜马和地方自治局比苏维埃要民主得多，它们更有权代表居民，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民主标准在革命时代没有严肃的内容。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群众的意识变化迅速，一批又一批新居民阶层积累经验并检验自己昨天的观点，抛弃它们，再形成新的观点，拒绝过去的领袖，追随新的，不断前进……依靠普选权的笨重机关的形式上民主的组织在革命时代必然会落后于群众政治意识的发展。苏维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直接依靠组织起来的集团，如作坊、工厂、乡、团队等。这里的选举当然缺乏准确性的司法保障，像在建立民主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中那样，但确实有代表与选举人之间直接联系的更严肃、更深刻的保障。市杜马议员和地方自治局代表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他们把自己为期一年的选举权交给他之后，就散了。苏维埃的选举人总是被工作和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代表总是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他制造委托书，评判他，用别人来取代他。如果说在革命的过去几个月中，总体政治演变表现为妥协派的影响被布尔什维克的决定性影响所取代的话，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取代的过程是在苏维埃中最鲜明、最充分地反映出来的，而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尽管有其形式上的民主，但实际上它们表达的不是今天的，而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正是这点说明了那些在革命阶级中失去了基础的政党之所以如此向往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原因。后来，在走向立宪会议时，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那是在更大的规模上。
﹝1﹞莫斯科苏维埃像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样，在事件的影响下，在9月里抛弃了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9月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工人代表、士兵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在此之前，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单独存在）提出时局问题。在孟什维克的报告和А·И·李可夫的副报告之后，虽然社会革命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决议，支持孟什维克的决议，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得到了355票，反对票为254张。
9月9日，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辛楚克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交出了权力。
9月12日在苏维埃会议上，孟什维克党团建议改选执行委员会，因为党团不能对9月5日通过的决议负责。执行委员会改选票数分配如下：在462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得246票，孟什维克得125票，社会革命党人得55票，统一派得26票。9月28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根据布哈林关干全俄民主会议和时局的报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该决议否定联合原则，莫斯科苏维埃支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号召外省苏维埃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莫斯科苏维埃以后的工作完全在我党的影响下进行，它的第一任布尔什维克主席是诺根。
[1]斯柯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1938），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政府劳动部长。1921—1925年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法国的全权代表。192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译注
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策列铁里和他的支持者在9月中旬召开的，它纯粹是人为的，是由苏维埃和自治机构根据保障妥协政党的优势的比例拼凑成的。会议是软弱无力和惊慌失措的产物，以可怜的失败而告终。有产资格资产阶级对会议持极大的敌意，认为该会议企图让它放弃它在莫斯科会议上已经接近的那些立场。革命无产阶级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士兵群众早就指责召开全俄民主会议的掺假的方法。妥协派的直接目的是建立“负责任的”内阁。但这个目的没有实现。克伦斯基不想也不允许负责任，因为站在他身后的资产阶级不允许。对所谓的民主机构不负责任，意味着对立宪民主党以及盟国使馆的实际负责。对资产阶级来说，目前这就够了。在联合问题上，全俄民主会议暴露了自己的破产：投票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比反对联合的多，不过多数人投票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但除去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中就没有严肃的联合对象。策列铁里详细地对会议解释了这点。既然会议不明白，那它活该。策列铁里毫不客气地背着会议与被会议否定的立宪民主党人谈判，而且决定，立宪民主党人不是作为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出现。遭到来自左右两边攻击的市民民主派一直承受着对自己的这个嘲弄，并以此展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彻底衰竭。从全俄民主会议衍生出来的预备议会，决定以有产资格分子来充实它，这个预备议会应该以它自己来填补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留下的空白。新联合内阁与策列铁里最初的方案相矛盾，但与资产阶级的方案完全一致，保留了其形式上的对预备议会的独立性。这一切产生了可怜无力的小官吏创造的印象，其后隐藏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有产资格自由派的彻底投降，后者在此前的一个月曾公然支持科尔尼洛夫对革命的进攻。这样一来，一切都归结为恢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使它万世长存。无须再怀疑，不管未来的立宪会议的人员构成如何，政府政权将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因为妥协政党不顾人民群众给它们的优势，始终不渝地走向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国家政权。人民群众对米留可夫的党怀有深深的敌意。在革命期间的所有选举中，立宪民主党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然而就是在选举中胜利地击败了立宪民主党的那两个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选举之后却把联合政府中的上座给予它。如果群众日益看清妥协派政党实质上扮演的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管家的角色，就不足为奇了。
后方和前线的困难
那时国内形势已经恶化，变得更加复杂。战争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地拖延下去。政府没有为挣脱恶性循环采取任何措施，推出了让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去巴黎对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施加影响的堪称笑柄的计划。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会赋予这个计划以严肃的意义。科尔尼洛夫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旨在恐吓社会意识，并在这种气氛下在军队中确立棍棒纪律。危险威胁着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分子显然幸灾乐祸地对待这个危险。前杜马主席罗将柯公然说，把被败坏的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他以里加为例，德国人进入那里之后废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与过去的警察一起建立了牢固的秩序。波罗的海舰队的灭亡呢？舰队已经被革命宣传腐化了，损失也许并不那么大。在这个饶舌的老爷的厚颜无耻中，表达了广泛存在于资产阶级圈子中的隐秘思想。须知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并不意味着它的丧失。根据和平条约，被德国军国主义蹂躏的彼得格勒还可以回来。而革命将失去首脑，那时就容易对付了。克伦斯基政府没有严肃地考虑保卫首都。相反，为可能放弃它做了舆论准备。政府机构从彼得格勒疏散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情绪是紧张不安的。政府真的不能保卫彼得格勒吗？在这种情况下就该签订和约。如果不能签订和约，那就滚蛋。在这个决议中表达了士兵部的情绪。这是十月革命的曙光。
前线的形势日益恶化。寒冷的秋季已经来临，绵绵秋雨，一片泥泞。前面是策划中的第四个冬季战役。粮食困难越来越严重。后方忘记了前线，没有换防，没有增援部队，没有必需的防寒装。逃兵越来越多。还是在革命第一阶段选出来的旧的军队委员会还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支持克伦斯基的政策。禁止改选。在委员会和士兵群众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最终士兵开始仇恨委员会。越来越多的代表从战壕来到彼得格勒，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今后怎么办？由谁和怎样结束战争？彼得格勒苏维埃为什么沉默？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沉默。它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立即归苏维埃，工人监督生产，立即开始停火谈判。在我们还是反对党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宣传口号。但是，从我们在所有重要的苏维埃中成了多数后，这个口号使我们承担起为夺取政权进行直接斗争的责任。农村的情况混乱复杂到了极点。革命许诺给农民土地，但同时领导党要求农民在立宪会议之前不要动这个土地。开始农民耐心地等待，而在失去了耐心时，联合内阁就严厉地镇压他们。同时又把立宪会议推到遥远的未来。资产阶级坚持在缔结和约之后再召开立宪会议。农民群众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们在革命刚开始时的预言开始成为现实：农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夺取土地。镇压加强了，逮捕了革命的土地委员会。克伦斯基在某些县实施戒严。农民代表从农村涌向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抱怨说，当他们着手实施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纲领，把地主的土地夺到土地委员会的手中时，政府却开始逮捕他们。农民要求我们的保护。我们回答他们说，只有在政权到了我们的手中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保护他们。但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结论，如果苏维埃不想成为清谈馆，就应该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我们右边的邻居这样对我们说：“在立宪会议召开的一个半月前为政权而斗争毫无意义。”但我们丝毫没有被这个立宪会议偶像崇拜所传染。首先，它是否真的能够召开没有任何保障。军队的瓦解、大批的逃兵、粮食供应的崩溃、土地革命，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形势对立宪会议的选举相当不利。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有把选举问题从日程上彻底排除的危险。即便在旧的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旧名单召开了立宪会议，它也只能是联合政权的掩饰，使它神圣化。没有资产阶级，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都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赋有使命的革命阶级才能打破革命在其中徘徊和瓦解的牢固的圈子。政权应该从那些分子手中夺过来，他们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妨碍人民革命要求的武器，直接或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
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我党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前一个阶段，翻译成政党的语言，它意味着和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对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
现在，在1917年10月，这个口号意味着全部政权归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它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事关工人阶级专政，它率领、或更确切地说，它能够引领数百万最贫苦的农民群众迫随自己。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一切都在把党引上这条道路。我们从革命的头几天就宣传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多数苏维埃经过大规模的内部斗争，接受了这个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筹备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期待在这个大会上赢得我党的彻底的胜利。唐恩（谨慎的齐赫泽预先去了高加索）领导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千方百计地反对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依靠全俄民主会议的苏维埃党团，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最终实现了指定代表大会的日期——10月25日——的目的。后来这个日子作为伟大的日子载入俄国史册。我们预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并邀请波罗的海舰队和莫斯科参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有稳定的多数，事先得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的来自右边一半的掩护，奠定了十月革命的重大的组织前提。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但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一个事件，它注定要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0月初，苏维埃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代表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报，大本营要求把2/3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为什么？为了保卫彼得格勒。不是立即抽调，但必须立即做准备。司令部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这个计划。我们警惕起来。8月末也从彼得格勒整体或部分地抽调了5个革命团队。这是当时的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把一个哥萨克师投向彼得格勒，企图一劳永逸地占领革命的首都。我们从中得到了在战斗任务的借口下纯政治性地调动团队的经验。把后来的事提前说一下，在十月革命后发现的文件无可置疑地表明，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建议确实与军事目的毫不相干，不是别人，正是力求把最革命的，也就是他最仇恨的士兵清除出首都的克伦斯基强加给总司令杜鹤宁的。但在那时，在10月初，我们的怀疑引起右翼的护国主义愤怒的风暴。司令部催促我们，克伦斯基急不可耐，他脚下的土地太热了。我们不急于答复。彼得格勒无疑面临危险，保卫首都的问题以其全部可怕的意义摆在我们面前。但有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经验，在罗将柯关于德国人的占领是拯救的话之后，何以让人相信，彼得格勒不会因其造反精神而被恶意地放弃给德国人？执行委员会拒绝盲目地在抽调2/3的卫戍部队的命令上盖章。我们声明：“必须检验这个命令是否真的是出于军事考虑，必须建立进行这种验证的机构。”建立与苏维埃士兵部、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处平行的纯作战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它在后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了十月革命的实际武器。无疑，当我们提出建立机构，并在它的手中集中了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纯军事的领导线索时，我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正是这个机构可能成为不可取代的革命武器。那时我们已经公然地走向起义，为它做组织准备。
已经说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10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无疑会提出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但这个决议应该立即落实，否则它就会变成有损声誉的柏拉图式的装模作样。根据事物本身逻辑的结论，我们预定在10月25日起义。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正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代表大会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它是否允许克伦斯基在几百或几千士官生、准尉和突击队员的帮助下包围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它驱散？抽调卫戍部队的企图本身难道不意味着政府准备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吗？如果它在看到我们公然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为对联合政权进行致命的打击而动员苏维埃的力量时不这样准备，那倒奇怪了。
这样一来，彼得格勒的冲突就在卫戍部队命运的问题上展开了。这个问题首先触及所有士兵的要害。但工人也十分关注这个冲突，因为他们担心，在卫戍部队调出之后，他们会被士官生和哥萨克扼杀。因而，性质极其尖锐的冲突在极度不利于克伦斯基政府的基础上展开了。
同时进行的还有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而且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北方区代表大会的名义公然宣布，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废除克伦斯基政府，成为俄国大地的真正主人。起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它是在全国人的眼皮底下完全公然地展开的。10月期间，关于起义的问题在我党党内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躲避在芬兰的列宁在许多信件中坚持更果断的策略。底层群众产生迷误，并对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却没有从自己的口号中得出实际结论积聚起不满。10月10日召开了列宁出席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提上日程的是起义问题。除了两票反对外，绝大多数决定，应该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的武装起义，是拯救革命和国家避免彻底崩溃的唯一手段。﹝1﹞
﹝1﹞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迫在眉睫的起义问题。他在10月写的一系列信件中，批评妥协政策。与起义方针紧密相关的还有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列宁的两封信阐明了他在9月底和10月初的立场。
抵制预备议会的观点在我觉领导层中获得胜利之后（众所周知，1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又出现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问题。
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我党党员Г. К. 苏汉诺娃家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长时问的激烈争论，通过了下述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无论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舰队的起义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极端表现，其次是帝国主义分子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对和平的威胁），还是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决定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所有苏堆埃中赢得了多数，这与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相信我觉（莫斯科的选举）紧密相关，最后是显而易见的筹备第二次科尔尼洛夫暴乱（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把哥萨克调到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
这就是承认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成熟了，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党组织以此为指导，从这个角度讨论和解决所有实际问题（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抽调彼得格勒部队，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中央委员中反对这个决议的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次会议无疑是我党夺取政权斗争中的转折点。但它不仅没有消除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歧，反而使它们激化。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10月12日的信就是证明[1]，这些分歧直到起义前和起义后的第一阶段才被消除。
[1]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译注
民主议会和预备议会
全俄民主会议衍生出来的民主议会继承了前者的全部软弱无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旧苏维埃政党为自己在这个议会中人为地制造了多数，但只是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衰竭。策列铁里在议会幕后与克伦斯基和“有产资格分子”——就是为了不用资产阶级这个“侮辱人的”名字而在苏维埃中开始用的称呼——的代表进行茫无头绪的谈判。策列铁里关于谈判进程和结果的报告有点像整个革命阶段的悼词。原来，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有产资格分子都不同意对半代议机构负责。另一方面，在立宪民主党之外，就找不到所谓的“干练的”社会活动家。机构的组织者只得在两方面投降。全俄民主会议就是为了消除不负责任的制度而召开的，而且会议正式投票否认了与立宪民主党的联合，就使投降变得更加无可辩驳。革命前召开的民主议会的几次会议都笼罩着紧张和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气氛。民主议会反映的不是革命运动的前进，而是落在革命后面的政党的瓦解。
还在全俄民主会议期间，在我们的党团中就提出了示威性地退出全俄民主会议和抵制全俄民主议会的问题。应该以行动向群众表明，妥协派已把革命引入绝境。只有以革命方式才能进行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需要把政权从那些人的手中夺过来。事实表明他们不能行善，越是往后，甚至连积极地作恶的能力都将丧失。我们的政治道路是通过动员苏维埃周围的力量，通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起义道路，用它们来对抗通过人为拼凑的预备议会和靠不住的立宪会议。这只有通过在全体人民的睽睽众目之下与策列铁里和他的同志们建立的机构公然决裂，通过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集中到苏维埃机构上才能做到。因此我建议示威性地退出全俄民主会议，在工厂和团队中进行革命宣传，反对歪曲革命意志、再次把革命发展引入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轨道中的企图。我们几天后才收到列宁的信，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在党的上层中还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七月事件在党的意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工人和士兵群众从7月的致命打击中恢复过来，要比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快得多，他们担心，群众新的过早的进攻会破坏革命。在全俄民主会议的党团中，我为自己的建议争取到了50票，79票反对，他们赞成参加全俄民主会议。但是，这个参加的企图很快就巩固了党的左翼。已经十分明显，通过几近欺骗的联合，是不能摆脱软弱的市侩民主派把革命驱入的绝境的，因为联合的任务是，在已经在人民的底层中失去基础的妥协派的帮助下，保证有产资格分子今后对革命的领导权。那时，当充实了有产资格分子的民主议会变成了预备议会时，我党内部已经为与这个机构决裂做好了准备。
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否会在这条道路上追随我们。这个集团处在形成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得过于缓慢和犹豫。在革命初期，社会革命党在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党。农民、士兵甚至还有工人群众在投票中都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个党本身从来没有期望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表明，它有呛死在自己成功的波浪中的危险。除了纯资本家和地主集团以及有产资格分子，所有人和党派都投票给革命民粹派的党。这是符合革命开始阶段的情况的，那时阶级界线还没有暴露出来，那时对所谓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追求能够在该党模糊的纲领中找到自己的表达，对害怕与农民脱离的工人，寻找土地和自由的农民，还有力图领导这二者的知识分子以及企图适应新制度的官员，它都能给予栖身之所。
克伦斯基在沙皇时代是劳动派分子，在革命胜利后转到了社会革命党之中，随着克伦斯基在权力的台阶上不断上升，他的声望也开始提高。由于对军事部长的恭敬，并非总是精神性的，许多上校和将军都加入了不久前的恐怖分子的党。那时，经过革命考验的老社会革命党人就已经带着几分不安地看着不断增加的“3月”社会革命党人，就是那些只是在3月——即在革命已经推翻了旧制度，让革命民粹派成为政权的领袖——才展示自己的革命民粹派灵魂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党不仅把革命发展的内部矛盾，还有农民群众的落后偏见、知识分子阶层的多愁善感、动摇和钻营都纳入到自己的模糊框架中。那时就已经十分清楚，这样的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在思想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是软弱的。
政治领导角色属于孟什维克，他们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并从中获取了某些方法和习惯，使他们能在政治环境中定向，但仅限于“科学地”篡改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并在当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因此孟什维克这个资产阶级掌权的真正辩护士，在十月革命前就如此迅速地消耗了自己，几乎彻底消失。
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样日益失去影响，先是在工人中，然后在士兵中，最后是在农村中。但他们在十月革命时，在党员人数上来说，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党。它的右翼以沙文主义精神最强的分子阿夫克森齐耶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萨文柯夫等人为代表，彻底转入反革命阵营。与之对立，形成了力图保持与劳动群众联系的左翼。如果考虑这个事实，即作为内政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以擅自解决土地问题的罪名而逮捕由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农民土地委员会，这个党的内部“分歧”有多大，对我们来说就相当清楚了。
党的传统领袖切尔诺夫站在中间。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饱览社会主义文献，是派别斗争的老手。在党的生活集中在国外侨民集团中的那个时期，他始终是党的首脑。革命的第一个不苛求的浪潮把社会革命党抬到如此之高的高度，自然也抬高了切尔诺夫，但只是为了彻底暴露他的软弱无力，甚至在第一阶段的政治领导人、活动家之中也是如此。那些能保证切尔诺夫在国外民粹派小团体中优势的小手腕，在革命的天平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他全神贯注于不做任何重要的决定，在所有关键时刻都采取回避、观望和等待的手段。在两翼分歧越来越深时，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内保证了他的中心地位。但长久维持党的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前恐怖分子萨文柯夫参与了科尔尼洛夫的阴谋，与反革命哥萨克军官集团处于感人的一致中，并准备粉碎其中不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作为对左冀的牺牲，中派开除了萨文柯夫，但不敢对克伦斯基下手。在预备议会中，该党暴露了极大的分歧：三个集团各行其是，虽然是在同一个党的旗帜下，而且没有一个集团确切地知道它想要什么。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中的形式上的统治权仅仅意味着政治衰败的继续。
[1]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亚（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组织者之一和领袖。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874—1896年被捕入狱，服苦役，被流放。参加1905—1907年革命。小资产阶级刊物称她为“俄国革命老太太”。1919年起为白俄侨民。——译注
退出预备议会和前线的声音
在退出预备议会之前，根据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的政治统计，给我们大约500个席位，我们安排与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拒绝追随我们，理由是他们还要在实践中对农民暴露预备议会是站不住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导人说：“我们认为有必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想退出预备议会，现在就上街投入公开的斗争的话，我们是不会追随你们的。”资产阶级妥协派的刊物指责我们正是为了制造革命形势而力图破坏预备议会。我们在党团会议上决定，不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独立行动。在预备议会的讲坛上宣读了我党的声明，解释我们为什么与这个机构破裂，该声明受到多数派各集团的无力的仇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中，绝大多数赞成我们退出预备议会，一小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领袖马尔托夫对我们解释说，退出共和国临时议会（这是这个不值得尊重的机构的正式名称），只有在我们打算立即转入公开进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问题在于，这正是我们所打算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检察官们曾指责我们力图制造革命形势，他们是对的。我们认为公开的起义和直接夺取政权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又像在七月事件时一样，刊物和被称为舆论的所有其他机关报都被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从7月的武库中拿出了科尔尼洛夫暴乱后被暂时放到那里的最令人厌恶的武器。真是徒劳！群众不可遏制地涌向我们，其情绪一小时比一小时高涨。代表们从战壕里走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这个不能容忍的局面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士兵们命令我们对你们声明：如果到11月1日还不在和平问题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战壕将会空无一人，整个军队都将奔向后方。”这样的决定在前线泛滥。士兵们把自制的声明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声明号召在战壕里只留到下初雪为止。战壕的代表在苏维埃会议上大声疾呼：“你们忘了我们！如果你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那我们就自己到这里来，用刺刀赶走我们的敌人，连你们也包括在内。”在几个星期内，对军队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成了引力中心。在改变了它的领导方向、改选了它的主席团之后，它的决议使筋疲力尽、绝望的前线部队产生了希望：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建议的道路上实际地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那就是公布秘密条约，立即在所有前线上停火。“你们说政权应该归苏维埃，那就把它拿到你们的手中。你们担心前线不支持你们。抛开所有的怀疑，绝大多数士兵群众赞成你们。”
此时，在抽调卫戍部队问题上的冲突也进一步展开。几乎每天都召集连、团和指挥员委员会会议。我党独占的影响在卫戍部队中已经彻底确立。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处于极度惊慌失措的状态中。它时而试图与我们进入正常的关系中，时而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唆使，威胁要镇压我们。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上面已经说过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事。根据设想，它应该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对抗克伦斯基司令部的事实上的苏维埃司令部。死守教条的妥协政党的代表们教训我们说：“但是，存在两个司令部是不允许的。”我们反驳说：“但允许存在这种局面，即卫戍部队不信任官方司令部，担心从彼得格勒抽调士兵是新的反革命阴谋所授意的。”右派回答我们说：“建立第二个司令部意味着起义。你们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不仅仅是验证军事意图和军事当局的命令，而是准备和进行反对今天的政府的起义。”这个反驳是正确的。但正是因此，它谁也吓唬不了。苏维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已经意识到推翻联合政权的必要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越是详实可信地证明军事革命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起义的机关，彼得格勒苏维埃就越是准备支持新的战斗机关。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派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所有部分以及首都及其郊区的所有重要机构的委员。我们从各方面得到消息，政府，或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在组织和武装自己的力量。从国家的和私人的武器仓库中拿出步枪、手枪、机枪、弹药来武装士官生、大学生和一般资产阶级青年。必须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给所有武器仓库和商店任命委员。他们几乎未遇抵抗就控制了局面。诚然，仓库司令和所有者企图不承认他们，但只要一求助于士兵委员会或每个机构的职员，反抗立即就被粉碎。此后只根据我们的委员的命令发放武器。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团队以前有自己的委员，但他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6月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是在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不断增长的力量的6月18日的示威游行之后，妥协政党几乎已经完全消除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对革命首都中的事件的实际影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领导权集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手中。现在的任务是，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委员派到所有地方。这个任务在士兵群众的强有力的协助下完成了。在各个政党的演讲人都讲话的集会结束时，一个团队接一个团队声明，它将只承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委员，没有它的决定就寸步难行。
在对这些委员的任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七月事件﹝1﹞之前，它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7月5日，克伦斯基调进彼得格勒的自行车营捣毁了我党军事组织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私宅。它的多数领导人和一般成员被逮捕，出版物被查封，印刷所被捣毁。这个组织只是逐渐地重建了自己的机关，这一次是秘密的。它只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吸纳了极少的一部分——总共只有几百人——为自己的成员。但在他们之中有不少坚决、忘我的忠于革命的士兵和年轻军官，主要是在7月在克伦斯基的监狱中被关押过的人。他们所有人都听命于军事革命委员会，都被安排在最重要的战斗岗位上。
正是我党的军事组织极其谨慎，甚至带有某种怀疑地对待十月立即起义的思想，指出这点并非多余。组织的封闭性质、它的纯军事人员构成使它的领导人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起义的纯技术和组织资源，从这个角度，我们无疑是软弱的。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革命高潮和它愿意在我们的旗帜下战斗。
﹝1﹞事件经过：
布尔什维克战斗组织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一天，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第二次合法会议上就产生了。3月7日，彼得格勒委员会确认并通过了在军队中展开工作的纲领和计划，为落实它们而选举了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有H. И. 波德沃伊斯基、A. H. 苏利其夫、C. 纳尔夫斯基同志。委员会不断补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新同志和部分前线代表。在它的人员组成中有涅夫斯基、梅霍诺申、克雷连柯、泽瓦尔托夫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等。
战斗组织面临的任务是掌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军队，建立能够择卫革命成果、保卫工人组织的武装力量。
4月19日之前的时间是在不断的宣传工作中度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土地等口号深入士兵群众的心中。揭露唆使士兵群众反对工人和工人组织的政策。创办士兵俱乐部。《真理报》培养最有觉悟的士兵，旨在使他们成为各级士兵领导人。4月15日出版了《士兵真理报》，发行5万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4月16日举行士兵和水兵的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刊对列宁的诽谤。4月19日举行了赤卫队的武装示威游行，示威得到部队的支持，抗议米留可夫确认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目的的4月18日照会。示威以和政府军队的武装冲突而告终。
军事组织在4、5月间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采取措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全体工人士兵的示威游行。示威定在6月10日举行。此时召开的护国分子占3/4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出警报，指责我党搞阴谋，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上，决定取消示威游行。军事组织费了好大劲才平息了一心要示威的群众。
6月18日的示威游行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进行的。
6月18日举行的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共有160人，代表着500个团队和26000个士兵部。代表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全部口号是士兵群众的口号。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流露出对积极地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急不可耐的期侍。代表会议的领导者加强了与这种情绪的斗争，他们知道群众还没有做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7月3—5日事件前，军事组织不得不发放号召书，声明它没有号召发动，要求检验那些以军事组织名义鼓吹发动的所有人的证件。
七月事件发生了。杀戮、逮捕开始了。组织被破坏了。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维堡区安顿下来，重新开始调整被破坏的联系。组织出版《士兵和工人报》。加强调整机关。组织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准备起义和通过区委员会加强赤卫队。重新开始建立全俄的联系，还有与作战部队的联系。
8月15日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它是军事组织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开始组建军队各部分和赤卫队支部的统一组织。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将军把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军事组织调动自己的各部分军队保卫彼得格勒，军事组织成员在前线竭尽全力，阻止科尔尼洛夫继续前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建议与我党的军事组织共同工作。
在帕诺夫和大卢基，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部分被击溃，部分转到了革命军队的一边。
此后成立了赤卫队教官学院，制定了培训教程，开始强化训练工人战斗队。赤卫队司令部就是这时建立的。军事组织在十月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的领导者都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十月革命后，军事组织的后继者是1917年12月建立的组建红军的全俄委员会。
涨潮的增长
宣传鼓动与革命工作一起蓬勃地展开。这是在工厂、“麾登”和契尼泽利马戏场、俱乐部、兵营中不断集会的时期。这些集会和会议的气氛充满了电流。每次提到起义都会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资产阶级报刊加深了普遍担心的情绪。我签发的让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给赤卫队发5000枝步枪的命令，在资产阶级中引起无法形容的恐慌。到处说的和写的都是筹备中的大屠杀。这当然丝毫不能妨碍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的工人把武器发给赤卫队员。资产阶级报刊越是疯狂地诽谤和中伤我们，群众就更加热烈地响应我们的呼声。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危机应该在近几天中解决。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发出电报：“革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高尔基在其《新生活报》上每天都在预言整个文化日益临近的毁灭。﹝1﹞总之，随着严厉的工人专政制度的临近，社会主义色彩以惊人的速度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退去。
然而，甚至是最落后团队的士兵都兴奋地迎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哥萨克部队和社会主义孟什维克的士官生派代表到我们这里。他们答应在公开的冲突中自己的部分至少保持中立。克伦斯基政府显然已经被架空了。
军区司令部与我们联系，建议和解。为了搞清敌人反抗的力量，我们与他们进行谈判。但司令部发神经，时而劝说，时而威胁，甚至声称我们的委员不算数，但这并没有在他们的工作上反映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与司令部达成的协议任命上尉马列夫斯基为驻彼得格勒军区的总委员，它宽宏大量地表示同意承认我们的委员，但是在他们服从紧急委员的条件下，建议被否决，谈判破裂了。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中间人来到我们这里，又是劝说，又是威胁，还预言了我们的灭亡和革命的灭亡。
﹝1﹞例如他发表在10月18日的《新生活报》上的文章《不能沉默》中写道：
10月20日发动武装起义的流言广为流传……我们（7月）看到过的无意义的血腥屠杀将再次重演。它在整个国家中破坏了革命的道德意义，动摇了它的文化涵义……
……莫非有这样的冒险家，他们看到无产阶级的自觉部分的革命精力衰退，想通过大量流血来激起这种精力？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应该驳斥关于发动的流言……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
这时，斯莫尔尼宫已经完全处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我党的支配下。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转到马林斯基宫，新生的预备议会将在那里度过自己的最后几天。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在资产阶级一翼的热烈的掌声中，他企图以虚张声势的威胁掩盖他的软弱。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反抗尝试。它给卫戍部队的各个部分发邀请，让每个部分派两个代表来进行把部队调出首都的谈判。会议预定在10月22日下午1点召开。各团队立即向我们通报了这个邀请。我们于上午11点召开了卫戍部队电话会议。仍有部分代表去了司令部，但只是为了声明，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定，他们哪儿也不去。卫戍部队会议几乎一致确认了自己忠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反对只是来自于前苏维埃政党的军官代表，但在团队代表中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司令部的尝试只是更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脚下有坚实的土壤。沃隆斯基团站在最前列，就是那个为平息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夜间在自己乐队的伴奏下开进塔夫利达宫的团队。
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印刷设施把持在自己的手中。哪怕是得到这些出版物中的一份的尝试都没有任何结果。9月底，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办独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报纸。但所有的印刷厂都有活，它们的老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抵制我们。我们决定举办“彼得格勒苏维埃日”，旨在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为创办报纸募集资金。这一天指定在两个星期后的22日，可能正好是在起义公然爆发之时。
敌对报刊言之凿凿地报道说，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将于10月22日在彼得格勒街头爆发。起义将会爆发，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怀疑。只是企图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猜测、预言，力图以这种方式迫使我方予以驳斥或承认。但是苏维埃平静而充满信心地前进，根本不理睬资产阶级舆论的哀号。10月22日成为检阅无产阶级力量的日子。它在所有方面都进行得非常出色。虽然有来自右边的提出什么彼得格勒街头将会血流成河的警告，人民群众仍涌向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集会。全部演讲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所有公共场所都挤满了人。集会不间断地连续几个小时地进行。我党的演讲人、前来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前线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集会上讲话。公共建筑被工人、士兵、水兵的浪潮所淹没。甚至在革命时期，这样的集会也不多。大多数小市民群众行动起来，资产阶级报刊的喊叫、警告和中伤没有吓坏他们，而是使他们激动不安。数万民众冲刷着民众文化宫，在走廊里来来去去，挤满了所有大厅。在铁制的小圆柱边人头攒动，像一串串葡萄似的。在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电流，它意味着革命的最关键的时刻。“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前苏维埃政党的人胆敢在这些庞大的人群面前发表反对意见。彼得格勒苏维埃独享统治权。战役实际上已经赢了。剩下的只是给幽灵似的政府以最后的军事打击。
争取动摇的部队
我们自己人之中最谨慎的人转告说，还有一些部队不支持我们：哥萨克、骑兵团、谢苗诺夫团的士兵、自行车营的士兵。我们已经给这些部队任命了委员和宣传鼓动员。他们的汇报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炽热的气氛笼罩了所有的人和物。就连最保守的军人也失去了抗拒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总体倾向的可能性。我参加了被认为是克伦斯基政府支柱的谢苗诺夫团的露天集会。右翼最著名的演讲人也出现在那里。他们抓住卫戍部队保守的团队，就像抓住联合政权的最后一个支柱一样。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团队的绝大多数支持我们，没让这些前部长把话讲完。那些还反对苏维埃的口号的集团主要是由军官、后备军士官生和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所构成。工人和农民群众完全支持我们。分化沿着清晰的社会界线进行。
彼得格勒的核心军事基础是彼得保罗要塞。我们任命年轻的准尉为那里的司令。﹝1﹞他表明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几个小时内就控制了局面。要塞的合法当局退到一边观望。自行车营的士兵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靠分子，他们在7月里捣毁了我党在克舍辛斯卡娅私宅中的军事组织，并占领了它。23日下午2点左右，我乘车来到要塞。院子里正在举行集会。右翼的演讲人极度谨慎和闪烁其词，小心地回避克伦斯基的问题。此人的名字必然会引起士兵抗议和愤怒的喊声。他们听我们的话，跟我们走。4点，自行车营的士兵在隔壁的麾登马戏场召集全营会议。在演讲人中有军需将军波拉杰列夫。他讲话极其小心。官方和军官演讲人肆无忌惮地把工人政党说成是叛徒和德国皇帝雇用的匪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司令部副官走到我跟前说：“您看，需要什么样的协议呢？”但已经太晚了。在辩论之后，全营中只有30人反对，其余的都赞成政权归苏维埃。
﹝1﹞此人是布拉贡拉沃夫。占领彼得保罗要塞对委员会有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它还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彼得保罗要塞里集中着步枪仓库。长期以来，军事革命委员会为解决彼得保罗要塞的问题绞尽脑汁，他们否决了用武力解除要塞卫戍部队的武装的建议，它的情绪不稳定，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派委员会的代表去要塞，从思想上争取卫戍部队。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来到彼得保罗要塞，受到了卫戍部队士兵的一致欢迎，在他们的讲话后，集会通过了自己准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和服从革命委员会的决议。这次集会后，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自由出入彼得保罗要塞，成为后者的主人。
起义开始
克伦斯基政府急得团团乱转。从前线调回两个新的自行车营、一个高射炮部队，还企图抽调骑兵部队……自行车营的士兵在途中给彼得格勒苏维埃发了一封电报：“派我们开往彼得格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请解释。”我们命令他们停止前进，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代表们来到这里，在苏维埃会议上声明，该营完全站在我们这边。这使人们欣喜若狂，命令这个营立即开进城。
前线来的代表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他们前来了解情况，搜集我们的文献，然后返回，在前线散布彼得格勒进行争取工农兵政权的斗争的消息。他们对我们说：“战壕支持你们。”已经四五个月没有改选的旧军队委员会给我们发来了威胁的电报，它谁也恐吓不了：我们知道这些委员会脱离士兵群众，正如中央执行委员会脱离地方苏维埃一样。
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了驻所有火车站的委员。他们密切注视往来列车，特别是运送士兵的列车。与周边城市以及它们的卫戍部队建立了不间断的电话和汽车联系。所有追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城市承担起密切关注不让反革命部队、更确切地说是被政府蒙骗的部队开往首都的责任。火车站的下层职员和工人立即承认了我们的委员。24日，电话局发生了麻烦：停止给我们接线。电话局派驻了士官生，在他们的保护下，电话员成了苏维埃的反对派。这是未来的怠工的首次表现。军事革命委员会把一队士兵派到电话局，在入口处装上两门小炮。占领所有管理机构就这样开始了。一小队一小队的水兵和赤卫队员占领了电报局、邮局和其他机构。采取了占领国家银行的措施。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变成了堡垒。在它的顶楼上有二十来挺机枪，是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产，但没有维修过，机枪手也被解散了。我们命令增援的机枪队进入斯莫尔尼宫。一大早，在斯莫尔尼宫长长的阴暗的走廊里，士兵们拖着自己的机枪轰隆隆地走过。还留在斯莫尔尼宫的少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后探出他们困惑不解或吓坏了的面孔。
苏维埃每天都在斯莫尔尼宫开会，卫戍部队也一样。
在斯莫尔尼宫三层拐角处的一间小屋子里，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断地在那里开会。部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兵营中的宣传鼓动、暴徒的行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会议、冬宫的情况、前苏维埃政党的意图，所有有关消息都集中在这里。消息提供者来自方方面面。来到这里的有工人、军官、扫院人、社会革命党的士官生、仆人、贵夫人们。许多人带来的纯属无稽之谈，另一些人则提供了严肃的和有价值的消息。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很清楚，退路是没有的。
23日傍晚，克伦斯基来到了预备议会上，要求赞成对布尔什维克采取镇压措施。﹝1﹞但预备议会处在可怜的惊慌失措和彻底瓦解的状态。立宪民主党人劝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接受信任决议，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给中派施加压力，中派动摇不定，“左”派推行的是议会反对派的政策。在几次会议、争论和动摇之后，议会通过了左翼的决议，在其中谴责苏维埃的暴动行动，但认为应该对该运动负责的是政府的反民主的政策。邮局每天都给我们送来几十封信，我们从中得知对我们的死刑判决、定时炸弹和将炸毁斯莫尔尼宫等等的消息。资产阶级报刊由于仇恨和害怕而发出野蛮的号叫。彻底忘掉了自己的《鹰之歌》[1]的高尔基继续在自己的《新生活报》上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近一个星期，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不再离开斯莫尔尼宫，在沙发上过夜，睡觉断断续续，不时被信使、侦察员、自行车兵、电报员、电话铃声吵醒。最令人担忧不安的是24日夜和25日凌晨。我们接到电话通知，说政府从帕甫洛夫斯克调来炮兵，从彼得戈夫调来准尉学校的全体士官生。克伦斯基把士官生、军官和女突击队员调到冬宫。我们在电话里命令，在所有通往彼得格勒的道路上部署可靠的军事阻击，派鼓动人员去对付政府召来的部队。如果语言不能阻止它们的话，就动用武器。所有谈话都在电话中公然进行，因而完全可以被政府特务听到。
委员们用电话通知我们，在彼得格勒所有岗位上，我们的朋友们都精神抖擞。部分奥拉宁鲍姆士官生仍趁夜色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用电话跟踪他们的下一步动向。斯莫尔尼宫的外部警戒得到加强，召来了新的连队。与卫戍部队的各个部分的联系畅通无阻。各团的警卫连彻夜不眠。各部分的代表日夜听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调遣。下达了坚决镇压黑色百人团宣传鼓动的命令，一旦发现街上有破坏活动，立即动用武器无情镇压。
在这个决定性的夜里，城市的所有最重要的地方都转到了我们的手中，几乎未遇到抵抗，没有战斗，没有牺牲。国家银行由政府的保卫部队和装甲车守卫。该建筑被我们的队伍团团包围，我们出其不意地缴获了装甲车，未开一枪，银行就转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在涅瓦河上，在法俄工厂下面停泊着正在维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它的全体船员都是忘我忠于革命的水兵。当科尔尼洛夫于8月底威胁彼得格勒时，“阿芙乐尔号”的水兵奉命保卫政府。虽然他们那时就十分仇恨克伦斯基政府，但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击退反革命的进攻，毫无异议地进入了战斗岗位。当危险过去后，就把他们撤了。现在，在10月起义中，他们太危险了。海军部命令“阿芙乐尔号”起锚驶离彼得格勒市。全体船员立即把此事通知了我们。我们撤销了命令，巡洋舰屹立在原地不动，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政权动用自己的战斗力量。
《鹰之歌》和《海燕之歌》一样，是歌颂革命者的散文诗。——译注
﹝1﹞在克伦斯基逃离彼得格勒的前一天，他说：
无论这样做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临时政府来说并没有区别。但至少在这个讲坛上，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要把这个俄国政党这样的行动界定为出卖和背叛俄罗斯国家。
我与右派的观点一致。我建议立即开始相应的法度调查（喧哗），建议进行相关的逮捕（极左翼喧哗）。
他异乎寻常地大声喊：
肃静，当国家由于有意无意的背叛而处于危险关头时，临时政府，我也包括在内，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让俄罗斯的生活、繁荣和独立受到威胁。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恳求，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信念：在这个时刻捍卫我们的新自由的临时政府，辉煌的未来在其面前展开的新政府将得到所有人的一致支持，只有那些从来不敢直面真理的人除外……
我受全权委托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声明：政府从未没有破坏过俄国公民利用自己的权利的自由。但在当前的时刻政府声明：那些敢对俄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下手，同时威胁要为德国敞开战线的集团和政党、个人，应该立即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让彼得堡的居民知道，他们将看到一个果断的政权，也许在最后时刻，健全的思堆、良知和荣誉将在那些还具有这些的人的心中取得胜利。
虽然讲话充满激情，但预备议会通过了左翼联盟提出的决议，它实际上表达了对克伦斯基的不信任。
决议如下：
近几天筹备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武装发动有引起内战的危险，为屠杀活动和动员黑色百人团力量创造有利条件，必将导致破坏立宪会议和新的战争灾难，在经济生活瘫痪和国家彻底瓦解的情况下革命的灭亡。
为上述鼓动成功奠定基础的，除了客观的战争条件外，还有迟迟不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因此首先必须立即决定将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在对外政策上的坚决行劝：建议盟国公布和平条件，开始和平谈判。
为与无政府现象以及大破坏活动的活跃表现进行斗争，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消灭它们，为此应在彼得格勒建立由市自治管理局和革命民主派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它将在与临时政府保持联系的情况下行动。
决战之日
10月24日清晨，党的印刷所的两位男女工人来到斯莫尔尼宫，告知政府查封了我党的机关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份新报纸。当局的一批特务封闭了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撤销了命令，承担起保卫两份报纸的责任，“保卫社会主义言论自由，防止反革命破坏的光荣责任赋予英勇的沃隆斯基团。”﹝1﹞
从此以后，印刷厂一直没有间断地工作，报纸按规定时间出版。
政府仍在冬宫开会，但它已经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复存在。10月25日，冬宫逐渐被我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包围。下午1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克伦斯基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之前，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在几天以前就离开了芬兰，隐藏在市郊的工人住宅里。24日晚，他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据报纸报道留给他的局面的印象，似乎我们正在与克伦斯基政府达成临时妥协。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大喊大叫迫近的起义，武装士兵走上街头，不可避免地导致血流成河的屠杀，现在他却没有发现事实上已经爆发的起义，把司令部与我们之间的谈判当真了。与此同时，在没有混乱，没有街头冲突，没有射击和流血的情况下，守纪律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员的整齐的队伍根据斯莫尔尼宫三楼小房间来的准确的命令，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机构。
傍晚举行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唐恩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他发表了指责造反者、占领者、暴动者的讲话，企图用起义的必然失败来吓唬代表大会，它将在几天内被前线的力量所镇压。他的讲话没有说服力，在这个大厅里也不合时宜，这里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欣喜若狂地注视着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的进程。
冬宫那时已经被包围，但还没有占领。时不时地从它的窗户里向围困者打枪，后者缓慢、小心地缩小着自己的包围圈。从彼得保罗要塞向冬宫发了两三炮。遥远的隆隆声传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墙边。马尔托夫无力、愤怒地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讲到内战，特别是包围冬宫，在其中的部长之中有孟什维克党的党员——啊，太可怕了！从战地前来通报战况的两个水兵上台反驳他。他们向揭露者提起6月18日的进攻，旧政权的整个背叛政策，对士兵恢复死刑，逮捕和捣毁革命组织，并发誓，不胜利，毋宁死。他们带来了我方在宫殿广场上最初的牺牲的消息。所有人都站了越来，就像是根据看不见的信号一般，一致唱起了《葬礼进行曲》，这种一致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谁经历过这个时刻，是永远不会忘记它的。
会议中断了。不能在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战斗的回声和在冬宫宫墙边的枪击声中对建立政权的方式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这个政权本身的命运正是在那里实际决定的。但是，冬宫的夺取被拖延了，这是代表大会不太坚定的分子的动摇所致。右翼通过自己的演讲人预言我们很快就会灭亡。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从宫殿广场来的消息。过了一会儿，领导战斗行动的安东诺夫来了。大厅里鸦雀无声。冬宫已经被占领，克伦斯基逃跑了，其余的部长们已经被捕，并被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十月革命的第一章结束了。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共才有60个人左右，即约占代表大会的1/10，他们抗议着离开会场。因为他们别无他计可施，只好把对今后的责任推给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经历了动摇。过去把他们与切尔诺夫的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党的右翼彻底靠拢了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市侩知识分子、农村的富裕阶层，在所有决定性的问题上都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携手反对我们。该党最革命的分子反映了最贫穷的农民群众的激进的社会要求，他们向往无产阶级和它的党。但是他们害怕割断把他们与旧党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当我们退出立宪议会时，他们拒绝追随我们，并警告我们别“冒险”。但起义使他们必须面临选择：赞成苏维埃或是反对苏维埃。他们不无犹豫地召集了自己的队伍，与我们站在了街垒的同一边。
﹝1﹞此处有误，在命令中说的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建立人民委员会
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政权完全掌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我们颁布了头几项命令：废除死刑、改选军队委员会等。但马上发现，我们与外省隔绝了。铁路和邮局的上层职员反对我们。军队委员会、杜马、地方自治局继续不停地给斯莫尔尼宫打措词严厉的电报，直接对我们宣战，许诺在短期内清除叛逆者。我们的命令、电报和解释到达不了外省，因为彼得格勒电报局拒绝为我们服务。在首都孤立于整个国家的气氛中，令人不安的和可怕的流言很容易产生并广为流传。
苏维埃已经掌权，旧政府已经被捕，主宰彼得格勒大街的是武装的工人，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刊在对此确信无疑后，就掀起了真正无比疯狂的斗争。为反对军事革命委员会、它的领导人和它的委员们，它使用了所有谎言和诽谤。
26日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全俄代表大会、卫戍部队会议成员和大量的党员群众出席了这次会议。几乎在长达4个月的中断之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但在这个因获得的胜利而产生的喜悦中，掺杂着因国家如何回应变革，苏维埃能否维持政权而产生的担忧。
晚上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性的会议。列宁作了关于和平和士地的报告。经过短暂的辩论，它们均被一致通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人民委员会。
我党中央委员会试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妥协。建议他们参加组建苏维埃政权。他们犹豫不决，推说据他们的观点，在苏维埃政党范围内，政权应该具有联合性质。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断绝了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联系，认为必须与反苏维埃的政党联合。我们只能让左派社会革命党劝说自己的右派邻居回到革命营垒中来；在他们从事这项徒劳无益的工作时，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完全让我党承担政权责任。人民委员的名单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在此无疑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变化过于剧烈，事实上，只要想一想，这个党的领袖昨天还处在刑法第108条——即叛国罪——的指控之下，就足够了。但没有别的选择。其他的苏维埃集团动摇推诿，宁愿采取观望的立场。最终，我们不再怀疑，只有我党能够建立革命政权。
新制度的头几天
代表大会确认的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被大量印刷，通过前线代表和来自农村的农民代表，通过我们派往外省和战壕的宣传鼓动员在全国广为散发。同时进行着组织和武装赤卫队的工作。它与旧的卫戍部队和水兵一起承担沉重的警戒工作。人民委员会掌握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机构，但处处遇到了中上层官员的消极反抗。前苏维埃政党竭尽全力在这个阶层中找到支柱，组织对新政权的怠工。我们的敌人坚信，这只是一个插曲，明后天或是过一个星期，苏维埃政权就会被推翻……在斯莫尔尼宫里出现了第一批外国领事和使馆工作人员，促使他们来到这里的与其说是当前的业务需要，不如说是好奇。记者们带着自己的记录本和照相器材匆匆赶到这里。所有人都赶来看看新政权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相信，再过一两天就看不见了。
城里秩序井然。头几天中，水兵、士兵、赤卫队员保持着良好的纪律，维护着严厉的革命秩序的制度。
敌人的营垒中开始担心，这个“插曲”别拖得太久，同时匆匆拼凑了对新政权进攻的第一个组织。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倡议的。在过去的那个阶段，他们不想也不敢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自己的过渡的政治状态相应，他们满足于在联合政权中充当助手、批评者、善意的揭露者和资产阶级的保护者。在所有选举中，他们认真地把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出教门，而在政府中又同样认真地与它联合起来。在革命的头6个月中，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群众和军队的信任，而现在则被十月起义的打击从国家机关中抛出。然而还在昨天，他们还自认为是局势的主人。被他们迫害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生活在非法状态中，像在沙皇制度下一样东躲西藏。今天，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而昨天的妥协派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被抛到了一边，立即失去了对今后事件的发展的任何影响。他们不愿意也不能相信，这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们希望、并迫使自己认为，这是偶然性，是误会，只消几句强有力的话和几篇揭露文章就可以消除。但是每过一个小时他们都会遇到更多不可逾越的障碍。盲目的、真正疯狂的仇恨就是来源于此。
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当然不敢赴汤蹈火。他们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往前推，后者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得到了在他们曾是半执政党时所缺乏的那种精力。在他们的机关报中散布最离奇可怕的流言和诽谤。以它们的名义散发的传单公然号召粉碎新政权。他们组织官员搞怠工，组织士官生进行军事进攻。
27—28日，我们继续收到军队委员会、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铁路工会的领导机构）连续不断的威胁电报。涅瓦大街、首都资产阶级的要道变得越来越活跃。资产阶级青年走出了休眠状态，在报刊的唆使下，在涅瓦大街上展开了日益广泛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一群士官生解除了个别赤卫队员的武装。在更偏僻的街道上，一些赤卫队员和水兵被枪杀。一群士官生占领了电话局，并企图由此占领电报局和邮局。最后我们得到消息，有三辆装甲车落入了敌视我们的军事组织的手中。资产阶级分子明显地昂起了头，在报纸上预言，我们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的人截获了几个密令，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建立了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战斗组织，其核心是所谓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它是由市杜马和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居主导地位。士官生、大学生和许多反革命军官都听从这个委员会的调遣，他们企图在妥协者的背后给苏维埃以致命的一击。
10月29日士官生叛乱
士官学校和工程堡是反革命组织的据点，相当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储备都集中在那里，对革命政权机构的袭击也来自那里。
赤卫队员和水兵的队伍包围了士官学校、派几个使者去那里，建议交出武器。那里以射击为答复。围困者踏步不前，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战壕里射出的调皮的子弹往往误伤了行人。冲突久拖不决，这有使革命队伍士气涣散的危险，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解除士官生的武装的任务落在了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布拉贡拉沃夫准尉的身上。他紧紧地包围了士官学校，并调来了装甲车和大炮，对士官生下了最后通牒：投降，给他们10分钟的考虑时间。从窗口传来新的射击声作为答复。10分钟一到，布拉贡拉沃夫下令开炮。头几炮就把士官学校的围墙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士官生们投降了，虽然有不少人企图逃命，边逃边开枪。形成了总是伴随着内战的残酷。无疑，水兵残酷地对待个别士官生。资产阶级报刊后来指责水兵和苏维埃政权兽性和没有人性。它对一个事实讳莫如深：10月25—26日的革命几乎没有射击和牺牲，只是反革命阴谋、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把它的年轻一代投入反对工人、士兵和水兵的内战烈火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残忍和牺牲。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居民的情绪中造成了急剧的转折。事件具有了更加悲惨的性质。与此同时，我们的敌人明白了，事情要比他们想象的严重得多，苏维埃决不打算根据资本家的报纸和士官生的要求拱手交出它赢得的政权。
清除彼得格勒反革命策源地的工作紧张地进行。士官生几乎被逐个解除了武装，暴乱的参加者都被逮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或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公然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的出版物被封闭。对某些其名字出现在被截获的密令上的前苏维埃政党的领袖下了逮捕令。首都的军事反抗被彻底粉碎。
接下来的是长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与官员、技术人员、职员等的怠工的斗争。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工薪阶层，属于被剥削阶级，但就其生存条件和心理来说，他们依附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这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国家时，他们忠诚地为国家和它的机构服务。当政权转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手中时，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在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他们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术素养留了下来，转向了联合政权。但当起义的工人、士兵、农民把剥削阶级的政党从国家的舵轮上抛开，企图把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官员、职员们执意坚决拒绝给予新政权以任何支持。越是往后，这种怠工就越是广泛地展开，它的组织者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滋养它的银行家和盟国使馆提供资金。
克伦斯基进军彼得格勒
苏维埃政权越是在彼得格勒站稳了脚跟，资产阶级就越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来自外部的军事帮助上。彼得格勒电报局、铁路电报、皇村电台从四面八方带来消息，说有几支巨大的力量向彼得格勒进发，旨在驯服暴乱者，建立秩序。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克伦斯基跑到前线，他从那里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我们与国家隔绝，电报局不愿意为我们服务。但是，每天都有数十乃至数百个受各自团队、师、军委托的士兵前来，众口一词地对我们说：“你们用不着害怕前线，整个前线都支持你们，只要你们下命令，我们今天就派一个师或一个军来帮助你们。”在军队中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底层支持我们，上层反对我们。军事技术机关掌握在这些上层的手中。数百万军队的各个部分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我们则与军队和整个国家隔绝。尽管这样，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和它的法令的消息还是不可遏止地传遍整个国家，鼓动地方苏维埃反对旧政权。
关于克伦斯基率领的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消息很快就得到证实，具有了更确定的轮廓。皇村向我们通报，运送哥萨克的军用列车经过卢加接近这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签名的号召书﹝1﹞在彼得格勒散发，号召整个卫戍部队与几个小时后即将开进彼得格勒的政府军联合。10月29日士官生的暴乱无疑与克伦斯基的行动有联系，但只是由于我方坚决行动的结果，他们过早地暴露了。给皇村卫戍部队下了命令：要求进攻的哥萨克部队承认苏维埃政权，否则就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皇村卫戍部队原来不能进行战斗，它既没有大炮，也没有领导人：军官们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哥萨克占领了全国最强大的皇村电台，并继续前进。彼得戈夫、红村、加契纳的卫戍部队既没有表现出首创精神，也没有表现出果断性。
在彼得格勒几乎未流血的胜利之后，士兵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心，今后事情将以同一种方式解决：只要派一个宣传鼓动员去哥萨克那里，对他们说清楚工人革命的目的，他们就会放下武器。通过讲话和结为兄弟，就制服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暴乱。不经战斗，通过宣传鼓动和有计划地一个接一个地占领机构，就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皇村、红村和加契纳苏维埃的领导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但在这里没有成功。并不坚决，也没有热情，但哥萨克还是继续前进。个别队伍开到加契纳和红村，与当地数量不多的卫戍部队交火，有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开始时我们对克伦斯基队伍的人数没有概念。一些人说，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着一万人，另一些人断言说不超过一千人。最后，那些敌视我们的报纸用一俄寸长的字母报道，在皇村集中了两个军。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笼罩在没有信心的气氛中：刚刚赢得了不流血的胜利，就不得不与数量不明的敌人进行胜负未卜的战斗。在卫戍部队会议上说的主要是必须派遣新的宣传鼓动员，向哥萨克呼吁：士兵们觉得哥萨克不可能拒绝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自己的斗争中捍卫的观点。此时，哥萨克集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主要战斗将在城市的街道上进行。
赤卫队员表现出极大的果敢。他们要求武器、弹药和指挥员。但军事机关中的一切都已经瘫痪、解体，部分是由于涣散，部分是由于恶意。军官们被解职，许多人跑了，步枪在一个地方，弹药在另一个地方。大炮的情况更糟。炮、炮架、炮弹都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得不摸索着寻找这些东西。在团队里既没有工兵工具，也没有战地电话。革命司令部企图自上而下地调整好这一切，但它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首先是军事技术人员的怠工。那时我们决定直接求助于工人群众。我们对他们说，革命成果处于极度的危险中，拯救、巩固工人农民政权，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力量、首创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个求助几乎立即获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功。数千名工人走上与克伦斯基军队对垒的前线，在那里挖战壕。炮厂的工人装配了大炮，并从仓库里找到了炮弹，征用了马匹，把大炮运到了阵地上，把它们架起来，组织起军需部，获取汽油、马达、汽车，征用储备粮食、饲料，建起了医疗车队，总之，建立了我们徒劳地企图由革命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建立的整个战斗机关。
当在阵地上出现了几十门大炮时，我们士兵的情绪立刻就为之一振；在大炮的掩护下，他们准备回击哥萨克的进攻。水兵和赤卫队员守卫着头几条战线。政治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但与自己的团队真诚地联系在一起的几个军官随着自己的士兵来到阵地，并领导他们抗击哥萨克的行动。
﹝1﹞据本编辑部掌握的资料，似乎并没有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共同签署的号召书。有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分别下的命令。鉴于它们的历史意义，将这三个命令的原文录在下面：
一、对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的命令
我，临时政府总理，俄罗斯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我声明，我率领忠于祖国的前线军队到达这里。我命令因误会和迷误而依附祖国的叛徒和革命的背叛者匪帮的彼得格勒军区各部队立即回头，一刻都不延误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本命令在所有连队、兵营和骑兵连中宣读。
临时政府总理、最高总司令
A. Ф. 克伦斯基
加契纳
1917年10月27日
二、克伦斯基致北方战线司令的电报
忠于政府的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加契纳。
喀琅施塔得的连队、谢苗诺夫团和伊兹马伊洛夫团以及水兵都无条件地放下武器，加入政府军。
我命令所有奉命出发的梯队迅速前进。
敌军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撤退命令。
克伦斯基
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命令
最高总司令任命我为集中在彼得格勒城下的部队的司令。
公民们、士兵们，英勇的顿河、库班、外贝加尔、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和叶尼塞河的哥萨克，你们所有人都忠于自己士兵的誓言。你们发誓信守哥萨克的誓言，决不破坏，我号召你们把彼得格勒从无致府现象、暴力和饥饿中拯救出来，清除俄国洗刷不掉的耻辱，它是由德国皇帝威廉的意志和金钱领导的一小撮愚昧的人抹上去的。你们在伟大3月事件时宣誓效忠的临时政府并没有被推翻，只是在暴力的胁迫下离开了自己的驻地，在忠于自己职责的伟大的前线军队的保卫下组成。哥萨克联盟委员会联合了所有哥萨克，它焕发着哥萨克精神，依靠全体俄国人民的意志，发誓为祖国服务，像他们祖先在1612年可怕的大混乱时代一样，那时顿河人拯救了受到来自瑞典人、浪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威胁、备受内部混乱折磨的莫斯科。在基辅，哥萨克前线代表大会把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中，和忠于职责的乌克兰人以及部队一起，完全服从临时政府。所有农民代表大会都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卖国贼打交道。战斗前线以无法形容的震惊和轻蔑看待敌人和强盗。他们的掠夺、杀戮和强奸。他们对待战败而不投降者的纯德国式的暴虐使整个俄国厌恶地离他们而去。公民们、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英勇的哥萨克！立即派你们的代表来拜见我，使我能知道，谁是自由和祖国的叛徒，谁不是，以避免无辜者无故地流血。
集中在彼得格勒城下的俄罗斯共和国部队司令
克拉斯诺夫少将
代参谋长波波夫上校
克伦斯基冒险的失败
此时，电报把布尔什维克“冒险”已经被消灭、克伦斯基开进了彼得格勒、用他的铁腕恢复秩序的消息传遍全国，并传到了国外。另一方面，在彼得格勒城内，资产阶级报刊受到克伦斯基部队近在咫尺的激励，写什么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彻底瓦解，装备着大量大炮的哥萨克的进攻势不可挡，还预言了斯莫尔尼宫的灭亡。像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没有建立起技术机关，缺乏能够领导军事行动的人。甚至是那些自愿地陪着自己的士兵来到阵地的军官，也都拒绝总指挥的职务。
在进一步的寻找中，我们选中了下面的结构。卫戍部队会议选举了5人委员会，把对与进攻彼得格勒的反革命部队作战的最高监督权委托给它。这个委员会后来与总司令部的穆拉维约夫上校达成协议，后者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是反对派，现在他主动请求为苏维埃政府服务。
10月30日寒冷的夜晚，我与穆拉维约夫一起乘汽车来到阵地上。沿途看到了连绵不断的运送粮草、弹药、大炮的车队。这一切都是各个工厂的工人们干的。一路上，赤卫队员建立的岗哨不止一次地拦住了我们的汽车，检验通行证。在十月革命的头几天里，城里的所有汽车都被征收，没有斯莫尔尼宫的证明，一辆汽车也不能在城市和首都郊区的街道上行驶。对赤卫队员的警惕性怎么称赞都不过分。他们手持步枪，围着一小堆篝火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些在雪地中围在篝火旁的年轻武装工人的形象，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好的象征。
在阵地上架起了许多门大炮，炮弹也不缺乏。红村和皇村之间的决定性的冲突就在这天爆发了。在猛烈的炮战之后，哥萨克开始前进，但一碰到障碍，就匆匆后退。克伦斯基一直都在欺骗他们，对他们讲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和兽行，他们想把俄罗斯出卖给德国皇帝。要他们相信，几乎彼得格勒整个卫戍部队像期盼救星一样急不可耐地盼望着他们的到来。首次认真的对抗就完全瓦解了他们的队伍，注定了克伦斯基整个事业的失败。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的撤退使我们有机会把皇村电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立即用电台播送了战胜克伦斯基部队的消息。﹝1﹞
后来，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德国电台根据上面的命令，没有接收这份电报。
由此可见，德国当局对十月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表现为担心这一事件在德国国内引起骚动。奥匈帝国接收了我们的部分电报，据我们所知，它成了欧洲所有其他部分得知下面事实的消息来源，即克伦斯基夺回政权的不幸的企图以可悲的失败而告终。
在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中出现了动摇。他们开始向彼得格勒派遣自己的侦察员，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官代表派往斯莫尔尼宫。他们在那里有机会确信，卫戍部队一致支持苏维埃政权，它维持的首都秩序一派井然。当哥萨克开始明白了在一千多个骑兵的帮助下夺取彼得格勒的企图的全部荒谬性时，他们的瓦解具有更加尖锐的性质，而对他们许诺的从前线来的增援根本就没来。
克拉斯诺夫的队伍退到加契纳，当我们在第二天攻到那里时，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的哥萨克的俘虏。我们的加契纳卫戍部队占领了所有重要的阵地。哥萨克虽然没有被解除武装，但就其状态来说，已经完全没有继续反抗的能力了。他们只希望一点：就是尽快让他们回到顿河，至少让他们回前线去。
加契纳宫出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场面。所有的入口处都加强了警卫。大门口架着大炮，还有装甲车。装饰着名贵图画的宫殿里面都是水兵、士兵和赤卫队员。硬木桌子上堆放着军装、烟斗和沙丁鱼罐头。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司令部坐落在一间屋子里。地板上放着褥子、军帽和军大衣。陪伴我们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走进了司令部的房间，把步枪枪托往地上一□，拄着它宣布：“克拉斯诺夫将军，您和您的司令部被苏维埃政权逮捕了。”武装赤卫队员立即站在两扇门边。克伦斯基不在，他又逃跑了，就像上一次从冬宫逃脱一样。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其11月1日的书面供词中叙述了他逃跑的情况。我们全文引用这份有趣的文件：
1917年11月1日，19时。
今天15时左右，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命令我去见他。他十分激动、神经紧张。
他说：“将军，您出卖了我……您的哥萨克明确地说，他们要把我逮捕，交给水兵……”
我回答说：“对，都这么说，我知道，没有人同情您。”
“但军官们也这么说。”
“是，军官们对您特别不满。”
“我该怎么办？只好自杀。”
“如果您是一个正派人，您现在就打着白旗去彼得格勒，去军事革命委员会，您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去那里谈判。”
“是，将军，我会这么做的。”
“我给您派卫队，我还请求一位水兵和您一起去。”
“不，千万别要水兵。您知道，德边科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德边科是谁。”
“他是我的敌人。”
“那又有什么办法？既然您下了大赌注，就应该有个交代。”
“对，只是我在夜里走。”
“为什么？这是逃跑。您平静地、光明正大地乘车去，让所有人都看到，您没有逃跑。”
“行，一言为定。只是给我派一个可靠的护送队。”
“一言为定。”
我走了，叫来了顿河哥萨克第十团的卢斯科夫，命令他派八名哥萨克保卫最高总司令。过了半小时，哥萨克来见我，说克伦斯基不见了，他跑了。我发了警报，命令寻找他，我认为他不可能跑出加契纳，他就在这里，藏在了什么地方。
第三军司令、克拉斯诺夫少将
此事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对手并没有投降，也不承认政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继续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前线上。一批前苏维埃政党领袖——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戈茨等——去到前线，在那里与旧的军队委员会谈判，在杜鹤宁的大本营里开会，唆使他造反，据报纸报道，他们甚至企图在大本营里组织新内阁。所有这些都没有成功。旧的军队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在前线为召开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进行着紧张的工作，这些会议的任务就是改选所有前线组织。在这些改选中，苏维埃政权处处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队伍从加契纳沿铁路向卢加和普斯科夫进发。克伦斯基召来的，或是个别将军派来的几列车突击队员和哥萨克从那里迎面而来，与其中的一辆列车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派往彼得格勒的多数士兵一遇到苏维埃部队的代表，就声明他们受骗了，他们不会进行反工人士兵政权的斗争。
﹝1﹞将这份无线电报文本录在这里：
普尔科夫村、司令部来电，凌晨2点10分
10月30—31日之夜将载入史册，克伦斯基将反革命军队开往革命首都的企图遭到了决定性的回击。克伦斯基在撤退，我们在进攻。彼得格勒士兵、水兵和工人表明他们能够、也愿意手执武器确立工人民主的意志和政权。资产阶级力图孤立革命军队，克伦斯基企图用哥萨克的力量来粉碎它，但二者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工农民主统治的伟大思想把军队团结起来，锤炼了它的意志。整个国家从此都深信，苏维埃政权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统治的坚不可摧的事实。对克伦斯基的回击就是对地主、资产阶极、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回击。回击克伦斯基是肯定人民有和平自由地生活、土地、面包和政权的权利。普尔科夫部队以其英勇的打击巩固了工农革命事业。倒退回过去的路是没有的。前面还有战斗、障碍和牺牲。但道路是敞开的，胜刊是有保障的。
革命俄国和苏堆埃政权有权为在上校瓦尔登指挥下作战的自己的普尔科夫队伍感到骄傲。牺牲者永垂不朽！光荣属于革命战士、士兵和忠于人民的军官！
革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俄国万岁！
列·托洛茨基
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
1917年10月31日
内部摩擦
此时，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在莫斯科的斗争具有极度持久和流血的性质。起义的领导人没有立即表现出进攻所必需的全部果断性的事实，可能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在内战中，胜利比任何其他战争更依靠果断和连续的进攻来保障。不能动摇，进行谈判是危险的，等待观望、原地踏步是致命的。事情关系到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民群众，他们总是处在其他阶级的压迫之下，因此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政治自信。革命领导核心的动摇立即就会瓦解他们。只有在革命党坚定不移地朝自己的目标迈进的情况下，它才能帮助劳动人民克服数百年养成的奴隶的本能，引领工人群众走向胜利。只有在坚决进攻的道路上，才可能以最小的力量损失和牺牲取得胜利。
但全部困难就在于获得果断坚决的策略。群众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它没有当权的经验反映在领袖们的身上，而后者除此之外，还受到来自上面的资产阶级舆论的强大的压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满怀仇恨、咬牙切齿地接受了建立劳动群众统治的可能性的思想。它通过它掌握的无数机关报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感觉。知识分子追随它，虽然它语言激进，世界观充满社会主义色彩，但在其意识的最深处，浸透了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和它的执政艺术的奴隶般的祟拜。整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向右转，他们看待不断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就像是末日的来临。在“自由”职业代表的身后跟着官员、行政技术人员，所有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靠资产阶级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为生。这些阶层主要是消极反抗，特别是在粉碎了士官生的暴乱之后，但它仍可能是不可克服的。他们在每一步上都拒绝协助我们。官员或是离开了部，或是留在那里，但拒绝工作。他们不交出工作和资金。电话局不给我们接线。电报局篡改或扣押我们的电报。我们找不到翻译、速记员，甚至都找不到誊写员。所有这一切不能不造成这样的气氛，在其中我们自己的党的个别上层分子也不由得产生怀疑，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如此抗拒之下，劳动群众能否建立起政府机关和维持政权？开始出现了必须妥协的声音。与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与它联合的经验已经把革命驱入可怕的泥潭。10月25日的起义是在联合政权的软弱的叛卖时期之后的自卫行动。只剩下了在所谓的革命民主派，即所有苏维埃政党的队伍中的联合。实际上，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0月25日的会议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建议的正是这种联合。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了，我们建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右翼政党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们是代表大会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宗派。他们身后已经没有群众了，而那些由于惯性还在支持他们的阶层，也日益转到我们这边。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不能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们会把被政治怀疑主义和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偶像崇拜彻底侵蚀的分子带入这个政权的人员构成之中。新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的纲领的激进，在它的行动的坚决性中。把自己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集团联系起来，意味着束缚新政权的手脚，使它失去行动自由，以此在最短的时期内破坏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
我们右边最近的邻居是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体来说，他们准备支持我们，但同时力图建立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铁路工会的管理机构（所谓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邮局职员中央委员会、政府机构官员工会，所有这些组织都反对我们。在我们自己党的上层，出现了有利于无论如何必须和它们妥协的声音。但在什么基础上？所有上述机构都已经经历了从内部耗尽自己的阶段。它们与自己的底层人员的关系，几乎和旧的军队委员会与战壕里的士兵群众的关系一样。历史在上层与底层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与这些己经耗尽自己的昨天的革命领导人建立无原则的联合，是注定要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地依靠底层，和他们一起克服上层的怠工的贵族野心。我们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没希望的妥协尝试。相反，我们的政策是让劳动者底层与那些支持克伦斯基制度的组织的所有代表相对立。这个不妥协的政策在我们党的上层引起了摩擦，甚至造成了某种分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抗议新政权的严厉措施，坚持妥协的必要性。他们得到了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三位人民委员放弃了自己的全权，辞去了政府职务。党的某些其他活动家原则上与他们一致。这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圈子里造成了巨大印象：如果士官生和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不能战胜布尔什维克的话，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苏维埃政权应该因内部瓦解而灭亡……但是，群众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分裂。他们一致支持人民委员会，不仅反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怠工者，也反对妥协者和怀疑分子。﹝1﹞
﹝1﹞补充说明：
十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星期，我党处在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攻击之下。全部斗争都是在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恐怖和建立联合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下进行的。
这场斗争导致我党领导层的动摇。11月初，觉的一些最高层的工作人员递交了辞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以毫不掩饰的喜悦迎接我党内部的这些分歧。它品味着这个分裂，百般称赞我们党内的“反对派”。例如《工人报》在其一篇题为《末日的来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布尔什维克阴谋胜利已经10天了，“胜利者”已经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之中。“人民委员”还没有来得及去一次“委托”给他们的部，就一个接一个地辞职；一批刚刚上任的人也离开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台柱子也抛弃了自己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联合国际主义者”也断然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所有像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一直在其中掩护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分子。众口一词地为自己逃离即将沉没的布尔什维克战舰辩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致策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毁灭，国家和革命的灭亡。
米柳今、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未涅失和其他禁卫军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陛下列宁一世和托洛茨基一世，这不仅仅是昨天不忠诚顺从的仆人的个人背叛。而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想依靠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布尔什维克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之间的裂痕——的征兆。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依靠“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刺刀。然而与他们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力图依靠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运动，它要求和平、妥协和统一的民主阵线。
所有这些报刊都一致断言，党的反对派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成分。例如苏汉诺夫在《列宁公民的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
对国家工作多少有用的所有文化力量都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党的所有认真负责的领袖都离开了，官方承认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直“反对起义”的个别人，这意味的正是对国家和革命做罪恶试验的政治冒险分子的孤立的开始。
我们在11月7日的《新生活报》上找到了类似的界定：
布尔什维克的脓疮在慢慢地、痛苦地消散。与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从不脱离他们的最清醒的人离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政府。留在“社会革命战舰”上的是狂人和教条主义者，他们是根据日内瓦侨民会议了解俄国的。和他们一起留在战舰上的还有冒险家，他们是被战争的血腥和绝望所败坏的过时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革命的沉渣，他们亵渎工人运动，把神圣的社会主义旗帜践踏在泥泞中。脓疮消散得很慢，新的复杂化和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内战的新的爆发日益威胁着我们。每一天都在撕裂着国家，越来越深地把它推进无政府状态的深渊，每个小时都很珍贵。却没有和平，妥协也不能实现。
幸运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的希望落空了。得到党的整个基层和广大工人士兵支持的中央委员会能够迅速地中止反对派反对党的致命活动。中央委员会的坚定路线导致一批支持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的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
立宪会议的命运
在科尔尼洛夫冒险之后，苏维埃执政党企图抹去其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怂恿，他们要求加快召开立宪会议。克伦斯基刚刚被苏维埃从他与其盟友科尔尼洛夫的过于紧密的拥抱中救了出来，不得不做出让步，预定于11月底召开立宪会议。但是，那时的条件使立宪会议的真正召开没有任何保证。前线出现了最深刻的崩溃，逃兵现象与日俱增，士兵群众威胁说，他们将整团整团、整军整军地抛弃战壕，开向后方，抢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在农村发生了自发地抢夺土地和地主农具的事件。在几个县中宣布戒严。德国人继续进攻行动，占领了里加，威胁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右翼公然为威胁革命首都的危险而幸灾乐祸。一些政府机构从彼得格勒疏散，克伦斯基政府打算迁往莫斯科。所有这一切使得立宪会议的召开只能是一种猜测，但可能性极小。从这个观点来看，十月革命拯救了立宪会议，就像它拯救了革命一样。通向立宪会议的门不是通过策列铁里的预备议会，而是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说这话时，完全是真诚的。
但无休止地拖延立宪会议，并非没有给这个机构留下痕迹。在革命的头几天就宣布要召开的会议，经过了8—9个月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残酷斗争之后才问世。它来得太迟了，因而不能扮演创造性的角色。一个事实决定了它的内在的破产，当初它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后来，它对立宪会议的命运有巨大的意义。在党员人数上，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社会革命党是主要政党。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它的模糊性和它的社会构成的复杂。革命必然会导致在民粹派旗帜下行动的队伍的分化。左翼日益分离出去，带走了一部分工人和广大的贫农。这一翼成了社会革命党的中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但党的组织和传统的因循守旧阻碍了不可避免的分裂过程。众所周知，按比例选举的制度完全是建立在各党的名单上的。由于名单是在十月革命的两三个月前拟定的，而且没有修改，于是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旗帜下。这样一来，在十月革命前夕，即在那个阶段，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左派依附布尔什维克，旨在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的内阁，旧名单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农民群众不得不根据名单投票，在这个名单上的头行中有克伦斯基的名字，而在下面有参与反对克伦斯基阴谋的左派的名字。如果说十月革命前的过去的几个月是群众不断左倾，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在社会革命党内，这个过程则表现为左翼在右翼削弱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然而在社会革命党的名单上，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时代彻底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声誉的右翼老活动家却占了3/4。对此还要补充一个情况，这些选举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中举行的。关于变化的消息相对较慢地从首都扩散到外省，从城市扩散到农村。农民群众对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的事的了解在许多方面是极其模糊的。他们投票赞成“土地和自由”，投票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站在民粹派旗帜下的土地委员会的自己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投解散了土地委员会和逮捕它们的成员的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的票。其结果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政治上的怪事，解散立宪会议的两个政党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那个成了立宪会议多数的党用的是同样的名单。事情在这个实际方面提供了十分清楚的概念，立宪会议在何等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政党集团的发展。还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
民主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祟拜者。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机构不仅不能消除阶级斗争，还给阶级利益提供极不完全的表达。供有产阶级支配的总有数十甚至数百种伪造、怂恿和强奸劳动人民群众意志的手段。在革命的条件下，民主机构是表现阶级斗争的更不完善的机关。马克思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由于为夺取政权的公然直接的斗争，劳动群众在短暂的时期内积累了许多政治经验，在自己的发展中，迅速地从一个台阶跨到了另一个台阶上。国家越大，它的技术机关越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越是赶不上这种演变。
立宪会议的多数代表赞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根据议会机制，国家政权应该属于他们。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在十月革命前的整个革命阶段中都曾有机会获得这个政权。但它规避政权，把它最大的一份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正是因此，当立宪会议的多数正式责成它组建政府时，它在人民的最革命的部分中已经耗尽了其信用的最后残余。工人阶级以及和它一起的赤卫队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深刻敌对。军队的绝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农村革命分子的好感分别给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事件中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水兵，几乎一致追随我党。在10月中，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各个苏维埃已经把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被迫从苏维埃中退出了。立宪会议推出的内阁能够依靠谁呢？支持它的是农村上层、知识分子、官员；在一定时间内，它可以从右边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政府根本就没有政权的物质机关。在如彼得格勒这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它在头几步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如果在这些条件下，苏维埃服从民主机构的形式逻辑，把政权交给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的党，这个声誉扫地、软弱无力的政权只能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一阵混乱，几个星期之后就会被新的起义推翻。苏维埃决定将这个过迟的历史试验降到最低，在立宪会议召开的当天就解散了它。
为此，我党遭到了最严厉的指责。解散立宪会议无疑给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集团造成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要行动中看到的是党的专横、小集团的刚愎自用。考茨基在一系列文章中以他固有的迂腐解释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任务和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证明，遵守民主制的基础，对工人阶级来说最终是有利的。从总体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考茨基把这个历史真理变成了教授的老生常谈。如果为对无产阶级最终有利而把它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有它的专政都纳入民主机构的框架之中，那这根本就不意味着永远会给它实现这种结合的机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历史总是为无产阶级创造最“有利”的条件。现在很难预言，在革命后的第二或第三个月里召开立宪会议，革命将会怎样发展。很有可能，那时的领导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与立宪会议一起不仅在支持苏维埃的最积极阶层的眼中，也在那些比较落后的民主群众眼中声誉扫地，后者把自己的希望不是和苏维埃，而是与立宪会议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条件下，解散立宪会议会导致新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左翼政党会成为多数。但发展走的是其他道路。立宪会议的选举是在革命后的第九个月进行的。在此时阶级斗争已经如此紧张，它以内在的压力冲破了形式民主的框架。无产阶级领导着军队和农民的下层。这些阶级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处在直接的残酷斗争中。而这个党由于民主选举的笨重的机制，在立宪会议上成了多数，反映的是10月前的革命时期。出现了在形式民主框架内解决不了的矛盾。只有搞不清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的政治迂夫子，才能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下对无产阶级进行庸俗的说教，说什么民主对阶级斗争事业的好处和优势。
历史更加具体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就立宪会议的人员构成的多数来说，应该把政权交给切尔诺夫、克伦斯基、策列铁里集团。这个集团能够领导革命吗？它能够在作为革命的中流砥柱的阶级中得到支持吗？不能。革命的实际阶级内容与它的民主外壳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预先决定了立宪会议的命运。它的解散是唯一可行的外科手术式地摆脱矛盾的出路，这个矛盾不是我们，而是此前事件的整个发展造成的。
﹝1﹞在对候选人名单投的3600万张选票中，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2100万张，即占60%，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黑土地带、即在俄国农民最多的地区得票的百分比最高。少数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穆斯林等）给社会革命党赢得了大量的选票，另一方面，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一份候选人名单上，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投票的那部分中农和贫农，实际上把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右派多数的候选人。
然而在城市里，社会革命党人不仅逊色于我党，还落后于城市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得到半数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只得到全部选票的1/6，在莫斯科得到了全部选票的1/4。
除了罗马尼亚和高加索前线之外，绝大多数军队和舰队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在决定性的前线（西部和北部），布尔什维克得票几乎比社会革命党人高三倍。在西部前线，布尔什维克得到65万张选票，而社会革命党人只得到18万张选票。至于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一致投我党的票（12万张），在黑海舰队中，社会革命党人得票比布尔什维克略多。
和平谈判
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上，通过了印在附件上的和平法令。那时，苏维埃政权在国家的重要部分刚刚建立，在国外，相信它的力量的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法令，但很多人觉得这只是政治示威。妥协派逢人就说，我们的决议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因为一方面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承认我们，不想与我们对话，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因我们进入单独媾和而对我们宣战。我们为全面民主和平而迈出的头几步，就是在这些预言的标志下完成的。法令是10月26日通过的，那时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而11月7日，我们通过电台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建议共同缔结和平条约。盟国政府通过其军事代表对那时的总司令杜鹤宁声明，在单独媾和谈判的道路上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11月11日，我们以向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呼吁作为对这个抗议的答复，在这份呼吁中我们声明，决不允许我们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我们不理睬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承担起和平政策的责任。我们首先履行了我们的原则性的许诺，公布了秘密条约，废除其中所有违背国家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我们的揭露来打击对方。但人民群众理解并承认我们。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份社会护国主义的报纸胆敢抗议工农政府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外交的全部方法的事实，反对我们拒绝了它的卑鄙和可耻的勾结。我们为我们的外交提出的任务是教育各国人民群众，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他们政府政策的实质，在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仇恨中把他们团结起来。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指责我们“拖延”谈判；但各国人民都如饥似渴地关注并倾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对话，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以此为和平事业服务，这甚至得到了我们最正派的敌人的承认。首次如此清晰地提出了和平问题，任何幕后狡猾手段都不可能把它抹去。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前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我们再次向盟国提出建议，赞同我们，与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等来答复，虽然这一次盟友已经不再企图威胁我们了。和平谈判是在12月9日开始的，是在通过和平法令的一个半月之后，因此，卖身投靠、社会党叛徒的报刊说我们不想与盟友协商的指责是虚假的。在这一个半月中，我们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每一个措施，呼吁他们加入和平谈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人民的面前，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为了把所有交战国引到和平谈判中来，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被迫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的罪过不能落在我们的头上，而是落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头上，也落在那些俄国政党的头上，它们一直预言俄国工农政府很快就要寿终正寝，劝盟国别把我们的和平倡议当真。无论如何，12月9日开始了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团提出了原则性的声明，它说明了10月26日（11月8日）法令中准确表达的全面民主和平的基础的性质。对方要求中断会议，而且根据屈尔曼的建议，工作的恢复一拖再拖。很清楚，四国联盟代表团在答复我方声明的措词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2月25日做出了答复。四国联盟外交官赞成民主和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不兼并不赔款的公式。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这只是口是心非。但我们甚至不曾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口是心非，正如一位法国作家说的那样，口是心非是恶对善的应有的尊重。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认为必须给予民主原则以这样的尊重，在我们的眼中证明了德国国内的形势相当严重……但是，如果总的来说，我们对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们的民主主义不抱幻想（因为我们相当了解德国和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本性），但仍需要承认，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几天后出现的那个深渊，它将德国帝国主义真正建议与冯·屈尔曼于12月25日对我们出示的从俄国革命那里抄袭来的那些公式截然分开。如此无耻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
屈尔曼的答复使俄国工人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它被解释为是同盟国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德国工人群众的不满和不断增长的不耐烦害怕的结果。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为民主和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士兵示威游行。﹝1﹞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给我们带来了冯·屈尔曼以同盟国帝国的名义对我们提出的掠夺性的要求，作为对自己的“民主”公式的解释。乍一看，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德国外交到底指望的是什么，它提出自己的民主公式，只是为了在后来，在两三天后表现出它的豺狼胃口。围绕着民主公式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屈尔曼本人倡议的那些理论争论则不那么危险。在这条道路上，同盟国的外交不可能获得很大的荣誉，这首先对它自己来说应该是早就清楚的。但屈尔曼外交行动的秘密在于这位先生真诚地相信我们准备与他演奏四手联弹。他的相关推理大致是这样：和平对俄国来说是必需的，布尔什维克是由于自己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才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想维持它的政权，这对他们来说只有在签署和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诚然，他们把自己与明确的民主和平纲领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在世界上存在着外交官呢？不就是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吗？我们德国人为布尔什维克创造条件，用装饰性的公式来掩盖我们的掠夺。布尔什维克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挖掘事情的政治实质，或更确切地说，不在全世界的眼前揭穿欺骗性的公式的内容……换言之，屈尔曼希望与我们心照不宣：他把我们的好公式还给我们，我们不加抗议地让他为德国得到支配外省和人民的机会。这样，在德国工人的眼中，强占就得到了俄国革命的批准。当我们在辩论中表明，对我们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空话，不是幕后交易的遮掩，而是各国人民共处的民主原则。屈尔曼把这看成是对心照不宣的协议的恶意破坏。他无论如何不想离开12月25日公式的立场，依靠他的炉火纯青的官僚司法逻辑，力图在世人眼前表明，白与黑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们的恶毒意愿使我们坚持这个区别。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的代表，在这些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人都不会称之为庄重和体面的。他受屈尔曼的委托拙笨地充当决斗助手，承担起在所有关键时刻发表更加激烈和更加无耻的声明的责任。霍夫曼将军给谈判带来了清新的调子。将军对屈尔曼的外交手腕没有太大的好感，他数次把他的军靴放在人们围坐四周进行复杂的法律辩论的桌子上。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正是霍夫曼将军的军靴才是这些谈判中唯一严肃的现实。
屈尔曼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基辅拉达参加谈判。对当权的乌克兰市侩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欧洲资本家政府“承认”他们。最初，拉达把自己交给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从他们那里得到点零花钱，后来又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旨在背着俄国人民求得奥德政府承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刚刚步入“国际”存在的道路，基辅外交就暴露出永远是巴尔干半岛微不足道的政客的视野和道德水平。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当然不对谈判的新参加者的尊严抱任何幻想。但他们正确地考虑到，基辅代表团的加入会使游戏变得更复杂，这对他们有利。
基辅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曾把乌克兰界定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显然给同盟国的外交官造成了困难，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俄罗斯共和国变成新的巴尔干半岛。在其第二次出现时，拉达的代表们在奥德外交的授意下，声明乌克兰从今以后拒绝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
﹝1﹞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号召抵制示威游行，但仍有广大工厂工人和士兵群众参加了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还有奥地利和德国战俘。示威游行的口号是：“争取全面民主和平！争取国际劳动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拥护第三国际！争取立即和平，争取全世界苏维埃政权！拥护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与怠工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妥协分子和乌克兰拉达叛徒，争取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苏维埃拉达”等。
结论
当我党夺取了政权，我们预先知道我们将遇到哪些困难。国家在经济上已经被战争消耗殆尽。革命破坏了旧的行政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创造新的来取代它。三年的战争从国家的经济基层组织中抽调了数百万工人，使他们失掉了阶级本性，在心理上动摇了他们。巨大的军事工业在准备不足的经济基础上吞噬了人民的生命力，复员它有十分巨大的困难。经济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现象在全国泛滥。数百年来俄国农民一直被野蛮的土地纪律融合在一起，被来自上面的沙皇制度的铁的纪律所压抑。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前者，革命又破坏了后者。在心理上，革命意味着农民群众中人性的觉醒。这一觉醒的无政府形式是此前压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有通过体现在革命中的无政府现象的内在地逐渐消除，才能着手建立在劳动者对生产监督基础上的新制度。
从另一方面，有产阶级，哪怕它已经失去了政权，也不想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革命尖锐地提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权的问题，即关系到剥削阶级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残酷不断的内战。这又导致内战必然在劳动群众的运动中滋养无政府倾向。在工业、财经、运输、粮食崩溃的情况下，漫长的内战又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的道路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然而，苏维埃政权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放眼未来。只有准确地查明国家的资源，只有从一个全面的计划出发组织生产，即合理地、节约地分配所有产品，才能拯救国家。而这就是社会主义。或是彻底地落到殖民地的地步，或是社会主义的新生，这就是我国面临的抉择。
战争给所有资本主义世界埋下了地雷。我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这里。帝国主义挤压我们的包围圈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粉碎。我们对此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正如我们在几十年的地下斗争中，从未怀疑过沙皇制度必将垮台一样。
斗争，把队伍团结起来，建立劳动纪律和社会主义秩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投降，这就是我们的口令。历史对我们有利。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早晚会不仅拯救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库尔兰[1]和芬兰，而且拯救受苦受难的全人类。
[1]库尔兰又称库尔泽姆，系拉脱维亚西部历史地区，古称库尔萨。13世纪被德国骑士占领，为立窝尼亚的一部分。1561年为库尔兰公国和皮尔滕领地，1795—1917年为俄罗斯帝国库尔兰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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