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革命的门槛上
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重新说起了1905年的语言。因为在那时，在俄日战争中，工人要求面包、和平和自由。像那时一样，电车停驶，报纸停刊。工人把车胎放了气，扔下了机床，走到了街上。政府出动了它的哥萨克。与1905年一样，在首都的大街上只能看见两种力量：革命工人和沙皇的军队。
运动是由于没有面包而爆发的。这当然不是偶然原因。在所有交战国中，缺乏食品储备是人民群众不满和愤怒的最直接和最尖锐的原因。战争的全部疯狂被它从这个角度最清晰地揭示出来：不能生产生活物资，因为必须制造杀人武器。
然而，半官方的英俄通讯社企图把全部事情归结为暂时缺少面包和大雪封路，这是最荒谬的、在危险临近时把头藏在沙子里的鸵鸟政策。由于大雪封路而暂时妨碍生活物资运抵，工人是不会离开工厂、电车和印刷厂的，也不会走上街头与哥萨克对峙的。
人的记性不好，许多人——甚至在我们的人中——已经忘记了，俄国是在强大的革命骚动中投入今天的战争的。在1908—1911年令人难以忍受的反革命恐怖后，在两三年的工业振兴期间，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治好了自己的伤口，1912年4月列那河枪毙罢工工人又重新激起了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激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战前最后一年，经济、政治罢工的浪潮达到了1905年才有的猛烈程度。1914年夏天，当法国总统彭加勒[1]来到彼得格勒时（可以假定是为了与沙皇谈判如何拯救弱小民族），俄国无产阶级正处于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状态中，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得以亲眼目睹其沙皇朋友的首都出现的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头几个街垒。
战争打断了不断高涨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重演了10年前俄日战争时的那一幕。1903年波涛汹涌的罢工运动后，在战争的第一年（1904年）间，我们看到国内政治几乎完全停滞：彼得堡的工人群众为了了解战争和带着自己的要求和抗议走上街头，那时需要12个月的时间。后来发生了1905年1月9日事件，[2]应该说，我们的第一场革命从那时正式开始。今天的战争规模比俄日战争要大得多。为“保卫祖国”动员了数百万士兵，沙皇政府不仅打乱了无产阶级队伍，还给它的进步阶层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新问题。战争因何爆发？无产阶级应该承担“保卫祖国”的任务吗？工人阶级在战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与此同时，沙皇体制和与它拴在一起的贵族、资本家上层在战时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因其无限的贪婪而盲目、因其无能而瘫痪的罪恶的掠夺者的面貌。统治集团的掠夺胃口随着它在人民面前暴露出它完全无能应对战争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战争、工业和粮食任务而增长。与此同时，群众的灾难——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再加上犯罪的“拉斯普京”[3]的沙皇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却在积累、增长、激化。
在以前可能连革命宣传的一个词都没有听到过的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们，在战争事件的影响下积累起对统治者的深仇大恨。同时，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完成着对新事件的批判了解过程。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从国际最有影响的部分的民族主义堕落带给他们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它明白了，新时代不是召唤我们缓和而是加强阶级斗争。彼得堡和莫斯科今天的事件，就是整个这个酝酿工作的结果。
上面是涣散、声誉扫地、七零八落的政府，摇摇欲坠的军队，有产阶级的不满、不信任和恐惧，下面是人民底层中的深深的仇恨，在事件的烈火中得到锻炼的人数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说，我们是第二次俄国革命的见证人。我们希望，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是它的参加者。
《新世界》第934期
1917年3月13日（2月27日）[4]
[1]彭加勒（Raymond Poicaré，1856—1934），1913—1920年1月任法国总统，1912—1913年1月、1922—1924年和1926—1929年任法国总理，多次任部长。他奉行反动的军国主义政策，因此得到“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内战时期，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2]又称流血星期日，指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枪杀向沙皇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14万余人），有一千多工人被打死，两千人受伤。这一事件导致1905年革命爆发。——译注
[3]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的宠信。托波尔斯克省农民出身，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极有影响，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杀害。拉斯普京的擅权表明俄国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译注
[4]括弧内标的是俄历。下同，不另注——译注
俄国革命
俄国现在发生的事将作为本国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而被永远载入史册。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起这些日子时，将把它们作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俄国无产阶级起义反对最罪恶的制度，反对最让人蔑视的政府。彼得格勒人民挺身而出反对最可耻和最血腥的战争。首都的军队站在造反和自由的旗帜下。沙皇的大臣们被逮捕。罗曼诺夫王朝的大臣们是旧俄国的统治者，是全俄国专制制度的组织者，如今被人民关进了过去只对人民战士敞开它那包铁的大门的监狱中。仅这一个事实就对事件、它的规模和力量做出了真正的评价。革命岩浆喷涌奔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电报传来消息，现在当政的是以罗将柯[1]为主席的杜马多数派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1﹞这个临时政府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它没有走向革命，没有唤起它，也没有领导它。罗将柯和米留可夫[2]被革命涨潮的第一个巨浪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最害怕的是被浪呛着。占据了被转入单人牢房的大臣们留下的尚有余温的宝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准备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这也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想法和希望。然而革命才刚刚开始。它的动力不是那些选择了罗将柯和米留可夫的人。革命不能在6月3日杜马﹝2﹞的执行委员会中找到自己的领导。
挨饿的孩子们的饥饿的母亲愤怒地对宫殿的窗口举起了瘦骨嶙峋的手。这些普通妇女的诅咒就像革命大鼓敲出的声音。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彼得格勒工人发出警报：数十万人离开工厂走上城市的街头，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街垒。这就是革命力量之所在！总罢工震撼了首都的强大机构，瘫痪了国家政权，把沙皇赶进了他的一个镀金的巢穴中。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全俄军队中最受信任的部队，它响应起义群众的号召，使人民最初的重大胜利成为可能。革命事件的最终决定权属于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完全的。曾经有过斗争，专制制度的大臣不是未经战斗就退场的。瑞典的电报报道了炸毁的桥梁和街道上的冲突，外省城市中的暴动。有其自己的恩格尔哈特上校、书刊检察官格隆斯基们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便“恢复秩序”。这是它自己的话。临时政府的第一份宣言呼吁公民平静，从事和平活动。似乎人民的清洗工作已经完成，似乎革命的铁扫帚已经彻底清除了数百年来在罗曼诺夫王朝周围积聚的反革命污秽似的！
不，罗将柯们和米留可夫们谈秩序还为时太早，动荡的俄罗斯明天还不会出现平静。现在在曾是全俄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广袤土地上，国家中所有遭受沙皇制度和统治阶级压迫的、被掠夺一空的、一贫如洗者，将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地站起来。彼得格勒事件只不过是开始。
领导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将完成自己的历史工作：它将把君主专制和贵族反革命赶出它们的避难所，把自己的手伸给德国和欧洲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因为需要消灭的不仅是沙皇专制制度，还有战争。
革命的第二个浪潮将卷过一心想恢复秩序和与专制制度妥协的罗将柯们和米留可夫们的头顶。从革命的核心中将推出自己的政权——走向胜利的人民的革命机构。主要的战斗和主要的牺牲还在前面。只有在此之后，全面的真正的胜利才能到来。
从伦敦传来的最新电讯说，沙皇尼古拉决定逊位，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自由派想用这种勾当拯救专制王朝。太晚了！太晚了！罪孽太深重，苦难太可怕，人民已经怒火万丈。
太晚了，君主专制的奴仆！太晚了，自由派的灭火者！革命的岩浆已经沸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新世界》第937期
1917年3月16（3）日
﹝1﹞美国报纸电讯将杜马临时委员会与临时政府混为一谈。
﹝2﹞这里指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它的多数由完全支持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君主专制分子和十月党人构成。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结束，是专制制度暂时胜利的事实的表现，也是革命失败的信号。
[1]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лович Розянко，1859—1924），十月党的首领之一，大地主。1911—1917年任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1917年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后逃亡国外。著有《帝国覆灭记》。——译注
[2]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言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著有18—19世纪俄国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译注
两个面貌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进一步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
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据某些报道，他甚至已经被监禁。最著名的黑色百人团的人物已经被捕，某些民愤极大的已经被打死，新内阁由十月党[1]人、自由派﹝1﹞人士和激进分子克伦斯基构成。宣布了大赦令。
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重大的事实。这是整个外部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事实。在政府上层的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欧洲和美国资产阶级评价事件的意义，宣称革命已经胜利，走向尾声。
沙皇和他的黑色百人团只是为维持政权而斗争。战争、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盟友”的利益，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准备在任何时刻与霍亨索伦王朝[2]和哈布斯堡王朝[3]媾和，以便腾出最忠实的团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
杜马中的进步联盟不信任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这个联盟由俄国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这个联盟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获得胜利；二是在国内进行改革：更加制度化、更多的监督、更多的知情权。俄国资产阶级需要胜利是为了夺取市场，夺取土地和发财。俄国资产阶级需要改革首先是为了胜利。
但进步的帝国主义联盟希望的是和平的改革。自由派企图通过杜马对君主制施加压力，通过英法政府的协作来控制它。他们不希望革命。他们知道，革命将把工人力量推上前台，意味着对他们的统治的威胁，首先是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威胁。城乡以及军队本身中的劳动群众希望和平。自由派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始终是革命的敌人。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声明：“如果为了胜利需要革命的话，我就放弃胜利。”
但是，自由派现在由于革命已经登上了权力的宝座。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这个事实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米留可夫以新外交部长的身份宣布，革命是在战胜外国敌人的名义下进行的，新政府将承担起把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纽约交易所也正是这样看待俄国革命的：自由派已经掌权，应该需要更多的弹药。
在交易所中有聪明人，在资产阶级报人中也一样。但只要事情涉及群众运动，所有这些人就都以愚钝而著称。他们以为米留可夫领导革命，就像他们领导着银行或报社一样。他们看到的只是正在展开的事件的自由派政府的反映，历史潮流表面上的泡沫。
在战争已经进行了32个月之后，群众长期压抑的不满如此之晚才喷发出来，并不是因为在群众面前立着已经摇摇欲坠的警察的堤坝，而是因为自由派的机构、机关报和它们的社会护国主义走狗对觉悟最低的工人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相信“护国”的纪律和秩序是必需的。在最后时刻，当饥饿的妇女已经走上街头，工人准备用总罢工来支持她们时，据电讯报道，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呼吁和规劝阻止事件的发展，就像狄更斯的那个想用地板刷来阻挡海水涨潮的女主人公一样。
但运动是从底层的工人区展开的。军队经过几小时和几天的犹豫不决、相互射击、冲突后，它站到了下层起义的一边，这一过程从士兵中最优秀的部分开始。旧政权已经软弱无力、瘫痪，被消灭了。黑色百人团、官僚们像蟑螂一样藏到角落里。
这时才轮到杜马出场。沙皇曾企图在最后时刻解散它。如果它有可能解散的话，它就会像前几年一样的驯顺地解散了。但统治两个首都的已经是革命群众，就是它违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进行斗争。军队站在人民的一边。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话，革命政府将从起义的工人群众中产生。6月3日杜马从来没有下决心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但它不能不利用已经形成的空位期：君主制已经从大地上消失，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罗将柯们很可能企图钻进门缝里，甚至肯定会这么做。但英国、法国大使居高临下地监视着他们。“盟友”无疑介入了临时政府的建立。站在尼古拉二世的单独媾和与工人群众的革命和平的危险之间，盟国政府认为，唯一的拯救在于把政权转交到帝国主义进步集团手中。俄国资产阶级现在在金融方面十分依赖伦敦，英国使者的“建议”在它听来就是命令。违背自己已往的历史、违背自己的政策、违背自己的意愿，自由派资产阶级掌了权。
现在米留可夫说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些话从他的喉咙里说出来并不容易：他知道，它们肯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愤怒。但为了伦敦、巴黎和……美国的交易所，米留可夫必须这么说。很可能，米留可夫好战的宣言用电报发往国外，却对自己的国家隐瞒。因为米留可夫清楚地知道，他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进行战争，粉碎德国，肢解奥地利，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波兰。
群众为要求面包和和平而起义。几个自由派分子当政不能填饱群众饥饿的肚子，也不能治好任何人的伤口。为了满足人民最强烈、最紧迫的需求，需要和平。但是，自由派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连提都不敢提。首先是由于盟国，其次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在人民面前要为战争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米留可夫们和古契柯夫[4]们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佞党一起使国家卷入了这场可怕的帝国主义冒险。停止这场不幸的战争，回到破木盆前[5]，会导致在人民面前进行清算。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对消灭战争的恐惧不亚于他们对革命的恐惧。
他们就是这样坐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得不进行战争，不能指望胜利，他们害怕人民，人民不相信他们。
……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普士国家财政时的形象﹝2﹞。
在伟大导师的这几句话中，描绘出完整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画像，在我们的三月革命后掌权的它就是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眼睛，没有牙齿”，这就是它的政治面貌。对俄国和欧洲幸运的是，俄国革命有另一个真正的面貌：电讯报道说，工人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对抗，它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抗议自由派窃取革命果实，把人民出卖给君主专制的企图。
如果革命现在就停住脚步，像自由派所要求的那样，明天沙皇贵族官僚的反动将聚集自己的力量，把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从他们那并不牢固的部的战壕中打出去，就像普鲁士的反革命当初把所有普鲁士自由派代表抛出去一样。但俄国革命没有止步。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它将横扫挡在它前面道路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就像它今天横扫沙皇反动派一样。
《新世界》第938期
1917年3月17（4）日
﹝1﹞指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就其社会纲领和实践与西欧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一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六卷，第126—127页，人民出版杜。
[1]十月党即“十月十七日同盟”，1905—1917年俄国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因1905年10月17日的诏书而得名。这份诏书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要求。领导人有A. И. 古契柯夫、M. B. 罗将柯等。出版的机关刊物有《言论报》和《莫斯科呼声报》。在国家杜马中先后与立宪民主党和保皇派联合。十月革命后成为内战的组织者，并参加白卫军政府。——译注
[2]霍亨索伦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腓特烈威廉、腓特烈二世、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译注
[3]哈布斯堡王朝系奥地利历史上的王朝（1282年起为公爵，1453年起为大公，1804年起为奥地利皇帝）。1526年吞并捷克、匈牙利和其他地方，成为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1867—1918年称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438—1806年，不包括1742—1745年），也是西班牙国王（1516—1700年）。主要代表人物有：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西班牙）、玛丽亚·特雷西亚、约瑟夫二世和弗兰兹·约瑟夫一世。——译注
[4]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а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领袖，第三届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5]比喻一无所获，引用的是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结尾部分，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最后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一切，重返她的家中，那里只有一只破木盆。——译注
不断加剧的冲突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在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与暂时当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之间爆发公开的冲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当然，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倒霉的庸俗社会主义者起劲地为全民族的统一远比阶级分裂优越的题目搜罗可怜的词句。但任何时候也没有任何人用这样的咒语成功地排除过社会矛盾，停止革命斗争的自然发展。
我们对正在展开的事件的内在历史的了解，仅仅是通过官方电讯流露出的只言片语和暗示。然而现在就可以指出两点，它们将越来越剧烈地把革命无产阶级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对立起来。
国家形式的问题已经引发第一个冲突。俄国自由派需要君主制。我们观察到，在所有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中个人权力极度增长。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和最近的美国总统把绝大部分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掠夺世界、秘密条约、公然出卖的政策要求不受议会监督和由频频更换部长所导致的方针改变来保障。另一方面，君主专制为有产阶级创造了与有革命情绪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更牢固的基础。
在俄国，这些原因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起作用。俄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可能拒绝给人民普选权，因为它知道，这样的拒绝会立刻导致最广大的群众反对临时政府，并马上使无产阶级中最新的、坚决的一翼在革命运动中占上风。甚至连皇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都明白，登基只能通过“普遍、平等、直接的不记名选举权”。对资产阶级来说，更重要的是提前造成君主制与劳动群众深刻的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平衡。在形式和口头上，资产阶级同意让未来的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但实质上，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再加上它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内阁﹝1﹞把召开立宪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变成争取君主制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立宪会议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和怎样召开它。因而，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就应该立即把自己的革命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构对立起来。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把站起来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应该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意志和能力在筹备立宪会议期间对国家进行激进的清洗，彻底改造军队，把它变成革命的民警，用事实对底层农民证明，只有支持革命的工人制度，他们才能获救。在这样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立宪会议，将能真正地反映国家的革命创造力，它本身将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的武器。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把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与自由派—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这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新世界》第940期
1917年3月19（6）日
﹝1﹞指的是以罗将柯为主席的杜马委员会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对这二者的称呼依据的是从彼得格勒发来的最初的、极其混乱的美国电讯。
战争还是和平？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现在使世界各国政府和各民族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俄国革命将对战争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会使和平早日降临，还是相反，人民的觉醒的革命热情将投入战争的继续进行？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战争的命运，而且革命本身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它的这两个不同的答案。
今天好战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1905年曾称俄日战争为冒险，要求尽快地结束它。所有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刊物都持这种调子。工厂主的最强大的组织那时主张立即签署条约，尽管失败是空前的。这该如何解释？是对内部改革的希望。建立立宪制度，对预算和全国经济进行议会监督，普及教育，特别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应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增加居民的财产，从而为工业创造巨大的国内市场。诚然，俄国资产阶级早在那时，即在12年前，就打算占领别国领土。但它认为，解放农民可以为它创造比满洲或朝鲜更大的市场。
但是，事实证明，国家的民主化和解放农民不是那么简单的任务。无论是沙皇还是他的官员和贵族都不可能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一点权力。要从他们手中得到国家机器和土地，凭自由派的劝说是不可能的，需要群众强大的革命压力。但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农民夺取土地的起义、不断激化的无产阶级斗争、军队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把资产阶级抛向沙皇官僚和反动贵族的营垒中。1907年6月3日的政变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第三届和今天的国家杜马就是这次政变的产物。
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国家制度的变化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形式上的。建立美国农场主式的农民私有者的富裕的国内市场，没有成功。资本家阶级与6月3日政变建立的制度妥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夺取外国市场上。俄国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开始了，伴随它的是不理智的国家和战时经济，还有不知魇足的胃口。今天的陆军部长古契柯夫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目的就是尽快加强军队和舰队。今天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制定了和平占领的纲领，并把它散发到整个欧洲。
俄国帝国主义和它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代表要为今天的战争承担巨大的责任，在这点上我们的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没有任何权利指责德国帝国主义强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靠他们不希望并反对的革命的恩惠，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今天掌握了政权。他们想继续进行战争。他们希望胜利。那还用说！正是他们为了资本的利益把国家拖入了战争。须知他们反对沙皇制度是因为后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在尼古拉二世当权时，主导对外政策的是王朝和反动贵族的利益。正是因此，柏林和维也纳一直希望单独与俄国媾和。现在在政府的旗帜上写的是纯帝国主义的利益。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对人民说：“沙皇政府不复存在，现在你们应该为全民族的利益而流血了。”俄国帝国主义者理解的民族利益是夺回波兰，占领加利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波斯。换言之，俄国现在与其他欧洲国家，首先是和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站在同一个帝国主义行列中。
英国是君主立宪，法国是共和国。在这两个国家中当政的都是自由派，甚至还有社会护国主义者。但这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恰恰相反，只是更加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本质。在英国和法国，革命工人为反对战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从王朝—贵族的帝国主义转到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与战争妥协。反对世界性大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我们的任务。关于在彼得格勒大街上进行反战宣传的最新报道，证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英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米留可夫粉碎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夸口，现在正中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下怀。米留可夫现在在他们手中扮演菜园中稻草人的角色。在自由派的新帝国主义政府着手军队改革之前，它帮助霍亨索伦王朝掀起爱国精神，恢复千疮百孔的德国人民的“民族团结”。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有权认为，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后面站着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力——俄国无产阶级——的话，这对我们德国的同志、革命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为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的护国炮灰，马上会把德国工人群众抛向沙文主义的阵营，并长期阻碍德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是表明，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歹毒的帝国主义意志背后没有力量，因为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俄国革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它的真实面貌，即它不仅与反动的贵族王朝势不两立，而且与自由派帝国主义也势不两立。
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创立依靠真正代表人民的革命工人政府将给霍亨索伦王朝带来致命的一击，因为它将强有力地推动德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1905年俄国第一场革命引发了亚洲——波斯、土耳其和中国——革命，第二场俄国革命将成为欧洲强大的社会革命斗争的起点。只有这场斗争才能给鲜血横流的欧洲带来真正的和平。
不，俄国无产阶级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套在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战车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上，坚定的国际主义口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
打倒帝国主义掠夺者！
革命工人政府万岁！
和平和各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新世界》第941期
1917年3月20（7）日
怎样保卫革命和反对谁
我国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一样，是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但在我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异常迅猛，并在反革命的影响下矛盾极度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谈过了。当被吓坏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放弃自己通过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的方式深化国内市场的纲领，它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到国际政策上。这样一来，我国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性质就十分直观地暴露出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俄国工人许诺，在成功的情况下给他们高工资，企图在军事工业和相关企业中用特权收买工人上层。它许诺给农民新的土地。对地主领地已经失望的中农农夫考虑说：“不管有没有新土地，人口无论如何都会减少，土地就会富裕些……”
因而战争在其直接意义上，是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最尖锐的内部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上转移开的工具。这就是“自由派”和非自由派贵族在进行战争一事上如此卖力地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原因之一。
在“拯救祖国”的旗号下，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把对革命人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把劳动派[1]分子克伦斯基，看来还把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齐赫泽[2]拉到了拖船上。
不用说，停止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本身就会尖锐地提出国内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在今天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护国主义者同盟中深深地打入楔子。克伦斯基不得不在希望为资本家的目的窃取整个革命的“自由派”六三分子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做抉择，后者充分展开土地革命纲领，即为人民利益而没收沙皇、地主、封邑、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克伦斯基个人选择如何，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年轻的萨拉托夫律师在集会上恳求士兵，如果他们不信任他的话，可以枪杀他，同时又用蝎尾鞭威胁国际主义的工人，他在革命的天平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农村底层的农民群众是另一回事。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是最紧迫的、绝对必要的任务。
企图让我们的政策适应农村的民族护国主义局限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犯罪：俄国工人以割断自己与欧洲无产阶级的联系为代价来换取与农民的联系，就是自杀。但在这点上没有任何政治必要性。在我们的手中有更强大的武器：当今天的临时政府和李沃夫[3]内阁——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为保持自己的一致而被迫绕开土地问题时，我们可以也应该在俄国农民群众面前充分提出这个问题。
在1905—1907年经验后，俄国资产阶级说：“既然土地改革没有可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我们则以1914—1917年的经验为依据，对农民说：“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用土地革命来抗拒它。”
这个土地问题将在军队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与它的农民大众的联合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地主的土地，不要君士坦丁堡！”无产者士兵对农民士兵说，并给他解释，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谁服务的。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农村底层的革命工人政府取代临时政府的迟早，将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和反战斗争——首先是在工人中，其次是在农民士兵群众中——的成功。
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不固执地抗拒群众的压力，而是指引他们向前，并能够保障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命运。建立这样的政权，现在是革命的基本政治任务。目前，立宪会议还仅仅是革命的招牌。在它后面隐藏的是什么？这个立宪会议将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这取决于它的构成。它的构成又取决于谁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召开立宪会议。
罗将柯们、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全力以赴地按他们自己的模式召开立宪会议。他们手中最大的王牌是为反对外国敌人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的口号。当然现在他们会说，必须捍卫革命果实免遭霍亨索伦王朝的毁灭。社会护国主义者们将迎合他们。
我们说：“有的是该捍卫的东西！”首先应该保障革命不受国内敌人的破坏。应该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把君主制和农奴制的垃圾从各个角落中清扫干净。应该教会俄国农民别相信罗将柯的许诺和米留可夫的谎言。应该在土地革命和共和国的旗帜下把数百万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分子。革命政府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完成把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从政权中清除的工作。这个工人政府将开动所有国家政权机器，让最落后、最愚昧的城乡劳动群众的底层站起来，教育他们，把他们团结起来。只有在这样的政府之下，在这样的准备工作后，立宪会议才不会是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屏障，而是真正的人民和革命的机构。
就算这样吧，那拿霍亨索伦王朝怎么办，它的军队将威胁胜利的俄国革命？
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写过了。俄国革命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危险，要比帝国主义俄国的胃口和意图大得多。革命越快地抛弃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沙文主义面具，越快显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它在德国引起的反响就越大，霍亨索伦王朝扼杀俄国革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在自己家中的麻烦就够多的了。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未能举行起义呢？那我们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您假设俄国革命的爆发可能不对德国产生任何影响，甚至是在革命使工人政府掌权的情况下？但须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实质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为这种难以置信的假设绞尽脑汁。战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座社会革命的弹药库。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往这座弹药库中扔下一个燃烧的火炬。假定这个火炬不会引起爆炸，意味着这种思维是违背历史逻辑和心理规律的。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如果保守的社会护国主义组织妨碍了德国工人阶级在最近的时期挺身而起反对本国的统治阶级的话，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将手持武器捍卫革命。革命工人政府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井呼吁德国无产阶级兄弟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如果在近期有可能掌权的话，为了帮助俄国工人解决本国的帝国主义敌人，它不仅有“权”，而且必须进行反对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战争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仅仅是武装的革命而已。事情关系到的不是“保卫祖国”，而是保卫革命，并把它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去。
《新世界》第942期
1917年3月21（8）日
[1]劳动派系1906—1917年第一至四届国家杜马中由农民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其纲领为：民主自由，以和平方式使土地（农民份地除外）国有化。第二届杜马时与全俄农民联盟联合，机关报为《劳动人民报》。1917年与人民社会党合井。——译注
[2]齐赫泽（Николаи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抽之一，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索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亡国外。——译注
[3]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1925），公爵，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大地主。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首脑之一。1917年3—7月组成的临时政府首脑。后逃亡国外。——译注
谁是叛徒？
我们抨击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的战争计划和意图。我们声明，革命的俄国人民希望和平。因此，此地的反动报纸《俄国大地报》称我们是崇德分子和叛徒。
过去的沙皇政府是祟德的，它千方百计地为王朝的利益而与霍亨索伦王朝一起干反人民的勾当。《俄国大地报》以纯粹狗的忠诚为尼古拉二世政府服务，直到最后一天，如果后者能够与威廉二世[1]签署和约的话，《俄国大地报》就开始舔德国皇帝的皮靴，就像在战争开始前，所有神职、贵族、官员反动派所做的一样。
我们像以往一样，仍是把今天的战争灾难倾泻到俄国、德国人民头上的罗曼诺夫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说，人民不希望这场战争。我们说，米留可夫们声称俄国工人农民热切希望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2]流血时，他们是在欺骗全世界。我们说，俄国真正人民的革命政府一心致力于和平和深刻的社会改造，它对德国统治匪帮是致命的危险，因为它会激起德国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出于这个理由，现在企图让自由派帝国主义分子豢养的《俄国大地报》，就像它过去被德国皇帝的朋友沙皇所豢养一样，胆敢说我们“叛变”。
唉，你们还是少说点吧！最好把你们的雇佣嘴脸藏在黑色百人团的门槛下的缝隙里，革命的光线过去照不到那里，今后也照不到那里。
《新世界》第943期
1917年3月22（9）日
[1]威廉二世（Wihelm Ⅱ，1559—1941），1888—1918年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孙子。被十一月革命（1918年）推翻。——译注
[2]加里西亚系部分西乌克兰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现在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波兰热舒夫全省及克拉科夫省的大部分）。1772年奥地利帝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时东加里西亚被占领，178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时西加里西亚被占领。1772—1918年为哈布斯堡帝国（正式名称为加里西亚—洛德梅里亚王国和克拉科夫大公国）的一个省。——译注
好说话的上帝的旨意
现在在神圣的俄罗斯发生了多少事件，简直看不过来……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1]就完成的革命的公告。在东正教会的两个最反动的黑色百人团支柱被打发去种白菜后，神父们决定承认并祝福临时政府。当饥饿的孩子们的母亲们走上彼得格勒的街头要求面包和和平时，那些至圣者和至至圣者干了些什么，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仁慈的宫廷伯爵夫人们商量过怎样拯救祖先的皇座以及圣坛，还是藏在地窖里吃着最素的鱼，等待事件结束？关于这些，勤勉的历史学家在什么时候会告诉我们的。但当最专制的、十足东正教的沙皇、恩赐者已经倒栽葱似的跌了下来，旧制度的大臣们都已经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结实的铁窗里，过去的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2]不得不毕恭毕敬地请求每天给他一份白面包时，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的成员们捻着胡子，陷入了对难以捉摸的上帝的旨意的深深的思考中。他们的会议和对神父们询问的结果是出现了这封给教区的信，其中把“按上帝的旨意”完成的革命说成是东正教的奇迹，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在布道台上呼吁人民服从临时政府。这个呼吁在上星期天发布。
这是对虔诚的灵魂的巨大的考验！在几百年来，历代沙皇出于“上帝的慈悲”杀害了无数灵魂。所有沙皇都是嗜血、淫乱、半呆傻、酗酒、弑父、乱伦的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得到上帝的祝福；来自德国妈妈和不知名父亲（数世纪以来，有多少拉斯普京从事着改善罗曼诺夫种族的工作）的非皇家血统的新罗曼诺夫一诞生，上帝的旨意立刻就认定了这个新生的宠儿。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就为他祈祷。
不知情者可能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世界末日。但并非如此。上帝的旨意没有打盹。在高高的天上，有谁在为上帝的旨意做收支账，决定在某个时刻把尼古拉转到重要的失势者的位置上，把统治权交给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上帝的旨意高深莫测，连得到上帝启示的主持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的人都不清楚，只要还以尼古拉二世的名义给他们发薪俸，他们就殷勤地为受过涂油仪式的人祈祷。米留可夫一度曾被关在十字架监狱中，克伦斯基被关押在萨拉托夫的监狱中。狱中神父为开导迷途的犯人在星期天给他们布道，要求他们服从当局。然而，事实却表明，上帝的旨意在那时已经与米留可夫及克伦斯基合谋，悄悄地为他们准备在政府中的位置。莫非也是上帝的旨意用炸弹武装了刺杀普列韦[3]的叶戈尔·萨佐诺夫的手？现在上帝恩惠的候选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援引的普选权的要求，莫非是上帝的旨意把它塞进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
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上帝的旨意原来是有极大的伸缩性的：它总是站在最强有力者的一边，承认任何已经取得的胜利。为了得到祝福，工人阶级应该掐住自己敌人的喉咙，再把膝盖压在他们的胸口上。
《新世界》第948期
1917年3月27（14）日
[1]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是俄罗斯帝国东正教圣教公会的正式名称。——译注
[2]戈列梅金（Иван Логтинович Горемыкин，1839—1917），俄国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95—1899），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4—7月，1914—1917年）。第四届国家杜马和“进步同盟”的反对者。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3]普列韦（Ва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Плеве，1846—904），俄国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1902—1904年）。极端反动分子，被社会革命党人E. C. 萨佐诺夫刺死。——译注
1905—1917年
——今天革命的最紧迫的任务
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结束了欧洲民族国家迅猛形成时期，开始了政治停滞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中积聚着史无前例的对抗；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以鲜明的形式标志出来。统治阶级的伟大艺术在于调和矛盾，填补所有缝隙，把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推给未来。强大的传统使可能派[1]适应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形成了两代人的心理。认为革命是过时的“野蛮”的政治方法，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革命者似乎是幻想家，是过去的政治形式的残余。
俄日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给可能派的偏见以沉重的打击。这些事件在全世界得到反响。在奥地利，俄国革命立刻导致当地人民赢得了普选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保守主义颤抖了，在它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党“原则上”接受了总罢工的方针。在法国，作为无思想的法国机会主义的议会主义对立面的革命工团主义抬起了头。在英国，成立了工党。但在欧洲，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与国家公开冲突的地步。同时，在亚洲、在东方，在波斯、土耳其和中国，俄国事件得到强有力的反响，直接导致了国家政变。在欧洲，它们只是引起心理震动，此后一切依旧。那次俄国革命被沙皇制度和反动的欧洲资本的联合力量所扼杀。它的失败使各地的机会主义复苏。1907—1914年间，是工人运动中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最琐屑的斗争的时期。但历史为革命者准备了最辉煌的报复。
这一次俄国发挥了首创精神。
只用一些公式思考或者根本不思考的人认为，承认现在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问题刚刚提出：这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今后的远景中，它的各种内部力量如何？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主要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和处在其影响下的农民群众。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它的经济角色微不足道。俄国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其高度集中的形式中发展。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门槛上，俄国无产阶级就与俄国资产阶级敌对，是阶级与阶级的敌对。这样一来，俄国革命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有深刻的差别。在这里，单凭历史类比是走不远的；必须观察活生生的力量，确定它们的运动轨迹。
1848年德国革命几乎处在我们的革命和法国“第三等级”的起义正中间的地方。后者当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德国资产阶级表明它已经没有力量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在界定1848年事件时，马克思写道：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了……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一个代表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前面和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的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的人民的最初勃发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朽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权时的形象。﹝1﹞
读着导师写的这段界定，是否能认出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它的领袖呢？我们的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比德国资产阶级更晚。俄国无产阶级比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有觉悟。整个欧洲的发展早就把社会革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所有这些情况都夺去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对自己最后残存的信心和对人民最后残存的信任。
沙皇如此无耻地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真是令人惊讶。当他需要借新债时，他就召开杜马；得到借款后他就把代表们遣散回家。他立刻任命最野蛮的反动分子，作为对他们对“全社会信任的内阁”的要求的答复。宫廷奸佞一直都在刺激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这是它根本不怕后者的最好的证明。从它自己的角度来说它是正确的：它知道，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宫廷匪帮的仇恨无论多么强烈，出于对工人群众的害怕，他们也不敢发动反对它的革命斗争。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称：“如果通往胜利的道路要经过革命，那我们就放弃胜利。”由于事关自由派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可以安稳地睡大觉：他知道，它的弱点将麻痹它对他的仇恨。
无产阶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争前夜，它处在最强烈的革命觉醒状态中。1914年参加政治和经济罢工的工人人数与1905年的人数持平。1914年夏天，当彭加勒来到彼得堡，为日趋成熟的欧洲冲突做最后的准备时，这位法国总统有机会亲眼在首都目睹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头一批街垒。依靠俄国历史上最迅猛、内容最丰富的10年的经验，1912—1914年的运动发展规模要大得多。
像10年前一样，宣战立即阻止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国际解体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工人群众走上彼得堡街头前，战争已经打了31个月了，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政府丑闻、苏霍姆利诺夫[2]分子、拉斯普京、全面崩溃、物价飞涨、饥饿。
3月6日，在总罢工前夕，他们违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报刊呼吁工人不要破坏生产进程，别影响军队战事。但这不能阻挡饥饿的妇女。她们喊着“面包、和平”的口号走上街头。首都的工人支持她们。总罢工立刻把杜马与大臣们之间的冲突甩到次要位置。无产阶级群众挤满了街道，使城市生活陷于停顿，以此证明，对他们来说，事情关系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反政府的公然的革命斗争。
军队的支持决定了革命在其第一阶段的命运。彼得格勒工人在那时组织得还不够充分，与全俄无产阶级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没有可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但他们足够强大，因此第一个打击就把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扔到垃圾箱中。这样，政府权力出现了真空。只是在这时，“进步同盟”[3]才登上了舞台。
罗将柯们、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就是那些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的人，当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政府时，他们被迫把手伸向政权。就像马克思写的那样：他们操纵革命的舵轮，不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们，而是因为人民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前面。
除此之外，再加上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压力，俄国因“无政府主义”而瘫痪并退出战争的危险不仅会破坏春季大进攻（算来已经是第三个了）的计划，还可能在美国资产阶级参战前夕使它感到困惑。应该使俄国立即出现一个“权威的”政府，它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宣布，新俄国将承担旧制度的全部财政和外交责任，首先是保证继续战争，直到“胜利结束”。只有“进步同盟”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
李沃夫内阁推行出版集会自由，宣布大赦。但这些没有解决一个引发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只是为积聚的人民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战争依然在进行。物价飞涨、饥饿、金融危机仍旧。但最尖锐的是土地问题。
现在，工人群众将一批接一批地挺身而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出反战抗议。农民群众在农村造反，不等立宪会议决定就开始把大地主赶出他们的庄园。所有因反革命政变的危险而消除阶级斗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庸人认为，革命是革命家搞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在任何一点上把它停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冲突的逻辑对庸人来说还是一部秘籍。
把全国无产阶级团结到统一的革命行动中，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自由派的政府相反，工人阶级在和平的旗帜下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越是迅速地使德国人民群众相信，革命是为了和平，为了民族自决权，德国无产阶级的愤怒就会越快地突变为公然的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矛头所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并把它扩展到欧洲的大地上。
没收罗曼诺夫王朝、地主和修道院的土地是巩固革命的第二个条件。政治庸人（其中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试图在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民百分比的基础上计算共和国在俄国的机会。但他们仅仅以此证明了自己是政治盲人。如果革命把属于沙皇和地主的土地分给俄国农民，那么农民就会全力以赴地保卫自己的财产，反对反革命的君主制。
Die Zukunft
1917年4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126—127页。
[1]可能派系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以P·布鲁斯、B·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鼓吹“可能的政策”。最初为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1882年由工人党分裂成为独立的政党。20世纪初加入法国社会党。——译注
[2]苏霍姆利诺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ов，1848—1926），俄国骑兵上将（1906年），1908—1909年任总参谋长，1909—1916年任陆军大臣，为人狡黠钻营。1916年因俄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准备而被捕。191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因年老获释，迁居国外。——译注
[3]进步同盟系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党团（进步派、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的联盟。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于1915年8月成立。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和防止渐趋成熟的革命，“进步同盟”要求有代表参加政府并实行起码的自由主义改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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