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
在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觉得强调一个它的特点是有教益的，因为迄今为止，在回忆录和文章中，都没有对它予以应有的注意。可以说，十月起义预定了准确的日期——10月25日，不是在秘密会议上预定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预定的，而这个胜利的起义就是在1917年10月25日那天爆发的，像预定的一样。
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革命政变和起义。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事先公然地预定准确的日期，并在规定的日子里完成，而且取得了胜利，想在历史上找到另一场这样的起义，是徒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像在许多其他意义上一样。
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安排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这个“巧合”不是阴谋分子的算计，而是革命此前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我党的全部鼓动和组织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围绕着这个口号，我们把所有最重要的苏维埃的多数成员都团结在我党的旗帜下。此后，我们也许已经不能“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我们应该掌握这个政权。我们毫不怀疑，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给予我们多数。我们的敌人对此也不能怀疑。后者全力以赴地反对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因此，在“全俄民主会议”的苏维埃部会议上，唐恩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当他不能得逞时，就力图让代表大会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愿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理由，正是因为代表大会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尝试的舞台。在我们这方面，坚持尽快召开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我们毫不掩饰，据我们的观点，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政权从克伦斯基政府的手中夺过来。最终，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投票中，唐恩得以把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从10月15日推迟到25日。这样，“现实”的孟什维主义政治家与历史讨价还价，赢得了整整10天的延期。
在所有彼得格勒的会议上，无论是工人会议还是士兵会议，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要求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政权问题，并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它，即从现在起，政权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克伦斯基政府企图驱散代表大会——无数决议都这样宣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将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裁决。
日复一日地进行鼓动。代表大会预定于10月25日召开，预定日程的第一“项”实质上是唯一的一项，实现（不是讨论，而是实现）政权归苏维埃，即预定10月25日为政变日，我们公然在“社会”和它的政府的众目睽睽之下，为这个政变准备武装力量。
把卫戍部队的相当部分调出彼得格勒的问题与代表大会的筹备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克伦斯基害怕彼得格勒士兵（他有充分的理由）。他建议切列米索夫〔1〕、那时北方军队的司令把不可靠的团队调往前线。10月26日后找到的通信证明，切列米索夫认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被“宣传彻底毒害”，不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用，并以此来推托；但在出于纯政治考虑的克伦斯基的压力下，切列米索夫下了相应的命令。
抽调部队的命令刚刚从军区司令部交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让它来“执行”，我们无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马上清楚，这个问题在其今后的发展中，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克伦斯基在不安地等待预定的10月25日政变的一天时，他企图解除对抗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不仅让工人，还让整个卫戍部队对抗克伦斯基政府。首先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检验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的军事依据。这样一来，实质上除了卫戍部队的政治代表机构外，又建立了这个卫戍部队的革命战斗的司令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立即“明白”，事关建立武装起义的机关，并在苏维埃会议上公开地声明了这点。虽然在投票中反对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孟什维克仍加入其中，不知是作为政变行动的公证人，还是作为书记员。预先为自己的政治存在多赢得了十天的时间，他们后来保证了自己作为自己政治死亡的荣誉助手的出场权。
就这样，代表大会预定于10月25日召开。保证获得多数的党提出了代表大会的任务——掌握政权。动员拒绝离开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保卫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与军区司令部对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在整个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从这一点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实。
同时，在党的各个组织中，在刊物上公开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事件的进程，没有把起义与代表大会、抽调卫戍部队联系起来，而是把政变看成是秘密筹划的阴谋。事实上，武装起义不仅得到了我们的“承认”，还做好在预先规定的时刻起事的准备，而且起义的性质也是由卫戍部队的状态、它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态度预先决定的，至少对彼得格勒来说是这样。
“按日历”预定革命日期的观点受到一些同志怀疑。更可靠的是以严格保密的方式进行，利用出其不意这一如此重要的优势。事实上，在等待10月25日的起义期间，克伦斯基那时似乎是能够在这天之前调来新鲜力量，对卫戍部队进行清洗等。
但是，关键在于改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的问题成了筹备中的10月25日起义的重要环节。克伦斯基改变彼得格勒团队构成的企图早就被评价为科尔尼洛夫未遂企图的继续（是有充分理由的）。“合法化”的起义还好像是对敌的催眠。克伦斯基未能落实其抽调卫戍部队去前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自信心，从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在10月25日之后，孟什维克，首先是马尔托夫大谈什么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苏维埃和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很难想出对事实意义的更恶毒的嘲弄。当我们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会议上得到多数赞成，预定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孟什维克说：“你们在预定政变日期。”当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压例的多数拒绝抽调彼得格勒团队时，孟什维克说：“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当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时，孟什维克确认说：“这是武装起义的机构。”当在规定的日子，在事先“被揭露”的机构的帮助下，当时预言的起义真的发生了时，还是那些孟什维克大喊大叫：“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工人阶级搞了政变。”事实上，在这方面可以指责我们的最大把柄，是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我们“背着”该机构的孟什维克代表进行技术细节的准备。
无须怀疑，与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无关的军事阴谋的企图，在那时只能给事件的进程带来混乱，甚至可能暂时破坏起义。卫戍部队中有的团队在政治上尚未定型，它们会把党通过阴谋夺取政权看做是与它们格格不入的，对某些团队来说则干脆是敌对的，而拒绝调离彼得格勒，并决定承担起保护应该成为全国政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责任，对这些团队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义不容辞的。认为把起义“预定”在10月25日是乌托邦的那些同志，实质上是对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彼得格勒的政治影响比克伦斯基政府更强大估计不足。
合法存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了派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委员，这样，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局势的主人。卫戍部队的政治地图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可以建立起必要的力量组合，保障自己在彼得格勒的全部战略据点。剩下的只是消除摩擦和最落后的，主要是骑兵部分的可能的反抗。这个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团队集会上，我们的口号——在代表大会前不离开彼得格勒，用武力保证政权归苏维埃——得到一致承认。在最保守的谢苗诺夫团中，斯柯别列夫和戈茨给谢苗诺夫团的士兵带来最精彩的节目——斯柯别列夫即将前往巴黎的外交旅行，旨在对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施加教育影响——不仅没有激起热情，相反，遭到了彻底失败。〔2〕多数人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自行车兵被认为是克伦斯基的支柱，他们在摩登马戏场的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我们的决议。军需将军波拉杰洛夫〔3〕说话极度和解，百般讨好。但是，他对决议的闪烁其辞的修正被否决了。
在彼得格勒的心脏彼得保罗要塞，给敌人以最后的一击。要塞卫戍部队全体参加了我们在要塞院子里举行的集会，看到他们的情绪，军区司令副官以最殷勤的方式建议与我们“谈谈，并消除误会”。从我们这方面，答应为彻底消除误会而采取必要措施。真的，在两三天之后，俄国革命的最大的误会——克伦斯基政府——被消除了。
历史翻过了一页，揭开了苏维埃的新篇章。
1919年9月14日
巴拉绍夫—谢勃里亚科沃
《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
〔1〕切列米索夫（Черемисов），是当时在里加城下作战的第12军参谋长。在克伦斯基时代任北方战线司令。10月期间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是他下的。
〔2〕关于这次集会我们在米留可夫的《革命史》一书中找到了下面的有趣的地方：
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发动的延期，首先巩固了它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的阵地。托洛茨基出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集会上。他所造成的情绪的特点可从下面的例子看出，例如在谢苗诺夫团，不让在他之后发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斯柯别列夫和戈茨讲话。托洛茨基提出口号——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示。10月19日（实际上是10月18日）召开了团队和连队委员会的内部会议，在几个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在座位上发言，直接指出了会议的目的：“我们没有决定发动的时间，但政府想与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接受挑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反对抽调部队去前线。”
〔3〕波拉杰洛夫（Поладелов），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总军需官。
彼得格勒
——1917年和1919年的10月
在十月革命将近两周年之际，彼得格勒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又像两年前一样，彼得格处在来自西南方的危险之下，与1917年10月底（旧历）完全一样，那时彼得格勒的命运在普尔科夫高地下决定。
当时，无论是对方的还是我方的军事行动都充满了未知数。谁也不能哪怕是大致准确地告诉我们，向我们进攻的力量有多少。有些人说是一千名哥萨克，另一些人则说是三千、五千或一万，等等。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的流言（那时这二者还都是废话连篇）把克拉斯诺夫[1]的力量夸张到可怕的地步。我记得，关于开赴那里的哥萨克数量的最初的可靠消息来自沃斯科夫〔1〕同志，他在谢斯特罗列茨克观察了他们的军用列车，断然坚持哥萨克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0人。但是，仍有可能调动一些部队行军过来，沃斯科夫说的仅仅是军用列车。
我们能够用来对抗哥萨克的力量也同样不确定。我们可以直接支配的是数量相当大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但它是由那些在革命的最初震荡中失去战斗力的团队构成的。旧的纪律与旧的指挥机关一起破坏了。革命要求破坏旧的军事机关。新的军队纪律还没有建立。匆匆建立了工人赤卫队。它们的打击力如何？这谁也说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必需的军需在哪里。旧的军事当局绝不会着急把它交给我们支配。新政权不知道通向它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十分不确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和传播惊慌失措的流言。
在斯莫尔尼宫，在列宁同志和我的参与下（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召开了有指挥员参加的卫戍部队会议〔2〕。这时部分军官躲了起来。但大部分留在了自己的团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根据传统，认为抛下自己的部队是不能允许的。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官中没有一个人敢说“内战”是不能接受的，不愿意抗击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其主要原因是军官们完全不知所措，他们没有理由珍惜克伦斯基体制，但也同样没有理由为即将来临的苏维埃制度而高兴。反革命阵营还没有组织起来。协约国的代理人还没有张开自己的网。在这些条件下，对指挥员来说，最简单的决定就是留在自己的团里，执行它的决定。对此还需要补充的是，指挥人员已经经过筛选。最恶毒的分子已经被驱除。
但是，没有一个指挥员愿意承担起指挥整个战役的责任，部分是因为在出席会议的人之中，据我的记忆，没有一个有重大的作战经历，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在不知道结果如何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过分出头。在几次吸引团指挥官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选择落在了穆拉维约夫上校身上，他在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行动中已经起了不小的作用。
穆拉维约夫是天生的冒险家。在这个时期他认为自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时，对不少想混入苏维埃制度中、但还没有决定承担起布尔什维克纪律重担的钻营者来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保护伞）。就其军事履历来说，穆拉维约夫好像是士官学校的策略教官。穆拉维约夫是个招摇撞骗、吹牛成性的人，但并不缺乏军事才干、敏捷的思维、魄力，善于接近士兵，激励他们的士气。在克伦斯基时期，冒险家的品质使他成为战斗突击队的组织者，众所周知，这些队伍与其说是用来对抗德国人的，不如说是打击布尔什维克的。现在，克拉斯诺夫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穆拉维约夫自我推荐，而且相当坚决地推荐自己为苏维埃军队司令的候选人。在可以理解的犹豫后，接受了他。在穆拉维约夫之下设立了由卫戍部队会议从士兵和水兵中选出的五人小组，授意他们要毫不松懈地监视穆拉维约夫，一旦有最微小的叛变企图，就把他干掉。
但是，穆拉维约夫并不打算叛变。相反，他投入工作，对成功充满乐观和信心。与那个时期的其他军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党的军事工作人员不同，他不抱怨缺点、漏洞、怠工，而是相反，他把所有缺点都变成乐观的长篇大论，逐渐地以自己对成功的信心感染别人。
但是，主要的组织工作落在工人区。那里的人们寻找子弹、装备、武器、马和挽具，把临时拼凑的炮兵连送到阵地上，那时，这些阵地离彼得格勒越来越近。决定性的战斗是在普尔科夫阵地上进行的。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相当萎靡地进入阵地。那时，在十月革命的曙光期，工人群众还意识不到，为巩固革命，必须进行严酷的斗争。被革命思想力量所感染的群众觉得，鼓动方法和语言的力量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他们觉得与哥萨克的武装冲突是偶尔破坏十月革命胜利进程的可悲的误会。他们并不认真对待面临的战斗，而宁愿派鼓动员和军使去迎接敌人。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对待事情比卫戍部队的士兵更严肃些，但是，他们只能派出匆匆建立的被称为赤卫队的队伍……
炮兵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架在普尔科夫高地上的大炮让克拉斯诺夫的骑兵严重减员。伤亡共计300—500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哥萨克没有战斗欲望。人们让他们相信，彼得格勒居民将把他们当成拯救者来迎接，只打了几炮，就足以停止他们的进军。他们停下来之后，就抱怨自己的军官，召开集会，与赤卫队代表进行谈判。一旦事情转入谈判，我们绝对强大得多。哥萨克退到加契纳，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驻扎在那里。克伦斯基欺骗了克拉斯诺夫之后逃跑了，看来，后者也打算欺骗他。克伦斯基的副官和为他服务的沃伊京斯基都被他抛弃，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和整个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都被我们俘虏。
攻击被击退，十月革命得到了巩固。同时，连续不断的紧张的内战时代开始了。
两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再次在普尔科夫高地上保卫十月革命。今天，1917年不谨慎地释放的克拉斯诺夫在尤邓尼奇[2]的部队里、在加契纳城下战斗，当年，他就是在那里被我们俘虏的。但是，在这些相似的特征之下，又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那时的彼得格勒还挤满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集团、小组、党派、报纸，这伙五光十色的人认为，世界靠他们支撑，苏维埃政权是暂时的偶然插曲。无产阶级激情满怀、充满信心、振奋地投入自己的革命，但也有大量的宽容。在这两年中，革命的扫帚严酷地清除了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从另一方面，彼得格勒的工人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表面上，激情火焰的燃烧不像两年前那样旺盛，但是增加了经验、坚定、信心和心灵的锻炼。敌人组织起来了，变得更加强大。不再是一千名哥萨克攻打彼得格勒，而是他们被世界帝国主义的物资武装起来的数十万战士，进攻十月革命的俄国。彼得格勒受到数万武装精良的白军士兵的威胁。英国军舰用15英寸的炮弹轰炸我们的沿海地区。但是，我们也变得更加强大。旧的团队已经不复存在。临时拼凑的武装的工人队伍也过时了。接替它们的是正规地组织起来的红军，不能否认，它经历过意志消沉、失败甚至是轻率，但是最终，它在危险的时刻总能集中必要的力量回击敌人。
两年以前，彼得格勒以伟大的肇始人出现。现在，国际帝国主义想在彼得格勒在扼杀革命上展示自己的力量。为彼得格勒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反动之间的世界性的决斗。如果这场决斗以我们的失利而结束，即如果我们暂时放弃彼得格勒，这个沉重的打击根本不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在我们身后有无限广袤的军事行动基地，它使我们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前有迂回的余地。但是，我们在彼得格勒决斗中的胜利，意味着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太多的赌注押在了尤邓尼奇这张牌上了。为彼得格勒而战斗，我们捍卫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起义的摇篮，而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为它向全世界的扩展而斗争。这个意识十倍地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不会放弃彼得格勒。我们将成功地捍卫彼得格勒。
《真理报》第250期
1919年11月7日
〔1〕沃斯科夫（Восков），从1900年开始革命活动。几年后被迫侨居国外。1907年沃斯科夫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俄国支部的活动。战争期间，他是国际主义报纸《新世界报》编辑部成员。2月后回到俄国，成为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积极工作者。十月革命后，沃斯科夫在粮食部门工作，后来调到军事部门工作。他在1920年初死于伤寒，时任布琼尼骑兵军某师政委。
〔2〕这次会议是在10月29日召开的。
[1]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8），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1917年10月同克伦斯基一起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1918年任顿河军统领和哥萨克白卫军军长。1919年迁居德国。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合作。被苏联法院判处死刑。——译注
[2]尤邓尼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ёвич Юденич，1862—1933），国内战争中反革命主要首领之一，沙俄将军。1915—1916年指挥高加索集团军。1917年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1919年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总司令。1919年10—11月进犯彼得格勒失败后，流亡国外。——译注
回忆十月革命〔1〕（1920年11月7日）
托洛茨基：我的回忆从士兵部〔2〕的会议开始。（是士兵部主席团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记不清了。）在这个会议上通知说，要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大约三个团派往前线。这显然是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维尔巴，而我们的人有梅霍诺申〔3〕和萨多夫斯基。刚刚通报了这个要求，我们就低声耳语，这是事关把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团队调离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充分利用这个意图的任务，因为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那时已经决定了。我们声明，如果这真是出于军事需要，我们就同意服从这个要求，但是应该事先对此进行检验，其中是否隐藏着科尔尼洛夫暴乱。决定提出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将从军事方面进行检验，这是否真是出于军事考虑，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士兵部是卫戍部队的政治组织，不能胜任此事。这样一来，为了进行检验，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司令部，一个纯军事机构。此后孟什维克质问我们，我们是否以这个组织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决裂；我们回答说，不，我们的代表将留在那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后来在俄国南方前线牺牲），他是一位年轻同志，曾在旧军队中从事军需工作。他是那些立即追随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支持我们。这样，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似乎不是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更有经验的老孟什维克开始说，这不是别的，就是组织武装起义。
出席会议的有一个著名的老孟什维克、前孟什维克中央委员〔4〕；那时，他特别恶毒地揭露我们。总之，我们建议拉济米尔草拟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他同意了。他是否搞清这是事关阴谋，或只是反映了社会革命党左翼的不定型的革命情绪，我不知道。更可能是后者。无论如何，在其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此事持怀疑观望态度时，他承担了这项工作，看来，他们也没有妨碍他。当他提交了他的方案后，我们做了修改，千方百计地遮掩这个机构的革命起义的性质。第二天晚上，把这个草案提交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在那里通过。
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提出的。在1917年9月，当军事组织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时，得出结论，必须建立非党的“苏维埃”机构领导起义。这个决定是我通知列宁同志的。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此后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我曾说过，在中央委员会上已经决定了起义日期，是不对的；将举行武装起义，所有人都清楚，但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起义问题，是在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之后），我记得是在拉希亚兄弟[1]之一的住宅里，或是在拉希亚指定的住宅里，M. И. 加里宁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了问题，根据事实得出结论，像抽调卫戍部队这样重大的问题，可能把冲突引向公然的革命，正是这个情况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确立一定的政变方式，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以纯阴谋方式完成政变的计划。这种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何况卫戍部队的多数追随我们，应该使情绪变成行动。现在我们得到大规模冲突的纯军事的借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展开进攻。也许有人记得，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什么时候做出的？这应该是在10月上旬，10号左右，或者更早些。
波德沃伊斯基：9号或稍晚一些，12号以后。
托洛茨基：不，因为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25号开幕。我说过，实质上我们把武装起义预定在25号，但那时觉得，在起义之前还有如此之长的时间。
科兹明：18日马尔托夫提出质询，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东西？您反问道：“谁给马尔托夫提出这些质询的权利？”〔5〕
托洛茨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说的是，原则上决定组建它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会决定性的会议之前；如果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12号，那它可能是在7号。”〔6〕这仅仅是相对标志。军事革命委员会本身，如果有人问我它的人员构成，就是打死我也说不出来，虽然我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此事居然变成三个政党的联盟，事实上每个党都出人，派助手来取代疲倦的人，因此我不能决定谁是正式成员。这可以根据报纸来确定。越飞同志是正式成员吗？
有人说：是。
托洛茨基：乌里茨基[2]呢？他做了许多工作。
波德沃伊斯基：温什利希特[3]在革命后充分施展了他的才能。
科兹明：我记得，10月18日以后，苏维埃不断开会，您不断地下指示，把什么东西安排到什么地方。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在那时这一切是怎么做的。
托洛茨基：关于武器的事是这样的。武器的第一个来源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一个工人代表团来见我，说他们要武器，我说：“你们知道，武器库不在我们手里。”他们回答说：“我们去过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嗯，怎么样？”“他们说，如果苏维埃下命令，我们就给。”这是第一个尝试。我下达了5000枝枪的命令，他们在当天就得到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报道了此事。我记得很清楚，《新时报》几乎为此发了一篇社论，或是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这件事。当然，这个事实本身使我们支配武器合法化。后来，这项工作实质上全速展开。是在政变之后，我们军事革命委员会才开始任命驻所有军事机构和所有战斗部队以及所有有武器的军需机关的委员。我们的委员在那里给党提供军事组织，那时对武器的支配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还记得一个无足轻重但异常生动的时刻。这是在我们努力在斯莫尔尼宫里进行军事方面的组织的时候。在克伦斯基时期履行这个职责的机枪队显然已经不适合了，虽然机枪手在政变前夕都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了。那时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是格列科夫。他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工团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当政后蹲了很长时间的监狱。那时他非常敌视我们。在彼得保罗要塞的一次集会上，我在那里已经清楚，我们不仅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几乎不会遇到反抗。会后格列科夫用他的车送我回来时说：“当然，也许你们能完成政变，但它当然不会长久，会把你们掐死的。”显而易见，他不愿意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而卫队的指挥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们跟您走。
在检查机枪时发现，它们根本不能用。士兵们变懒了，完全不能战斗。我们决定把某个机枪部队调到那里，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但直到24日夜或25日凌晨，机枪才运到那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多数还在斯莫尔尼宫。清晨时，我们谁都没睡。黎明前的昏暗状态，紧张亢奋的情绪，在走廊里机枪轮子隆隆作响。孟什维克们脸色苍白，惊恐不安。每一个声音都让他们担心。而在每一个走廊里都是轰隆隆的声音和咚咚的脚步。于是他们全都搬出了斯莫尔尼宫。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那时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正好经过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他脸上扎着一块手绢，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着一副大眼镜，头截一顶破便帽，样子很古怪。[4]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练，当他看到我们时，打量了几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别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认出来了，恶棍。”
但这已经没有危险了，因为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局势的主人。
我们继续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军区司令部的游戏。我们进行谈判：为了避免士兵部与卫戍部队之间的摩擦，应与委员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们提出一个方案，他们的委员将是军区委员。我们则任命团队委员，这并不重要，但是必须让这些团队服从它们的委员。
我们继续进行这些谈判，它们出现报纸上。《新时报》和《言论报》说：“看来，将达成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浏览过这些报纸，对我们异常愤怒，他一到这里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莫非是真的？”我们安慰他说：“不是，这只是障眼法。”这时，电报局、银行、工程堡都已经被占领，冬宫已经被包围。这样，我们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清晨，当到处响起机枪哒哒声时，几位印刷厂的男女工人突然来到这里，报告《真理报》被查封，这促使我们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在24日或25日。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波德沃伊斯基，把封条扯了。”“我们开始排版，只是你们得给我们派保卫。”“给我们派保卫”的想法促动了我们。我们的团队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立即写了命令：“保障无产阶级报刊自由的责任赋予英勇的沃伦斯基团。〔7〕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和《工人和士兵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废除这个命令，责成英勇的沃伦斯基团恢复我们的权利。”
他们立即派了一连人。谁也不敢对抗。政府查封，而我们的连队前来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印刷所，仅这一事实本身使全区勇气倍增，毋庸置疑，大局已定。这样的细节有很多。
波德沃伊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重要会议是13日召开的。〔8〕
托洛茨基：这次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是在14—15日。”〔9〕但是，同志们，如果是在这两天的话，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与马尔托夫在其上质询的会议之间所剩的时间就太少了。不，要早些。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从军区司令部来通报抽调三个团的命令，是在执行委员会。也许是在士兵部执行委员会？
萨多夫斯基：好像是在主席团。会议是扎瓦杰主持的。
托洛茨基：我因与列宁同志进行初步协商而没有出席负责干部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了。当对加里宁提出工人是否会参加起义的问题时，他肯定地说，不能放过时机。这时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涉及的主要是什么时候举行起义。预定了通过军事阴谋的方式举行起义的确定日期，而且决定利用包括抽调卫戍部队在内的事件。在芬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十分清楚，所以仅仅是协商，而会议是在苏汉诺夫家召开的负责干部会议之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洛莫夫[5]、雅可夫列娃[6]、斯维尔德洛夫[7]出席了会议，莫斯科人中有奥波科夫〔10〕。诺根[8]似乎没有出席，李可夫也没有。斯大林出席了，绍武勉[9]似乎也参加了。除了票数统计外，没有任何会议记录。争论比想象的更具原则性，发言者反对武装起义，在论证时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反驳意见归结为：起义可能会取得胜利，而此后呢？……此后我们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不能保持政权。这样，涉及的问题十分深刻。曾与七月事件进行对比，说群众可能不会出动，我们不得不放弃。接着又论证说，我们应付不了粮食问题，头两个星期就会灭亡，只剩下彼得格勒是我们的孤岛，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10]、技术人员、专家、知识分子将把我们扼杀。争论十分尖锐，但现在回想，很难回忆起全部论据。最令人震惊的是，同志们，在否认当时起义的可能性时，反对者在争论中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我们问他们：“你们的立场是什么？”——鼓动、宣传、团结群众……“嗯，然后呢？”
几票对几票我记不住了，但我知道反对票是五六票。赞成票多，大概是九票。会议开了一夜，到黎明时才散会。我和几位同志留在那里睡觉。
在对待起义的态度上有两个细微的差别。一方面，彼得格勒人（那些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的人）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与因抽调卫戍部队产生的冲突的进程联系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怕起义，甚至坚持起义，但不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仅仅与彼得格勒冲突的进程联系在一起。与其说这是另一个细微差别，毋宁说是对待事情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的观点是彼得格勒的，彼得格勒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而列宁的出发点不仅是彼得格勒的起义，而是全国的起义，他不可能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起义以如此重大的位置和意义。
起义的日期定在10月15日。
波德沃伊斯基：据我的计算，会议要早一些，否则就来不及了。
托洛茨基：负责干部会议无疑是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那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是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他们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权利。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做出了。由此我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初，我记得是在3号，决定在10月15日之前举行起义。在日期的预定上也有细微差别。我坚持委托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准备起义。在这点上没有重大争议，但是决定，起义或是在10月底，或是在11月初。
库兹明：这个决定是在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之后还是在之前？
托洛茨基：是在之后。是什么时候退出预备议会的？
波德沃伊斯基：在9月。
托洛茨基：我说过，是在退出以后。但不，我不能准确地确定时间。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在党团会议之后做出的，在那次会议上解决了是否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我推行的是不参加的抵制观点，而李可夫主张参加。只是在此之后才收到了列宁从芬兰寄来的信，他在信中支持党团的抵制观点。此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才具有了试图把一切都搞得清清楚楚、使局势完全明朗化的性质。此前在党支部、在团队的行动中，在委员的行动中，都能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库兹明：还对在机构中继续革命的时刻，列夫·达维多维奇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组建和机关的创立感兴趣。
托洛茨基：说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我想提一下马尔金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组织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马尔金同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水兵，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识了我的两个儿子。谁也没有发现他，但他无疑享有水兵的信任。我通过我的儿子认识了他。是在革命前的两三个星期中。他为完成所有重要委托而服务，最初我们安排他进入《工人和士兵报》编辑部，他在那里展示了巨大的能量。后来，他随我一起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然而，我由于一直在斯莫尔尼宫内，很长时间一次都没有去过这个外交人民委员部。解决军事问题——克拉斯诺夫在进攻我们，还有与工厂代表的会议、一大堆其他的事以及铁路运输的事等等，而马尔金着手组织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这个组织工作表现在：我们连出入口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秘密文件保存在哪里；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当不耐烦地等待这些秘密文件。我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那里照看。
有一次我去那里，不是在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天，而是在5—7天后，人们对我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某个公爵塔季谢夫说，没有职员，他们没来上班。我要求召集所有人，他们都来了，一看人还相当多。我三言两语地对他们说清了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谁愿意自愿地服务，就留下来。我一无所获地走了。在此之后，马尔金逮捕了塔季谢夫和陶贝男爵，把他们押送到斯莫尔尼宫，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说：“过一会儿我就能拿到钥匙。”关于钥匙的问题陶贝往塔季谢夫身上推，塔季谢夫又往别人那里推，两天之后，当马尔金请我去那里时，那个塔季谢夫带我们在所有房间走了一遍，给我们演示用什么钥匙，怎么开等等。那时担心，是否会把一些文件藏起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当我们问他，秘密文件在哪里时，他说，我们的概念可以说有某种拜物教的不足，好像它们一定是写在羊皮纸上的等等。这些秘密文件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这些掠夺性的协议是由译出的电报稿、副本构成的，它们的存放相当随便，就放在柜子里。
马尔金着手出版它们。一个名叫波利瓦诺夫的编外副教授在他手下忙碌。因为马尔金向我推荐他时，说他给自己帮忙。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但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好像他甚至还懂几种亚洲语言。他是不是语言学家，我不清楚。他不是以秘书的身份工作。谁把他推荐给马尔金的，我不得而知。那里还有一个党员扎尔金德。马尔金几乎把他收为义子。但后来发现，波利瓦诺夫是“俄国人民同盟”[11]的成员。他少了一只胳膊，无论如何不是在街垒上失去的。他后来暴露出嗜酒如命，甚至还有消息说他接受各种贿赂。波斯大使馆给他送来一只篮子，里面装着贿赂。他因此被解职。开始时他工作相当积极。马尔金本人截获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包裹。其中有丝绸、女鞋等物品。在这段时间没有任何外交谈判，全部工作归结为出版文件，出售这些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包裹中的东西。我们的外交活动是在没有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情况下在斯莫尔尼宫中进行的。只是在齐切林同志回来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后，才开始在那栋建筑中工作，挑选新的工作人员，但人数很少。
科兹明：我记得您说过，这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民委员部，没有一个列强会承认它，它也不能与任何一个国家谈判。
托洛茨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前，马尔金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工作过，从那里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侦查委员会采取了某些那时不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喜欢的措施，马尔金在这方面的突出之处是，在抓捕反革命分子时频频使用这些方法。
马尔金出身工人，或是农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意志坚定，但书写上有错别字。他写的所有文件都有很多错误。后来他在伏尔加河上指挥我们的区舰队，在那里牺牲了。
应该说，在第一个阶段，军官扮演的角色令人吃惊。当我和列宁召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军官会议，在会上招募抗击克伦斯基的军官队伍时，发现其中新的指挥官很少；他们所有人都来自沙皇军队，但这些旧军官中的多数仍赞成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出于帮助我们推翻克伦斯基的愿望。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掌握了领导权的M. 穆拉维约夫后来在察里津城下组织了游击战。而在普尔科夫山上指挥的是瓦尔登上校。他以大量的部队包围了克拉斯诺夫，这次战斗决定了克伦斯基进攻的命运。这个瓦尔登是典型的上校，当他追随我们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他是一个并不年轻的上校，多次受伤。要让他同情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显然是他对克伦斯基如此强烈的仇恨让他一时同情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第52—64页
〔1〕这个回忆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党史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四周年举行的回忆晚会上讲话的速记记录，记录很乱，而且没有结尾，因为与后面人的讲话记在一起了。关于会议的报道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上。
〔2〕这里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10月6日的会议。
〔3〕梅霍诺申（Мехоношин），在1917年曾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积极工作者之一。作为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在其后的几年中，梅霍诺申在红军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后来调到普及军事训练部门，从1923年起为该部门的负责人。
〔4〕指的是布罗伊多。
〔5〕这个质询是在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布尔什维克的发动”问题讲话时提出的。
〔6〕这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召开的。
〔7〕这里有误，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8〕波德沃伊斯基搞错了，这个会议是在10日举行的。
〔9〕在苏汉诺夫家的会议是在10月10日，而不是14—15日。
〔10〕此处显然有误。奥波科夫就是刚刚提到的洛莫夫。因此出席会议的不是两个人——洛莫夫和奥波科夫，而是一个洛莫夫。
[1]拉希亚（Эйно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хья，1885—1936），俄国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И. А. 拉希亚的哥哥，苏共党员（1903年起）。三次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护送过列宁。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17年参加红军。И.
А. 拉希亚（Иван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хья，1887—1920），俄国和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苏共党员（1902年起）。三次革命和1918年芬兰革命的参加者。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注
[2]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йкий，1873—1918），俄国革命活动家（19世纪90年代起）、法学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17年7月起为党中央委员，10月起为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起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3]温什利希特（Иосе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7年革命的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3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1935年任民航管理总局局长。1924年起为党中央检查委员，1925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兼苏联中执委会委员。——译注
[4]列宁此前一直遭到临时政府的通缉，不能公开露面。他于24日夜间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市，不知此时这里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起义者所占领。列宁见到托洛茨基，顾不上卸装，就对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译注
[5]洛莫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Ломов，1888—1938），又姓奥波科夫，苏共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起）。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司法人民委员。1918年与“左派共产党人”接近。1918—1931年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27—1930年为组织局成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6]雅可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1944），苏联国务与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在莫斯科参加三次俄国革命。1916—1918年任党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领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党总部成员。1917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1922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倾向托洛茨基派。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7—1918年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7]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55—191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1年起）。在乌拉尔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2年入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明星报》组织者之一，《真理报》负责人。1917年4月领导建立乌拉尔州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后任党中央书记。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第6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参加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1917年11月8日（公历21日）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党中央书记）。苏联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译注
[8]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1924），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火星报》代办员。1905—1907年革命参加者。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市苏维埃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劳动副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9]绍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191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候补中央委员。曾参加三次俄国革命。外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高加索事务特派政治委员。1918年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7年起当选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巴库人民委员”事件中被枪杀。——译注
[10]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1月）十月革命后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被铁路员工摒弃。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译注
[11]“俄国人民同盟”系1905—1917年俄国黑帮分子的组织。首领是А.
И. 杜布温，1910年后是H. E. 马尔科夫。其纲领是保存专制制度，奉行宗教偏执和民族偏见方针。中央设在彼得堡，许多城市有分部。策划贝利斯案件。二月革命后被解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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