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的压力
驳斥资产阶级的诽谤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尊敬的同志们：
请不要拒绝在最近一期上刊登下面几行字。
今天在《言论报》[1]上，某个clemens（克莱门）这样描写我：
而那里是骄傲伟大的托洛茨基本人，英国当局关于他得到德裔美籍人给他前往俄国的1万美元的旅费消息在他的额头上闪闪放光，虽然他托洛茨基因他的壮丽辉煌而似乎没有发现这点，显然是出于对我们的盟国的轻蔑。
这种谮言中伤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言论报》上了：先是在米留可夫先生的文章中，后来是在专栏上，最后是在Clemens的文章中，而且后两个例子都指出我迄今为止一直没有驳斥过的这个“消息”。
事实上，我在5月25日就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H. C. 齐赫泽就把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给外交部长捷列先科写了一封长信。该信的最后几句话如下：
……在抵达彼得格勒后，我从官方报道中得知英国大使布坎南先生就我们被羁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声明，说我们这些被羁押者是带着德国政府资助的推翻临时政府（第一届）的计划回国的。
这个关于我收到德国政府的金钱的报道以必要的线条补充了英国政府对待俄国流亡者的全部行为，该行为是由暴力、狡猾的谎言和无耻的诽谤编织成的。部长先生，您莫非以为，以如此无耻的诽谤玷污自己，以后不愿为给自己恢复名义做一点事的人来代表英国这个事实合乎情理呢？
就我致捷列先科的信出了一本题为《在英国人那里当俘虏》的小册子（图书出版社版）。我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最后几句话是：
据人们对我们说，在“知情的”圈子内，甚至说出了资助的数目：正好是1万马克。〔1〕原来，德国政府对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稳定性的估价就值这么点钱。
总的来说，不能说英国外交不谨慎和没有纯表面的装饰性的“绅士风度”。然而，英国大使关于我们得到德国资助的声明，显然缺乏这两种品质：它既卑都又无耻。对此可以用英国政治家和外文家有两种风格来解释：一种是对“文明”国家的，另一种是对殖民地的。布坎南先生是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朋友，现在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朋友，但他在俄国，觉得像在印度和埃及一样，因此看不到有任何理由约束自己。英国当局认为自己有权在中立国家的轮船上逮捕俄国公民，并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中；英国大使认为自己可以用最卑都的讲谤来反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这一切真的是该结束了。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个时刻的早日到来，那时民主的俄国将对布坎南先生和他的主子们说：“劳驾把你们的脚从桌子上拿下去。”
对这一段引文我无须再做任何补充。读者不会要求我对《言论报》、它的主子以及它的雇佣的行为做道德评价。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56期
1917年6月13日
〔1〕小册子是在米留可夫把他的谮言中伤转到刊物上之前出版的。那时是否存在误解，或是米留可夫为了提高自己的内阁的分量有意把马克换成了美元，我不得而知。——列·托洛茨基
[1]《言论报》系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И. В. 盖森、П. H. 米留可夫。十月革命后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译注
1万美元、协会和诽谤者们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我刊登在《新生活报》专栏上的那封信（6月13日）有了完全出乎预料的后果。忠君保皇的《晚间报》编辑部派自己的一个作者去找英国大使澄清此事。这些澄清轰动一时。
布坎南说：
我国政府把一批俄国侨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只是为了让俄国政府搞清他们的身份；这是它的责任。一旦得到俄国政府把羁押者放行的答复后，他们立即就被释放。
羁押俄国侨民一事就是如此。至于1万马克或美元，在有关它的消息出现在在这里的俄国圈子里和刊物上之前，我的政府和我本人都对此一无所知。〔1〕
忠君保皇的《晚间报》得到这样的答复，当然要指责我对英国大使的谮言中伤。苏沃林的报纸愤怒地说：“这些人居然还在欧洲和美国生活过！”
但是对不起！米留可夫先生通知说，关于1万美元的消息他是从“英国消息来源”中得到的。作为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先生显然不是从匹克威克俱乐部中，而是能够从英国政府机构内，首先是从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中得到这类消息的。但不是！布坎南先生对《晚间报》声明，至于1万美元，在有关它的消息出现在这里的俄国圈子里和刊物上之前（即在米留可夫先生的谮言中伤浮出水面之前），我的政府和我本人都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是，米留可夫先生对我们说，关于1万美元的事他是从布坎南先生的圈子里得知的；而后者说，关于整个事情，他最初是从米留可夫那里听到的。因而可敬的绅士们原来是在搞连环保。但他们中到底谁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或是像法国谚语所说的那样，聪明人所见略同？
但是，布坎南先生的事根本不那么简单。1917年4月14日，即在我还被关押在加拿大战俘集中营内时，英国大使馆对俄国报刊散发通报：“这些乘坐克里斯蒂尼亚峡湾号的俄国公民在哈利法克斯被羁押，因为英国政府得到通报，他们与得到德国政府资助的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有关……”文理不通，但说得明明白白！现在，过了两个半月，布坎南先生声明：“我国政府把一批俄国侨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只是为了让俄国政府搞清他们的身份……羁押俄国侨民一事就是如此。”像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至于德国的资助，在这条消息出现在俄国刊物上之前，布坎南先生和他的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但须知，最初消息正是从英国大使馆渗入俄国刊物的。因而结果是，布坎南先生不仅与米留可夫先生相矛盾，而且还与他本人相矛盾。开始时对报刊通报，说俄国侨民被羁押是因为他们得到德国的资助。后来又像没事人一样，说关于德国资助的事他最初是从俄国报刊中得知的。布坎南先生的记性太差了。这大概是外交“疲劳过度”的结果，刊物据此解释关于布坎南先生不久即将退休的传言。
在《晚间报》采访了英国大使后，问题似乎已经自行消除了：布坎南先生一下子就把米留可夫先生的，同时也把他本人的诽谤消除了。但如果认为，《言论报》在明显的事实面前认愉了，那就意味着不了解它的纯洁的哈姆杰伊们。他们中的一个对布坎南先生的致命的（自杀的）采访不置一词，在刊物的评论中企图把问题转到新的轨道上：说的不是从德国政府那里，而是从德国协会、德裔美籍人那里得到的1万马克。哪个协会？他在什么时候给我的？给的什么钱？对此，纯洁的米留可夫未置一词。然而，在舞台上又出来一个柯雷什柯。《言论报》写道：
对德国政府打算“用这么点钱来推翻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托洛茨基先生表示惊讶。托洛茨基先生是对的：正是数额之少令人怀疑这些（？）钱的用途。柯雷什柯先生也为德国政府效同样的力，但价值无疑要大得多。〔2〕
结果是，立宪民主党人哈姆杰伊想必知道钱的事（他赌咒发誓），只是怀疑它的“用途”。他不知道钱是从谁那里来的，也不知道用于什么。然而他却知道，协会一词在德文中是“Ферейн”。他更清楚地知道，柯雷什柯为德国效同样的（什么样的？）力，价值大得多（？！）。自由派的哈姆杰伊的外斜视的眼睛乱转，造假的手指冲动地痉挛着。由于诽谤的喜悦，哈姆杰伊的呼吸把脖子都憋粗了，他甚至不能控制语言：不知是德国给柯雷什柯钱，还是柯雷什柯给德国钱。不过反正一样。哈姆杰伊煞有介事……不过，这是个什么协会？它是从哪儿来的？在这点上我们提出自己的假设。在美国确实有强大的德国护国主义的协会，在美国卷入战争前，它对德国工人国际主义者联合会进行最残酷和无耻的——现在可以说是米留可夫式的诽谤，称他们为沙皇的仆从，英国的雇佣。我与德国护国主义协会的交点与我和立宪民主党的交点一样多。
但我不止一次地给德国工人作专题报告，捍卫李卜克内西的政策，反对谢德曼的政策和考茨基的不彻底性。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信任把我们与这些德国工人——李卜克内西分子联系在一起。在我离开纽约前往欧洲的两天前，我的德国同志们与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朋友们和支持者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集会”。在这个集会上为俄国革命募捐。一共募集了310美元。在这个数目中，还有德国工人通过主席捐的100美元。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只有100美元！只有100美元，纯洁的《言论报》！有关集会的报道刊登在许多纽约报纸上。
这些公开募捐的、公开交给我支配的310美元，我第二天就在集会组织者的同意下，把它在五位缺少返回俄国旅途费用的侨民之间分配。其中的三个人现在在彼得堡，一个在前线，另一个在莫斯科。只能假设，米留可夫—布坎南的某个不大识字的、喝醉了酒的密探把100美元变成1万美元，把一批德国工人国际主义者与护国主义的协会混为一谈……如果不假定全部这个故事干脆是米留可夫从食指上吮出来的话。
为了将来能够给扯谎者和诽谤者先生们、立宪民主党的报人和恶棍们关于我“叙述”添加必要的系数，我认为声明一下这点是有益的，即在我的一生中，我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1万美元，而且连这个数字的1％都没有。诚然，类似的承认可能比米留可夫先生的语言中伤更加彻底地葬送我在立宪民主党听众眼中的声誉。但我早就适应了这种想法，即在没有来自自由派资产者的赞扬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59期
1917年6月27日
〔1〕《晚间报》1917年6月23日。
〔2〕《言论报》6月24日。
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6月7日的《言论报》上刊登了布尔采夫的一封信，其中就帕尔乌斯[1]这样说道：“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他帕尔乌斯到处都能给自己找到听话、干练的助手，如第二届杜马代表祖拉博夫〔1〕、别拉济奇和列·托洛茨基。”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同一个意义上再次被提到。我认为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我的一篇这种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1915年2月）上，并被彼得格勒杂志《当代世界》所转载；
我第一个在那份《我们的话报》上把作为奥地利总参谋部的间谍的斯柯罗彼西—叶尔图霍夫斯基、巴索克—梅列涅夫斯基钉在了耻辱柱上；
奥地利议会乌克兰俱乐部对我的揭露予以官方答复，而且在这个答复中理所当然地把我称为沙皇制度利益的保卫者；
由于帕尔乌斯建立的科学研究所邀请社会主义者去那里工作，我书面建议俄国社会主义者放弃这个工作，避免为对像彼拉济奇和祖拉博夫这样无可指责的人的诽谤提供更多的口实；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69期
1917年7月8日
〔1〕祖拉博夫（Аршак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Зурабов，1873—1920），著名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党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觉团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1917年以前，祖拉博夫一直是左派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地参加了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创立工作。死于伤寒。
[1]帕尔乌斯（parvus，1869—1924），原名盖尔芬德，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参加者，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一起创立和宣传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曾侨居德国；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阿列克辛斯基——米留可夫
当某个宪兵通报第三手消息，说某个“加米涅夫”一度曾在乌克兰暗探局服务过时，不吃不睡地保卫社会道德的米留可夫的《言论报》马上精神一振：“是否在问题澄清之前，免除布尔什维克尤·加米涅夫的社会活动？”
在莫斯科，阿列克辛斯基[1]代表第二届杜马在会议上发言。阿列克辛斯基是什么人，所有人都知道。甚至连谁也不会谴责他过于苛求的布拉特都认为，必须退出会场，以示对阿列克辛斯基当选的抗议。但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投这个十足地道的诽谤者的票。
阿列克辛斯基签名请求克伦斯基在名单外为普列汉诺夫提供发言机会。米留可夫也在这份请求上签了名。阿列克辛斯基有充分理由表示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感谢，因为后者不止一次地拎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而米留可夫有充分理由支持阿列克辛斯基为普列汉诺夫进行的斡旋。“阿列克辛斯基做了出色的讲话。”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并表达了对阿列克辛斯基会很快占据社会民主党领袖位置的希望。
阿列克辛斯基是什么人，所有人都知道。但这里不妨提醒一下，在这个职业诽谤者的许多其他功绩中，还有对《言论报》驻巴黎记者E. 德米特里耶夫的诽谤。阿列克辛斯基与其他几个讹诈者一起指责德米特里耶夫用假姓名，他的真实姓名是德国姓名，说他亲德；他用德国人给的钱出版报纸。总之，一切都中规中矩。巴黎的外国记者协会揭穿此事，并宣布阿列克辛斯基是诽谤者。这个协会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和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协约国护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和同情协约国的“中立国”报纸记者组成的。这一切意味着他们是阿列克辛斯基的同志。就是这些英国、意大利、美国、俄国、比利时等国的护国主义记者一致承认，他们的同志是无耻的诽谤者。俄国驻巴黎记者协会以一份专门决议确认了这点。第三个巴黎组织（文学社）把阿列克辛斯基开除。米留可夫先生亲耳从他的记者德米特里耶夫那里得知此事，对它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一度许诺，“在必要时”，将在《言论报》上把此事公之于天下。可以不必怀疑，阿列克辛斯基不是国际主义者，哪怕他只是切尔诺夫的盟友的话，《言论报》会马上揭露阿列克辛斯基，所有的盖森们都会因为允许像阿列克辛斯基这样的家伙进入“革命民主派行列”而愤怒得从秃顶到脚底都打颤，伊兹哥耶夫〔1〕一定会从长凳下爬出来，伸出他那无力的刺……但由于阿列克辛斯基是反侦查机构的特别（特别卑鄙）任务非正式的官员，因此《言论报》不仅不揭露阿列克辛斯基，不要求解除他的社会活动，相反，还全力支持他，甚至还安插他为什么“领袖”。
一方面是加米涅夫同志，他的政治荣誉没有任何污点，米留可夫的报纸却大肆散布未经任何人验证的宪兵编造的卑鄙的流言飞语。另一方面是阿列克辛斯基，他因诽谤受到谴责并被开除，是大司祭的《俄罗斯意志报》的撰稿人，离开了社会护国主义的《号召》杂志〔2〕和《当代世界》杂志，由于道德性质的原因不允许他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人，他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公开称为“恶棍”和“政治娼妓的骑士”而没有引起任何人和任何方面的抗议，米留可夫的《言论报》和整个资产阶级报刊却对他、阿列克辛斯基大加赞扬。
资产阶级世界的道德就是这样，那里虚伪和出卖沆瀣一气，那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行列中的叛变者，不管他是多么令人不齿，都会大受欢迎，并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感谢！……
附：所谓的“统一派”[2]组织的所谓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允许它的成员参加反侦查周刊《没有废话》，此后阿列克辛斯基退出了杂志，却留在“中央委员会”中。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可以认为，阿列克辛斯基偶然落入某个欺诈、不体面的周刊。但须知是阿列克辛斯基创办了这份周刊。《没有废话》是阿列克辛斯基的日记。如果周刊是欺诈、不体面的，则仅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和编辑就是这样的。如果阿列克辛斯基退出了他自己的周刊，那他还是把他的欺诈和他一起完整地带进了“中央委员会”。“统一派”的先生们，不是地位给人增光，而是人使地位生色。
《无产者报》第7期
1917年9月2日
（署笔名П. 塔纳斯）
〔1〕伊兹哥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Изгоев，1872—？），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和部分社会民主党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活动家之一。伊兹哥耶夫曾是司徒卢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与后者一起经历了从社会民主党到十月集团的政治演变。在十月革命后，伊兹哥那夫从事反革命活动，最后被驱逐出国。
〔2〕《号召》杂志是一份由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觉的赤裸裸的护国主义分子创办的政治杂志。只须指出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就足够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号召》杂志一直进行不断的宣传，支持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给国际主义者泼脏水。
[1]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вич 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参加者。1905年靠拢布尔什维克，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成为召回派，“前进”集团领导人之一。1917年成为孟什维克，1918年成为白俄，流亡国外。——译注
[2]“统一派”系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集团。产生于1914年，组成于1917年3月，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等地有人数不多的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攻击中伤布尔什维克，出版《统一报》。1918年夏瓦解。——译注
七月事件
在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七月事件的发言〔1〕（7月6日）
托洛茨基同志谈到革命民主派与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的阶级自觉服从于某个非无产阶级制度的任何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所有代表，甚至是民主制度的代表最初写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就是步兵、骑兵、炮兵。
甚至在革命无产阶级有过火行为时，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也不能充当刽子手的角色。我们认为农民从属于无产阶级。因此，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观点是评价正在展开的事件的最明确和最正确的观点。
现在我们结束了小资产阶级和大中资产阶级的浪漫史，并以非常彻底的方式结束了它。难道整个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仅仅是在挑唆的形响下走上街头吗？能够召唤它的不是任何挑唆，而是某些特别深刻的原因。
《消息报》第112期
1917年7月8日
〔1〕从文本中可以看出，讲话转述很不连贯，不太清晰。从报道中甚至看不出它的中心点是七月事件。下面摘录列·达·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的片段提供了某些说明：
在刚刚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没有做出关于躲藏或转入地下的直接决定。科尔尼洛夫分子逐渐疯狂起来，我个人在两三天之内还能公开露面。我在几次党的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就怎么办的题目发言。对布尔什维克的疯狂的压力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孟什维克企图动用一切措施利用并非没有他们参与而形成的形势。记得我曾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某个工会代表的会议上讲话。出席者只有几十人，即是工会上层。孟什维克占多数。我对工会证明，必须抗议对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军国主义有联系的指控。这次会议的进程我只留下了模糊的印象，但相当清楚地记住了两三张确实是找抽的脸。（第59页）
考验的日子
鲜血洒在了彼得格勒的大街上。〔1〕在俄国革命史上又增添了悲惨的一章。谁之罪？领导自己的刊物的庸人回答说：“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和为它服务的政治家们来说，悲惨事件的全部结论就是几句话：逮捕领袖，解除群众武装。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建立“革命秩序”。问题仅仅是：什么样的秩序和为了谁？
革命唤醒了群众的巨大的希望。在革命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彼得格勒群众的希望和期待格外强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让这些期待和希望变成确定的政治口号，把群众的革命的急躁引上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道路上。革命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代表机关的手中。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上层呼吁群众支持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政府。直到第一届临时政府中这几个最露骨的帝国主义人物辞职的最后时刻，上述这两个党还与政府在整个路线上都保持一致。只是在政府重组之后，居民群众才从他们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没有对他们说出全部实情，把他们引入歧途。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应该相信新的“联合”政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预言，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不会给革命任何东西，并将再次欺骗群众的期待。这个预言得到证实。在两个月软弱无力的政策、“相信政府”的号召、喋喋不休的规劝、粉饰现实之后，真相暴露出来了。群众感到自己的期待再次受到更大的欺骗。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众中的急躁和不信任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这些情绪受到漫长的、对所有参加者都没有出路的战争、经济崩溃、日益迫近的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停产的滋养，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找到其直接的政治表达。
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2〕，以及与此相关的临时政府内在的站不住脚的最终暴露，更加坚定了群众认为他们反对苏维埃官方领袖的看法是正确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无异于火上浇油。由于发动而转变成中伤的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压力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政党采取了所有措施，防止群众在7月3日发动。但群众不仅发动了，而且还手持武器。7月3日晚，所有鼓动者、各区的代表都通报说，由于长期的政权危机，7月4日的发动是根本不能避免的，什么样的号召都不可能制止群众。只是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它一起的还有我们的组织才决定：不躲到一边，不袖手旁观，而是竭尽全力把7月4日的运动引入群众和平游行示威的轨道。7月4日的号召只有这一个意思。那时很清楚，在来自反革命匪徒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攻击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流血冲突。当然，可以在政治上使群众失去领袖，拒绝对他们进行任何领导，让他们听天由命。但是，我们是工人政党，不能也不愿意推行彼拉多[1]的政策。我们决定与群众在一起，以便把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组织性引入他们汹涌澎湃的运动中，以此把牺牲降到最小程度。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流血了。现在，资产阶级的“主导”报纸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报纸企图把事件——即贫困、消耗殆尽、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的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头上……为了使这项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动员工作能够自圆其说，出动了一些匿名和半匿名的大骗子，以使对收买的指责流行起来：流血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受了威廉皇帝的指使。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考验。群众的坚定性、它的承受力、它的“朋友”的忠诚，现在这一切都要经受考验。我们在经受住这场考验之后将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像我们经历所有以往的考验一样。生活与我们在一起并支持我们。政权的新的改组是没有出路的局势和可怜的半途而废的执政党授意的，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解决不了。必须激进地改变整个体制。需要革命的政权。
策列铁里—克伦斯基的政策现在旨在解除革命左翼的武装，削弱它的力量。如果他们在这些措施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秩序”，他们将是继我们之后它的第一批牺牲者。但他们不会成功。矛盾过于深刻，任务过于宏大，用警察手段是无力应付的。
在考验的日子之后，将是上升和胜利的日子！
《前进》周刊第6期
1917年7月22（9）日
〔1〕这里指的是著名的“七月事件”。革命从2月到7月的整个发展都是在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的标志下进行的，而这种激化是在6月下半月的进攻和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如此巨大的事实造成的。彼得格勒工人、首先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和以第一机枪团为首的革命士兵的发动不是出自我党的倡议，这点在当时已被白色的妥协派报刊所证实。但一旦发动成为事实，它的无组织性和自发性就为严重的冲突制造了机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决定承担起对运动的领导。在7月3日召开的它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建议选举25人的委员会。他们（托洛茨基同志也包括在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群众发动是政府右的错误的结果。经过争论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于政权危机，工人部认为必须坚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工人部有责任全力促成这点，希望在这点上得到士兵部的充分支待。工人部选举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委托它与彼得格勒和全俄的执行委员会接触。这个会议的所有其他成员返回各区，向工人士兵通报这个决定，他们与委员会保持不断的联系，力图赋予运动以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人部委托选举委员会应吸收退出会议的少数加入其中。
选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茹可夫、叶努基泽、阿什基那济、浩诺夫、帕列安斯基、科尔涅夫、扎卢茨基、卡拉罕、梁赞诺夫、尤列涅夫、佐夫、哈希姆松为委员会成员。
7月4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它反映了群众的情绪，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那时还大软弱，不能夺取政权，所以不能把它引向决定性的结果。7月5日，运动退潮，逐渐把数千的工人士兵清除出彼得格勒的街道。在这些事件之后，疯狂的资产阶级和苏维埃的多数对我党进行了不可思议的中伤，对它的组织和领袖进行了全面的逮捕和镇压。
〔2〕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理由是他们不同意临时政府有关乌克兰决议的草案，该草案是政府派往乌克兰与拉达谈判的代表团提交的。立宪民主党声明，捷列先料、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签署的协议消灭了临时政府在乌克兰的全部权力，而后者的管理形式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制定，而代表团转交的是乌克兰自己制定的管理形式。除此之外，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认为，代表团没有权利签署正式协议、因为它只有拟定协议的全权。由于临时政府否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建议，后者中的四个人：盛加略夫（财政部长）、曼努伊洛夫（教育部长）、斯捷潘诺夫（工商部副部长）和沙霍夫斯基（国家救济部长）立即声明辞职。
辞职的真正原因更加严重。它们部分被政府首脑李沃夫揭露，后者声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分歧。”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是政治手腕，其目的是把进攻的失败、不断加剧的经济混乱的后果推给政府的社会主义阁员。苏汉诺夫恰恰是把乌克兰问题推到第一位，并断言，乌克兰问题不仅仅是借口，而是联合破裂的真正原因，这个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托洛茨基在其《十月革命》（是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写于1918年，亦是本书第一章。——译注）一书中所做的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政府的更聪明、更干练的代表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可能沉重地打击革命，也将打击执政党时，他们匆匆地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推给自己的左翼盟友。
[1]彼拉多是罗马驻以色列巡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同意处死耶稣：彼拉多政策指强权政策。——译注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部长公民们：
我得到通知，因涉嫌7月3—5日事件，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几位同志的命令，但却没有逮捕我的命令。
因此我认为必须让你们了解以下情况：
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持同样的原则立场，我在《前进》周刊上、在我的所有公开演讲中都阐述了这个立场。
我对7月3—5日事件的态度，与上述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
首先，关于机枪团和其他团队提议的发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和我都是在7月3日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初次得知的，而且我们为了阻止发动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而我也与我本人所隶属的“区联派”组织的同志进行了联系：
其次，在示威游行还是举行了的情况下，我与这几位布尔什维克一样，频频在塔夫利达宫前讲话，表达自己完全支持示威者的基本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同时坚持呼吁示威者立即以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式返回各自的部队和自己的军营；
再次，7月3—5日深夜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组织几位同志的会议上，我支持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在7月4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只是在前往各区的鼓动者通知团队和工厂已经决定发动，在消除政府危机前没有任何阻止群众的可能性后，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才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地把发动引入和平示威的轨道上，坚持群众不要手持武器上街；
最后，在我在塔夫利达宫度过的7月4日一整天中，我像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一样，不止一次地对示威者讲话，其意思和精神都与头一天一样。
我没有参加《真理报》工作，我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原因不是政治分歧，而是今天已经失去所有意义的我们党过去的条件。
关于我“拒绝”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报道，就像关于我请求当局保护我免遭“群众的私刑”的报道以及这份刊物的数百个其他断言一样，都纯属虚构。
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把我排除在外。至于事情的政治方面，你们也不可能有理由怀疑，我与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全部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你们不逮捕我，只会凸显你们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革命专横。
列·托洛茨基
1917年7月10日
彼得格勒
《新生活报》第73期
1917年7月13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就七月事件问题的讲话（7月17日）〔1〕
我很荣幸，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唐恩提到我在12年前说过的话〔2〕，我们号召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时，号召工人勇于牺牲，不要杀戮。但唐恩没有引用检察官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后者现在似乎是在临时政府合作者的行列中）断言我们号召的不是牺牲，而是杀戮的答复，我对此表示遗憾。
你们看到，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用唐恩在这里使用的同样的词句来做答，而且唐恩的讲话如此适合检察官的论据，甚至连伊苏夫同志都不得不修改他检察官的调子。
我不知道，唐恩是否哪怕出席过一次7月初我们的集会。我本人7月2日对机枪团讲过话，7月发动的号召对这个团特别有作用，如同在争取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整个斗争中一样，我声明，与外省相比，我们在彼得格勒走在前面，但我们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头。我们应该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喊声：“这不可能。”）
这是可能的。我相信，俄国民主派号召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彼得格勒的起义能够在24小时内废除内阁，更换部长们，但这是冒险，因为内阁应该依靠群众的支持。（大厅里一片喧哗，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会场的平静。）托洛茨基转向大厅，并声明：这里有你们不请自来的盟友——资产阶级报刊《交易所经济人报》《俄罗斯意志报》〔3〕《新时报》[1]《言论报》以及其他肮脏的机关报的代表，我们像你们一样蔑视它们。明天在这些报纸上将会出现的简讯，说指控民主派的多数派犯了刑事罪。我请你们注意发言的焦点。
还在7月2日，那时我们在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得知准备发动。这个消息像火花一样迅速传遍了所有团队。我们尽管消息灵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传言来自何处。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时，有只黑手企图逮捕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喊声：“这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干的，他们是俄国革命的光荣和骄傲。”）。这证明了黑色百人团企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喧哗）
这些事实将载入史册，我们力求确定它们的真相。我肯定，亲临这次尝试现场的人都知道，水兵和工人都不知道，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发言时，看到在入口处站着一群恶棍。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2]同志说了此事。我对他们说，他们是密探，他们企图闯进塔夫利达宫。（卢那察尔斯基在座位上说：“对。”）当切尔诺夫出来时，这些恶棍企图背着群众逮捕切尔诺夫。当我冲向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共有10人，他们企图完成他们的肮脏的勾当。我能在上万的人群中认出他们来。当我试图让群众知道此事时，发现没有一个工人和水兵认识他们。匪徒们散去了，切尔诺夫回到了宫中。谁也不知道克伦斯基去了前线，逮捕他的企图只能在前线实现。
叫策列铁里出来的目的不是逮捕他，因为工人和水兵们喊道：让策列铁里到我们面前来，给我们讲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有其他喊声，那也是出自企图逮捕切尔诺夫的那群人。起义的全部构成的3/4依据的是逮捕部长的企图。（喊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天的报纸证明了这点。
武装者的武装起义应该有这些人要实现的目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塔夫利达宫被完全解除了武装。武装群众没有企图占领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则没有武装起义。这证明了这个有反革命分子介入的运动的自发性和初级性。
当唐恩说到工人部的会议时，他没有提到，我们坚持肃清反革命据点，它们的代表在工人士兵群众底层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3日，我们对我们的全权机构要求这点，这证明我们不是瞎子。人们指责我们煽动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试图形成它。
在5、6月间，当我们指出资产阶级集团进行怠工时，人们说我们是蛊惑人心。当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时，切尔诺夫同志和《人民事业报》[3]和《工人报》[4]重复了我们的话。
当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后，工人认为有必要警告民主派不要与资产阶级集团联合，这是不足为奇的。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群众拿起了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反革命的企图。
我们和你们一样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这个讲坛上，沃伊京斯基同志说过，布尔什维克警告群众不要发动。当群众走上街头时，我们明白，我们的角色是把计划性引入这个运动。我们对群众说：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但还是别上街，回家去。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个情况。如果革命专政认为，我们犯了罪，那它就应该以革命政权的全部力量来粉碎我们。有人在这里说过，不知道我的住址。这不对，它在中央委员名单上。你们以自己的消极态度造成了这种气氛，在其中你们与我们一起窒息。在这个气氛中，把肮脏的指控扔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身上。（喊声：“这是正确的。”大厅里再次喧哗起来。托洛茨基继续讲。）
在这个大厅里有同情这些指控的人。在这里有刚刚依附革命的人。（喧哗。主席摇了半天铃，才恢复了平静。）
这里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思想对手，但还有其他人，他们追求的是另外的目的。
列宁为革命斗争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斗争了20年。我们不能不仇恨德国军国主义。只有不知道革命者为何物的人才能断言相反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因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在这个大厅里有这样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革命刊物用于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的卑鄙指控时，他们就是以此给反革命用它的语言说话提供了机会。
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大厅里说我们是德国的雇佣，因为这不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声音，而是卑鄙的喉舌。
《消息报》第121期
1917年7月19日
〔1〕这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针对的是唐恩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对7月3—5日事件所做的“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是第一个党团演讲者。在他之后讲话的有马尔托夫、诺根等。结果是全会通过了李伯尔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名义提交的决议。
〔2〕就我们对此事的询问，列·达·托洛茨基回答如下：
这里说的显然是下面的事：在1906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案中，在我对法庭的陈述中我说过：“不是群众杀戮的能力，而是他们的随时准备牺牲的伟大精神，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才是人民起义胜利的最终保障。”唐恩援引了这些话，指责我们在1917年7月号召群众杀戮。我就此回答店恩说，他援引我在12年前说过的反驳检察官卡梅尚斯基的话，他本人以他自己的名义重复了卡梅尚斯基在1906年对我们的指责。
〔3〕《俄罗斯意志报》是一份由俄国银行出资办的反革命报纸。它的创办人之一是著名的普罗托波波夫，后来他成了沙皇政府的实际领导人。
[1]《新时报》系俄国最大报纸之一。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69年起改为日报）。原为自由主义报纸，1876年改由A. C. 苏沃林发行后，成为保守报纸。1905年起为黑帮分子喉舌。十月革命后被查封。——译注
[2]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1938），苏共党员（1917—1931），年轻时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7年为“区联派”成员；十月革命后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反对让研究院直接为党的现行政策的利益服务。因对托洛茨基有好感，请已被流放的他为研究院翻译、校对马克思著作，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案中他被指控与孟什维克驻国外中心有联系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8年1月21日被枪毙。——译注
[3]《人民事业报》系革命报纸。1868—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17期。编辑A. M. 巴枯宁。第2期起编辑为H. И. 吴亭。1879年起为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译注
[4]《工人报》系孟什维克日报，1917年3月20日（俄历7日）至12月13日（俄历11月30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9月12日（俄历8月30日）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中央机关报。因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查封，改用其他名称出版到1919年2月。——译注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反革命投降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投票问题的发言（7月20日）〔1〕
同志们，我们的愤怒与你们的一样深，一样强烈，也许比你们的更甚，因为我们昨天和今天都是诽谤者的牺牲品。我们不可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因为切尔诺夫同志离开政府机构是恶毒诽谤的结果，而通过这个决议就是赋予所有恶棍和所有诽谤者权利，可以不受惩罚地向革命民主派的这个或那个代表泼脏水，以便把他们清除出政治舞台。我们呼吁你们不要通过或匆忙通过这个决议。就策列铁里同志对列宁同志的不恰当的声明，应该说，这两件事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它们的气氛也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任何人都认为应该在列宁和他的朋友的背上捅刀子，但谁要说列宁同志是德国间谍，他就是恶棍。列宁同志的纯洁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与切尔诺夫同志的一样宝贵。切尔诺夫在你们的保护之下，但他也得到我们的保护。同志们，如果在此事上你们需要帮助，你们可以指望我们。
《消息报》第124期
1917年7月22日
〔1〕这个讲话是针对切尔诺夫的辞职声明而发的。切尔诺夫出乎整个会议的预料声明说，鉴于散布对他的诽谤，他决定辞去他的官方职务。后来搞清楚，人们指责切尔诺夫的失败主义，（噢，对农民部长来说，真是吓人！）连德奥地方当局对关押在那里的俄国战俘散发他出版的杂志《在他乡》部被算做是他的罪过。会议当然否认了这些指责，未经争论就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听取了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同志对切尔诺夫退出临时政府的解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达了对他的充分信任，并希望他尽快回到他的岗位上，在那里他将像以前一样，为拯救和巩固革命俄国的名义而捍卫劳动农民的利益。
但在为他的辞职祝福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签收了反革命给切尔诺夫因而也是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耳光。须知那时已经清楚，对切尔诺夫的“诽谤”只是迫使不合资产阶级意的“农民部长”辞职的手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就唐恩关于冬宫会议的报告的讲话〔1〕（7月22日）
在建设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中有一个主要特点，即完全的、无条件的、全方位的惊慌失措。完全没有政治路线。
在这个基础上是无法建设需要的政权的。你们陷入了政治消沉的状态中。无望地企图建立牢固的、强有力的政权的三个星期败坏了民主派的声誉。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对我们和我们的代表们来说，没有比缺乏革命的创造性这一事实更耻辱的了。
他们在寻找什么？寻找有生命力的内阁。他们用书信和报纸上的文章请求立宪民主党党员，向他们灌输对祖国的爱。一个政党难道应该做这样的事吗？
我们求助于组建内阁的旧原则——借助于建立革命民主派与地主资本家的联盟。
当柯诺瓦洛夫退出内阁时，我曾怀疑过，他的退出是疲劳的结果。斯柯别列夫否认了这点。现在在柯诺瓦洛夫位置上的是帕尔钦斯基[1]，他的活动在你们面前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定论。
在联合内阁中出现了强盗窝。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得不与那些可以被称为是阶级强盗的人一起工作。他们的政策是让群众极度消沉，它所追求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
当我们说出这点时，说我们是蛊惑人心。
策列铁里和佩舍霍诺夫断言，资产阶级的反抗已经被粉碎……我向你们请教：它是否真的被粉碎了，如果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与无政府状态做斗争，与此同时，帕尔钦斯基在瓦解民主派的话？
来自资产阶级的新部长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帕尔钦斯基们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曾在内阁中，但他们走了，因为他们的有害的性质，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捍卫资产阶级阶级渴望的政策的密码被破解了。
我们一直抗议联合政策。这导致了什么？
（策列铁里在座位上喊：“7月3—5日事件。”）
我的答案是，7月3—5日事件是临时政府行动的结果。（喧哗）
斯柯别列夫许诺征收100％的利润，而我们看到的是帕尔钦斯基的工作。
难道切尔诺夫在5月没有声明过，将禁止土地买卖？难道在两个月后我们没有得知，李沃夫公爵和立宪民主党人不允许他推行这个法规？
难道还不清楚，组成的是调解法庭式的政府，而这意味着为国家的创造性工作设置障碍，一方面是制造口角，另一方面是镇压？
现在，当冲突已经爆发时，当有产阶级正在期待革命失败已经昭然若揭时，这点就变得格外明显。
叶弗列莫夫为什么加入内阁，盛加略夫为什么从那里退出？我们为什么还应该等待另一个立宪民主党部长？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面貌我们却已经相当熟悉。
我们用不着怀疑，无政府状态的发动反映了群众不满的激化。
我们逐渐地否定我们自己。彼得格勒苏维埃变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从它们那里我们走向一个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报纸明确地强调这点。当然，这是谎言。
（伊苏夫在座位上喊：“而您在利用这个谎言。”）
不，我仅仅是强调这个事实，并警告说，在克伦斯基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感到波拿巴主义的因素，但走波拿巴主义道路的无意识的企图将被粉碎。
农民现在就声明，切尔诺夫是牺牲品。委托克伦斯基组建内阁的愿望，不是扩展，而是缩小革命基础。
接下来，托洛茨基论述了社会革命党影响的增长，它与孟什维克一起明确地走向投降。但不能确信，革命群众将会服从这两个政党。
恢复军队的力量和组织性的唯一出路，就是以工兵代表苏维埃形式的劳动群众的专政。
《消息报》第125期
1917年7月23日
〔1〕讲话是针对唐恩的报告的，该报告叙述了临时政府与各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就组建政府问题于7月22在冬宫召开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立宪民主党做出挑战姿态，他们要求组成超越党派的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实际上对他们投降，声明他们把组建临时政府的工作完全委托给克伦斯基。
[1]帕尔钦斯基（Петр Иакимович Пальчинский，1875—192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活动家、工程师、煤炭辛迪加的创办人。在克伦斯基时期，他曾任工商业部副部长，在开始时以全方位地帮助大资本家的怠工而臭名远扬。在这个职位上，他竭尽全力激起工人群众对自己和政府的仇恨，作为“实干家”，帕尔钦斯基是真正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他被克伦斯基任命为彼得格勒省省长。帕尔钦斯基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封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和国际主义的《新生活报》。只是由于有组织的群众的愤怒和局势的不稳定，迫使克伦斯基在三天之后将这个新出现的宪兵解除职务。在十月的起义期间，帕尔钦斯基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斗争。1929年因组织破坏活动被枪毙。——译注
放弃阵地
——评切尔诺夫的辞职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离职了。整整一个星期，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和所有追随它的反动的机关报都要求切尔诺夫辞职。立宪民主党的部长候选人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切尔诺夫的政策是用好听的社会革命党的言词掩盖它无力把土地交给农民，虽然这个政策没有性格，但切尔诺夫在把他的话当真的农民眼中，还是成了某种上面写着农民对地主土地的权利的旗帜。在背后支持临时政府的反革命现在开始着手把那些在群众中培养“无稽的幻想”[1]中的人从内阁中清除出去的工作。
对此又加上一个极端重要的考虑。5月初，当切尔诺夫在其进入内阁时，正值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把把地对左右慷慨许愿时，他对苏维埃承诺立即颁布法规，禁止3月1日后的所有土地交易，以便不让地主有机会用虚假的在亲属和姻亲之间分土地或把它们卖给外国人的方式对人民“隐藏”自己的土地。但是，切尔诺夫在5月、6月都没有颁布这样的法规。是社会革命党呼吁农民信任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李沃夫公爵们不允许。只有在失去了所有耐心和信任的工人士兵群众涌上了彼得格勒的街头之后，只有在反革命奸细挑起的内战的鲜血之后，切尔诺夫才得到颁布许诺的法规的机会。但临时政府没有走到完全禁止土地交易这一步，而是让它取决于农业部长的批准。甚至连社会革命党右翼报纸《人民意志报》都写道，在被切尔诺夫白白放过的5、6两个月中，地主没有打盹，用所有的买卖勾当把地方土地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但毫无疑问，在中央有强硬的革命政府，即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在地方有强硬的工人农民委员会的情况下，是可以用快刀斩开地主搞的乱麻团的。破坏已经存在的人民的组织，不让新的组织形成，现在这是反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它还需要用另一位直接和自觉地为地主服务的部长来取代切尔诺夫，他将依据切尔诺夫的法规允许继续进行土地交易，而这些交易应该把未来的土地改革化为乌有。
立宪民主党人和黑色百人团对切尔诺夫的征讨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可以凭良心说，切尔诺夫配不上反革命对他怀有的仇恨。但剥削者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时不愿意半途而废。在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部分喀琅施塔得人的武装后，反革命中心现在着手把自己的无意识的助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撤职。
为了使自己的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反革命求助于自己的毒性最大的武器：黑色百人团—沙文主义的诽谤。布尔采夫[2]和阿列克辛斯基在地下散布流言，说切尔诺夫作为“失败主义者”和“亲德分子”，在国外时与德国当局有联系，并通过后者对关押在德国的俄国战俘散发革命传单等。《言论报》立即以旨在吓唬庸人的暖昧的暗示来应和。克伦斯基恳求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党性”参加新一届联合政府，他们回答说，他们不能和德国皇帝的朋友切尔诺夫一起开会。后来同意了，然后再次拒绝……
这个场面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冲突彻底结束而告终：苏维埃领袖投降了，切尔诺夫辞职了，以便作为“个人”洗刷对自己的指控，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反动派的雇佣的卑鄙诽谤真的是辞职的唯一原因，还是切尔诺夫以自己的“自我牺牲”的辞职为克伦斯基与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铺平道路，现在还很难说。但反正都是一样。现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权比回到政权中更容易。克伦斯基可能不会请他们回来。农民代表模糊地感觉到这点。他们中的多数无声地抗议辞职。但被领袖们利用的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做了自己的事：切尔诺夫的辞职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同意。
谁反对这一决议？
布尔什维克、统一国际主义者和马尔托夫[3]集团。他们向大会揭露，征讨切尔诺夫的组织者，正是那些散布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柯伦泰[4]的诽谤的那些恶棍。但区别在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至今没有为揭露和粉碎反对列宁的卑鄙诽谤阴谋动一下手指；相反，他们以自己居心叵测的沉默和模棱两可的保留滋养和支持诽谤，而布尔什维克则一致出面保护切尔诺夫，并要求他不要对立宪民主党的纠缠屈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反对反革命的压力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保护切尔诺夫比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和孟什维克都有力得多。这不能用我们对切尔诺夫的“同情”，而是与反革命斗争的需要来解释。被社会革命党人搞糊涂的农民代表出卖了自己的领袖。革命的工人代表并不认为农民的领袖是自己的领袖，但以自己全部的革命果断性来保卫他们。当时候到来时，工人将为贫苦农民的利益在反对那些今天排除了切尔诺夫、明天将打算公然地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的集团的公开斗争中抛洒自己的鲜血。我们毫不怀疑，贫农很快就不得不明白，拯救在我们的策略中，而不是在切尔诺夫们的策略中。
《工人和士兵报》[5]第2期
1917年7月25日
[1]尼古拉二世在刚继位时接见地方自治工作者时，称立宪的希望是“无稽的幻想”。——译注
[2]布尔采夫（Всеволод Сергеевич Бурцев，1862—1942），俄国政论家。《往事》杂志出版者。揭露了沙皇暗探局的许多奸细（E. Ф. 阿泽夫、P. B. 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十月革命后成为白俄。——译注
[3]马尔托夫（Л. Мартов，1873—1923），原名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左翼领导人。1919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移居国外，“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4]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5年起）。1917年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格勒），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1920年起任党中央妇女部长。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活动，1920—1922年参与“工人反对派”的活动。柯伦泰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1923年起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兼商务代表，1926年任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27年起再次出任驻挪威全权代表，1930—1945年任驻瑞典公使，后任驻瑞典大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5]《工人和士兵报》系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中央机关报，1917年7月23日（公历8月5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取代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共出15期，发行世5万—7万份。——译注
革命在危机中！
革命在危机中，而且正是来自危险的唯一能威胁它的那方面：反革命。所有关于反革命实际上能够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大门”走进来的全部说法都失去了任何实际内容。它们顶多意味着反革命随时准备利用革命政党犯的这个或那个错误。但问题的实质仍在反革命自身之中，在它的阶级构成中，在它的利益、计划和力量中。
反革命首先是君主制、世俗的或宗教的官僚、旧军官、贵族、修道院，最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直系亲属欧洲外交。7月3—5日事件没有造成反革命：它只是揭露了它。瞎子和半瞎子都不得不看到，威胁革命的真正的危险来自右边，来自那些革命尚未破坏它们的社会力量的反革命力量的一边，它们还企图夺回政权。
第一和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把革命所产生的全部主要问题都拖到它的召开。正是这个躲避和观望政策早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不可逆转地加剧了内在矛盾，导致严重的危机。
“原则上”认为，俄国已经是共和国了。但临时政府不敢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从中得出在等级、头衔等领域中的全部必要的结论。
政府首脑本身继续用公爵的头衔签名，正式为罗曼诺夫保留了大公和公爵的头衔。这样一来，国家形式仍有疑问。同时，由立宪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前景应该激起君主制分子在剩下的几个月中调动一切力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孤注一掷。
把地主的和其他的土地交给人民的口号得到了官方的半承认。但从这个口号中没有得出任何关于立即消灭地主领地和实际保障人民对土地的权利的结论。还可以看到地主和地主的行政机构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农民不能对远离他们的革命中央机构的拯救力量充满抽象的信任。这为一方面是趁乱打劫和破坏，另一方面是黑色百人团的蛊惑创造条件。地主不但得到了严厉的警告，而且还有相当长的期限——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他们可以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应对危险，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革命打落马下。
在其他领域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上面倡导民主原则，把反动官员和法官留在地方。政府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团结反革命力量或掩护它的武器。沙皇专制制度锁链留在身上的伤口尚未愈合的人民格外尖锐地感到了这个可怕的矛盾。同时，反革命官僚、黑色百人团和立宪民主党急忙全面利用自己的官方阵地来“粉碎”革命。
革命彻底激发了军队。旧的棍棒纪律已经化为灰烬。在军队的各部分中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一切都要经过讨论，要经受批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士兵的头脑中尖锐地提出。苏维埃提出的、被政府正式认可的纲领：不割地的和平以及重新审查旧的条约——只是在士兵的心里加强了对所有拖延战争的人、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坚持割地的人和鼓吹不惜一切进攻的人的敌视。把所有问题都推到立宪会议，把关于重新审查与盟友的旧协议的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政府不认为可以拖延进攻。
军队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悲惨的后果，是被唤醒的希望和公布的原则与政府的完全无力的外交之间矛盾的结果。
底层群众最直接地感受到革命落入其中的那些矛盾是无法承受的。但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被上面说成是“无政府状态”。当喀琅施塔得水兵自作主张罢免了上面任命的委员、立宪民主党人佩佩利亚耶夫。所有“秩序”的报纸，首先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大喊大叫，说什么喀琅施塔得脱离了俄国。某个阿列克辛斯基甚至为《统一报》[1]伪造了喀琅施塔得的货币。用所有的惩罚措施恫吓喀琅施塔得人；农民代表苏维埃竟然用停止从农村给他们运粮食来威胁他们。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剧了革命左翼与它市民中心之间的对抗。
彼得格勒工人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令人恐俱的经济崩溃以及在内在软弱无力的政府怂恿下反革命力量的动员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彼得格勒工人群众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宣称这是群众的“愚昧”。这样一来，结果就是整个革命军队的最愚昧的一部分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用外省和农民的权威来与它对抗，并威胁俄国将战胜彼得格勒。在为显然没有生命力的“联合”政策而进行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党看来不得不推翻全部政治概念，对农民听众和农民士兵听众诽谤革命的彼得格勒先锋队，说它是农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样一来，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警惕性就变成了神经质的戒备。这是7月3—5日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心理前提。
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性的辞职彻底暴露了联合政府是站不住脚的，在两个月的期间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自杀式的盲目性支持这个政府。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恰恰是在7月2日破坏联合，现在很难完全说清楚。乌克兰问题仅仅是借口。很显然，立宪民主党人得到美国交易所商人（参议员鲁特的使团！）的承诺，不给纯苏维埃内阁提供资金，他们手里拿着这张王牌，决定要挟“革命民主派”。也有可能，前线进攻的主要挑唆者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或通过他们强加的进攻开始变成悲惨的撤退时，急于抛弃政府……立宪民主党人以这种方式最终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敲诈者面目，同时也暴露了那个联合政府的矛盾性质，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议劳动群众把它看成是革命的唯一的拯救。
当我们写到和说到，联合政府中彼此对立的阶级力量的内部斗争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时，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当我们断言，通过与柯诺瓦洛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合作而认真地企图得到别说是100%，就是50%的利润，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指责我们激起群众“阴暗的本能”、蛊惑人心和中伤。当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砰”的一声关上大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保护自己免受立宪民主党人的打击而揭露他们时，不得不肯定了我们从联合政府刚一产生就反复重申的全部观点。我们拿与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最残酷的斗争的《工人报》为例。
7月13日，孟什维克机关报写道：
在临时政府在两个月期间拒绝与惊人的经济崩溃作斗争后，在新政府声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时，柯诺瓦洛夫认为现在就应该退出。又该怎么办，需要留住柯诺瓦洛夫，需要为了他而拒绝与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当然不需要。我们在当时证明了这点。
《工人报》接着说：
来自人民自由党的米留可夫先生的内阁同燎们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这些内阁代表还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与柯诺瓦洛夫团结一致。
完全正确。我们当初说的正是这点。
孟什维克机关报继续说：
盛加略夫先生对苏维埃代表团在全国粮食委员会中关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的所有声明都充耳不闻。而以立宪民主党人斯捷潘诺夫为部长的工商部，在柯诺瓦洛夫辞职后，仍是资本家在其反对工人、反对调整经济生活的斗争中的堡垒。
完全正确。我们正是这样界定联合内阁中“资本家部长”的角色的性质的。
《工人报》说：
后来，革命在这些人身上遇到了反对它理顺尖锐的民族矛盾——乌克兰问题——的企图，还有对土地委员会当局以支配土地和调整土地关系的努力制止无政府地夺取地主土地的企图的反抗。
它能付立宪民主党人的李沃夫先生让步吗？它是否应该以用武器平息乌克兰人代替对他们让步，或是以和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来代替立即迎合他们的意志，哪怕是部分也好？
这样，《工人报》就公开承认，“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能哪怕是部分（！！）地迎合农民的意志，因为“资本家部长们”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须知我们对工人群众说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因此，从《新时代报》到《工人报》的全部“秩序”的报纸都指责我们蛊惑人心。
在全俄代表大会上，策列铁里承担了对整个政府的责任。官方报告人让代表们相信，“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建议的措施没有一个被资产阶级多数否决的。佩舍霍诺夫通报说，“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粉碎了”。斯柯别列夫对代表大会保证，柯诺瓦洛夫的辞职是“个人”原因促成的，绝不意味着有组织的资本对民主派的经济政策的反抗。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实。他们把代表们和全体人民一起引入歧途。当我们企图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时，说了《工人报》或《人民事业报》今天不得不说的那些话，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破坏革命政府的权威。
如果把蛊惑人心理解为向群众提供不真实的消息，蓄意对他们隐瞒最重要的事实，旨在以这样人为的方式在群众中制造有利于一定政党和集团的政治计划的情绪的话，那么苏维埃多数的领导集团核心的政策就是蛊惑人心。
如果和拉萨尔[2]一样认为，革命政策从说出“真相”开始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策就是革命政策。
彼得格勒群众不止一次地叩响苏维埃的大门，要求更加果断的内外政策。他们遇到的是根本不予理睬和敌意。人们回答他们说，他们在为反革命服务。然而，群众不能不知道，所有反革命的机构都在对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工人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行的最残酷的迫害。《新时代报》《俄罗斯意志报》《彼得格勒快报》《小报》〔1〕抓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词，刊登作为列宁分子的粉碎者的策列铁里的肖像，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权威的全面掩护下，在一个个栏目之间编织令人厌恶的诽谤革命国际主义者的蜘蛛网。
很可能，最极端的黑色百人团的冒险家混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以便“利用”它的发动，就像沙皇的暴徒在过去的岁月不止一次地企图把我们的示威游行变成黑色百人团的暴行一样。但仅凭这点还不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造成任何思想联系。相反，反革命雇佣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败坏作为复辟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的极左翼的声誉。但这些冒险的未遂企图在地下得到非正式的，因而更有效的整个反动派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联盟的补充。《工人报》和《人民事业报》上的每一篇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章都立即被黑色和黄色报纸所转载，早在阿列克辛斯基和其他讹诈者的“揭露”之前，《小报》就在它的每一期上都要求逮捕列宁同志，对此不能闭目不看。布尔什维克正式代表坚持不懈地对民主派中心指出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危险，不倦地要求激进地清除所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因此把他们与“黑暗势力”混为一谈的企图更加令人愤怒。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在悲剧性的7月3日通过了决议。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和随之暴露出来的“联合”内阁的内在本质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表明，他们对上面发生的一切的理解是正确的。没有预先采取任何措施反对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政府中的宣布同盟歇业的业主不允许这么做。在土地问题上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李沃夫不允许。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上没有成功地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因为革命俄国的全部外交政策仍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轨道上。所有这些在7月2日得到证实。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联合政府在群众眼睛中就是一个黑洞。多少无价的时间被放过了，被浪费在冠冕堂皇的喋喋不休上，浪费在对群众隐瞒真相上……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上。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站在全体人民群众的最前列，最接近事件，因而不能不感到介入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群众不信任官方民主派领袖所做的一切，从既成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采取英勇措施。“与我们联合，别与资本家联合！”这是革命群众想对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的负责的革命中心喊的口号。
没有一个负责的组织呼吁群众在7月3日上街，更不用说手持武器了。这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得到报告人沃伊廷斯基正式确认。相反，布尔什维克像其他政党一样，呼吁士兵和工人别上街。然而群众却走上街头了，而且还手持武器。
反革命挑拨和德国间谍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很难对此说出什么明确的意见。“秩序”的报纸围绕7月3—5日事件掀起铺天盖地的谎言，透过它既看不到事实，也看不到人。只能等待真正的侦查的结果，当然不是模棱两可的司法祭司与阿列克辛斯基协同搞的那种侦查。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侦查结果将把黑色百人团的工作和德国、英国或真正的俄国的黄金，也许最后是前两个和第三个国家的黄金加在一起的作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事件的政治意义是任何法庭侦查所改变不了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没有也不可能被收买。他们既不为威廉服务，也不为布坎南服务，也不为米留可夫服务。雇用的骗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或多或少地成功破坏他们的运动，但运动本身是战争、不断迫近的饥饿、甚嚣尘上的反动、政府没有首脑、冒险的进攻、工人士兵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革命忧虑所酝酿的……
资产阶级政府的报刊说“武装起义被忠于革命的军队”所镇压。在这个已经成为官方公式的对7月3—5日事件的鉴定中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示威游行者在苏维埃驻地前庄严行进。起义反对谁？伪造者不得不违心地说是企图“夺取”政权。谁？这种企图表现在哪里？
把示威者谋害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未遂作为罪证。有人断言，似乎有一批人想逮捕克伦斯基，但只是他们到车站晚了点。部分机枪手强烈要求策列铁里从宫殿里走出来，回答对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这伙可疑的匪徒占据了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背着群众真的企图扣留切尔诺夫。但只要公然让示威者了解这个企图，这半流氓似的一小撮的图谋就烟消云散了，切尔诺夫就有机会自由地回到宫殿中。这就是全部事实。数万示威者与此毫无关系，而示威的工厂和团队的领导者无疑是从报纸上首次得知“未遂”逮捕的。
虽然有全部报纸的虚构、伪证和反侦查的幻想，3—4日占据了彼得格勒街道的数万武装士兵和工人没有做任何占领政权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尝试，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点充分表明，那里连对“起义”的政治暗示都没有。激动的群众走上大街进行示威和抗议。如果他们带了武器，那是因为担心受到反革命的武装袭击。前几个月的令人厌恶的中伤使工人和士兵对涅瓦大街和聚集在那里的那些武装分子极度怀疑。示威者的唯一想法就是用武器威慑反革命地下分子，以此为自己扫清前进道路。
尽管如此，还是射击了，流血了，牺牲者倒下了。哪支枪先射击的，这点任何时候都搞不清。但是，射击是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或真正的俄国卢布预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深信不会受到惩罚的无耻的地下奸细在7月3—5日事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无情地查清这个角色，是调查的任务。但在这里仍是这样，即使调查真的希望深入下去，也未必能多少改变事件的政治面貌。
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与加入它的国际主义组织试图掌握自发展开的运动，把它纳入和平行动的轨道，让它在政治上定形。我们不认为需要在任何人面前为自己辩解，哪怕是在《新生活报》的柏拉图式的批评者〔2〕面前为自己辩解，后者说我们没有走到一边观望，让波洛夫采夫[3]与示威者“交谈”。无论如何，我们的干预从哪方面都不能增加牺牲者的人数，也没有把混乱的武装示威变成政治起义。这点在事件的整个画面中和它们的内在逻辑中十分醒目。以遵循起码的政治善意的名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应该首先挺身而出反驳市侩—警寮的谎言，如果他们没有把革命嗅觉的最后残余与社会主义原则一起丢掉的话。
只有傻瓜才能真诚地认为，似乎是7月3—5日事件“破坏了”革命。如果严厉的7月震荡真的破坏了什么的话，那只能是政治真相的虚假的掩饰而已。
这暴露出了“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们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惊人的深渊。就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公然破裂时，暴露出后二者的领袖们追随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让工人群众的最革命的一翼反对自己。在给不幸的联合政府的经验得出结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苏维埃领袖们首先看到的是反对“革命民主派”的意志。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其他人不去掌握实际上沿着整个革命发展路线前进的运动，在政治上依靠它，而是得出警察的结论：解除破坏秩序者的武装。这样一来，为惩罚有缺陷的行为而解除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在危险关头，他们将最英勇地为革命事业而战斗，对此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
但这还不够。苏维埃领袖们希望以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武装来讨好自由派资产阶级，以最鲜明的例子对它表明自己的坚定性和国家观念。但是，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退却，因为它担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与它决裂并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结果的妥协的楔子越深地打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中心与左翼之间，资产阶级将变得更加不肯让步。一旦克伦斯基—策列铁里—齐赫泽解除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暴露出自己的左翼时，它的不肯让步将变成无耻的挑衅。
除所有这些之外，还加上了前线的失败。还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即在6月初，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联盟党团在自己的声明中警告说，在物质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的策划中的进攻对军队将是致命的，将彻底破坏它的内在联系。进攻的鼓吹者声称这个警告是对军队的“诽谤”。但再次暴露了这个事实，即官方护国主义难得有洞察力。现在，我们当时的预言以最骇人听闻的形式兑现了。那些什么也没有预见到的人、更糟糕的是那些执行盟国要求、闭眼不看现实、对革命的质询充耳不闻的人，现在企图可耻地把前线发生的溃败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3〕但是，这个手腕不能改变事实。冒险的进攻导致撤退的灾难，后者又有吞噬军队和革命的危险。即便彼得格勒没有经历7月3—5日的悲剧，前线的事件仍会打破幻想和故作姿态的政策，过去它的代表就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
无作为的暂时平衡被无情地打破了。面对反革命和军队的瓦解需要非常措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组成的内阁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半官方刊物解释说，事情关系到革命专政。谁的专政？对谁的专政？以什么名义？下层对有产阶级的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对军队、工人和农民的专政？
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中寻找合作伙伴。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他们以与任何资产者的妥协作为“补偿”。这种新的组合的漫画性质使人不得不认为，它的使命主要是为了安慰盟国政府和交易所。但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任何革命专政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是敌对的，已半被镇压；资产阶级是敌对地满怀希望地退出政权。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形势对“超阶级的”波拿巴专政有利。但为了后者的成功，需要有安分守己的保守的农民以及反映了这样的农民的“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正是在授予他们所有“全权”之后感到自己悬在空中。
革命专政如果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唯一主要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反对这个阶级了。没有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农民和胜利的军队，波拿巴专政是不可能的。剩下第三种专政形式——凌驾于无产阶级、军队和农村底层之上的维持“秩序”的党的专政。
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的努力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摧毁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解除了工人和“不可靠的”士兵的武装，在军队中恢复了死刑，苏维埃领袖们立即开始与立宪民主党和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谈判。“拯救革命”的政府开始建议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合作。国家杜马、交易所委员会、工厂主协会等参与的莫斯科社会政治代表大会〔4〕应该揭开新的一章：在第一阶段推出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他们对帝国主义资本的彻底投降，为资本的秩序彻底消灭革命。
但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困难。资产阶级苛求比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让步的准备增长得更快。马上出现了绊脚石：土地问题。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绝对没有企图按照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行事，该纲领许诺，党将不仅在立宪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要求，还将在革命时期直接实现它们。完全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切尔诺夫出面反对“单独”（？！）解决，坚持把所有最重要的问题留给立宪会议。然而，他在进入内阁时，仍然许诺贯彻禁止在3月1日后进行土地交易的法令，这项法令似乎能不让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商通过真假交易最终搞乱土地关系，给立宪会议造成绝境。但是，切尔诺夫原来无力通过苏维埃号召农民支持的联合政府贯彻这项法令。为了使这项法令哪怕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就需要联合的破裂，3—5日悲惨的震荡，李沃夫的辞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甚至连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右翼的《人民意志报》都认为法令过时了。报纸是这样说的：
看到所有这些（土地买卖的猖獗），居民不能再平静，在许多情况下着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收获时将对这些后果得出结论。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前的农业年将会出现巨大的减产。
然而，如果临时政府在建立伊始就表现出充分的果断和坚定的话，就不会有土地和农业的破坏，至少不会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
如果它不仅仅局限于关于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解决的郑重声明，而是立即采取保障这个声明的一系列措施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这样做。只是在过了四个半月之后，在两次政府成员重组之后，在土地破坏几乎波及全俄国之后，当一切实际上已经结束后，才能够公布了那份决议，我们的党和无数农民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它的必要性。显然，其原因就是覆水难收，它不可能有重大的意义。（《人民意志报》7月16日）
我们觉得，这几行文字给在上面制造真正的土地无政府状态的联合政府的行动做出明确的总结，但就其结论来说，过于消极。土地委员会把对土地真正的权力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它们能够破解许多骗局，消灭过渡时期的许多土地交易。需要的只是在中央有真正的革命政权。正是为了避免这点，资产阶级想把土地改革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要求解除最温和的、最能忍耐的切尔诺夫的职务。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把军队的控制权和俄国国际命运的领导权以及在国内建立“秩序”交给资产阶级，但在消灭农民对土地的希望上他们犹豫不决，能有多久？现在整个政治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
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革命在危机中”。它确实处于危险中：不是因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革命命运感到绝望，手持武器走上街头；不是因为某些犯罪匪徒在大街上引发无意义的枪击，而是因为农民的官方领袖结束了摇摆和动摇期，走上了反革命秩序的道路。当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以警察方式粉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与米留可夫的反革命政党进行谈判，那时革命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它的危险首先来自为拯救它而建立狂暴软弱的专政的那些人。
在经济崩溃和军队瓦解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把国家引向发展的康庄大道，确实只有专政才行，但是革命专政，它能够推行刻不容缓的行政、经济和土地根本改革，把自己的利剑向右砍去，反对资产阶级上层、贵族和君主体制的军官的反革命阴谋。只有与农村劳动群众和军队中有觉悟的部分结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建立这样的专政。
政治任务是：利用最近的经验，把农民群众和工人中的落后部分从“坏牧师”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后者现在正在把革命出卖给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是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聚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旗帜下，穿过重重诽谤——反对妄图借助它来孤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为自己打开通向城市、前线和农村最广泛群众的意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任何障碍和迫害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应该利用出自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内在需要的鼓动、团结和斗争的所有方法。我们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捍卫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组织、政治刊物和工会的机关刊物免遭反动派的破坏和袭击。我们将巩固、发展和扩大这个机关。
今天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这场为发展革命、建立劳动群众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中占据什么位置，这首先取决于它们自己。由于它们中的多数将协助或怂恿反革命讨伐无产阶级政党的诽谤屠杀，它们将很快就被政治发展所清除。由于我们仍在这些苏维埃中，我们当然将全力以赴地为它们的内部更新和彻底改变它们的全部政策而斗争。我们将力求让反映革命的昨天的苏维埃能够上升到明天的任务的高度。但关于苏维埃的角色和命运的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服从于城市、军队和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为政权和革命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
在整个这项工作中，我们将依靠欧洲革命的发展。在我们为与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斗争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直接的、最亲密的盟友是欧洲工人阶级。我们不会做任何一件有破坏或削弱日益增长的所有国家革命工人联系的危险的事。正是以这样的策略，我们将最好地、最可靠地为俄国革命服务，也就是说，为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服务。
“俄国革命在危险中！”只有它的内在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刻不容缓地完成它的任务，把它从俄国的变成国际的，才能拯救它。
《前进报》第7期
1917年8月7日（7月25日）
〔1〕《小报》于1917年5月创刊。它的出版者是著名的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兄弟，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其旗帜与1923年秋德国纳粹展开法西斯宣传鼓动的旗帜差不多。例如，苏汉诺夫是这样描写它的：
在“人民性”、极端民主主义、“独立的社会主义”（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如出一辙。——编注）的外表下，《小报》所持的是直接坚定的反革命政变、军人寡头专政的方针。“普通百姓”争先阅读这份报纸，其发行量达数十万份。奇怪的是，它开始时隐蔽地、后来则直截了当地推荐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独裁者的候选人。苏沃林兄弟和他们身后的企业家集团知道要干什么：他们鄙视克伦斯基，认为他是个微不足道、吵闹的小孩，他们越过他武装高尔察克。
〔2〕柏拉图式的批评者是指那些离开运动，为安慰自己的良心进行“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批评的人。这样的批评者与无产阶级阶级生活的实际进程没有联系，很容易沉醉于这种想法：什么样的灾难他们都能用双手排除。但往往被他们批评的人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多一些。
〔3〕沙皇将军让犹太人为自己的失政承担责任的做法与这种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只要在某个李伯尔的话中把“布尔什维克”换成“犹太佬”，就成了典型的军事—屠杀的语汇。这并非偶然。李伯尔们和沙皇将军们的动机是一样的——分散群众对自己政策破产的注意力，让他们把愤怒和绝望发泄到第三者的身上。这是怯懦、软弱和无耻的政策。
〔4〕这里指的是8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工会、合作杜和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各100人，余下的1000个名额给资产阶级、地主、哥萨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克伦斯基政府打下资产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宣传这次会议，我党断然否定它。莫斯科党组织号召莫斯科工人罢工，以示抗议。隆重的日子因阶级仇恨的事实而蒙上阴影。苏汉诺夫有趣地描写了罢工的性质：
莫斯科的有轨电车停驶。而且大街上连马车夫几乎都没有了。在莫斯科举行了罢工。它虽然不是总体性的，但也很有感染力，足以展示群众的意志。许多工厂都罢工了。除了满足居民日常需要的工厂外，市里的所有企业都罢工了。旅店、餐厅，甚至还有半数的马车夫都加入了罢工。整个这支劳动大军都追随布尔什维克反对自己的（孟什维克的）苏维埃。黄昏时，示威让人的感受更加深切，莫斯科淹没在黑暗中，因为煤气厂像其他企业一样也罢工了。（《革命札记》第5卷第155—156页。）
[1]《统一报》系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于1914年5—6月出版的报纸；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护国派于1917年3—11月间出版的合法报纸。——译注
[2]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1875）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译注
[3]波洛夫采夫（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ловцев，1874—?），沙俄将军，1917年夏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七月事件期间曾枪杀彼得格勒参加示威的群众，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译注
在狱中
7月3—5日案预审记录〔1〕
1917年7月24日，在彼得格勒单人牢房（十字架监狱）里，彼得格勒市第24段法院侦查员审问了据刑法第51、100和108条受到指控的被告，并根据刑法典法规第403条先确认了他的身份，并对他出示了在7月21日对他起诉决议中对他的指控，被告供认：
我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现年37岁，无宗教信仰，在旧制度下，1907年作为被告，彼得格勒大法院据刑法第100条判决剥夺公民权和服兵役权，职业是社会问题作家，生活来源是文学工作，没有特别的体貌特征。就对我出示的“决定”我陈述如下：
战争期间我在国外的立场
战争爆发时，我和我的家人作为侨民生活在维也纳，我被迫在1914年8月3日（公历）在三个小时内离开那里，让我的住宅、家具和图书等听天由命。
我与家人移居苏黎世，在那里我出版了反对德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和谢德曼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德文小册子Der Krieg und die Internationale（战争与国际）。这本小册子于1914年11月问世，由瑞士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分子）非法运入德国，在那里散发该小册子引起了一系列的逮捕和继之而来的法庭审判，结果是我被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据《基辅思想报》〔2〕的电报建议，我作为该报记者于1914年11月前往巴黎。除这项工作外，我还加入了《我们的话报》这份社会民主党的俄文日报编辑部，还参与法国的国际主义运动（后来他们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1915年8月，我与两个法国代表〔3〕一起离开巴黎，前往瑞士，在那里积极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虽然《我们的话报》是一份遭受书报检查的报纸，但它曾两次（在我任编辑时）被法国当局查封——是在俄国大使的坚持下，这是议会和书报检查机构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话报》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而是“超派别的国际主义者”的机关报；这份出版物高举齐美尔瓦尔德的旗帜。
1916年9月底，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先生把我驱逐出法国，没有对我说明原因，但显然是因为我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思想。因为我拒绝自愿离开法国边境，要求向我出示明确的指控，两个法国警官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我在马德里逗留了几天之后，我因来自巴黎的情报被捕。在对议会提出质询后，我在三天后被释放，但建议我去美国。1917年1月中旬，我和家人来到纽约。在两个半月期间，我在那里用俄文和德文在有组织的德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持李卜克内西的观点——中间宣传齐美尔瓦尔德思想。
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与家人乘第一艘轮船经斯堪的纳维亚前往欧洲（3月底）。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英国海军警察根据俄国密探—外交代理人制定的“黑名单”扣留了我与其他五位俄国侨民乘客。在加拿大拘留了一个月后，根据临时政府的要求，我被释放，经克里斯蒂安尼亚—斯德哥尔摩于旧历5月初抵达彼得格勒。
我在俄国的政治工作
在彼得格勒，我立即加入了统一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区联派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对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是十分友好的。我认为，过去使我们与布尔什维克分离的原则分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坚持必须尽快统一。但是，统一至今也没有完成。
不过，我们行动的政治路线与布尔什维克的完全一致。我个人在自己在《前进》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和自己的讲话中赞成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言而喻，这样的转变不能离开苏维埃，更不能反对苏维埃。也许，我们的主要的政治任务是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大多数争取到上述口号一边。问题的实质本身就谈不上通过少数人的武装起义把政权强加给多数人。在我能听到负责的布尔什维克讲话中，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战争，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无论哪方面的进攻都不能成为摆脱所有交战国人民陷入其中的困境的出路。只有所有国家，首先是德国人民群众的反对战争的革命运动才能促进和平时刻的临近，并保障和平的民主性质。我证明，只有人民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向德国工人表明，在他们进行革命的情况下，俄国不仅不急于粉碎德国，而是相反，向推翻了自己政府的德国人民伸出和平之手。说我在何时、何地呼吁什么人离开前线，拒绝完成战斗命令或拒绝运送增补连队，这种断言是粗暴的诽谤。7月2日，我就这些问题对57个前线部队的代表们作了报告。
第111期《消息报》刊登了对这次会议的简短的报道，署名是波斯特耶夫。〔4〕
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会议上听了崇高的、最卓越的自由战士之一——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代表们坚信，崇高的人以他们的名义痛斥逃兵，与那些拒绝上前线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证明，只有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制定它的革命的国内国际政策（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军工的超额利润，国家对生产进行监督，断然要求盟国放弃割地），才能用统一的目的和情绪把军队融为一体，使它不仅能够防御，还能进攻。我论证说：“为了让这样的政策成为可能，我们这一派应该在苏维埃中成为多数。目前我们还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服从多数的政策，哪怕是进攻的政策，同时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思想宣传。”
所谓的“7月3—5日的起义”
把7月3—5日事件纳入武装起义的概念下，意味着不顾起码的事实。武装起义是借助于武器而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有组织的发动。由于发动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谈不上把这个政权强加给它们。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呼吁采取这个毫无意义的行动方法。我也没有呼吁。7月3日，我最初是在塔夫利达宫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得知机枪团出动和它对其他部队和工厂的呼吁的。这个电话转告的消息使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其他党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立即汇报，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所有措施，阻止群众发动，尤其是武装发动。据整体反映，党的中心派出的所有宣传员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鼓动。众所周知，尽管如此，还是发动了。
说我本人在头天晚上、即7月2日，在集会上呼吁机枪团拒绝进攻，武装出动反对政权，这种断言纯属胡说。7月2日在民众文化宫举行了开放的收费“音乐集会”，那里有许多偶然的庸人听众。在这样的集会上，我显然不能号召武装发动，即便认为这样的号召是需要的。我是直接从上述那个前线代表会议来到民众文化宫的。我不仅预先告诉会议我将参加机枪团组织的集会，而且又从集会重新回到会议上。我在民众文化宫的讲话中，我对前线代表阐述了我对增援队伍、逃兵等问题的答复。这些很容易核实的情况就能排除我在民众文化宫的集会上呼吁起义，拒绝运送增援连队的任何可能。我的讲话归结为宣传上面阐述的对政权和战争的观点。没有任何“消灭克伦斯基”的喊叫。
7月3日，我不止一次对站在塔夫利达宫前的武装士兵工人群众讲话。我的讲话提纲是这样的：“你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正确的要求。今天苏维埃工人部第一次表达了它支持这个口号。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绝望。生活对我们有利。如果你们拿着武器来到这里，那当然不是为了对什么人施加暴力，而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可能的暴力。我呼吁你们立即平静、和平地回到自己的部队去，让我们的敌人明天不敢指责你们的暴力。”许多随部队来的军官请求我对他们的士兵讲同样的话，使他们能够和平地把士兵带回军营。
从7月3日中午12点直到7月4日凌晨4点，我就一直呆在塔夫利达宫内，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无论是在那天夜里，还是在7月初的那几天，我都没有去过克舍辛斯卡娅私宅[1]，因此不能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任何会议。我一共去过两次克舍辛斯卡娅私宅；第一次是在6月10或11日。第二次是在6月二十几号，我的摩登马戏场的几个听众把我领进这所私宅，先把我带进院里，后来又把我带进一间屋子里，让我能够休息一会儿，等待在报告后和我一起离场、妨碍我回家的人群走散。
我与设在克舍辛斯卡娅私宅中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它的成员，也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一次会议，对它的成员我也一无所知。据《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判断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认为军事组织以同样的精神活动。我没有为《真理报》撰过稿，因为我们这两个组织还没有统一。6月底或7月初，我在《真理报》上登了一份篇幅不大的呼吁两个组织统一的短文，署的是我的名字。
7月4日，在塔夫利达宫前，有十几个人企图逮捕B. M. 切尔诺夫〔5〕，他们半是刑事犯，半是挑拨者式的人。这个企图是背着群众干的。开始时我打算与切尔诺夫以及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人群。但海军准尉伊里因—拉斯科尔尼科夫[2]跑到我身边，极其激动地喊道：“这不行，这是耻辱！如果您和切尔诺夫一起走出去，明天人们就会说什么喀琅施塔得人想逮捕他！必须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司令员请求人群安静，让我有机会做一个不长的讲话，在结束时我问：“谁赞成暴力，请举手？”切尔诺夫立刻能够不受阻碍地回到塔夫利达宫中。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的问题，我只能建议侦查当局询问它的主席H. C. 齐赫泽，或是他的同志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等。
作为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邀请我加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作为“统一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党团的代表加入全俄执行委员会。
作为对上面所说的统一社会民主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组织关系的补充，我可以把侦查员先生的相关问题再说一点，我们的组织不在克舍辛斯卡娅的私宅中，而在花园街50号（水上救生协会），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刊物《前进》周刊。
1904—1909年，共同的革命立场和工作把我和帕尔乌斯联系在一起，关于我与他的关系我可以告知如下：战争初期，电讯刚刚把帕尔乌斯在巴尔干半岛的亲德讲话传到巴黎，我就在《我们的话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帕尔乌斯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仆人，称帕尔乌斯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已经是一具僵尸。与此同时，我在刊物上两次呼吁所有同志拒绝支持帕尔乌斯的任何社会活动。我可以随时提供刊载这些文章的报纸，还有上面提到的我的那本德文小册子。至于加米涅夫同志（列夫·鲍利索维奇·罗津费尔德），他是我的妹夫，作为比其他布尔什维克更加按规矩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人，我与他的关系比与其他人更近些。
对加米涅夫号召武装起义的指控，与他在7月3—5日危机的那几天的全部行为和他的整个立场是截然矛盾的。
我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在代表大会和会议上与加涅茨基[3]见过几次。我与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从来没有与他通过信。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和他与帕尔乌斯的联系，最初是从刊物的揭露文章中得知的；这些揭露是否可靠，我不得而知。
直到在俄国刊物上出现苏缅松〔6〕女士这个名字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与苏缅松、加涅茨基、帕尔乌斯、科兹洛夫斯基〔7〕绝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政治、业务和私人关系。后者我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见过几次。我在场时，科兹洛夫斯基先生从来没有发过言。我没有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信息。
对我与德国政府或它的间谍有联系，用德国的经费、为它的利益而活动的指控，我认为是骇人听闻的，与我全部过去的生活和我的整个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犯有任何这类的罪行，我同样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认识这些人，作为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他们不会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拿良心做交易，更何况是为了德国专制主义的利益而犯罪了。进一步的调查将彻底粉碎捏造的指控，我对此深信不疑，同时我认为必须指出；检察当局把未经验证的、实质上与现实是完全矛盾的消息通报给刊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出自客观调查的需要，而是令人厌恶的政治斗争的武器。在援引检察当局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的这样的中伤面前，所有对他们不出庭的抗议都失去了效力。
根据上述一切得出结论，就对我的指控的实质来说，我不承认我有罪。
《1917年7月3—5日彼得格勒反国家政权的武装暴乱预审》，第144页。
〔1〕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七月事件之后，立即开始在布尔什维克中进行逮捕。对是否让逮捕的问题，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做明确的决定。众所周知，后来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正式为列宁等同志不向反革命投案的行为辩解。直到7月23日之前，托洛茨基同志仍享有自由。在政府阴谋活动最高潮时，在7月23日夜，他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同被捕。我们引用《日报》对逮捕事实的描述：
逮捕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
7月23日夜，根据彼得格勒审判院H.
C. 卡林斯基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刑警副局长和刑警副检察员以及两名反侦查机构的官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卢那察尔斯基居住的拉赫京斯基大街25号楼。军警到来时，他还在睡觉。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被押送到十字架监狱的单人牢房。两名警官率领这队士兵前往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卢里耶的住宅，托洛茨基在那里居住。后者也在家，也被逮捕，被立即押送到十字架监狱。7月24日，重案侦查员审讯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他们的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法庭侦查员对他们宣读了根据刑法51、100和108条对他们的起诉。加强的军人押送队把他们从十字架监狱押解到冯坦克大街16号的法庭上。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案将被一起并入7月3—5日制造7月3—5日事件的总案之中。（《日报》第118期，1917年7月25日。）
约两天后出版的区联派机关刊物《前进》周刊以下述呼吁对逮捕做出反映：
据审判院检察官的命令，7月23日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并把他们押送到十字架监狱。我们坚决请求工人同志们克制因不断地逮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引发的任何积极的发动，仅限于抗议和致敬的决议。我们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公民制造的审判和革命前的贝利斯案类似，在旧制度的侦查员、诽谤者布尔采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推动下，只能导致今天已经被捕的同志们为其最优秀的宣传鼓动员的思想的加强和巩固。
由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被捕，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和在它之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主席团建议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之后，梁赞诺夫发言，他声称在这种条件下讨论组织问题“不正常”：
主席团不认为需要向我们通报，没有出现在这一片（他指了指布尔什维克坐的那面）的两位同志——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现在在哪里。我认为，只要主席团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逮捕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们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中夹执行委员会为加米涅夫同志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之前，讨论上面拟定的问题是不正常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理由把加米涅夫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在几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之后，梁赞诺夫的建议被否决了。过了一会儿，梁赞诺夫再次发言，主席打断了他，结果会议剥夺了梁赞诺夫的发言权。后者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席，以示抗议。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梁赞诺夫再次触及这个问题：
我今天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谈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被捕的事。人们以这个问题将与政权危机问题一起在联席会议上讨论为理由，禁止我谈这个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司法部某些代表不负责的行为。
马尔托夫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做了如下声明：
根据108条不能追究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的责任，现在却根据它来追究整个一个党的责任。
〔2〕《基辅思想报》在战前岁月中是最好的左翼报纸之一。具有高素质的撰稿人队伍，在国外有众多的记者，这份报纸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那个时候来说，它相当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反政府的立场。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这份报纸的工作。在战争年代中，《基辅思想报》逐渐向右转，成为一份护国派的报纸。
〔3〕这里说的是法国左翼工会工作者梅尔盖姆和布尔多伦恩。他们两人在战争年代中加入了温和的国际主义派。后来这两人再次与若奥之流妥协。梅尔盖姆患了精神病，退出了政治舞台。
〔4〕《消息报》第111期第4页。
〔5〕逮捕切尔诺夫一事是这样的，在七月事件中，确切地说是在7月4日，当时塔夫利达宫被激动的群众包围，他们派代表进入宫殿中，要求政府派某个部长上街。切尔诺夫受命走到街上，站在台阶上讲话。快讲完时，不知是什么人，挑拨者还是极度激动的工人把切尔诺夫拖下台阶，塞进一辆汽车里，声称他将成为人质。宫中一得知切尔诺夫遇险，苏维埃领袖们就要求列·达·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上街平息“自己人”。切尔诺夫在其《札记》中以下面的形式描写了该事件接下来的进程：
这时，托洛茨基从塔夫利达宫走出来，站在我坐在其中的那辆汽车前面，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先面对水兵，问他们是否认识他，是否见过他，是否记得他。然后指出，有人想逮捕一个社会主义者部长，这是误会，喀琅施塔得人永远是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因此他们不可能想对个别人施加任何暴力，个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当然没有人会反对社会主义者部长回到会议厅去，而水兵将留在这里和平地讨论与革命命运攸关的问题。我没有搞错，这里没有任何人赞成暴力，不对吗？谁赞成暴力请举手。没有人举手；于是那些把我带到汽车里来的人不满地让开了；我觉得托洛茨基好像说，“切尔诺夫公民，谁也不会妨碍您自由地回去”，这是一场误会。所有在汽车里的人都可以自由走出来，此后我们回到了宫中。
〔6〕苏缅松（E. M. Сyменсон），是彼得格勒市的一个普通居民，她确实在瑞典生活过，但与我党和革命运动都没有任何关系。
〔7〕科兹洛夫斯苏（Мечеслав
Юлиевич Козловский，1876—1927），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法学家。积极地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1915—1920年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克舍辛斯卡亚私宅系彼得格勒的一栋楼房，二月革命前属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宠姬、舞蹈家M·Ф·克舍辛斯卡亚。1917年3—7月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于4月16日（俄历3日）曾在此楼阳台上发表演说。——译注
[2]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1939），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为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尉，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等军事领导职务。1921年任苏维埃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委员会书记。后任苏联驻外国大使，在清洗期间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应招回国的外交人员之一，并发表声明揭露斯大林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家的罪行。——译注
[3]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十月革命后在财政、外交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担任负责职务。——译注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部长先生们：
7月22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彼得格勒高等法院关于七月事件的通报。
就是在俄国法院极其沉重的历史上，这份通报也堪称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配得上佩列韦尔泽夫和别萨拉博夫发出的通报的补充，并立即把通报者置于法律之外。
在此我不对这份文件进行逻辑批评，因为它的每一行都证明它期待的不是逻辑批评，而是对它的压抑，更确切地说，它期待的是吓坏了的庸人心理，它的任务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后者施加影响。但我认为，必须以对我的指控的例子表明，检察当局为了得到它所需要的结论而制造罪名时，它的疏忽和随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6月24日，侦查员亚历山德罗夫对我提出了与对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等人一样的指控，即指控我为了达到瓦解俄国军队的目的，与德国和奥地利间谍狼狈为奸，并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活动经费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有充分的可能相信，亚历山德罗夫先生认为列宁是德国的奸细是“铁案”，我的罪过是由下述几点中得出的：我和列宁一起从德国回国；我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我是中央委员会下属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即便这些都是事实的话，也不能由此得出我与德国政府有联系的结论，事实上，在对待该政府的态度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比起他们的指控者来说，是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但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检察官先生和侦查员在逮捕我和审讯我之前，费心进行一下最简单的调查，他们就能知道，我比列宁晚回来一个月，我不是经过德国，而是从美国、途经斯堪的那维亚回国的，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委员会，与它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那不可思议的、骇人听闻的指控所依据的外在组织框架，对我来说都是根本不适用的。
五个月前还在捍卫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的“现存制度”的法庭工作人员认为在调查尚未结束前就能向全世界宣告，与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斗争了几十年的革命家会突然卖身投靠霍亨索伦王朝，而且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想成为共和的和民主的新制度下，把司法事务恰恰交付给上述这些人，这一情况是否合理，是大可怀疑的。当所能想象的最严厉的指控在未经核实之前，就被检察院通过发狂的反动报刊的渠道抛向群众，这一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
部长先生们！我们的政治对手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折射在愚昧的群众的头脑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你们的法庭工作人员、法律的维护者却以最混乱和见不得人的方式把对一个大党的领导人的最严厉的指控抛向最愚昧的群众。佩列韦尔泽夫先生的《通告》不仅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遭到殴打，还导致他们被杀害。检察官先生的新通告走的是同一条路。
我不知道，总检察长手中是否有规定这些行动的刑法典的条文。但我坚信，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在阴谋指控上没有比这更加骇人听闻的审判，为肆无忌惮地中伤一个政党的利益而使用完全捏造的指控方法上没有比这更加罪恶的指控。
列·托洛茨基
写于十字架监狱单人牢房中
1917年6月25日
《新生活报》第88期
1917年7月30日
致司法部长的一封信〔1〕
部长公民：
作为对我致整个临时政府的信函的补充，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作为总检察长的您特别注意彼得格勒最高法院检察官现在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工作。
我充分意识到我为我的断言承担的责任：
检察官先生没有我与德国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的丝毫证据。相反，如果检察官先生对我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调查，那他就不会不知道，我一直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不掌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先生大张旗鼓地在报刊上宣扬他的骇人听闻的指控，使居民认为他确实掌握揭露我的某些证据。检察官先生这样做显然是在追求政治目的。
据报纸报道，将把我们，特别是我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此事就其本身来说，对我没有任何区别，但它无疑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以外在形式强调检察官先生对自己立场的确信，恐吓坏疑者，从而为同一个宣传目的服务。然而，检察官先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把握”。
在前线悲惨事件的条件下，具有格外不祥性质的检察官先生的行为，和在检察官的直接推动下围绕着我们的名字在报刊上展开的中伤蛊惑的后果，必然会超越骇人听闻的指控的组织者……德雷福斯案[1]、贝利斯案[2]，与今天在共和国司法的旗帜下对政治活动家进行的有意识的谋杀相比，都相形见绌。部长公民，必须进行有权威的干预！必须立即调查检察官公民的工作！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
1917年8月2日
〔1〕《新生活报》在刊登这封信时，还附上了下述说明：
司法部长扎鲁德内就此对我们的编辑声明：列·托洛茨基没找对地方。案件是侦查当局侦办的，它们独立于司法部。只能对区法院控告侦查当局的行动。我很惊讶，作为老革命家的列·托洛茨基竟然要求司法部对侦查当局施压。莫非革命者不是一直都在为法庭完全独立于司法部的压力而斗争呜？我永远尊重法庭。正是因此，在担任司法部长以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法庭和侦查当局的活动。
[1]德雷福斯案系1894年法国反动军阀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军官A. 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谋的案件。尽管缺乏证据，法庭仍判处德雷福斯终身苦役。围绕德雷福斯案的斗争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在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释，1906年恢复名誉。——译注
[2]贝利斯案系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M. 贝利斯的一次审判。诬告他为了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名俄罗斯男孩。审判是沙皇政府和黑带分子策划的，激起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抗议。法院最后宣布贝利斯无罪。——译注
对7月3—5日案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为了澄清我在维也纳生活和活动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询问劳动部长M. И. 斯柯别列夫，作为证人。我和他一起出版运往俄国的“非法”报纸《真理报》。M. И. 斯柯别列夫曾是编辑部成员、报社的出纳。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那个今天被捕的捷克战俘贝奈斯和克诺弗利切克所属的捷克国际主义组织（用他们的话）的大部分联系是他承担的。
关于我在维也纳居住的最后阶段（1913—1914），还有关于我从维也纳转到瑞士，关于我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态度，我就这个题目所做的公开演讲等，莫斯科军区司令助理B. B. 舍尔〔1〕可以提供详尽的信息，我曾与他一起在维也纳编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斗争》杂志〔2〕（1914）。
这两个人的供词可以为侦查提供详尽的资料，揭露对我与德奥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任何怀疑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侦查当局却认为阿列克辛斯基们和布尔采夫们的肮脏的谮言中伤是能够和必须得到验证的。就侦查当局的第一个挑战我能说出我在国外活动的数十乃至数百名目击证人。
现在在彼得格勒的奥地利战俘奥托·鲍威尔[1]是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作家，他可以证明，在我侨居维也纳的整个期间，我一直为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民族主义、反对他们对奥匈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进行的口头和书面的斗争。当然，我不是作为沙皇外交的捍卫者，而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进行这场斗争的。
至于我不认识的证人的供词，说我号召“武装起义”，甚至建议示威者“痛打资产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要再一次声明，这类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证词干脆是把与我的实际活动截然相反的行为强加给我。
农业部长B. M. 切尔诺夫听到了我就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企图逮捕他一事对示威者的讲话，最后几句话是：“谁到这里来是为了施加暴力的，请举手！”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孟什维克士兵越飞反对我的立场，在示威游行时他站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请求我对士兵讲话，正是因为我的所有讲话最后都是呼吁：“不要任何暴力！平静地回家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萨基安，社会主义革命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2]和数百个其他人都能证明这点，在调查当局的协助下我可以指出这些人：为此它只须询问斯莫尔尼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即可。
我请求至少应该尽快讯问上面指出的人物。
人们告诉我，在劳动印刷所没收的印刷纸张中，有我写于七月事件之前的两本小册子《致诽谤者》和《大灾难年代》〔3〕的手稿。由于这两份手稿与构成调查对象的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请求把上述两份手稿纳入侦查材料中。
如果调查当局不以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的目的为己任，而是沿着我指出的方向认真地尝试验证自己的材料，那它在24小时内就能确信，它没有任何权力把我关押在监狱中，在本文结束时，我再次表达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十字架监狱第487牢房
1917年8月8日
〔1〕舍尔（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р，1884—194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917年担负重要的指挥职务。在十月革命后，舍尔以孟什维克的名义批评苏维埃政权。在后来的年代中，舍尔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工作。
〔2〕《斗争》杂志是社会民主党超党派的杂志，在战前不久在彼得格勒创刊。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托洛茨基。杂志的基本编辑干部在战争年代中在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报》编辑部工作。
〔3〕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这两本小册子仍没有找到。
[1]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现点。——译注
[2]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лахан，1889—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维埃代表团秘书。1918—1920年、1927—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年任驻波兰全权代表，1923—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1934年起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可耻！
——共和国的司法工作〔1〕
甚至崇拜“强硬政权”的人也不能否认，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反对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借助的是十足的无政府措施，它们的狂暴不能掩盖它们的软弱无力。如果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中有人现在视察十字架监狱的牢房的话，他可以毫无困难地确信这点。须知策列铁里为了了解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的命运而视察了喀琅施塔得的各个监狱。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采取的革命镇压措施与体现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国家镇压措施相比较，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一尚未完成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在策列铁里部长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
逮捕今天已经被释放的加米涅夫，是众所周知的事，关押他是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再考虑把他交给谁：给侦查处还是给检察院，给佩列韦尔泽夫还是给阿列克辛斯基？从刊登在《新生活报》上的一封信中，许多人得知，指控托洛茨基犯了“叛国罪”，依据的是他途经德国回国（好像是和列宁一起），是中央委员……但是，如果对相当有名的人，强硬政权都表现出这样不可思议的疏忽大意，就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共和国司法（但它的嘴里已经露出了糟朽的牙）对波罗的海水兵、彼得戈夫士兵或普蒂洛夫厂工人下手时，情况会什么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保安局在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从来没有像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工作中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专横和荒谬。
在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中的70个政治犯中，约有30人是因为参与七月事件而被捕的。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指控根据的是刑法第100和51条。其中的某些人（如康斯坦丁·鲁西诺夫、波尔菲里·尼基京、伊万·马宁、列伊泽尔·斯拉夫京……）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在个别情况下相当残酷。哥萨克把许多被捕者的钱抢掠一空，借口这是“德国人”的钱……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司法机关的惩罚打击的准确程度还需要检验。无疑，列文松·约瑟夫、麦德维杰夫·谢尔盖和斯捷潘诺夫·阿萨诺夫是最清白的，据说，为了避免自己的团队解体，他们把自己“押解”到了司令部。顺便说说，7月4日晚，参加了所谓的“武装起义”的这个团的士兵看到塔夫利达宫的警卫人数少而且疲劳，主动承担了守卫塔夫利达宫的责任……
根据一系列条款起诉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水兵德边科[1]在7月6—7日夜间，作为一个10人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乘“雷鸣号”鱼雷快艇散发70艘军舰就政权危机所做的决议。7号他与代表团一起被一队哥萨克和士官生逮捕，后者对他们大加辱骂和威胁。当卡车将被捕者押送到冬宫时，策列铁里也乘车来到这里。过去德边科曾与部长见过几面，喊了他一声，要求他干预一下。但部长没有理睬，扬长而去……据海军侦查员费利钦的解释，由于整个代表团都被释放，德边科就作为人质继续关押。
但是，至少在这30个被捕的人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可能挑选得并不完全“成功”，然而却都被扣上武装起义的罪名，让他们受到一定的（过于确定的）沙皇刑法典条款的指控。其他被关押的人的情况要糟得多。
第二批中，看来约有10个人也是因七月事件被捕的。但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指控，还没有为他们选好条款，甚至还没有搞清，把他们算什么人好。这当然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被捕时遭到痛打，经历了所有的屈辱。有些人的钱被抢走了，而且不能确切地知道是谁抢的：是强硬政权的代表，或者干脆是爱好者。
瓦赫拉姆科夫·亚历山大是7月3日被捕的，那时他刚刚走出《新时代报》印刷所，开始被逮捕他的那群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又被把他押往司令部的士官生痛打了一顿。迄今为止没有向他出示任何指控，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日开始绝食。
伊瓦什·安东来自军队服装厂，他因在澡堂里“说话”而于7月10日被捕。洗澡的龙骑兵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拿了德国人的钱。伊瓦什抗议说：“莫非你们看见了，能够证明？”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并将他逮捕。指控至今没有出示。
高洛斯·弗拉基斯拉夫完全是因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而被捕的。须知，与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与和思想派别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还不错，弗拉基斯拉夫作为思想派别的代表，至少没有挨打。
施蒂列尔·阿尔伯特因在小队中散发彼得格勒市第4本传单选集而被捕，也没有挨打。
济恩斯基. Б. 7月12日晨在芬兰铁路车厢中因批评进攻而被捕。在芬兰车站保卫一局的长官写的笔录上有这样的说法：“我命令哥萨克，让他们抽你这个狗崽子的嘴巴。”……须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迈丹·伊格纳季，机枪手，7月3日被后备军士官生逮捕，因他在电车中“赞成捍卫自己团队的革命性”。没有挨打。
皮斯库诺夫·伊万7月10日去郊外大道购物，在一个街头集会上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个士兵断言，在7月3日被打死的士兵身上搜出了6000卢布。皮斯库诺夫争辩说“这不可能”……他被捕了，而且某个文职人员在委员会中作证，说什么皮斯库诺夫断定，德国对他来说，比俄国更宝贵。这多像真的，不是吗？这个文职人员也许就是那个文人，他在所有的《交易所经济人报》上报道说，侨民在别洛奥斯特罗夫[2]打出旗帜，上面写着：“德国万岁！”这样的编造是说给什么样的白痴听的？
在十字架监狱有两个突击队员：罗曼诺夫·瓦西里和库特涅尔·阿勃拉姆。把他们从里加前线派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澄清取消突击营的选举组织的原因。完成了使命后，他们两人在莫伊卡大街20号被组织志愿军委员会主席穆拉维约夫上尉逮捕。虽然他们是在7月14日被捕的，但至今还没有提审过，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水兵舒尔金·伊万从阿鲍乘车前往沃罗涅日省度短假，带着波罗的海舰队关于转交政权等的决议。7月7日他因“决议”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捕，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潘菲洛夫·伊万于7月9日在大街上被哥萨克逮捕，原因不明。维利斯捷尔·彼得是彼得戈夫第二尉官学校的文书，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7月8—9日夜间被士官生逮捕，没有法院当局的逮捕证。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但很清楚，是学校的反动军官对士官生指认了维利斯捷尔，说他是进行有害宣传的人。由于维利斯捷尔这个策列铁里—唐恩党的党员拒绝承认没有强硬政权的逮捕证的士官生，因此逮捕过程发生了暴力。擅自逮捕被“禁止”，但被擅自逮捕的人还被关在监狱里，而擅自进行逮捕的人依然保卫着“革命秩序”。
奥斯卡·勃留姆（洛莫夫）于7月间据司法部长签署的逮捕令在阿斯特拉罕被捕。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福米切夫·费道尔去度假，7月7日因关于进攻的谈话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乘客逮捕。至今没有提出指控。
普什卡列夫·瓦西里和代利多维奇·伊万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参与了在英国滨河大街上关于工人工资和7月4日行动问题的谈话。一个官员断言，工人收入400、500、700卢布。普什卡列夫回答说：“我就挣150卢布。如果您忌妒，您就进工厂，哪怕您挣1000。”代利多维奇在那里对几位士兵们解释，没有人号召普蒂洛夫厂的工人行动，他们是由于沉重的物质条件等自发地上街的。就这个题目说了会儿，普什卡列夫和代利多维奇继续往前走，但一个司机追赶上了他们，把他们交给了卫兵。他们两人从7月10日起就被关押在牢里，没有被提审过，显然是把他们交给了神秘的司机。
利夫·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综合中等技术学校学生，7月25日被捕，因为在他身上有《真理报》士兵俱乐部的会员证，在逮捕时遭警察殴打，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科努尼科夫·费道尔，“共和国号”的水兵，于7月12日在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被士官生逮捕，因为他与水兵彼得罗夫一起走，后者拿着一份《浪潮报》。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奥弗申柯[3]·弗拉基米尔，他还有个复姓安东诺夫，他于7月15日在赫尔辛福斯根据错误的逮捕令——在逮捕令的原件上没有安东诺夫——被捕的。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后来又交给民事检察官，此后又交给海军司令部的侦查处，最后交给赫尔辛福斯的侦查处；当后者拒绝后，又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侦查处。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没有对他提出指控。在对司法部长做了关于逮捕和关押情况的声明后，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天开始绝食。
共和国司法工作中这样的例子全都出现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内。然而还有一号楼和一系列其他关押犯人的地方。司法部长扎鲁德内[4]公民当然不可能干预，因为他“过于尊重法庭和法官的独立性，不同意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但哪里有能够并同意为工人士兵、被不知名的司机或在澡堂里洗澡的龙骑兵逮捕者的利益而干预的法院呢？哪里有同意对那些伪造逮捕证的“革命秩序”的绅士们施加压力的法院呢？
然而干预是必需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在监狱里形成的气氛中，必然会产生所有冲突和激化。
大多数被捕者都饿得厉害，因为监狱里的食物根本不够，即使有钱，也什么都不能买。牢房终日紧锁。就此不妨回忆一下1906年在戈列梅金[5]和斯托雷平[6]统治下，牢房整天不锁，囚犯每天散步两小时（现在每天40—50分钟）。结果在饥饿、专横和对自己被捕原因一无所知的共同作用下，许多被拘押者的情绪极度紧张不安。一些人从今天开始绝食，其他人打算两三天后开始，如果那时还得不到答复的话。
在克伦斯基总理的领导下，在司法部长扎鲁德内和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治下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监狱里发生了什么，应该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些监狱得到了前“革命部长”策列铁里的祝福，他是作为镇压部长下台的。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可用两个字概括：可耻！
《无产者报》第2期
1917年8月28（15）日
〔1〕此文没有及时收到《无产者报》——编辑部注。
[1]德边科（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1889—1938），苏军将领，二级集团军级（1935），苏共党员（1912年起），波罗的海舰队水兵。1917年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红军集群司令、克里木集团军司令等职，1928年起先后任几个军区的司令。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2]别洛奥斯特罗夫系彼得格勒城镇，临卡累利阿地峡。1917年4月3日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时，在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受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工人代表团的欢迎。——译注
[3]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1939），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书记，指挥攻打冬宫的战斗，1917—1919年为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任俄国南部苏维埃军队司令员，1922—192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年起先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的全权代表，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6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早期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快向斯大林等多数派投降。1939年被枪毙。——译注
[4]扎鲁德内（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Зарудный，1863—1934），俄国著名律师，人民社会党党员；1917年7—8月任第二届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译注
[5]戈列梅金（Иван Логгинович Горемыкин，1839—1917），俄国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95—1899〕。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4—7月，1914—1916年）。第四届国家杜马和“进步同盟”的反对者。Г. Е. 拉斯普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6]斯托雷平（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担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1907—1911年反动时期制定政府方针。1907年反革命六三事件的策划人，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被保安局密探刺死。——译注
司法部长从事教育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
8月初，在某些出版物上刊登了托洛茨基同志就前最高法院检察官公民卡林斯基——佩列韦泽夫一阿列克辛斯基的桂冠显然让他睡不着觉——的鼓动习练致临时政府和司法部长的一封信。据转告，人民社会党人司法部长以特殊的态度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种态度中让拘押者知道，司法部长不能促使上述的‘’宽恕”取得进展，因为其中含有有伤法院系统宫员的“尊严”的语句。显然，扎兽德内公民是在托洛茨基同志下面这句话中看到了“有伤尊严”的：检察官卡林斯基“通过疯狂的反动报刊的渠道”散布对一个大党领袖彻头彻尾伪造的指控，卡林斯基以此迫求的不是法庭调查的目的，而是反动的政治目的。指控无疑是十分严厉的，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它为“有伤尊严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司法部长有什么样的权力“不让”对他下属人员的指控取得进展，这点更难理解。司法不是声调优雅的女神，部长公民！
依我们看，托洛茨基同志仍要对司法部长公民做大致是这样的声明：“尊敬的阁下：我是在旧制度的残忍风俗的恶劣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在祖国自由的阳光下度过的三个月，还没有来得及学会用不伤害人民的社会主义总检察长的言词来描述共和国检察院的犯罪行径……”
据说，在视察十字架监狱时，扎鲁德内与几个监狱看守握手。还记得，克伦斯基在当上司法部长时，他从与部看门人握手开始。没说的，“姿态”很有表现力。但如果认为民主派的主要责任仅在于此，那就错了。美国总统每年一次握所有人的手，只要不懒得握手的人都可以，但这不会妨碍他是金融寡头利益的忠实的卫兵。民主主义很少在于廉价的握手，也不在就臆想的不遵循礼貌规则而发出的粗暴的吆喝之中。民主主义是实质问题，而不是形式问题。民主的司法部长不能借口“有伤尊严”的语调而摆脱最严厉的指控。民主的司法部长不能以法官的“独立性”为借口掩盖黑色百人团的肆无忌惮……
扎鲁德内公民的立场虚伪到什么程度，从下面这点可以看出：在他拒绝促使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取得进展”后，他不得不让卡林斯基本人“取得进展”。前最高法院检察官被撤职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根据这个事实就得出结论，从今以后在扎鲁德内的部门中奠定了民主司法制度，那就太轻率了。不，为此还需要激进地撤换扎鲁德内公民所有的下属。而这一撤换必须有另一位司法部长。
《无产者报》第7期
1917年9月2日（8月20日）
（署笔名П. 塔纳斯）
7月3—5日案预审记录
1917年9月1日，彼得格勒24地段法庭侦查员根据刑法第448和第476条对下述人员进行法庭预审，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对他做些补充，对此被告人声明：
……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由于公布的第一份文件（准尉叶尔莫连科〔1〕的供词）迄今为止在法庭某些官员的促动下进行的对我党和我个人的中伤中起着主要作用，它无疑是蓄意伪造的产物，其目的不是澄清事实，而是恶意地掩盖它；由于侦查员公民亚历山德罗夫在这份文件中显然蓄意避开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情况，它们的澄清必然会揭穿我所不认识的叶尔莫连科的供词是伪证；出于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参与这一调查过程对我是政治和道义上的侮辱，我保留用我所拥有的所有手段对国家舆论揭露指控的实质的更大的权利。根据上述说法，我认为不能继续听取调查取证。
《对1917年7月3—5日彼得格勒反国家政权的武装暴乱预审》第135页。
〔1〕叶尔莫连科（Ермоленко），沙皇政府反间谍人员，1917年被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用来中伤我党。他伪造了（更确切地说是签署了）对列宁和其他人充当德国间谍的指控。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抗议（不过不是十分坚决的），这些文件公布在刊物上，大受白色刊物的欢迎。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
同志们：昨天，七月事件侦查委员会试图让我们听取侦查材料。我说“试图”，是因为事情到第一份文件为止，不过在政治方面，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对叶尔莫连科准尉的审讯记录。我们这些受侦讯者声明，由于亚历山德罗夫公民“工作”的性质，我们拒绝今后与他澄清问题。事情的实质是这样的。叶尔莫连科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如何被招募为德国间谍的（当然是怀着“爱国”的目的）。要对此人下结论，只须说，当德国人给他1500卢布路费时，他问道：“为什么这么少？"（是他自己供认的。）这个叶尔莫连科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给他布置今后的任务——从事间谍活动、炸桥梁等——的德国军官的谈话，他还说了他在俄国应该和谁以及怎样联系。他说，有人告诉他，他在俄国不是“一个人”干，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为同一个目标工作，派他们去为了“力争让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下台”，这与他的整个叙述毫无联系。叶尔莫连科没有得到任何对列宁的委托，在他的整个讲述中，列宁完全是多余的，可以说不是用事实和关系，而是简单愚蠢又不失狡猾的一句话——“您将不是一个人，还有列宁。”——把列宁强行和叶尔莫连科联系起来，顺便说说，委托列宁的任务不仅是炸桥梁，还有两座堡垒：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最后还说：“人们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住在速记员叶尔图霍夫斯基家里，这一点后来我也确信不疑。”全文到此结束：是什么使他对此确信不疑的，他只字未提。这样一来，亚历山德罗夫对叶尔莫连科的这个唯一的“实际”指控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即叶尔莫连科是怎么对列宁曾经在柏林，住在速记员叶尔图霍夫斯基家里一事确信不疑的，须知只有这点有意义。
二者居一，或是亚历山德罗夫不是在进行侦查，而是在帮助叶尔莫连科进行对列宁和我们所有人的诽谤，为保卫……不是祖国，而是被德国人从政权中清除出去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我声明，由于这个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侦查，它的目的不是澄清，而是掩盖事实，是为对我党和它的活动家的中伤服务的，我认为自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不能继续参与侦查过程，并保留用我所有的手段在全国舆论面前与无耻的阴谋作斗争的权利。其他同志作了类似的声明。
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将此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宣读，这个委员会要求我们接受法庭的审判（佩列韦尔泽夫—扎鲁德内）。主要是请把这封信刊登在《工人报》上。我以为，彼得格勒和各省的正派的刊物都将转载这封信。
在结束此信时我再说下面几句。在上述那个“场面”中，我朝我的年轻朋友、海军准尉伊里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面庞看了一眼，我不能不做一下对比：侦查员亚历山德罗夫曾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消灭”我们，现在他指控拉斯科尔尼科夫政治背叛。整个时代、整个体制可以在此找到它的终结。让它永远受诅咒！
列·托洛茨基
十字架监狱，1917年9月1日
《工人之路报》第2期
1917年9月18（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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