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科尔尼洛夫暴乱前

何去何从？〔1〕

——总结与前瞻

代前言

　　从6月18日在国外战线上发动进攻以来，在国内战线上革命开始撤退。这个撤退是由官方“民主派”领导的，它在七月事件后具有了惊慌失措的性质。现在它显然稍稍有序一些，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眼看着战争吞噬了革命。由于战争是将军们指挥的，所以是他们逐渐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为了预测，首先应该了解在政治舞台上斗争的……或不战而降的各种力量的性质。这就是本篇特写的任务。

　　前两章是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写的。我们没有对它们做任何改动。试图预先猜测莫斯科煞有介事的会议的意义和后果，我们不是从领袖的声明和报纸的宣言出发（看来领袖和报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谎话连篇），而是从阶级利益和政治活动出发：这个马克思推荐的方法要可靠得多。

　　甚至在临时政府解除了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红旗上牢牢地插上了哥萨克的长矛之后，它也不敢用会议的场面刺激彼得格勒的工人，称它为国事会议，为了不直接称它为“反人民的”，“积极力量”被请到虔诚平静的莫斯科。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用罢工、抗议和蔑视迎接这些不速之客。那天，遭到报复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深深地喘了口气。

　　莫斯科的工人同志们，请允许我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他们。

列·托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召开莫斯科会议，准也说不出道理来。何况会议的所有未来的参加者都真诚地或是虚伪地声称，他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把他们请到莫斯科来。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会议表示不信任或蔑视，然而所有人还是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把占据特殊位置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分为三个集团：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和政府。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该党的有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联合会。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政治企图。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共同的危险把资本家阶级团结成一个反革命同盟。贵族官僚和司令部的将军集团没有停止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阴谋诡计，但他们认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自己这方面怀疑地看待君主派集团，但非常重视他们对反对革命的支持。这样一来，立宪民主党变成了所有类型的大中私有财产的总代表。有产者的所有野心、剥削者的全部强求，现在都融会在资本家的厚颜无耻和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恬不知耻之中。他的政策是窥伺革命制度的全部不成功、它的不幸和灾难，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这种合作使他们声誉扫地，等待自己的时机。古尔柯[1]在米留可夫的背后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假民主派依靠农民群众、城市平民和落后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越往后就越能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在社会革命党中，孟什维克则无关紧要。在这两个党的领导下，开始在群众半自发的压力下，苏维埃升到了极高的高度，而后每个小时都在失去自己的意义，直到降为零。原因何在？马克思指出，在历史教训市民的小“伟人”时，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己的无能中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必然要揭穿什么人的陷阱和阴谋。策列铁里怎么能不抓住七月事件来解释自己全部政策的可怜的失败呢？当李伯尔[2]们、戈茨[3]们、沃伊京斯基〔2〕们拯救秩序的基础免遭“无政府”的破坏时，不过，无政府并没有威胁他们，这些先生真诚地相信自己像拯救了卡庇托林[4]的鹅一样，会受到奖赏。当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不尊重干脆与他们平息无产阶级的努力平行增长时，他们大吃一惊。策列铁里、策列铁里本人，老生常谈的伟大的魔法师，作为过于革命的累赘，被迫出局。十分清楚，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列铁里和他的党处于波洛夫采夫和士官生的营垒里，为反革命的利益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那有罪过的不是策列铁里的政治路线，而是被布尔什维克引入歧途的机枪团的发动。这是市民银行家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之所以成为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党完全没有能力掌握政权。在联合政府可悲地垮台之后，除了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犹豫不决。他们议论说，掌握政权意味着与银行家和外交官破裂，这是冒险主义。于是，不管7月3—5日事件的严重性，苏维埃领袖们继续追求叶弗列莫夫[5]，有产阶级彻底明白了，苏维埃的政治家们站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小店主站在银行家面前一样：毕恭毕敬。正是这点让反革命提了精神。

　　此前革命的整个阶段都处在双重政权的标志下。这个鉴定是出自自由派，实质上非常肤浅。事情不仅仅在于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一个苏维埃，它履行了一系列政府职能：为了“无痛苦”地消灭政权的二重化，把它完整地交到政府手中，唐恩和策列铁里随时准备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实质在于，在苏维埃和政府后面，有两个依靠不同阶级的不同的制度。

　　支持苏维埃的是工人组织，它们在每个工厂中排除了资本家的专制，在企业中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它与资本家的无政府不能相容，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对生产的监督。保卫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在上层、在政府中寻找支柱，推动它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反对苏维埃，迫使它相信，它缺少独立的机关，即镇压工人群众的武器。反对“双重政权”的喊叫就是由此而来的。

　　支持苏维埃的有军队中选举出来的组织和整个士兵民主的制度。临时政府与劳合·乔治、里伯和威尔逊协调一致，它承认沙皇制度的旧责任，以旧的秘密外交的方法行动，不能不遇到新的军队制度的敌对和反抗。经过苏维埃，这一反抗在上层以大大削弱的形式折射出来。对双重政权的抱怨，特别是来自将军们的抱怨，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后是农民苏维埃，尽管其领袖们被可怜的机会主义和粗暴的沙文主义主宰，但它处于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之下，底层的争夺越是遇到政府的抗拒，就带有更具威胁的形式。策列铁里最近的一份警察通告禁令与李沃夫公爵的通告没有任何区别，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何等程度沦为大私有者手中的武器。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企图建立新土地制度，它们与“革命”政权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后者日益变成拴在私有财产链上的狗。

　　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并为劳动者的利益利用这个政权反对私有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化应该不可避免地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中扮演主角。为了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无产阶级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中，有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由于在我们这里，这个组织工作只能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真正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对生产的监督和对它的逐步的组织，全是反对资本家的利益的。同时，有产阶级力求通过临时政府确立“强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掌握全部政权的苏维埃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它至少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决于西方现有的生产力和形势，为劳动群众的利益管理和改造经济生活。扔掉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镣铐，革命就会成为不断的，即不间断的。它运用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巩固资本家的剥削制度，而是相反，是为了消灭它。它在这条路上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越是坚决英勇地克服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它就能更加强劲地推动西方革命运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实际的前景就是这样。

　　但庸人幻想家认为这个前景是“乌托邦”。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自己对此也从来没有说清楚。策列铁里翻来覆去地讲“革命民主”，他显然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不仅是习惯于在民主词汇的浪潮中游泳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孟什维克也把它的阶级标准抛到了一边，只要它过于明显地揭露了他们的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革命民主”制度能够解释一切，能够为一切做辩解。当旧制度的保安人员把他们的肮脏的手指伸进布尔什维克的衣袋，则这么做只是出于“革命民主”的名义……但我们别把后面的话提前说。

　　通过联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把政权“中立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实际使革命失去了首脑。从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捍卫作为自己的机构的苏维埃时，实际上妨碍了政府建立地方行政机关。政府处于无力行善，也没有多少力量做恶的地步。苏维埃有相当广泛的计划，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能落实。上面强加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在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瘫痪。在它们发生矛盾的地方，都产生了无数冲突。部长们、委员们平息了革命自治机构，军官们对军队中的委员会咬牙切齿，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两头忙。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部长们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政权的压力越是不知所措，越是无系统，底层的恼怒就越强烈。而对上层来说，整个生活都是“无政府”的泛滥。

　　显然，市民“民主”的轻率的双重制度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革命面临的问题越深刻，这种站不住脚就越是病态地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机构都脚朝天地立在脑袋上，或是两三个脑袋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是策列铁里的一个不谨慎的姿态都总是有使它彻底崩溃的危险。越往后，二者择一就变得越尖锐：或是苏维埃应该取得政权，或是资本家政府应该除掉苏维埃。只要有来自外部的推动，就能使整栋建筑失去平衡；对实质上已经注定要灭亡的体制来说，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的推动。建立在两个彼此相互排斥的制度的“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田园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策列铁里有可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上一笔，他的拯救俄国的计划结果被机枪团破坏了。

波拿巴主义的因素

　　小店主是清醒的人：他最害怕“冒险”。但他同时又是最大的幻想家：每个小店主都希望成为洛希尔[6]。打小算盘的精明与无结果的幻想的结合，构成小资产阶级政治的实质。马克思写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3〕。”

　　桑科·潘扎体现的是庸俗的清醒。但浪漫对他来说也不陌生：否则他就不会追随堂吉诃德了。唐恩最完整，因而也更加令人厌恶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的清醒。策列铁里使这种清醒与浪漫结合起来。策列铁里对马尔托夫说：“只有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善良的小市民政治家则相反，他什么都怕：他怕惹恼自己的贷款人，他怕外交官们把他的“和平主义”当真，他最怕的是政权。由于“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他以方方面面的胆怯使自己避免了干蠢事。同时，他希望成为洛希尔：他希望以在捷列先柯的照会上附上两三个字来加速和平进程；他希望让李沃夫公爵相信他的最可靠的反内战措施。而伟大的小资产阶级息事宁人者却以解除工人的武装而告终，绝没有解除波洛夫采夫和卡列金[7]的武装。当第一次受到有力的一推，这个政策就化为齑粉时，策列铁里和唐恩对相信他们的人解释说，革命开倒车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因为机枪团的“骚乱”。

　　在多年来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论中，孟什维主义证明，在我国，革命政权的代表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底层人民的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历史把事情搞成这样，孟什维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以自己的例子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政权问题，即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角色。

　　在《工人报》上，在这份唐恩的、唐恩化了的伪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上，企图给我们贴上“7月3日分子”的绰号。在7月3日运动中，我们的全部同情是在下人士兵一边，而不是在士官生、波洛夫采夫、李伯尔和反侦查机构一边，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配受到轻蔑。但请那些过于紧逼7月3日的《工人报》的破产者小心点儿，因为须知这一天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自我撤职。7月3日分子的绰号很容易从另一端转到他们头上。1907年7月3日，沙皇俄国的掠夺集团为了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发动了一次政变。1917年7月3日，在革命最深刻的危机时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大声宣布，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仇恨地急忙躲开要求他们履行基本革命责任的革命工人士兵，7月3日分子与真正的7月3日分子结盟，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工人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押起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背叛和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可耻的投降，这些改变了力量对比，这在革命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在这些条件下建立了新一届内阁，斯柯别列夫感恩和恭敬地只称之为“克伦斯基政府”，像学徒对师父一样。没有意志的、软弱无力的、摇摇欲坠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制度依靠的是个人专制。

　　在所谓的双重政权的幌子下，进行着两种势不两立的阶级倾向的斗争：帝国主义共和国和工人民主制。目前斗争还没有结局，它使革命瘫痪，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政府”现象。什么都怕的政治家们领导的苏维埃不敢掌握政权。所有有产集团的代表立宪民主党还不能掌握政权。只有寻找伟大的调解人、中间人、仲裁法官。

　　5月中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克伦斯基就被称为“俄国波拿巴主义的数学点”。这个没有血肉的界定表明，问题不是关于克伦斯基个人，而是他的历史功能（活动、角色）。说克伦斯基和拿破仑一世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这样的断言不够谨慎，至少应该认为这还没有得到证明。但他的声望当然不是偶然的。对全俄国的女庸人来说，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加亲近、更加容易理解。政治事务上的保卫者、“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的领袖、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学说的激进主义者，克伦斯基更充分地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的“民族”的不定型、它的希望和期待的诱人的理想主义。他谈土地和意志、秩序、各国人民的和平、保卫祖国、李卜克内西的英雄主义、俄国革命应该以其宽容震惊世界，在讲话时不停地挥动红丝巾。睡眼惺松的庸人兴奋地听着这些话，他以为是他自己在讲坛上讲话。军队把克伦斯基作为使它摆脱古契柯夫的人来欢迎。农民听说他是劳动派分子、农夫代表。在模糊的激进言词下的极度温和的思想赢得了自由主义者。只有进步工人对他保持警惕。但他们的苏维埃已经融解到“革命民主派”中。

　　不受学说偏见的束缚使克伦斯基成了“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人。他是第一个用“无政府”这个字眼抨击群众日益激化的社会要求的人，在5月就用蝎子威胁芬兰人，抛出了自己关于“造反的奴隶”的华丽的话，它安慰了伤心的私有者的心。这样一来，他的声望就是一团矛盾，在其中反映了革命第一阶段的模糊性和第二阶段的没有出路。当历史发现仲裁法官的空缺时，在它手中没有比克伦斯基更合适的人选。

　　在冬宫举行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只是那个“革命”民主派在莫斯科会议上为自己准备的政治侮辱的彩排。在这些谈判中的所有王牌都掌握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手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无一例外地在所有民主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他们被自己的胜利吓得要死，乖乖地请求有产的自由派分子在政府中合作！由于立宪民主党人不怕在7月3日把政权抛给苏维埃，从另一方面，自由派分子又不怕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显然，他们才是时局的主人。

　　如果克伦斯基是不强大的苏维埃领导权的最后遗言，那现在就让他成为摆脱这个领导权的第一步。我们暂且接受克伦斯基，但要让你们剪断把他与苏维埃联系起来的脐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最后通牒。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屈辱的报告人唐恩抱怨说：“遗憾的是，在冬宫的辩论并不是以它的丰富的内容见长。”

　　从“革命”民主派与敌方谈判代表的角度，很难评价这一抱怨的全部深刻思想，傍晚他离开塔夫利达宫时，还掌握着政权，早晨回来时，已经两手空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那部分权力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立宪民主党人慈悲地接受了这份礼物：他们至少没有把克伦斯基看作是伟大的仲裁法官，而只是转送机构。由于群众不可避免的革命抵制，他们立刻把全部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过于危险。把政权交给从今天起已经“独立的”克伦斯基，在阿夫克森齐耶夫们和萨文柯夫[8]们和其他人的促进下，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镇压体系的帮助下为纯资产阶级政府开辟道路，要明智得多。

　　新的联合内阁——“克伦斯基内阁”——已经组成。乍一看，它与在7月3日如此可耻地垮台的联合政府没有区别。盛加略夫退出，来了科科什金；策列铁里退出，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组成人员的某种程度的降低，只是突出了双方都把内阁看成是过渡性的。但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两个集团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前，至少在观念上，“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认为是有汇报责任的苏维埃代表：资产阶级部长应该作为他们对盟国和交易所的掩饰。现在则相反：资产阶级部长作为附属机构加入有产者（立宪民主党、工商企业主、地主联盟、杜马临时委员会、哥萨克集团、大本营、盟国外交……）公然的反革命联盟，而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只是作为对群众的掩饰加入其中。受到执行委员会以沉默迎接的克伦斯基以许诺决不允许君主制复辟而赢得了欢呼。市民民主派的要求降得如此之低！阿夫克森齐耶夫号召所有人“自我牺牲”，不适当地消耗了康德派诵经士的激情，当权的理想主义者依赖的主要资源，他为帮助绝对命令，频频调动哥萨克和士官生。推出他的农民代表惊讶地看看四周，发现在他们剥夺地主土地之前，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已经被剥夺了。

　　反革命司令部千方百计地排挤军队委员会，同时又广泛地利用它们镇压群众，以此来破坏士兵组织的威信，为它们的衰败做铺垫。为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有供它驱使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而后者在其眩晕的坠落中，拉着今天他们已经不再依附的苏维埃和他们一起坠落，而后者依然依附于部长们。在拒绝政权之后，民主派的组织今天不得不消灭自己的权威。这样一来，为米留可夫的君临做好了一切准备。而在他身后，古尔柯在等待自己的时机。

　　只有联系上层政治发展的这一整体趋势，莫斯科会议才有其意义。

　　直到最近，立宪民主党人对会议不仅没有热情，而且干脆对它不信任。由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萨文柯夫、切尔诺夫和列别杰夫在政府中代表的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毫不掩饰它对旅行的厌恶。《工人报》模仿那只被猫抓住尾巴的鹦鹉，叹息道：“去就去吧。”里亚布申斯基[9]、阿列克谢耶夫们、卡列金们和其他人以及当权的“招摇撞骗帮”的讲话，绝没有证明他们准备忘我地拥抱阿夫克森齐耶夫。最后，据报纸报道，政府没有赋予莫斯科会议“决定性的意义”。谁需要这个会议，为什么？

　　像白天一样清楚，它完全是旨在反对苏维埃的。后者不是前往会议，而是用绳索拖去的。反革命阶级需要这个会议，作为彻底推翻苏维埃的基础。但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如此克制地对待这次会议呢？因为首先需要用它来巩固最高仲裁法官的“超阶级的”阵地。米留可夫担心，克伦斯基从会议出来时会过于强大，其结果是过分延长米留可夫的政治休假。须知，每一个爱国者都急于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祖国。

　　冬宫的“历史性的”夜晚的结果是产生了克伦斯基体制，这是预备班的波拿巴主义。但就其人员结构和目的来说，可以说莫斯科会议是在白天恢复历史之夜。策列铁里应该再次对全俄国解释，把政权转到革命民主派手中，是革命的不幸和灭亡。在这一庄严地宣布自己的破产之后，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不再听取对他们的严厉起诉，它是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国家的其他“积极力量”预先拟定的。被政府安排在莫斯科会议贵宾席上的我们的帝国主义集团提出了“全部政权归我们”的口号。苏维埃领袖们面对有产阶级不知魇足的胃口时，将用工人士兵的愤怒来威胁他们，而前者正是因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被策列铁里解除了武装。作为主席，克伦斯基所能做的只是确认“分歧”的存在，并把“有关各方”的注意力转到他们没有仲裁法官就不行上。这是需要证明的。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承认说：“如果我是政府成员的话，我不会召开这次会议，因为政府在会议上不会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基础。”应该承认，这些“现实的”政治家完全不明白在他们最直接的参与下所发生的一切。7月2日联合政府垮台后，苏维埃拒绝掌握政权已经排除了建立有广泛基础的政府的可能性。克伦斯基的不受监督的政府原则上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府。它有意识地站在两个可能的基础之间：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阶级。它的波拿巴主义就在于此。莫斯科会议的任务就是让有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派政党彼此冲撞，以此来巩固个人专政，它的不负责任的冒险政策破坏了全部革命成果。

　　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来自左边的反对派，像需要来自右边的反对派一样。需要的只是让它们大致彼此平衡，让社会条件支持这个平衡。但恰恰没有这种平衡。

　　古代的独裁政治是自由社会环境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在所有彼此斗争的派别和他们的独裁者之下是稳定的工人劳动。新的独裁政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在农民的消极的稳定性中寻找必要的支柱；在此过程中，波拿巴主义的主要武器是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极度紧张的公然对抗贯穿着整个社会。如果政府不果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彼此斗争中的力量之一联系起来的话，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士兵与将军、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斗争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稳定的因素。在完成土地革命之前，“超阶级”专政的企图必然将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米留可夫、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希望，政权最终与他们画等号，即变成剥削者对革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革命专政。克伦斯基希望用反革命来恐吓民主派，再用民主派来恐吓反革命，以此来确立个人专政政权，群众不会因这个专政而好过一些。但所有这些考虑都没有经过主人。革命群众还没有说出他们的最终裁决。

革命中的军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进行着斗争：在从下面形成的工农民主制和有产阶级企图从上面建立的帝国主义共和国之间。

　　将军先生们匆匆“承认”共和国——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对共和国将承认将军头衔乃至增加它的分量，清除无所事事的大公深信不疑。“民族”革命在他们眼中意味着宫廷政变：让尼古拉和他的爱丽丝〔4〕逊位，但保存整个古典的纪律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近几天电讯报道，希腊“领袖”维尼泽洛斯[10]宣布希腊为“国王加冕的共和国”！布鲁西洛夫、古契柯夫、罗将柯和米留可夫相反，希望保留俄国的君主制，但废除沙皇。但运动走了其他更深刻的道路。二月彼得格勒团队的起义不是阴谋的结果：它是整个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骚动情绪的结果。工人和士兵的愤怒不仅是针对不能进行它挑起的战争的无能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还反对这场战争本身。革命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中引起的最深刻的转折不仅威胁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目的，还威胁到这些目的的工具——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上的军队。

　　现在将军们、上校们、6月3日的政治家们以及资产阶级报人发狂地反对第一号命令。他们认为，该命令不是军队中最深刻的骚乱的产物，而骚乱是命令的产物。事实上，士兵昨天还服从他们的命令，今天则不再服从。这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服从的是在发文本上标明是第一号的新“命令”。现在对最广泛的资产阶级圈子来说，这个司令部办公室克汀病取代了历史观。

　　所谓的军队瓦解表现在不服从长官，不承认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正是由于这些现象，克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说觉醒的军队是“造反的奴隶”。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只要用古契柯夫取代苏霍姆林诺夫，就能把军队重新套上帝国主义战车的话，克伦斯基则因其市侩的肤浅和自恋，相信他只要撤换古契柯夫，就能让军队重新成为政府手中听话的工具。真是“无聊的幻想”！

　　如果拿革命的群众心理方面来说，那它就是用理智来衡量所继承的制度和传统。战争给人民，特别是给军队带来的全部不幸、痛苦和屈辱，都是沙皇的意志造成的。如果在彼得格勒推翻了这个沙皇，那士兵怎么能不推翻那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最热心和罪恶的推行者的军官的权力呢？既然已经推翻了从前战争和平取决于他的那个人，士兵怎么能不对自己提出战争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呢？

　　工兵代表苏维埃于3月14日公布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宣言，呼吁他们为民主和平而斗争。在对和平政策的关系上，这也是“一号令”。同时，由于宣言企图回答军队和人民的无法抗拒的热点问题：继续战争吗，以什么名义？帝国主义分子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如果没有宣言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进入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的士兵的头脑中。

　　米留可夫预感到，革命会在军队中引起批评和独立性，从而成为对战争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威胁。因此，他在第四届杜马中公然反对革命。如果米留可夫恶狠狠地埋怨“一号令”、宣言和齐美尔瓦尔德，说什么它们毒害了军队，在他那里，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意识的欺骗。米留可夫十分清楚，主要的“毒”不是隐藏在苏维埃的这些或那些命令中，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也是相当温和的，而是在革命的本身之中，它把群众的痛苦翻译成抗议、要求和公然地进行力量对比的语言。

　　军队内部重组和它的士兵群众政治定向的过程被前线的可怕灾难打断了。这个灾难的直接原因在于使临时政府成为自己工具的帝国主义政策和群众对尽快的、“不伤人”的和平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军队中新的纪律和真正的热情只能从革命本身之中、从勇敢地解决它的内在任务、从与外部障碍的斗争中发展出来。人民和军队感到和深信，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政府是他们的政府，那他们就会不惜一切地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剥夺者，那他们就不会给自己提出任何对外的压迫和掠夺的任务，他们不会在“盟国”的交易所老板面前低三下四，他们会向各国人民建议在民主基础上立刻实现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人民和军队将渗透着牢不可破的一致，如果德国革命没有及时赶来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将以同样的热情与霍亨索伦王朝战斗，就像俄国工人为捍卫人民赢得的成果而随时准备与反革命企图作斗争一样。

　　帝国主义者对这条路怕得要死，他们是对的。目光短浅的市侩政治家不相信这条道路，就像小店主不相信银行的吞并一样。否定“乌托邦”，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推行的正是那个导致灾难的致命的双重性政策。

　　人们对士兵说，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政府方方面面都被对各国人民来说都是致命的金融、外交军事条约束缚，这么说是对的，但又补充说：“暂时在旧协议的基础上与旧盟友携手战斗。”但须知，士兵投入战火，“暂时”迎着死亡前进。只有被集体的热情气氛所掌握的战士才能自觉地走向最大的牺牲，而这种热情只有在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深信不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革命消灭了不会判断是非的“圣洁的畜牲”的心理。任何科尔尼洛夫、任何卡列金都不能使历史倒退，不靠意味着长期血腥混乱的骇人听闻的镇压，就不能恢复棍棒纪律，哪怕暂时的也不行。军队只有获得新的目标、新方法、新的组织，它才能作为有战斗力的单位保留下来。必须从革命中得出所有结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协助下临时政府为军队建立的那个半途而废、模棱两可的制度，本身就含有不可避免的灾难。军队以一定的标准武装起来，给它公然批评的机会。同时又给它提出显然经不住革命批评的目的，以这些目的的名义要求这支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光着脚的军队做出超人的努力。其结果还用怀疑吗？特别是又有司令部某些将军蓄意的“失败主义的”工作。

　　但是，临时政府以热情奔放的废话让自己陶醉。部长先生们认为处于极度迷惘状态中的士兵群众，是可以做成禁锢着不幸、破碎的国家的本国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所需要的一切的原料。克伦斯基赌咒、威胁、下跪、亲吻土地，但没有回答一个折磨士兵的问题。用廉价的效果欺骗自己，他预先赢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宰它的是虽然十分“谨慎”，但仍是轻率的市民民主派——的支持，下令进攻。这是十足意义上的俄国反革命的“一号命令”。

　　6月4日，国际主义者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筹划中的进攻公布了声明，其中除了原则性的批评外，我们直接指出，在军队现在的状态下，进攻是威胁军队存在本身的军事冒险。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正确。政府什么也没有考虑到，什么也没有预见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执政党没有倾听我们的话，而是公然嘲弄我们。

　　当布尔什维克预言的不幸突然发生了，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在因轻率和不负责任而引发的悲剧之后，卑鄙和胆怯又大肆泛滥。那几天的官方讲话和文章将永远是人类卑鄙的耻辱柱。

　　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当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愚钝的庸人搞糊涂。但这决不能消除或削弱关于政府责任的问题。不管布尔什维克是否有罪，政府怎么就什么都没有预见到呢？也就是说，它对它派去战斗的军队毫不了解。对军队能否转入进攻毫不了解，就命令它前进。政府的首脑不是布尔什维克。因而，不管后者的情况如何，悲惨的进攻冒险的全部沉重责任都落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政府身上。

　　看来，由于警告不仅是来自于国际主义者，使这个责任变得更加沉重。8月5日，与反动将军联系最密切的《新时报》是这样讲述进攻准备的：

　　不愿意把没有做好打仗准备的人扔进屠宰场，不愿意为寻求不稳定的成功而冒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的险，谨慎的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被解职。胜利的海市蜃楼、对德国应该从彼得格勒领导人手中接过的尽快和平的渴望推出了布鲁西洛夫，他很快就被相反的浪潮冲走了……

　　在阿列克谢耶夫退休时，《言论报》就“谨慎的战略家”的离职，接替他的是不知道怀疑的“骑兵”的含糊其词的报道，这几行字雄辩地解释和确认了这个报道。死乞白赖地要求进攻的立宪民主党人提前与骑兵的政策和战略划清了界线，为自己7月2日示威性地退出内阁做铺垫。“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趴在“革命民主派”的耳边，把冒险的要求导致的军事首脑的撤换解释为用“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布鲁西洛夫取代君主主义分子阿列克谢耶夫。历史就是这样制造的。

　　用《新时报》的说法，在“把没有准备好的人扔进屠宰场”之后，面对着可怕的后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委托唐恩、李伯尔和其他护国的猎犬管理人展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毁灭性的中伤。唐恩和李伯尔揭露那些把公布秘密条约、与帝国主义分子决裂等口号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蛊惑人心者”，力求在声音上压倒所有资产阶级的暴徒。资产阶级暴徒轻蔑地支持他们说：“说得对，但这也完全适用于你们蛊惑人心地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一号令和3月14日宣言。”那时唐恩和李伯尔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为捍卫自己过去的罪过而努力回想革命思维的基础，但立刻就恐惧地确信，他们不得不仅仅重复我们的话。这真要命，因为我们的口号只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结论，在革命的道路上，苏维埃的命令和宣言是它的头几块里程碑……

　　但乍看起来，最令人震惊的是，虽然进攻的后果惊心动魄，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把它说成是自己的优点，在与资产阶级谈话时，说起进攻，就像是自己伟大的护国功勋似的。

　　策列铁里在莫斯科大声喊道：

　　请问，谁更容易调动革命俄国的军队：是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还是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好。”掌声）

　　这样，策列铁里公然以克伦斯基完成了应该由古契柯夫完成的工作而吹嘘，后者因为没有得到“革命”民主派的贷款，无力完成它。于是，资产阶级不顾进攻引起的灾难，很愿意承认克伦斯基的功绩。

　　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莫斯科声明：

　　我们知道并记住两个月前俄国军队的伟大的爆发，它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书写了新的辉煌的一页，它是由现任临时政府首脑激励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这个贡献的。

　　因而十分清楚，6月18日进攻的“辉煌的一页”与防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俄国的军事形势由于进攻而更加恶化。如果资产阶级依然感恩地谈起进攻，则正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由于克伦斯基政策而受到的残酷的打击，为散布惊惶失措和进行反革命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把全部威信用于呼唤进攻，而后者彻底打碎了这个矛盾的、不稳定的制度，而为了支持这个制度，市侩领袖们耗尽了自己的小聪明。

　　现在，资产阶级和它的将军们主要从内政的角度，即反革命今后的发展看待进攻与和平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将军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点。他说：“仅凭我们现在不能复员军队，和平现在无法实现……必须提高军官的威望。”在军队中集中了太多的国家武装起来的人，他们对国家提出了过于激进的要求。只有战争继续进行——不管军事机会如何，才有可能“提高军官的威望”，把士兵群众掌握在手中，并保证士兵在复员时不能威胁私有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如果在这条路上需要单独媾和，资产阶级连眼都不眨就签署它。

　　从6月18日起，反革命充满信心地前进。只要它没有当胸受到沉重的一击，它就不会停住它的脚步。

何去何从？

　　当这几行字到达读者那里时，莫斯科会议已经成为过去。几乎用不着怀疑，体现了摇摆和令人愤怒的站不住脚的今天的政府，经受不住莫斯科的压力，会发生新的改变。难怪科尔尼洛夫将军解释说，无须害怕新的政权危机。这个危机在近期有可能以新的向右倾斜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能否取得更多的对民主派的组织监督的独立性，这种监督将由帝国主义分子集团更有效的幕后监督所取代；新政府是否会与无疑由莫斯科会议建立的有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建立明确的关系；在新的政府结构中“社会主义的”波拿巴分子的杂种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进攻将被击退，莫斯科会议以立宪民主党的再一次退出政府而结束，不得已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权根本不意味着革命民主政权。被对盟国交易所和外交的责任束缚着手脚，背负着镇压工人士兵的重担，苏维埃官方领袖们将继续其心口不一的和闪烁其词的政策。退出内阁，柯诺瓦洛夫只是把自己的使命交给了斯柯别列夫。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策列铁里的内阁将推行半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仅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退出还不够。需要进入新的力量，采用新的方法……

　　莫斯科会议至少为整个革命时代得出结论，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起主导作用时，这个妥协建立在放弃独立的革命上，让他们服从与革命的敌人联合的思想基础上。

　　俄国革命直接产生于战争。战争创造了它所固有的全民组织的形式——军队。主要的居民群众农民，在革命时刻被强行组织起来。士兵代表苏维埃呼吁军队进入政治代表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自动地把半自由派知识分子派到苏维埃，他们把它的不定型的愿望翻译成最可怜的舍本逐末和看风使舵的语言。本身完全取决于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对工人代表的人数上的优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先锋队被宣布为愚昧的群众。来自依靠农民的“地方”知识分子的三月间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革命精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两三级的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一阶段履行全俄职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仍处于革命群众的直接压力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则相反，处在革命官僚的高度，它脱离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并与他们敌对。

　　只要想想，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从前线抽调部队镇压彼得格勒的示威游行，而在部队抵达之前，它已经事实上被示威者自己消除了。市侩领袖在由整个形势产生的让政权机关武装革命的要求的地方，看到了混乱、无政府和骚动，这在政治上葬送了自己。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策列铁里、唐恩和切尔诺夫解除了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打击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的影响。

　　现在，在排挤他们的反革命面前，这些政治家们说要恢复苏维埃的权威和意义。作为当时的口号，他们把群众组织到苏维埃周围。但这样的无内容的问题提法是十分反动的。它在形式上的对组织的呼吁下，绕过政治任务和斗争方法的问题。在“提高苏维埃的权威”的名义下组织群众，是可怜的、无结果的企图。群众相信苏维埃，追随它，把它抬到极高的高度。结果是他们看到苏维埃对这些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投降。认为群众能够或愿意重蹈已经经历的历史经验的覆辙，是幼稚的。为此，需要让群众对今天的民主派领导核心的信任的降低别变成对革命本身的信任的降低，必须把对此前革命中的全部政治工作的批判评价交给群众，而这意味着无情地谴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的全部工作。

　　我们对群众说，他们把全部罪责推给布尔什维克，但为什么他们会无力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苏维埃的多数在他们一边，而且政权也在他们一边，他们居然能把自己装扮成虚构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牺牲品！而后者又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

　　在7月3—5日事件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更加削弱，布尔什维克更加强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斯科。这最鲜明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其政策中表达了发展中的革命的真正要求，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多数”只是加强了自己昨天的软弱无力和群众的落后性。今天，只有这种加强是不够的，还需要肆无忌惮的镇压来帮助它。这些人为反对革命内在的逻辑而斗争，正是因此，他们与革命的阶级敌人处于同一个阵营中。正是因此，我们有责任为对革命的明天的信任的名义而破坏对他们的信任。

　　赤裸裸的苏维埃的口号是多么没有内容，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可以最清晰地看出来。由于后者依靠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越来越坚决地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不断地破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威信和意义。整整几个月不召开一次苏维埃会议。事实上夺走了它的机关报《消息报》，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在这份报纸上得不到反映。当疯狂的资产阶级报刊诬陷和败坏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时，《消息报》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这些条件下，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什么？只有一个：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反对官僚化的、在其人员构成上一成不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争取组织、它的保卫和它的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

　　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尽快解决。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是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对工人、士兵和底层农民进行新动员的核心。

　　需要全力支持工厂委员会对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倡议。为了无产阶级的策略能够赢得底层士兵和农村贫农，它应该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截然对立的。〔5〕这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即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创立自己的全国规模的集中组织。我们不能预见历史道路上的所有的偏离和曲折。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不对历史的进程负责。但我们更对我们的阶级负责。使它能够通过历史道路的全部曲折完成它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责任。

　　统治阶级和“拯救”政府竭尽全力让革命的政治问题不仅摆在工人面前，还摆在军队和农民面前。过去和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对全国最广泛的劳动阶层暴露他们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从形势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领导一无所有的、备受折磨的群众为他们的革命专政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取决于我们的党，它的精力、耐心和百折不挠。

俄国革命的性质

　　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治家和报人十分关心对俄国革命的社会学评价：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其他什么阶级的？乍一看，这样的理论兴趣可能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自由派对揭示“自己的”革命的阶级性质绝对没有兴趣。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总的说来，指导他们行动的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健全的理性”，它不是别的，就是局限性和无原则性的代名词。但问题在于受到普列汉诺夫鼓舞的米留可夫和唐恩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其中没有一点点理论。无论是《统一报》〔6〕，还是《言论报》和《日报》[11]，以及《工人报》有病的领导都不愿费力界定一下，他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他们工作的意义是纯粹实践性的：证明资产阶级当权的权力。虽然苏维埃代表的是有政治活力的居民的多数；虽然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的民主选举上，资本家政党都遭到惨败，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则必须为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特权，让它在政府中承担全国政治集团没有赋予它任何权利的角色。如果根据民主议会制原则行事，则十分清楚，政权应该单独属于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属于他们和孟什维克。但“由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原则改变了，压倒多数的人民代表在内阁中只给了五个席位，而微不足道的少数的代表的席位，则是他们的两倍还多。让民主见鬼去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万岁！

　　普列汉诺夫援引辩证法和恩格斯，委婉地问道：“莫非没有资产阶级能搞资产阶级革命吗？”

　　米留可夫随声附和地说：“就是嘛！我们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准备放弃政权，因为人民显然不想把它交给我们。但我们不能违反科学。”他在这么说时，引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解释说：“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劳动者与剥削者的政治联合是必需的。”在这个“社会学”的光照下，布勃利科夫和策列铁里的滑稽的握手揭示了它的全部历史意义。

　　不幸的是，从现在用以论证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联合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多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他们说：

　　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府权力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很清楚，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的：它的位置不是在政府中，而是在反对派中。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严厉地攻击考茨基，后者的决议允许在这方面有例外。

　　旧制度的刚愎自用的人说：“规律偶尔也会有变化。”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规律”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人类历史从莫斯科会议开始。革命已经成为过去。18世纪末在法国展开了革命，它被称为大革命并非枉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它的某个阶段政权转到了雅各宾党人的手里，他们依靠无套裤汉和城市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在自己和吉伦特派[12]，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那时的立宪民主党之间放了一台长方形的断头机。只有雅各宾分子的专政赋予了法国第一次革命真正的意义，使它成为伟大的革命。然而这个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是直接反对它的。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破坏了社会学的所有规律，他不和吉伦特派握手，而是砍掉了他们的头。不用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但这残酷性丝毫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为伟大的革命，也没有超越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界限。在我们这里被形形色色的庸人滥用了其名字的马克思写道：“法国的全部恐怖只不过是镇压资产阶级敌人的平民手段而已……”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害怕平民镇压敌人的这些手段，于是雅各宾党人不仅把它从政权中抛出去，而且每当它企图阻止或缓和他们的工作时，对它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很清楚，雅各宾党人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就1648年英国革命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胜利的果实，也必须使让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革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7〕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规律与普列汉诺夫的自作主张是截然对立的，后者被孟什维克冒充为马克思主义。

　　当然可以说，雅各宾派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只是小资产阶级而已。这完全正确。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所谓的“革命民主派”是什么？在城乡的所有选举中，在立宪民主党人、大中私有者的政党为一方，社会革命党人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间的政党。由此可以像数学一样清晰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在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孟什维克的政策与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表达的是同样的阶级利益。追随他们的是最落后的或有特权的保守工人的那部分，这个事实与此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显然，其解释不应该在我们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如果按它的本来面目的话）中去找，而是在我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怜的性质中去找。我们的假民主派不仅没有使自己手中的政权成为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武器，反而毕恭毕敬地把实际政权让给了反革命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策列铁里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上吹嘘，苏维埃不是被迫、不是在英勇地斗争和失败之后交出政权的，而是主动地交出的，是对政治“自我克制”的证明。把脖子伸向屠夫的小牛的美德不是征服新世界的品质！

　　国民公会的恐怖主义者与莫斯科会议的投降派之间的区别，与老虎和形形色色的小牛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但这个区别不是主要的，其后隐藏着在民主派本身的构成中的区别。雅各宾派依靠的是包括尚未形成的无产阶级在内的财产少和没有财产的阶级。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已经从模糊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的历史力量。分离出去的无产阶级在自身中发展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后者则失去了它，二者的消长是成比例的。这个现象又是俄国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资本主义高得无可比拟的发展水平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绝对不能用它的人数来衡量，它依靠的是巨大的生产作用，这在战时得到了最明显的揭示。铁路罢工的威胁再次让我们想到，现在整个国家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化的工作。市民和农民的政党从革命的头几步就马上落入帝国主义阶级集团和革命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强大的交叉火力之下。为自己对工人的影响而斗争，市民的党越来越用自己的“国家观念”和“护国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对立，因此落入对反革命资本的奴隶般的依附中。与此同时，它完全失去了消灭禁锢那些仍追随它的人民群众的所有形式、哪怕仅仅是旧日的野蛮的机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争取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被无产阶级政党为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取代。“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集团，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被迫把自己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政党。仅此一点就表明，单纯借口我们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来解决基本策略问题的企图，只能仅仅为把落后工人搞糊涂和欺骗农民服务。

　　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做了独立行动的英勇尝试。但它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阶级组织。它的生产意义远远低于俄国无产阶级今天的经济角色。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一场大革命，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这立刻就使无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脱离了人民群众，陷入了孤立中。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要有利得多。土地奴役、等级羁绊、教会的压迫和层层掠夺，作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摆在革命面前，要求坚决无情的措施。我们党“孤立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甚至通过单人牢房的最极端的孤立，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孤立于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群众。相反，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与今天苏维埃领袖们的背信弃义的退让尖锐地对立，只能够导致数百万农民群众的拯救性的分化，让农村贫农脱离殷实的社会革命党农夫的叛卖的领导，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变成人民革命、即“平民”革命的真正的领袖。

　　最后，泛泛地援引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等于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环境，而这正是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各宾革命在自己的身边有反对自己的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在雅各宾制度为了捍卫自己，反对联合起来的中世纪力量而不得不完成的超人努力的重压下，它垮台了，变成了波拿巴制度。俄国革命则相反，在它面前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水平的远远超越它的欧洲。今天的世界性屠杀表明，欧洲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的顶点，它已经不能继续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生存和发展了。这场流血和破坏的大混乱是盲目和愚昧的生产力的野蛮暴乱，钢铁反对利润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反对卑鄙的人类关系的愚钝的骚动。被自己点燃的战争的烈焰包围的资本主义用其大炮的炮口对人类大声喊叫：“或是制服我，或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阶级斗争、文化积累的全部过去的发展，现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没有其他的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不是“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谁这样评价它，谁就是生活在18、19世纪的幽灵世界中。而我们的“时间上的祖国”就是20世纪。俄国革命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即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赋予这一发展以灾难的性质。

　　克伦斯基们和科尔尼洛夫们过早以彼此竞争的独裁者的语言说话。卡列金们过早地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策列铁里之流的叛徒过早地握住可疑地伸向他们的反革命的手指。革命目前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储备。俄国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握手将取代反动的生意人和市侩看热闹者的握手。

国际主义策略

　　在俄国革命中阶级政治集团空前清晰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笼罩着的是空前的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使市侩知识分子能够用最好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羽毛来装扮自己。它们的作用只是掩盖它的无力和贫乏。如果在3月初、5月3日、7月3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掌握政权那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而是因为完全被帝国主义之网束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能完成雅各宾民主派在225年前完成的工作的1/10。他们空谈什么拯救革命和祖国，却不经战斗就一个接一个地把阵地交给反动的资产阶级。因而夺取政权的斗争成了工人阶级最直接的任务，同时，革命彻底挣脱了自己的“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壳。

　　或是我们将朝着最可能由君主制加冕的帝国主义制度大幅度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和许多其他东西都将报废，而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或是无产阶级带领半无产阶级群众清除自己道路上的他们昨天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建立工人民主制度。它今后的成就将最直接地取决于欧洲，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国际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为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背叛它（像对策列铁里或切尔诺夫一样）而存在的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高度实际的指导原则。在欧洲革命之外，要取得牢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我们不能以阻碍欧洲无产阶级前进的步骤和措施为代价，买得局部的成绩。对我们来说，正是因此，与社会护国主义的断然决裂是整个政治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个演说者喊道：“国际主义者同志们，把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延期50年！”无须说，这个善良的劝告赢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志得意满的掌声。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市侩乌托邦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在对待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国际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的危机解释为暂时的、由战争引起的沙文主义的陶醉，期待早晚一切都会复归原位，旧的社会主义政党将重新找到今天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天真和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外在的灾难，暂时使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平衡，而是这个社会增长的生产力反对民族国家有限的框框和私人攫取形式的起义。倒退回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相对平衡，已经没有可能了。或是继续通过一次又一次新的战争自发地破坏生产力，或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现在，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国际主义的危机同样不是外在的、非固有的现象。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衡、无产阶级改良地适应民族议会制和民族市场的时代中形成的。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8〕由于“和平”时期的长久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旧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成了主宰。当“和平”地积累矛盾被最巨大的帝国主义震荡所取代时，他们的局限性和破产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还有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社会主义政党都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早地预见到。

　　我们在12年前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就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其内在的因循守旧。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越是赢得了更多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组织性越高、纪律性越强，它就更加严重。由于它的作用，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一定的时刻成为工人与资产阶级反动的冲突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能够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9〕但即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远没有把第二国际的政党偶像化，仍没有人料到这些巨人般的组织的垮台会这样残酷和悲惨。

　　新时代造就了新的组织。现在，在斗争的烈火中，到处都在创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巨大的思想政治遗产当然没有白白消失。但在这份遗产中产生了内在净化，在这种情况下，整整一代“现实的”庸人将被推到一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首次获得自己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在于真正地团结无产阶级的有首创精神的革命分子，他们马上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上最前沿的岗位。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在外交代表会议上（斯德哥尔摩）让执政的社会主义者接近和和解，而是在于将所有国家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他们在各自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共同方针上联合起来。

　　诚然，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这恰恰不应该吓倒我们俄国人。我们知道，在革命时代，少数会迅速地变成多数。只要积蓄在工人群众心中的愤怒彻底冲破国家纪律的外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13]梅林[14]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立刻就会占据德国工人阶级最前列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社会革命政策可以为组织分裂辩解，但正是它使分裂变为必不可免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的同志们与我们不同，否认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其政纲中声称：“对社会主义来说，俄国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任务必须局限在建立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内。”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彻底践踏国际联系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俄国，马尔托夫的议论就是正确的了。但问题是关于消灭世界战争，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包括俄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对俄国工人解释，俄国的命运今后与欧洲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保障我们加速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中；相反，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向后抛，抛向帝国主义专政和君主制，直至沦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马尔托夫不是让我们的策略服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却在有限的民族框架内观察俄国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提法，其上笼罩着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民族局限性的诅咒。

　　在实践中用民族前景来局限自己，马尔托夫同志为自己保留了与社会护国主义者共处一个组织中的可能性。他希望和唐恩以及策列铁里一起度过应该与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的“流行病”，然后再与他们一起回到阶级斗争的“正常”轨道。把马尔托夫与社会护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空洞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的深刻的机会主义态度，认为它是不能决定今天的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的目的。正是这点把他与我们分开。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又一个阶段；不，这是履行国际义务，这是占领与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战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个基本观点决定了我们对所谓的“民族防御”的态度。战线朝这方或那方的局部移动都不能停止或转移我们的斗争，它反对的是依赖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相互消灭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

　　用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人类命运的赌注就押在这样的斗争中。

列·托洛茨基：《何去何从？——总结与展望》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1〕这本小册子的一些章节以总标题《总结与展望》刊登在《无产者报》和接替它的《工人报》上。第一章《发生了什么？》（《无产者报》第1期，8月13日）、第二章《波拿巴主义的因素）（《无产者报》第2期，8月15日）、第四章《何去何从》（《无产者报》第4期，8月17日）、第六章《国际主义策略》（《工人报》第1期，8月23日）。第三章《革命中的军队》和第五章《俄国革命的性质》作为独立的文章分别刊登在《无产者报》第7期（8月20日）和第8期（8月22日）上。

　　〔2〕沃伊京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1960），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流放的布尔什维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克伦斯基时期，沃伊京斯基是孟什维克，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之一。后来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俄国的文字工作。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页。

　　〔4〕爱丽丝即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尼古拉二世的妻子。

　　〔5〕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生活报》推出的我们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想法是多么无力反动的乌托邦。

　　〔6〕《统一报》1917年创刊，是社会民主党统一派集团的机关报。该集团和该报的领导人有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等，推行的政治路线与《言论报》没有任何区别。在七月事件后，《统一报》不遗余力地散布关于德国金钱、布尔什维克间谍等的诽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该报同情暴乱，在十月中，它唾沫横飞地中伤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这个集团的成员追随白卫军反革命。但统一派的代表几乎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过一个白色联盟（复活联盟等）、一个白色政府。内战使这个集团在政治上销声匿迹。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页。

　　〔8〕《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6页。

　　〔9〕《我们的革命》，第258页，1906年版。

[1]古尔柯（Владимир Иосифович Гурко，1863—1927），沙俄国务活动家，1906年任副内务大臣，1912年当选国务会议成员。——译注

[2]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с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1937），别名戈尔德曼，系崩德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3]戈茨（Абрам Рафилович Гоц，1882—1940），社会革命党人，1906年起为“战斗组织”成员，1907—1912年服苦役和被流放。1917年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成了反苏维埃叛乱的组织者。1922年被苏维埃法庭判罪，赦免释放后从事经济工作。——译注

[4]卡庇托林系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殿，是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聚会场所。——译注

[5]叶弗列莫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Ефремов，1866—?），俄国大地主，第一、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平革新党组织者之一，后为和平进步党领袖。——译注

[6]洛希尔系18世纪法国银号老板，洛希尔财团的创始人。——译注

[7]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1918），顿河哥萨克首领、将军，1917年起为顿河哥萨克军统领和政府首脑。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领导反苏维埃叛乱。失败后自杀。——译注

[8]萨文柯夫（Бол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1879—193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过许多恐怖活动。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组织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曾用笔名罗普申写过诗歌和散文。1924年在潜越苏联边境时被捕，判刑后自杀。——译注

[9]里亚布申斯基（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Рябушинский，1871—1924），俄国资产阶级领袖。俄国企业主和银行家。与其兄弟共同经营莫斯科里亚布申斯基银行和《俄罗斯晨报》，“进步党”创建人之一。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叛乱领导人之一。后逃亡国外。——译注

[10]维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1864—1936），希腊首相（1910—1915，1917—1920、1924、1928—1932、1933）。使希腊卷入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1919）和1919—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反对在希腊复辟君主制。1935年起侨居国外。——译注

[11]《日报》系俄国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日报。1917年6月起为孟什维克报纸。1912—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因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译注

[12]吉伦特派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因该派的许多活动家都出生于吉伦特郡，故名。其领袖有J. P. 布里索、P. V. 维尼奥、J. A. 孔多塞等人。君主制被推翻后，吉伦特派执政，反对革命继续深入发展。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玫府。1793年10月，部分吉伦特派分子被处死。1794年热月政变后，吉伦特派投靠反革命。——译注

[13]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1871—1919），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激进派领袖和理论家之一，“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战士，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14]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有关于哲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原理等方面的著作。四卷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的作者。——译注

铁与血……

　　现在没有一个会思考的聪明的国务活动家（傻瓜也一样）不知道，为了拯救俄国，必须与“来自左的和右的（反革命）无政府状态”作无情的斗争。《消息报》、《人民事业报》、《工人报》等的整个纲领的实质就在这里。克伦斯基在国家的“历史性”会议上的“厉史性的”讲话可以说是这个题目的变奏。“用铁与血反对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和来自右边的反革命！”

　　这听起来很好听，至少是平衡的。但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当说到反革命时，则指的不是某种情绪或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行动，而是与巩固和发展革命不相容的一定的阶级利益。地主和帝国主义资本是反革命的代表。什么样的阶级是“无政府”的代表？

　　莫斯科市首脑、社会革命党人鲁德涅夫公民对这个问题给予十分明确的答复。他以“全体”莫斯科居民——那些在莫斯科组织抗议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除外——的名义欢迎“国事会议”[1]。但是谁组织了罢工？是莫斯科工会。违背政府、莫斯科军事当局、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盂什维克的多数的意志，工会决议进行抗议总罢工，反对政府把反革命议会强加给莫斯科。工会是最纯的、无杂质的无产阶级组织，正是这个阶级以其不断的劳动创造了莫斯科的财富和力量。就是这些把当代经济基础的工人阶级的精华联合起来的工会，被社会革命党的莫斯科首脑称为无政府主义分子。政府暴力的“铁”应该用来反对他们，反对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者。

　　莫非我们在彼得格勒看到的不是同样的事吗？工厂委员会不是政治组织。它们不是在飞行集会上建立的。群众把那些在当地、在工厂日常生活中证明了自己的坚定、干练和对工人利益忠诚的人推举到它们的人员组成中。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再次表明，这些工厂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在彼得格勒工会中的日常实践工作和思想领导一样，都由布尔什维克承担。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中，布尔什维克占压倒的多数。然而，布尔什维克却是“无政府状态”。在这点上，克伦斯基与米留可夫、策列铁里以及小苏沃林、唐恩与反侦查机构完全一致。这样一来，无政府状态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克伦斯基和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们、别尔纳茨基们、普罗柯波维奇们、斯柯别列夫们以及所有的萨尔蒂科夫们许诺用铁与血来反对这个进步工人的阶级组织。

　　因此，如果用事物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们的话，“反对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来自右边的反革命”，就意味着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反对地主和帝国主义资本。这是小资产阶级（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农民）的立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许在其主要口号中彻底暴露了自己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对他们来说，工人阶级不是支柱，甚至不是同盟者；不，这是敌人，“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不仅需要在思想上与这个敌人进行斗争，还要用血与铁。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许诺以同样的力量与左右两方斗争时，要相信他们的话是不可饶恕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它在经济政治上都是软弱的阶级。它极度分散，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不稳定。同时进行反对如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革命大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两个敌人，市民民主派根本没有能力。历史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点。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当代城乡小资产阶级需要的不仅是同盟者，还需要领导人。不管他们怎么说，投入与“无政府状态”，即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克伦斯基—策列铁里的“民主派”必然会落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对右边的打击仅仅停留在计划上，在实际中代之以对右边的卑躬屈膝，其原因就在这里。

　　临时政府查封了指导先进无产阶级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其他数十种布尔什维克报纸。阿夫克森齐耶夫向右的打击是查封……《小报》。但是，难道《小报》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领导机关报吗？不，它只是黑色百人团败类的街头小报。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能起到《真理报》对革命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的是《言论报》，但只要一想查封《言论报》，强硬政府的最勇敢的体现者就会两腿打颤，这还不清楚吗？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无可争议的司令部，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眼中也是如此。然而这个司令部的代表在内阁开会，同时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却不受法律保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两翼的斗争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我们暂时回到莫斯科罢工上来。《工人报》这份在马克思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间搞调和的可怜的机关报对罢工者、“革命民主意志”的破坏者发出了又一阵谩骂。其中“背叛”、“背后打击”、“无政府状态”应有尽有。我们已经知道，被莫斯科无产阶级破坏的最高意志是减去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的意志，而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志。这样一来，《工人（！！）报》指责工人的罪过就是他们没有让自己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服从莫斯科苏维埃的非无产阶级部分的意志。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命令被抬高为社会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为了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策列铁里与他的党随时准备做出最骇人听闻的让步和屈辱，但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干脆归结为拒绝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换言之，市民领袖们要求工人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就是他们自己对资本代表表现出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实际上就是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政策，全世界有产阶级（不管其掩盖资本利益的国家形式如何）恨之入骨的无政府状态就在这里。阿夫克森齐耶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智慧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吃惊，就在人们认为他有足够的聪明捣毁工人报纸，“不经法庭程序”关押布尔什维克时，克伦斯基已经在对无产阶级政党使用他的“铁”了，而策列铁里、齐赫泽、唐恩蹒跚地跟在他们后面，用孟什维克的圣水淋洒不受监督的“专制者”的镇压，散布对似乎在国家和前线散播无政府状态的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令人厌恶的诽谤。但政治报复不会拖延。就在被孟什维克廷臣称为“革命良心”的策列铁里低三下四地在莫斯科替民主派道歉，说它因为年轻和没有经验而过迟地展开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征讨，求得了人民的死敌的掌声时，在彼得格勒，甚至是孟什维克工人都把策列铁里从市杜马候选人名单中删除了。

　　报复不会拖延。遭到残酷迫害、受镇压、遭诽谤的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间那样成长得如此迅速。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从首都漫延到外省，从城市漫延到农村和军队。农民看到和听到，同样的政权以同样的理由压制土地委员会，迫害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着到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的公然嘲弄，同时感觉到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反革命绞索越勒越紧。全国的全体劳动群众在新的考验中学会了把自己的命运与我们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但只是现在才充分地成为这样的组织，同时我们党在镇压的烈火中变成真正的领导者，变成被压迫、受压制、被欺骗和受毒害的群众的支柱和希望……

托

《无产者报》第5期

1917年8月31（18）日

[1]国事会议又称莫斯科国事会议，系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以及将军集团的代表组成，1917年8月12—15日（俄历）在莫斯科举行，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召开，旨在联合反革命势力。——译注

万恶的屠杀何时结束？〔1〕

　　战争的第四个秋天降临俄国。下着雨，秋天的风在十字路口和田野上呼啸。我们祖国的城市阴沉不安，它的贫困的农村也不欢乐。而在前线上，沿着长长的黑色战壕，我们的兄弟们、俄国工人和农民面临死亡。土地因雨水和鲜血而沤涨。大炮发出地狱般的轰鸣。人们冲锋，疯狂地砍杀，绝望地奔逃，失去知觉地倒下，死去。死人不计其数……

　　这已经是第四年了。可还看不到结局。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说：“不能半途而废，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们”说：“应该一劳永逸地砍掉德国这只猛禽的翅膀！”沾满鲜血的德国皇帝接着话茬说：“你们听见了吗，我的臣民们？我们的敌人想让我们化为齑粉。德国工人和农民，请你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我的皇座的周围：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的胜利！”两个阵营的统治者这样彼此援引对方的话，以进攻对进攻，以毁灭对破坏，以死亡抵死亡。“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而底在哪儿？第四个秋天的冰冷的雨水冲刷着战场，可还看不到它的结束。

　　在战争期间，欧洲已经死了700万人；平均每昼夜打死6000人。在各个交战国中，屠杀还造成了500万残废。还面临着冬季战役。很快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将从他们的统治者那里听到：“明年春天，我们将展开伟大的决定性的进攻……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

　　所有国家的将军们、外交家们和政治家们早就对此深信不疑，即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都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德国在陆地上有优势，但它的全部海路都被切断。而主要的是无论哪方都没有力量迫使对方从胜利者手中接受和平。现在德国人占领了里加，战线在战死的士兵的尸骨上推进了几十俄里，但战争却一俄寸都没有接近和平。意大利人以可怕的努力的代价在某个地方取得了进展。法国战线以双方无数牺牲的代价几乎维持在同一个地方。数百万欧洲大军就像一匹磨房里转圈的瞎马，使尽全身力气在原地踏步，流淌成河的鲜血也不能使战争摆脱僵局。

　　所有政府都看到并明自这点。但它们无力缔结和约。政府害怕和平。它们预感到，和平的第一天就是算总账的日子。

　　精疲力竭的士兵从被称为战壕的染血的坑中爬出来，他们与数百万残废军人、数百万寡妇和孤儿、数百万失去最后支柱的老头和老太太一起环顾变穷的、空荡荡的城市和农村，对政府举起拳头，发出诅咒和威胁：“全是你们的罪恶，你们这些皇帝、总统和部长、资产阶级代表、银行家、资本家，你们这些扯谎的报人，你们这些主教、神甫、拉比和牧师！是你们挑起了战争，它是曾使我们的大地蒙羞的所有战争中最血腥、最卑鄙的一场。是你们策划并宣扬战争。是你们以教会、犹太教堂、天主教堂和清真教堂的祝福使它神圣化！你们从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身上夺去一切：生命、健康和我们的劳动果实。作为交换，你们给我们的却是贫穷和新的锁链！”在自己的罪恶的重压之下，所有交战国家的政府现在只关心一点：推迟可怕的清算的时刻。害怕总结过去的三次冬季战役，政府准备第四次战役，就像输光了的赌徒为了推迟破产的时刻而拖延赌博一样。

　　德国的母亲和妻子成群结队地走上城市的街头，要求和平和面包。担心和不满支配着饥饿的德国群众。于是德国皇帝强迫自己的军队做出新的努力。德国人民没有得到面包与和平，得到的却是占领里加的电报。兴登堡以这样的消息让德国工人农民感到幸福：即他们的兄弟很快将开始用自己的尸体铺一条通向彼得堡的道路。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们号召：“前进，士兵们！那里，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墙下，你们将找到所期待的和平！”

　　而在此同时，俄国政府声明：现在，在德国军队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之时，谈和平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少。总理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上喊道：“谁现在谈和平，就让他永远受诅咒！”“爱国主义者”解释说：“只有在我们把敌人扔出俄国的边界时，才可能谈和平。”

　　用了三年多，德国军队通过多次进攻和撤退，才走到了它今天的阵地。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把德国人扔回1914年的边界能短于三年时间？在我们的进攻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德国政府是否会说：现在，当俄国军队重新威胁德国边界时，应该抛弃和平想法的本身！

　　如果在这个冬天和明年的春天，战争行动将对我们我们不利呢？那时会怎样？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签署和约？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群众还希望什么？或是欧洲、俄国与它一起注定真的要流血？各国人民扭打在一起，彼此折磨，因无法忍受的痛苦而号叫，得不到拯救。而那些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的政府，无论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仍旧竭尽全力地用好战的说教和纪律的皮鞭蒙蔽自己的被统治者的意识和良心。我们看到，在我们这里为了战争的利益，在前线重新恢复了刚刚废除的死刑，而现在，在里加陷落之后，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在后方推行死刑的问题。战争吞噬的不仅是人的生命和财产，还有我们的整个革命，以及被它激起的伟大的希望。

　　对欧洲、首先对俄国来说，拖延战争就是毁灭。所有交战国家在战后都将疮痍满目。为恢复现在被破坏的一切，将用十年的时光。但像德国、英国这样更富裕的国家，恢复得要快一些。而我们的落后的俄国，被力不胜任的战争消耗殆尽，可能会成为外国资本的战利品，是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有什么区别？不管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战争拖延得越久，俄国就越有可能变成殖民地……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拯救革命、俄国和整个欧洲！

　　“也许要对威廉俯首称臣，把他已经俘获的东西都给他？”

　　不，我们不是面对威廉。我们既不寻求柏林刽子手的恩惠，也不寻求他的友谊。但我们也不等待所有其他陷在本国人民齐腰深的鲜血中的政府的任何善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没有一点信任，它虽然是革命的产物，但转到了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一边。我们不是对各国政府进行规劝，我们也不请求敌人的怜悯。不，我们向人民、工人、职员、士兵、农民呼吁，以两倍、三倍的努力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政府来来去去，就像波浪上的泡沫一样。而这时决定的是数亿人的命运、未来几代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现在在各交战国当政的是贪婪的狂人、没有头脑的胆小鬼，他们以狂人的固执重复说：“把战争进行到底！”让全体人民“结束战争”的吼声打在这些罪犯的脑袋上！

谎言与真相

　　在所有交战国中人民群众同样受苦，因战争而死亡。在各国，上层都在欺骗他们。对他们说，这是争取权利、独立和自由的战争。在我们这里说，这是保卫革命的战争。不对！欺骗！人民被卷入屠杀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是为了自己的奴役者的利益。现在各国人民还在继续流血，是因为一部分资本家仍希望能占上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另一些人，像害怕可怕的审判一样害怕和平。如果我们俄国人真的为革命而战，我们怎么能够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交易所老板、法国高利贷者这些俄国革命势不两立的敌人携手行动呢？如果战争真的巩固了革命而不是葬送它的话，难道我们自己的普里什凯维奇们、罗将柯们、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科尔尼洛夫将军们和阿列克谢耶夫们会要求继续进行战争吗？不对！欺骗！我们不是为思想、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是在俄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棍棒和命令下战斗的，像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一样，在自己的王朝、自己的贵族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棍棒下杀人和死去。这场战争是被奴隶主驱入战火中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们彼此残杀的战争。这才是战争的真正的真相！

假“社会主义者”

　　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小心地对人民的良知隐瞒这个真相。在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迷惑劳动群众。这些“社会护国者”在德国支持兴登堡的血腥工作。在法国和英国，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出席内阁会议，敦促工人顺从地流血。最后，在俄国，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好像在手中掌握了一大半政府权力。克伦斯基、萨文柯夫、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普罗柯波维奇……须知这些部长来自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就是这些社会护国者不仅在人民中散布关于战争的错误思想，还用死亡和苦役来惩罚那些进行反战斗争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不是人民的朋友。不，他们是逃兵，是叛逃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人。

国际主义者

　　但在所有国家中有另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忠诚正派的劳动人民利益的战士，剥削者和他们卑鄙的战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他们对人民说出真相。他们用事物的本来名字称呼它们：他们不用革命色彩来掩饰卑鄙的屠杀，称掠夺者为掠夺者，称掠夺为掠夺。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良心和有产阶级的无良心做任何交易。国际主义者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群众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政府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高呼：“人民的主要敌人在自己的国家中！”每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越坚决、坚定、勇敢地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它好战的计划和外交骗局，和平的时刻就会更快地敲响！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和它的罪犯仆人的英勇战士，这样向奥地利工人呼吁。在所有交战国中，国际主义者在这三年中找到通向被资产阶级欺骗的群众心灵的道路。不幸的士兵坐在被水冲刷的战壕里，饥肠辘辘，长满了虱子，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等待着钢铁碎片或臭烘烘的瓦斯带来的死亡，这个士兵全身心地感受到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宣传中的真理。

士兵们，好好想一想，觉醒吧！

　　今天的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因自己的资本、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阴险而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所有国家中发号施令。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就是它驯服了许多昨天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成为自己顺从的仆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欺骗人民。只有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工人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赶出去，把对国家事务的全部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首先结束战争，然后再结束全部资产阶级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预感到，对它的罄竹难书的罪恶的清算已经日益临近。因此它现在以十倍的仇恨憎恨人民领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它逮捕他们，把他们推上法庭，发配他们去做苦役，在可能的条件下枪毙他们，在所有国家中，恶毒诽谤倾泻在他们头上。关于李卜克内西，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他被英国收买。奥地利护国主义者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沙皇俄国的特务。不久前刚刚从苦役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林被英国沙文主义者称为德国皇帝的雇佣。在我们这里，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党，因为它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被所有反动派恶棍（米留可夫们、佩列韦尔泽夫们、阿列克辛斯基们、布尔采夫们）称为“亲德党”，并指控它的领袖与德国政府勾结。克伦斯基与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一起无耻地迫害布尔什维克，像德国皇帝迫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我们的德国朋友一样。

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一样！

　　这是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士兵首先应该明白的事。在福音书中说过，不是每一个呼唤“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的。我们现在可以依据惨痛的经验说，不是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社会革命党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但就像钢要用燧石检验，社会主义要在战争中检验。有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军队盲目地完成这些秘密计划。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行动中是资产阶级的仆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他们的部长们推行死刑和新的苦役法。他们的以策列铁里为首的领袖们投票赞成继续保留死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逮捕布尔什维克，没有指控、未经侦查就把他们关在监狱中，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怂恿对布尔什维克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诽谤。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调和地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

　　可以认为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是社会主义者呜？从来不能！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公然的敌人。但须知，现在在工人、特别是在士兵中还有不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吗？完全正确。但这是另一回事：工人孟什维克或士兵社会革命党人不是我们的敌人。需要对他们说明，他们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了不可靠的政党，他们的领袖是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们将会明白这点，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战争，而战争的继续将给各国人民、首先是最贫穷的、已经消耗殆尽的俄国人民带来不可避免的灭亡。

　　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喊道：“现在谁再说和平，就让他永远受诅咒！”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怕诅咒，无论是神父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我们不仅说和平，我们还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和人民一起诅咒那些挑起这场战争的人和那些把它无休止地拖延下去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不怕受迫害：我们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对此习之若素了。我们对自己的胜利坚信不疑。革命浪潮把克伦斯基抬到权力的高峰，现在他自己以为能够支配历史进程，能够指挥无产阶级。可怜的错觉！他极力对抗的下一个浪潮将把他冲下去，并对他表明，工人阶级是一切，而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即什么也不是。

“你们号召当逃兵！”

　　经常这样诽谤我们。说什么我们建议把刺刀插进地里，逃离战壕，他们在扯谎。真可耻！……当然，这是可能发生的：某个愚昧的士兵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读到了布尔什维克号召当逃兵，他信以为真，就把枪扔了。但这不是我们的宣传，而是力求把它们自己的无耻滥言强加给我们的可耻的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难道个别逃跑的士兵和几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就能停止战争？士兵当逃兵是因为疲惫、绝望、恐惧，而不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对我们长达两个月之久的铺天盖地的中伤诽谤之后，甚至主管陆军部的萨文柯夫都不得不承认，投入战火的布尔什维克团队在作战中无论如何不比其他团队差，其中有些团队牺牲在战场上的达到四分之三！同时，我们的无数士兵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死在这场无耻的屠杀中。无论资产阶级报纸（《言论报》《新时报》《晚报》《交易所报》《俄罗斯意志报》《俄罗斯言论报》……）怎样称呼这场屠杀，它们都是在继续扯谎，诽谤备受折磨的军队。没有什么比这些资产阶级犹大更卑鄙的了！

　　虽然国际主义者士兵像其他人一样战死，但是他们没有欺骗自己。他们深深地知道，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他们丝毫不相信统治阶级，他们为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士兵一起，以共同的力量把战犯送上被告席而做准备。

我们国际主义者曾反对进攻，我们指出了其他道路

　　对，在6月18日的进攻前，我们国际主义者公开坚决地反对它，并做了警告。我们一直说：“威廉皇帝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对他恨之入骨的俄国革命发动进攻，并非偶然：他不相信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说：“这个没有信心的时间应该加以利用。应该以事实向德国奥地利以及所有国家的工人表明，俄国革命推行的是全新的、真诚的、人民的民主外交政策。它无意追求任何占领和暴力。它不承认任何过去的占领条约。它支持所有国家的革命，无论是‘盟国的’还是‘敌国的’。它建议各国人民立即缔结公正的和约。为了表明这不是空话，俄国革命不想开玩笑，俄国革命应该立即公布秘密条约，把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出去，拒绝支付沙皇制度签署的战争债务。”

　　与此相应，还应该采取坚决勇敢的内政：应该解散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1]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取消所有等级差别；把地主上地交给农民土地委员会；征收一次性的财产税；用铁钳夹住所有发国难财的家伙（偷盗国库的人）等。这样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革命的内部力量、还有它的国际权威。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对俄国革命充满了好感，模仿它、走它的道路的愿望像火一样强烈。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所有统治阶级的恐惧和仇恨。这一点就立即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被压迫群众分为两个阵营，我们的革命像楔子一样打进战争之中，加速了欧洲革命的到来。

　　但我们工人中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士兵和农民还不理解我们。他们把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送进了苏维埃。这些人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资产阶级要求在前线发动进攻，并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口头和书面都做过预言，这次进攻是给德国皇帝最好的礼物。他必然应该这样对德国士兵说：“你们看，临时政府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这些公然企图摧毁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携手对我们发起进攻；也许，你们不能再相信俄国革命了。”威廉皇帝完全有可能以反攻回答我们的进攻。俄国革命的道义和精神力量将被破坏殆尽，而物质生理力量，德国皇帝似乎更多些。其结果是巨大的牺牲、战线被突破、里加的陷落以及对彼得堡的威胁。

谁之罪？

　　答案是清楚的：有罪的是听立宪民主党帝国主义分子指使的临时政府。支持罪恶的进攻冒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也有罪。我们的党没有任何过错。我们是少数。政权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能警告。我们履行了这个责任，我们问心无愧。让那些把领导权交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士兵、工人、农民现在严厉地要求他们给个说法。

国内局势

　　从革命一开始，国家形势就十分严峻。由于临时政府的完全无作为，它不敢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推行一项严肃的改革，形势不是一日日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此外，又加上倒霉的进攻的后果，形势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明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追随政府一起叫喊：“现在不是搞政策的时候，应该把全部力量和物资集中在防御上！”这是伪善的话，是谎话。没有政策，防御是不可思议的。需要的只是好的政策。而临时政府的防御政策也是致命的、反人民的，就像它的进攻政策一样。

　　如果政府真的是革命的、人民的、工人的，它就会马上尝试把失去的权威还给革命。形势越严重，为摆脱它就越是需要勇敢果断的措施。首先需要履行的是上述纲领：与国内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线，立即公布自己的媾和条件，以国内的土地革命和财政革命来巩固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现在力所能及的对威廉皇帝的最沉重的打击！

今天的政府能推行这样的政策吗？

　　不能！它完全陷入银行家、盟国外交官、反革命大本营的网中。政府号召无产阶级参加防御；与此同时，它又解除工人的武装，唆使哥萨克和士官生迫害他们。政府号召放弃“政策”。同时它自己又推行警察政策：逮捕布尔什维克，查封工人报纸，怂恿暴行、中伤和诽谤。

　　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说：“现在不是谈政策的时候。”然而他们同时在推行地主政策：由于侵犯贵族土地，土地委员会被就地逮捕。这些人居然还敢说，他们在进行革命和人民战争！

　　在这些条件下，防御责任像以前的进攻责任一样，完全落在政府和支持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的身上。

　　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与克伦斯和策列铁里的党同样密切、珍贵。但正是因此，我们现在在最严厉的考验的日子里，仍是破坏革命和防御的临时政府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争取尽快结束战争的斗争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三年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欧洲不断增长的革命压力才能停止战争。你们工人士兵的全部努力应该集中到支持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滋养它，推动它前进。需要让德国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工人了解，你们在进行与他们一样的斗争。

　　里加的陷落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彼得格勒的陷落是不幸。但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失败，就是灭亡。

男女工人们！士兵们！

　　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克伦斯基的政策和科尔尼洛夫的战略。克伦斯基明天就能把国家交给反革命，就像昨天科尔尼洛夫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一样。纠正所有克伦斯基们以及科尔尼洛夫们的错误需要力量。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那些耍小聪明的人、政治懦夫、市侩不愿意相信这个力量。而对我们来说，在这个力量之外没有任何可靠正确的东西。如果在我们付出了全部防御努力的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仍以其大炮、技术、组织的优势压垮了我们，难道这就是俄国人民的末日？不，在欧洲还有对所有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的约束。在这场战争的非人的考验下，在欧洲工人群众中积累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之大的愤怒。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只是德国、奥地利挺身而起进行宏伟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先驱。我们应该迎接这些斗争。彼得堡18万3千名男女工人和士兵在市杜马选举中投我们党的票〔2〕，这是国际主义的坚固堡垒。在国事会议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罢工的工人，同样是这样的光荣堡垒。只要存在、扩大、巩固这些堡垒，革命就不会灭亡。需要的只是今后我们在新的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坚定地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

　　政府故做镇静地说第四次冬季战役是不可避免的。可人民对此是如何回应的？军队的反响又是如何？欧洲革命事件的爆发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丧失信心。

　　进步工人和士兵们！唤醒落后的，教育愚昧的。在前线可怕的事件的雷声下告诉人民真相，为他指出真正的拯救之路。需要人民自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人民就是工人阶级、革命军队、农村的贫农。只有工人政府才能结束战争，拯救我们的大地免遭毁灭。

　　别相信资产阶级敌人！别相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虚假的朋友。只寄希望于自己：这是你们的口令。

　　前进！投入战斗！把红旗举得更高！

　　在所有国家的工人兄弟般的拥抱中窒息的不仅是战争，还有产生它的资本主义，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列·托洛茨基：《该诅咒的战争何时结束？》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1〕这本小册子以数篇单独文章的形式刊登在《工人报》第10—12期（9月1—2日）上，这份报纸接替了在资产阶级报刊欢呼声中被政府查封的《无产者报》。诚然，为了做出公正的假象，政府在同一天也查封了苏沃林的“黄色”报纸。

　　〔2〕于1917年8月底举行的市杜马选举，表明了我党的巨大影响。同时，与5月选举相比，社会革命党人遭受了根本性的失败，而孟什维克勉强得到2万张选票，我党得到的选票比以前的选举多了11倍，得到所有选票的三分之一：

　　就在不久前还遭到诋毁的、被指控叛变、卖国的、被道义上和实际上粉碎了的、至今还充斤着首都的各个监狱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才是主要的、唯一的胜利者，他们从所有其他政党那里赢得了选民。须知，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消灭了，万劫不复了。须知人们几乎都看不到他们了……他们是从哪儿重新冒出来的？这是什么样的魔力？（《革命札记》第5卷第193—194页）

　　苏汉诺夫是这样转达对这些选举的总体印象的。

[1]国务会议系1810—1917年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审议大臣们提交的法案并呈送沙皇批准，审议国家机关的预算和编制，处理超出其他机关权限的行政司法事务。议长和议员由沙皇任命，办公厅下辖4个部、处，办公厅由国务秘书领导。1906年起为半代议机构：半数成员由宗教界人士、地主、资产阶级和教授选举产生，讨论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并呈送沙皇批准。——译注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

原形毕露

　　在莫斯科报纸《俄罗斯晨报》上刊登了有关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的直通电话商谈。这些资料很有意思。它们无疑透露出我们早就清楚的事：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对克伦斯基政府的阴谋是出自另一个更大的阴谋，即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共同策划的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

　　首先谈谈事实。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与萨文柯夫的谈话中直接指出了通过B. H. 李沃夫〔1〕对他提出的专政建议，据他说，后者是受克伦斯基的委托前来见他的。据科尔尼洛夫说，李沃夫建议他说出自己对克伦斯基指出的三种专政形式的看法。第一种：克伦斯基辞职，政府解散，科尔尼洛夫掌握专政政权。第二种：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分享专政权力。第三种：克伦斯基政府自动把专政交给科尔尼洛夫，然后自动解散。

　　科尔尼洛夫回答说，他深信，唯一的出路是实行专政，宣布全国实行戒严。科尔尼洛夫委托李沃夫转告克伦斯基，他认为除了他本人之外，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都必须参加专政政府。他“坚决建议他们两人立即前往大本营，以便做出最终决定，而且他还声明，据他掌握的有关尔什维克准备在彼得格勒市暴动的‘确切情报’，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留在首都是极其危险的。”接下来，科尔尼洛夫与最高委员费洛年科讨论了“总体形势”，而且两人得出最终结论，为拯救国家“必须立即建立以国防委员会形式出现的集体专政，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科尔尼洛夫必须加入其中”。

　　揭露的实质就是这样，我们再重申一次，对我们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出乎预料。相反，只有从这些资料的角度，科尔尼洛夫暴乱的进程、特别是对它的镇压的基本线条才变得清晰起来。7月22日，克伦斯基收到了科尔尼洛夫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指出他在什么条件下才准备接受最高总司令的职务。“第一，只对自己的良心和全体人民负责。第二，对我的作战部署不加任何干预……第三，在前线和后方（相应的）广泛推行最近通过的措施……第四，采纳我在7月18日大本营会议上以电报转交给最高总司令（布鲁西洛夫）的建议。”这样提出了某些特殊要求，而克伦斯基在把电报转交给报刊时，认为无须通报这些要求。

　　整个8月是在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之间连续不断的谈判中过去的，而且总是有费洛年科和萨文柯夫作为中间人出席。费洛年科在其刊登在《日报》上的那封信中，对他了解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计划和图谋根本不加否认。是啊，他又怎么能够否认这点呢？暴乱是在几个星期中筹备的，而且挑选军官、大本营的鼓动工作、绝不是出于作战要求而进行的部队调动，都是在费洛年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8月2日，萨文柯夫来到大本营，在那里与费洛年科一起参加了军队组织的委员和代表的会议。这是在大本营的公然暴乱的三天之前。萨文柯夫不能不知道，根据一种方案，在军人专政中将有他的一席之地。苏沃林的《小报》对此也十分清楚，它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以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代表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事，应该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另一份苏沃林的报纸《新时报》分析了萨文柯夫驱车前往大本营这个题目的另一个方案。隐藏在О. Б-ть笔名下的某个知情人在8月23日的《新时报》上这样写道：“整个政府，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既然他们想拯救俄罗斯，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给最高总司令，完全无条件地受他的支配，这样他就不会在手中掌握着人民群众的人中间遇到抗议和障碍。”一方面是政府成员定期地对报刊通报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某些谈判，而且这些谈判的题目永远也不直呼其名。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第一份呼吁书中直接声明，正是克伦斯基把他拖入暴乱的；科尔尼洛夫称临时政府的行为是挑衅。当然，谁也没必要相信科尔尼洛夫的每一句话，虽然老实说，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科尔尼洛夫比他的同伙更不可信。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科尔尼洛夫的话没有遭到反驳。据报纸称，中间人李沃夫证实了科尔尼洛夫的声明。萨文柯夫不做声。费洛年科、科尔尼洛夫的内政部长候选人在《日报》上以一封神秘的信做了回应，它间接地证实了由科尔尼洛夫的言论中、更主要的是由事实的全部逻辑中流露出的最坏的怀疑。至于克伦斯基本人在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关系上的所作所为则是这样，他不认为他们是“阴谋分子”和“暴乱分子”，而是政治活动家，只是走得稍微远了点儿，因而超出了克伦斯基本人据当时的条件认为是有益的界限。

　　众所周知，临时政府总理的政治立场是空白，它在革命期间越来越被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内容所充实。在7月3—5日之前，克伦斯基以他的全部行为暴露了不仅是“革命民主派”的监督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连在其政策公然的帝国主义退变的道路上与它简单的接触，都让他难以忍受。克伦斯基需要来自右边、资本家集团、盟国的大使馆、特别是来自大本营对他的强大的压力，帮助他放开手脚。克伦斯基想利用将军的骚乱来巩固他的个人专政。在其自恋和外省人的傻头傻脑中，他指望能把将军们控制在“理智”范围内。但造反的将军们当然决不想扮演为克伦斯基公民独裁服务的“炮灰”的角色。更何况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中间人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显然在玩弄自己伙伴的合作以及他们的冲突。科尔尼洛夫和他的鼓动者们显然指望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彻底驯服克伦斯基。而事实和声明表明，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认为自己同样能够胜任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专政。

　　此时，克伦斯基惊慌失措地在前线事件、国内崩溃以及政治震荡之间摇摆不定，从独裁者的傲慢转到可悲的沮丧，大本营一刻不停地进行自己的工作，8月2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而且，无论是科尔尼洛夫还是克伦斯基本人，还是他们的中间人，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是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的最后通牒，还是他们两人对“革命民主派”的共同的最后通牒。

　　根据迄今所了解的事情的全部情况，事件进程就是这样。但远非所有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十分清楚，不仅是被告，就连今天的官方起诉人，都与科尔尼洛夫阴谋案情不被彻底揭穿休戚相关。现在这个问题与政权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权的波拿巴分子仅此一点就不可能主动同意苏维埃政权，这必然会扩大现在进行的侦查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声誉遭受的不仅是政治损失。另一方面，谁现在要求充分全面调查科尔尼洛夫阴谋，他就以此排除了联合的可能性。《日报》的聪明的评论员对此心领神会：他们就费洛年科、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在准备科尔尼洛夫暴动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几个微妙的问题。但在费洛年科的自杀性的信件之后，银行报纸的小经济评论人立刻沉默了：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真诚联合”不仅排除了严肃的社会改革，甚至也排除了对反革命军事阴谋的最起码的公正调查。

　　因而，革命党就更加坚决地为把所有阴谋分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斗争。

《工人之路报》第5期

1917年9月21（8）日

　　〔1〕李沃夫（В. Н. Львов），李沃夫公爵政府中的正教院总监。在七月事件后的日子里，参与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幕后准备工作，在暴乱的前几天，李沃夫以科尔尼洛夫的名义向克伦斯基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在十月革命后，李沃夫参加了反革命运动，后来移居国外。1921年，李沃夫成了著名的路标转换派成员之一。1923—1924年，李沃夫参加了革新的运动。

质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认为必须立即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注意在刊物〔1〕上出现的报道和揭露，它们涉及有关临时政府成员及其代理人与在科尔尼洛夫大本营中筹备的反对革命、它的机构和成果的阴谋相关的活动。

　　这些揭露彼此吻合，并在众所周知的客观情况中得到证实，由于没有立即受到直接相关的人物和机构的断然反驳，产生了深刻的内在可信性。这些公布的文件和揭露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下述一点：前陆军部长萨文柯夫以克伦斯基的名义建议科尔尼洛夫将军考虑三种专政方案，而且在谈判中说的是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克伦斯基本人以不同的组合加入其中的问题。宣布个人或集体专政的建立应该同时在彼得格勒宣布实施戒严，在镇压虚构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幌子下无情地粉碎彼得格勒革命组织以及工人群众。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在临时政府和大本营的同意下，把第三骑兵军调到彼得格勒，而且这个军事行动的完成应该成为落实科尔尼洛夫要求的镇压和建立军事独裁的信号。

　　注意到这些报道和揭露在彼得格勒工人以及全国所有居民中产生的强烈印象，我们建议不要等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立即采取措施澄清案情的政治方面。出于这些目的，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建议作为临时政府成员的前苏维埃代表斯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他们所了解的构成上面指出的揭露对象的事实。

列·托洛茨基

尤·加米涅夫

《工人之路报》第7期

1917年9月23日

　　〔1〕这个质询是9月8日做的，它的名称如下：《布尔什维克党团就政府成员在科尔尼洛夫分子阴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质询》。在收入本卷的文章《原形毕露！》中，对这里说到的通报加以分析。

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七月事件的讲话（9月9日）

　　同志们，7月3—5日事件的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今天的问题。在这些事件中布尔什维克遭到指责。下面我不讲所有事件，现在我只关心被捕的同志。人们对我们说，7月3—5日，武装的士兵和工人走上大街是为了推翻临时政府，但这完全不对，这是谎言，因为士兵工人在这几天走上大街不是为了殴打哥萨克和和平居民，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展示自己反对反革命的力量。

　　甚至人民自由党[1]在开始时都写道，士兵工人的这次运动是自发的，布尔什维克在其表面上无力地漂流，只是在后来，它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明确的征讨。难道不是我们制止了这场运动？

　　至少，在牺牲方面，有罪过的不是我们，而是立宪民主党和其他有产者的政党，它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结成了反人民的同盟。

　　我们认为，现在工人和士兵的积极发动对我们是打击，但如果临时政府要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会与人民一起手执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成果。

　　抛向列宁的卑鄙的诽谤值什么？他一个人就抵得上许多沙皇大臣和某些共和国部长的脑袋。而克伦斯基亲自下令逮捕的克雷连柯[2]准尉，最后查清没有任何对他的指控。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柯伦泰被保释后，前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在她的住宅附近安排了两个密探，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她的住宅，也不允许她离开。

　　在我所说的一切之后，我应该声明，你们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极不体面。（喧哗。喊声：滚开。有人在座席上喊：“列宁逃避审判就体面？”）

　　你们说的是列宁？是啊，开始我认为，列宁应该交到当局手中，但在我被关押在共和国的监狱中之后，我就说：列宁拒绝坐牢是正确的。让米留可夫们和古契柯夫们讲他们每天的生活吧。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汇报自己的每一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要对俄国人民隐瞒的。现在你们应该说：打开所有监狱的大门，释放所有在俄罗斯共和国监狱中受折磨的革命者囚徒。（讲话赢得了会议的左翼部分的一致掌声。）

《消息报》第168期

1917年9月12日

[1]即立宪民主党，它为了迎合革命形势改名为人民自由党。——译注

[2]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人民委员—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最高总司令。1918年起先后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庭庭长、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七月事件的决议（9月9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确认，临时政府采取的对真假7月运动的参加者的镇压措施，是司法和国家官方领导人的抹不掉的污点。

　　与旧制度的密探警察局的手段完全一样，7月运动被错误地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阴谋的产物。

　　政府当局迄今没有公布有关7月运动的基本实际资料：示威者、政府军队和旁观者中死伤者的人数，同时，只要主动地确认这些资料，就可以暴露对示威者的武装起义或暴乱的指控的性质是虚假的。

　　据惩罚反对沙皇专制无限权力的刑法100条追究示威者的责任，最鲜明地界定了佩列韦尔泽夫——扎鲁德内司法的性质，它依据的是“沙皇”的刑法条文，使用旧制度司法人员来反对工人政党。

　　这项工作以对工人政党久经考验的领袖的闻所未闻的诽谤来补充，他们以几十年无私忘我的工作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忠诚。肆无忌惮的反动报刊在像佩列韦尔泽夫和卡林斯基之流的司法人员、像阿列克辛斯基和布尔采夫之流的职业诽谤者的积极协助下，把无可指责的革命家说成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雇佣间谍。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根据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自己交到反革命黑色百人团和沙皇制度侦查员的手中，对他们逃避审判的指责是恶意中伤，因为一旦司法公正的起码条件能够保证的话，上述同志时刻准备出庭。

　　据此，苏维埃要求给予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公开活动的机会。

　　在一系列的任意逮捕、捣毁和查封工人报纸之中，逮捕克雷连柯同志格外令人震惊，据克伦斯基本人的命令把他囚禁了两个多月，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虽然克雷连柯同志在七月事件之前离开了彼得格勒，民事和军事法庭当局正式通报，在他们那方面没有对克雷连柯同志的任何指控。

　　同样令人愤慨的是这一事实，即前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和萨文柯夫认为可以在被调查当局保释的柯伦泰同志的住宅设置看守，而且在部长本人辞职后，他们的代理人继续以这一不体面的形式限制柯伦泰同志的自由。

　　由于上述一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鄙视那些对当之无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的诽谤的作者、散布者和他们的帮凶，要求立即保释所有遭到政治指控的革命者，坚持立即对就7月3—5日事件的侦查过程进行社会权威的检验，并清除玷污了自己的法院工作人员。

《工人之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主席团问题的讲话（9月9日）〔1〕

　　（托洛茨基同志站在讲台上。几乎整个大厅用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他。）

　　托洛茨基同志说：“人们想把关于主席团的问题变成原则性、纲领性、策略性的问题。但须知我们日程表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俄民主会议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整个苏维埃的面貌都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

　　“但现在实质上建议我们用这种方式解决根本问题，用关于主席团的7个成员的问题来偷换例如关于战争、政权等原则问题。须知这会出现什么结果？苏维埃通过了要求立即褫夺土地的决议。却对我们建议：谁反对这个要求的，请投齐赫泽的票。（热烈的掌声。）谁反对公布秘密条约，请投旧主席团的票。这是粗暴、简化的解决原则问题的方式，类似的提出问题的方式，首先是旧主席团的耻辱。

　　“如果苏维埃的决议引起危机，那这首先是执行委员会的危机，而不是主席团的危机。”

　　讲演者坚持组成联合主席团。

　　托洛茨基同志第二次发言。〔2〕他说：“由于克伦斯基没有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征询过苏维埃的意见，虽然他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进入政府的；由于他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甚至对士兵部对此将有什么看法的问题不闻不问；由于克伦斯基对苏维埃有过于明确的态度，我们曾深信，他已经不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热烈的掌声。）但事实表明我们错了，在齐赫泽和扎瓦杰〔3〕之间游荡着克伦斯基的影子。同志们，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就应该记住，别忘了，就是在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热烈的掌声。）”

《工人之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1〕关于主席团的问题，是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其9月1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联系在一起提出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席团决定辞职。人们在9月5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知道了。唐恩回答布尔什维克改选主席团的建议时，公布了旧主席团辞职的决定。问题移交给苏维埃全会。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建议在代表比例的基础上选举联合主席团。波格丹诺夫代表孟什维克发言，他答复说，相反，他原则上把主席团的人员构成与苏维埃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答复了他。由于讲话报道压缩得过于厉害，不够清楚，我们询问了列·达·托洛茨基，他的回答如下：

　　我们的策略的实质如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了他们的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主席团名单。我们能够提出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主席团，但担心这样行事会使我们处于少数。于是我们决定提出在代表名额多少的基础上建立联合主席团的建议，而且并非没有根据地希望，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让摇摆的中派赞成我们的名单。我的讲话是捍卫这个名单的。

　　众所周知，策略成功了，布尔什维克主席团成了苏维埃的领导机构。

　　〔2〕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的诱因是策列铁里在辩论中不慎提到，克伦斯基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提请辞职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唯一的原因就是克伦斯基不在彼得格勒。这个辩论细节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3〕扎瓦杰（Завадье）系那个时期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的领袖之一。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的会议上的讲话（10月10日）

　　你们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旨在在当地卫戍部队中建立秩序〔1〕，而且在这个代表团的候选人中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必须就此对你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仅以我自己的名义，而且以我们党的名义。

　　我们认为必须反对私设刑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派遣相当权威的人前往芬兰，与我党在芬兰的其他代表一起以我党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杀害军官的现象做斗争。

　　但我同时认为有必要声明，出于原则性的原因，无论是我还是我党的其他成员都不能加入你们挑选的代表团。

　　首先，我们坚决反对策列铁里在此固执地捍卫的这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完全独立于革命组织的政府推行的是根本错误的、反人民的和不受监督的政策，当这个政策陷入绝境或导致灾难时，就把消除摇摆、专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艰苦工作推给革命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革命民主派来说是有失尊严的；只有在政府本身是由民主派建立的并对它负责的情况下，民主派才能够并应该对政府政策的后果负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革命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不正常和虚假最清晰地揭示出来。

　　众所周知，曾到我们这里来寻求支持的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2〕不久前被送上法庭。与他同案被捕的还有一些水兵。但在海军上将变成了部长时，水兵们仍处于刑法第108条的调查之下，而波罗的海舰队委员会主席德边科仍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由于这些事实，水兵们关于官方司法审判能有什么概念、对今天的政权能有什么信任？我们有什么权利与今天的政府代表携手行事，在群众面前为他们承担责任？

　　请你们往下看。由于我党在舰队中的巨大影响，你们想让它的代表加入你们的代表团。你们制定的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卫戍部队中“黑暗势力”，即“挑拨者和奸细”。当然，如果那里真的有挑拨者和奸细的话，就应该立即把他们一网打尽，把他们清除。但你们好像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即你们现在呼吁我党去帮助的那个政府的代理人把所有可能的指控中最卑鄙的指控——叛国罪、与德国皇帝勾结、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工作——强加在这个党的领袖和工作人员头上。或是你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偶然的插曲？

　　你们希望我加入这个代表团，它将帮助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搜捕德国间谍，根据刑法108条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莫非你们忘了，我本人也处于108条的追究之下？水兵们信任我，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临时政府。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了，我党不能与侦查员亚历山德罗夫合作，不能与赫尔辛福斯和彼得格勒的反侦查机构在波罗的海舰队建立“秩序”和“法制”一事上合作。

　　在与私刑堂的斗争中，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些自发的私刑从士兵水兵群众革命自卫的角度来说，是极其有害的、瓦解组织的、败坏士气的。这场斗争我们不与检查官和反侦查机构携手进行，作为革命政党，它进行说服、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人之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1〕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团前往赫尔辛福斯的问题是由下述事件引起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在革命舰队中引起了对军官的空前仇很。在维堡、奥布和其他城市中发生了水兵对他们最仇恨的军官动私刑。舰队组织的干预制止了这些私刑。但由于局势依然紧张，海军部长韦尔杰列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们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来反对水兵，想让布尔什维克加入5人代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3人，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出2人。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对这个企图的回应。我党与对水兵对农奴主军官的阶级镇压的纯自由派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些观点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或苏汉诺夫型的新生活分子所固有。

　　〔2〕韦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在克伦斯基政权第一阶段，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一度因通令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在发生暴动时击沉几艘布尔什维克军舰的命令而受到政府的指控。后来，在8—9月间，韦尔杰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十月革命。

全俄民主会议〔1〕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全俄民主会议问题的讲话（9月11日）〔2〕

　　唐恩对我们说，俄国革命应该冲破任何一次革命都未曾经历过的极其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大，使用的手段就应该更加激进，然而都7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召开立宪会议，这也是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过的事。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没有考虑到困难，夸大了工人群众的意义，而我想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5月3日的会议，那时你们是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你们能够回忆起他们出现在苏维埃所引起的狂喜，那时只有一小批布尔什维克批评了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的计划，我们对他们预言说，立宪民主党人和有产资格分子[1]的其他代表是不会让他们实现他们的纲领的，无论是土地纲领，还是劳动纲领。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否则，我是不会称这些部长为政治上的破产者的。

　　在此唐恩以西欧为例，但须知在那里从来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现在所处于其中的政治局势。

　　路有两条：借助于死刑和其他镇压措施形成军队的战斗力，扼杀革命；另一条是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我们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过，俄国军队的进攻将给我们的部队带来巨大的破坏，那时，我们不但不能进攻，还将撤退，再丧失一些领土，粉碎我们的革命。在此人们对我们提起7月3—5日事件，但评价时局有一个标准：看群众对事件的反响。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失去群众的政治家不是好政治家；而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之中。现在无产阶级与因叛国罪被关在监狱中的我们在一起，还是与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士兵和工人的武装的策列铁里们和唐恩们在一起？（齐声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是谁把他们挑动起来的？）有人对我喊，是谁把他们挑动起来的？我对此的回答是：是联合政策把他们挑动起来的。7月3—5日群众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说，不要与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联合，把目光转向我们，与我们联合。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纲领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妨碍工作，但是，莫非我们禁止切尔诺夫实施临时政府的土地方案了吗？难道逮捕许多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的罪过吗？你们不是为了拯救俄国而寻求联合，而是因为否则英国、法国交易所就不信任你们。只要你们还被迫在帝国主义基础上进行战争，你们就应该有联合政府。但现在应该义无反顾地说，这场战争与俄国革命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应该立即结束战争。在我们呼吁其他国家的工人与自己的政府决裂的同时，我们把捷列先柯和柯诺瓦洛夫请进了自己的政府。

　　现在应该怎样建立政权？现在政权应该是这样的，它动用全部力量与英法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我们发动6月18日的进攻时，我们把什么交给了德国皇帝？（我比你们更恨他。）这是他的答复：“几个月来，我们没有动俄国，如果他们妄想进攻，那他们就只好怨自己了。”此后发生了什么，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现在站在中间，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向你们求婚，另一方面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如果你们愿意与先进的工人阶级一起遏制资产阶级，那么即将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就应该由自己建立士兵、工人、农民群众的民主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创造不可战胜的俄国。

《消息报》第169期

1917年9月13日

　　〔1〕在8月31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最初预定于9月12日开幕，后来廷期至14日。召开这个会议的必要性，是由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国事会议”后，克伦斯基政府更加觉得被架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数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得到对“负责任”的政府的祝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预先决定了会议代表的构成，该决议声称：“召集国家的全部积极力量，组织它的防务，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帮助它，在保障强硬革命政权的生存条件上说出自己的决定性的话。”力图保证支持联合政策者在会议上的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市民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会和合作社运动大量席位。出席会议的主要集团如下：工人代表苏维埃230名，农民代表苏维埃230名，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会500名，工会100名，合作社150名，等等。由于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它是“国家”会议，并决定不以政府名义出席会议，全俄民主会议立即陷入尴尬的境地。所有资产阶级和极右的“社会主义”集团为反对全俄民主会议掀起了疯狂的斗争。例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它不愿意自己的党员出席会议。资产阶级报纸鄙视全俄民主会议，认为它是局部而且无益的古怪念头。克伦斯基的机关报《人民意志报》和波特列索夫的《日报》加入资产阶级的合唱，声称全俄民主会议不是全权的立法机构。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联合问题。李伯尔—唐恩的多数力图让它得到会议的认可。联合问题是会议前各政党斗争的核心。上面已经指出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待联合的态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投票表明，策列铁里之流费了多大劲，联合仅仅以119对101票通过（唯一一个弃权的是B. 切尔诺夫，筒直就是命运的嘲弄），而且还经过实质上使整个决议化为零的波格丹诺夫的修正，即排除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在会议上，联合的支持者远不能扮演胜利者的角色。像城市这样“可靠的”选民单位几乎有一半人反对联合，农民苏维埃有40%反对联合。只有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合作社是忠诚的。然而工会和三分之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都是策列铁里之流的反对者。甚至连孟什维克党团在这个问题上都背叛了自己的领袖，以微小的多数否定了联合，这是最有象征意义的事实。如果会议在开始时使联合的支持者占优势，他们获得了766票，反对的是688票（38人弃权），其后的关于联合性质的修正案则使会议陷入真正的窘境。在通过了联合决议之后，“同流合污者”上了左派的钩，后者建议把立宪民主党人从联合中排除，即实质上把联合化为零。尽管如此，修正案还是以595票对483票通过，72人弃权。又为这个问题忙碌了两三天后，策列铁里之流干脆撤销了联合问题。这样一来，会议完全破产，彻底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耻的动摇。会议创立的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虽然设想为政府向其汇报工作的机构，但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政府的组建和工作完全独立于共和国临时议会，

　　〔2〕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次会议的日程上有三个问题：全俄民主会议；选举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主席团。加米涅夫同志作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在唐恩讲话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经过辩论，通过了加米涅夫宣读的决议。还选举当时还在躲避逮捕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出席全俄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示威性地表达了自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资产阶级报纸把这次选举当做政治挑衅。苏汉诺夫就此写道：

　　哎，资产阶级的低俗刊物怒不可遏。一方面是无耻的挑衅，是俄国社会无法承受的耳光。搜查、逮捕、关进牢房！得到可靠消息，列宁已经从芬兰回来，现在就在这里，在彼得格勒……另一方面，斯莫尔尼宫的人们，救命吧，列宁正在走来，已经能够听到强盗的呼啸声，大地已经在野蛮的普加乔夫军队的脚下颤抖。须知全俄民主会议是来自列宁，为了列宁，它就是列宁本人。救命吧！……内务部长下了命令，只要有人看见列宁，立即逮捕他。在刊物上品味这个命令，报纸猜测说：他到底来还是不来？（《革命札记》第6卷第91页）

[1]这是民主派为了避免羞辱资产阶级而发明的一个新名词。——译注

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报告（9月15日）

　　托洛茨基在其报告中，为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应该持有的行动路线提供了一个整体计划。这个计划在于尽可能迫使会议否决与有产资格分子的联合，把组织政权的任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话，它就将是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的第一步。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布尔什维克的下一个任务是对全俄民主会议施加压力，旨在让它与克伦斯基的政策彻底决裂。在作完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将以党的名义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宣读的声明。

《新生活报》第122期

1917年9月16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9月18日）〔1〕

　　同志们，公民们！人们指责我们这些反对联合政策的人是乌托邦，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奇怪的现象：发言的有像切列万宁〔2〕和格罗曼〔3〕这样的经济学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发言的还有土地委员会的代表，讲述了联合政府的经济实践的故事。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也登台发言。那又怎样？我们似乎应该首先期待他们的是关于联合政府实践的那些好处的汇报，这一实践迫使他们在我们面前捍卫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但我们没有听到汇报，听到的却是劝告。我们听了斯柯别列夫部长的劝告，但他对他与柯诺瓦洛夫和帕尔钦斯基如何落实自己的纲领，只字未提。要知道他曾许诺100%地征收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倒是想知道，斯柯别列夫在与帕尔钦斯基和柯诺瓦洛夫的工作中选定了百分之几？阿夫克森齐耶夫部长也没有做汇报，而是劝告我们。听着他的劝告，我想起了在科尔尼洛夫冒险尚未彻底消灭的那天夜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劝告，那时建立了克伦斯基、萨文柯夫、马克拉科夫〔4〕、基什金[1]和捷列先柯的“五人执政”。萨文柯夫是半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科夫是半萨文柯夫分子，克伦斯基你们知道，基什金你们知道，捷列先柯你们也知道，在五人集团形成时，阿夫克森齐耶夫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说：请你们支持他们；我为他们担保；相信他们。这也是劝告，而不是关于萨文柯夫的汇报，他进入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的同一个政府，为血洗彼得格勒而调动第三骑兵军。

　　甚至佩舍霍诺夫也没有做汇报，而是朗读了关于联合政策优越性的某种散文诗。他对我们说，联合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没有怠工——完全没有的事，他们只是坐着，等待着，并说：让我们看看，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怎么垮台。那时我说：“要知道这就是怠工，如果一个政党、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历史危机时刻进入内阁，为了从内部观察民主派代表怎样垮台，同时它一只手在外面支持科尔尼洛夫。”他答应给我解释政治与怠工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事件短，他忘了履行自己的承诺。

　　最有趣的应该是扎鲁德内部长的讲话，除了一些建议外，他还给我们讲了点儿政府内部干了些什么。但他以这句话概括了最有教益的事：我那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为他的善意和政治诚实而鼓掌，他以这种诚实为自己短暂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他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应该辞职，当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后，部长们就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

　　另一个政党的另一个部长、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也为自己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但用的是更坚定的政治术语。我说的是科科什金[2]。他辞职的理由是，给克伦斯基过大的权力，使其余的部长成了总理命令的简单的执行者，而他认为他不能扮演简单的执行者的角色。

　　我坦率地说：当我读了这几行字时，我在心里为我们的敌人科科什金鼓掌，他在这里用政治尊严和人的尊严的语言说话。

　　同志们，如果在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联合内阁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的话（我们的分歧确实不少），那我问你们：我们在对待现在以俄罗斯的名义统治和讲话的政府有分歧吗？我在这里没有听到一个演说者，承担起保卫五人集团、五人执政或它的主席克伦斯基这个不太令人羡慕的荣誉……（喧哗。掌声，喊声：“好！”几声“克伦斯基万岁”的喊声。响亮的掌声压过了喊声。）

　　那个讲话……

　　（抗议的喧哗和喊声：“滚！”“住嘴！”打断了演讲者。不得不中断好久，直到喧哗声平息。）

　　也许你们记得前部长策列铁里，他作为非常谨慎的人和外交家，在讲台上说到个人因素时说过，如果民主派把某个个人抬高到令他眩晕的高度，那就是它自己的罪过。他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但他不是捷列先柯，在这点上你们都相信我。

　　克伦斯基在这里对你们做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答我们提到的死刑时说：“如果我签署过一道死刑令，你们就诅咒我好了！”

　　我问道：如果克伦斯基本人废除的死刑真是必要的，那他怎么敢对全俄民主会议说，他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使用死刑。如果他对我们说，他认为可以在民主派面前担保不使用死刑，那我就说，他把实行死刑变成不在犯罪范围之内的轻率行动……（掌声）

　　在废除死刑之后又恢复死刑的革命的国家中，在那里不负责任的人把死刑变成自己手中的政治武器，我说，在这个例子中反映出俄罗斯共和国处于其中的全部耻辱，因为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伟大人民，却让政权集中在一个不对自己的革命人民负责的人的手中，这是他的耻辱……（掌声）

　　如果我们所有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即政权集中在一个对自己的革命人民不负责任的人的手中，对所有伟大人民来说都是耻辱，更何况是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人民……

　　同志们，如果许多讲演者在此对我们说，在当前这个时代，政权的重负是多么困难，多么沉重，告诫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俄国民主派应该别把这副重担放在自己集体的、数百万人的肩头。那我要问你们：那一个人又该怎么说，他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表现出统帅的英明才干，也没有表现出立法者的英明才干，这个人怎么……

　　（抗议的喧哗声和喊声：“住嘴！”“行啦！”迫使演说者中断了好久。）

　　我对这个愤怒的喊声一点也不抱怨，在政治斗争中，激情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我对这点感到十分惋惜：即现在在这个大厅里，在这些喊声和抗议声中表达得如此激烈的观点，却没有在这个讲台上得到政治上的清晰表达。

　　没有一个讲演者走到这里，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争论过去的联合政府，你们为什么为未来的联合政府费心思，你们有一个А. Ф. 克伦斯基就足够了。这点谁也没有说过……

　　（又一阵强烈抗议的爆发，喧哗和喊声：“住嘴！”）

　　在大厅没有恢复安静前，我将沉默！

　　（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安静。）

　　正是我党不倾向于把现行制度的责任推到这个或那个人的歹毒意志上。早在5月，我就不止一次地对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我在那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你们这些相互斗争的党人为地创立了这个制度，其中负主要责任的人物将成为未来俄国波拿巴主义的力学点，这不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喧哗、喊声：“扯谎！”“蛊惑人心！”）

　　同志们！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蛊惑人心，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用完全客观的政治术语表述的：从一些确定的政治组合中，必然会产生趋向于个人专断制度的倾向。

　　这是些什么样的组合？我们这样阐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深刻紧张的斗争。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革命时代，当群众第一次从底层挺身站了起来，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阶级的主体性，在他们身上有几百年来积累的深深的社会溃疡，当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政治阶级、作为法人时，他们开始冲击所有私有财产的堡垒，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应该得到最激情、最紧张的表现。

　　被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民主派，是这些劳动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政治表现。资产阶级、贵族保卫私有财产的堡垒。现在，在革命纵容了底层人民之后，民主派与有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无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都在不断地激化，形成了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循环，什么样的雄辩、什么样的纲领都不能中断这个发展。

　　有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进行如此伟大而紧张的历史斗争时，在进行历史性的交锋时，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的目标都是国家政权，即那个在它的帮助下或是能够保留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或是对它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当动力、革命力量已经挣脱束缚时，联合政权是无法支撑下去的最大的历史荒谬，或是有产阶级的最大的欺骗，旨在让人民群众失去首脑，把最杰出、最有威信的人装进政治捕兽器中，然后让群众——用他们的说法，是放纵的盲目性——自己把自己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

　　同志们，支持联合的人说纯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纯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米诺尔〔5〕在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的内阁像联合内阁一样，也不会长久，也不会富有成果，但这对联合内阁和社会主义内阁来说，都不是赞美话。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人们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策列铁里同志说过几次：这会引起内战。他说得对。也许，群众与有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此激化，政权转交给有产阶级必然意味着内战。对抗是如此有力、尖锐和紧张，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歹毒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当资产阶级自己不能掌握政权，而人民群众还不会或不敢夺取政权，在这样的历史空位期时代，当资产阶级想伸手抓政权，但又担心，民主派也要政权，但又不敢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产生了寻找最高仲裁者、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克伦斯基占据今天他所占据的位置之前，民主派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就为克伦斯基敞开了空位。（掌声，喊声：“软弱！”）

　　现在，在联合已经完成了它的自然循环之后，在立宪民主党人两进两出——同志们，而且立宪民主党人出入都是为了同一些目的：对革命政权的工作怠工——之后，在你们经历了科尔尼洛夫暴乱之后，如果你们还要重复联合的经验，再次请求立宪民主党的话，我认为就将不仅仅是重蹈覆辙了。

　　诚然，人们在这里说，不能指责立宪民主党，说它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同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兹纳明斯基同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让整个你们的党为7月3—5日运动负责，为此指控你们党时，你们抗议；你们不要重犯我们中的某些人的错误，不要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为科尔尼洛夫暴乱负责。但我认为，在这个比较中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当指控布尔什维克——对错还是另一个问题——引发了7月3—5日运动，挑起了它时，说的不是请他们加入内阁，而是把他们请进十字架监狱……（笑声）

　　在这里有某种区别，我希望A. C. 扎鲁德内不会否认它。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因科尔尼洛夫运动把立宪民主党人拖进监狱，那请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起抓，而是对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全面的个案侦查。（笑声；喊声：“好！”）

　　但是同志们，当你们将把这个或那个党请进内阁时，把这当笑谈，只当笑谈——那就请布尔什维克党……（喧哗，笑声……“你们想进内阁！”）我已经安慰了诸位，我说过，这仅仅是笑谈。如果你们需要的内阁，它的任务是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和调走革命的卫戍部队，或调动第三骑兵军的话，那我就说，被牵涉进7月3—5日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全体或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党，对解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武装的事，是绝对不适合的（掌声），同志们，因为虽然7月3—5日我们没有号召工人上街，但我们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些后来被解除了武装、被解散了的士兵和工人一边；我们喊他们的口号——我们恨他们之所恨，爱他们之所爱……（“他们逮捕了切尔诺夫！”有人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切尔诺夫就在这里，他会对你们证明这点。（切尔诺夫赞成地点点头。）参与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不是示威群众，而是一小撮明显的刑事犯，我认出他们的一个头头就是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的一个盗窃犯。

　　同志们，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说的是立宪民主党，是让它进内阁，那对我们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与科尔尼洛夫有幕后协议，不是当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谈判时，马克拉科夫站在电话旁，不是罗季切夫〔6〕前往顿河与卡列金进行政治谈话，实质不在这里，全部实质在于全部资产阶级报刊或是欢迎科尔尼洛夫，或是默默地期待科尔尼洛夫的胜利。这个资产阶级报刊用所有欺骗的语言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我们这里没有联合的立约的另一方的原因：

　　诚然，B. M. 切尔诺夫十分乐观，他说：我们等等看。但是，首先今天的问题是关于政权的。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由于命运的嘲弄，现在它成了社会革命党的财产，它使他们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并驾齐驱，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他说：请等一等，也许在革命中还会发展出一个新的民主党。我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到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早期，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作为的；但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的地方，它新迈出的每一步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掌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历史任务在于，它从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意识形态的脚下挖出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以此把它抛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营垒中。俄国革命是在高度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展开的，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踪迹皆无，发号施令的是帝国主义，因此希望在于，在这个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年轻，但已经是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阶级，在这个时代再对我们说，让我们等待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活，它的努力，以便与它结盟。这是最大的乌托邦，这是有史以来所能创造的最大的幻觉。

　　同志们，我们不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我们这里复活。

　　须知，社会主义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正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早期，被你们称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法国革命中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占据了这个位置，排挤了资产阶级，现在你们害怕它，或是人们拿这点来吓唬你们：既然你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你们就没有权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的任务，这个民主派是真诚的、勇敢的，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崇高的称号，因此它用不着自己害怕自己。（掌声）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见下）

　　在宣读声明时，在它谈到必须立即武装工人的那一部分时，右边的坐位上有人喊：“为什么需要武装工人？”

　　演讲者给了很得体的答复：

　　首先为了建立反对反革命的真正的堡垒，反对新的、更强大的科尔尼洛夫暴乱。第二，如果建立了真正的革命民主派的专政，如果这个新政权将提议的公正的和平被否决，我以我党以及追随它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名义对你们说，彼得格勒和整个俄国武装的工人将保卫革命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俄国历史闻所未闻的！……（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喊声：“革命家托洛茨基万岁！”）

《工人之路报》第15期

1917年10月3日（9月20日）

《消息报》第176期

1917年9月20日

　　〔1〕全俄民主会议9月14日开幕。在会议开始时，克伦斯基做了长篇讲话，在他后面讲话的是陆军部长韦尔霍夫斯基。在他们之后就是各党团的演讲人发言。辩论持续了几天。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苏维埃多数的宣言公布之后发表的。

　　〔2〕切列万宁（Липкин Фёдер Челеванин，1868—193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的活动，不止一次用涅日丹诺夫的笔名在合法刊物上就理论问题发表见解。1905年以后，切列万宁因其一本关于革命的叛变的著作而名声扫地，他在书中唾弃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英勇斗争，号召适应现存的（斯托雷平的）条件。在其后的几年中，切列万宁是被列宁称为斯托雷平工党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一派的最鲜明的代表。在战争年代中，切列万宁依附狂热的护国主义分子，后者的机关杂志是《事业》杂志。1917年，切列万宁作为经济专家进行工作，没有起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内战时期，切列万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凶恶的孟什维克。

　　〔3〕格罗曼（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Громан，1874—？），俄国孟什维克。在克伦斯基时期，在经济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17年秋天，为彼得格勒粮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苏维埃政权下，格罗曼在一系列最高经济机构中工作；积极地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4〕马克拉科夫（Макраков），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在沙皇制度下，马克拉科夫是沙皇杜马中进步集团的领袖之一，不止一次地对政府进行自由派的批评。在克伦斯基时期，马克拉科夫不止一次试图当部长，但只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直到1924年，马克拉科夫一直利用自己前大使的地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

　　〔5〕米诺尔（Минор），老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奠基人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米诺尔加入切尔诺夫集团，在联合内阁与纯社会主义者内阁之间摇摆。在后来建立的预备议会中，米诺尔领导社会革命党党团，并且是这个会议主席团的社会革命党的成员。

　　〔6〕罗季切夫（Фёдер Измаилович Родичев，1853—1932），沙皇时代地方自治运动领袖之一。罗迪切夫是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是它的中央委员和它的领导人之一。二月革命后，罗季切夫被任命为芬兰事务部长。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罗季切夫积极地参与了反革命政变的幕后准备工作。

[1]基什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вич Кишкин，1864—1930），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医生、临时政府部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组织，被捕，特赦后，在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译注

[2]科科什金（Фёдер Фёд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1887—1918），俄国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领袖。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的国家监察长。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译注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9月18日）〔1〕

　　革命接近了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或是新的高潮，或是毁灭性的衰落。人民被战争消耗殆尽，但是领导党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政策几乎更加令他痛苦。推翻沙皇制度后，已经过了6个多月了，在民主派代表与资产阶级有产资格代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的一系列尝试之后，在直接导致科尔尼洛夫暴乱的个人专制的可怜的活动之后，在革命动力前再次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每个新政府的组合都从宣布国策纲领开始，几个星期后就暴露出根本没有能力哪怕是向前迈出严肃的一步。在联合的毁灭性暴露无遗后，与有产资格者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勾结在全国所有劳动者和被压迫阶级的头脑中播下不解、忧虑和混乱。不仅是城市工人，不仅是在战壕里受了三年折磨的士兵，就连最偏远、最落后的农村里的农民都不能不明白，不能通过与李沃夫和罗将柯的妥协来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把军队民主化交给旧制度的农奴主将军们——科尔尼洛夫们和阿列克谢耶夫们，不能通过工厂主部长的中介实现对生产的监督，不能通过银行家和军火奸商或他们的直接傀儡——柯诺瓦洛夫们、帕尔钦斯基们、特列季亚柯夫们或布雷什金们的中介实施金融改革。最后，在粮食、运输方面不能落实一个严肃的措施，在司法、教育等领域中不能落实一项改革，在最巨大震荡的时代在地方和中央保留旧的官员机关以及充满反人民精神和愚钝的官僚主义的政权班子。

　　尽管政权为了排挤和削弱苏维埃做了所有努力，虽然苏维埃官方领袖—护国主义分子的自杀性政策，在镇压科尔尼洛夫暴乱时，苏维埃证明通过它们表现出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和首创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此时，临时政府在人民和历史的法庭前永远地玷污了自己，它的一部分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直接的同谋，另一部分时刻准备把革命成果交到科尔尼洛夫的手中。在这个新的考验之后，任何东西都不能再从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头脑中铲除我们党在革命初期提出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它成了整个革命国家的声音。

　　只有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清楚国家的全部物质财富和它的经济可能性，不在私有财产集团自私的利益前停止自己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目的动员全部有科学素养的宝贵的技术力量，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现在已经能实现的计划性最大限度地引入不断衰败的经济中，帮助农民和农业工人最有成效地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料，根据严格规定的生产限制利润，确定工资，保证建立在劳动者自我管理和他们对工业的集中监督基础上的真正的劳动纪律，保证以最小的震荡把国民经济转入和平状态。

　　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党最害怕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它不断地以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幽灵来吓唬民主派中觉悟不高的分子，我们认为必须在此对整个国家重申，我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从来不追求违背全国劳动群众多数的有组织的意志掌握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会消除阶级斗争，也不会消除民主阵营中政党之间的斗争。但是在充分无限的宣传自由的条件下，在苏维埃不断地自下而上的更新下，争取影响和政权的斗争将在苏维埃各组织的范围内展开。相反，继续今天的政策，它为了遏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的革命分子进行暴力镇压，必然会导致根本不取决于革命组织的意志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冲突。

　　在现有的条件下，联合政权必然是上层对底层进行暴力镇压的政权。只有处心积虑地想挑起内战，然后再把它的责任推到工人群众和我党头上的人，才会在做过的全部试验之后，建议民主派与反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新的联盟。

　　人民渴望和平。联合政权意味着继续战争。临时政府成员迄今一直顺从与俄国革命民主势不两立的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6月18日的致命的进攻，在妥协分子—部长们直接参与下推行的控制军队的科尔尼洛夫的手段，所有这些都是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或间接示意的。我党反对那次进攻，不倦地提出警告。在这条路上，俄国革命已经消耗了相当大部分的道义权威，一点儿也没有巩固自己的生理力量。盟国帝国主义分子在破坏了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之后，不会止步于以俄国人民为代价签署和约，这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同时，在丧失了人民对战争目的和对进行战争的临时政府的信任的情况下继续优柔寡断地拖延战争，把王牌交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它企图在与掠夺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中扮演角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首先意味着直接、公开、坚决地对各国人民建议立即实现公平、公正、民主的和平。只有在这样的和平被否决的情况下，革命军队才能意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切都表明，革命政权的建议会引起各交战国备受折磨的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响，战争的继续进行已经不再可能。苏维埃政权意味着和平。

　　别再动摇了！优柔寡断、怯懦的政策该结束了！在半年时间内百般折磨农民，对他许诺土地和自由，实际上却拒绝无须赎买的立即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立即把土地交给当地农民委员会管理、直到召开立宪会议。

　　别再动摇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迄今推行的模棱两可的政策该结束了！别再拖延了！别再说空话了！决断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为首的有影响的人数众多的革命组织提出的措施，应该成为革命政权活动的基础。

　　一、无须赎买的废除地主土地私有权，把它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保证最贫穷的农民的农具。

　　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人对生产和分配、银行业务的集中化的监督，对银行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煤和冶金等的监督；全社会的义务劳动；军工转民用的紧急措施，用固定价格组织工业产品供应农村。为拯救国家和经济崩溃的目的，对大资本和财产课以重税。

　　三、宣布秘密协议不再有效，立即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建议共同的民主和平。

　　四、保障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立即废除对芬兰和乌克兰的镇压措施。

　　应该颁布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措施：

　　一、停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所有镇压；在前线废除死刑，恢复所有民主组织在军队中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肃清军队中的反革命成分。

　　二、选举产生地方组织的委员和担任其他职务的人。

　　三、全面武装工人，组织赤卫队。

　　四、解散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五、消灭所有等级（贵族等）特权，公民完全平等。

　　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险。

　　作为净化政治空气和揭露司法部门溃疡所必需的紧急措施，我们要求立即任命对民主派来说有权威的调查委员会，对7月3—5日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检查所有司法当局的活动，后者是旧制度的代理人，现在反对无产阶级的调查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立即释放被捕的革命者，对所有已经开庭的案件尽快安排公审。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基础是完全随意的代表标准，总的来说，它们给予民主派中最不革命的妥协分子以这样的位置，就他们的实际政治角色来说，这是他们根本无权觊觎的。军队组织的代表严重不足，而且代表的是那些远离士兵群众的，半年没有改选过的上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只改造了一半，由于自己的特殊使命，它们在极差的程度上反映了民主派的革命政治经验以及它的观点，对合作社来说，更是如此，那里对领导者的选择与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的情绪演变几乎毫无联系。与杜马、地方自治局和合作社相比，苏维埃代表被极度削减。然而正是这些组织更准确地反映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治意志。正是苏维埃掌握着整个局势，而在许多地方，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危机时刻，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个会议的那些旨在彻底废除克伦斯基的个人专制制度的决议和建议才能找到实施的途径，它们会得到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承认。立即召开这个代表大会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工人之路报》第15期

1917年10月3日（9月20日）

　　〔1〕这篇声明是列·达·托洛茨基撰写的，最后几行（几条紧急措施）除外，其中一部分是加米涅夫同志写的，另一部分是斯塔索娃同志写的。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联合修正案表决的发言（9月19日）

　　这里没有一个人敢于建议投票赞成不加任何限制地与有产资格分子联合。一方面，人们建议我们预先排除与涉嫌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另一方面，清除整个立宪民主党。我们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支持者，是与有产资格分子联合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我们将以自己的投票支持第一个和第二个提法。所有人都清楚，我们的投票意味着什么。它不含有对联合原则的直接和间接的承认，只是意味着把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从政权中清除出去。我们呼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投票……

　　（“离题了！”一些人在座位上抗议，掀起了喧哗。）

　　我们呼吁……

　　（大厅里的又一阵喧哗迫使讲演者停止讲话，等待主席使会议安静下来。）我们投票，并呼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投票赞成这个提法，它意味着在革命政府中没有那些已经被揭穿的或尚未揭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席位。在对联合与所有相关的修正案的投票时，我们当然将一致投反对票。

《消息报》第176期

1917年9月20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对策列铁里决议案表决的发言〔1〕（9月20日）

　　就这个复杂的建议，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集团中产生了对它就各个部分分别投票的需要，而这个就各个部分分别投票不可能是一致的。

　　我们的党团将投票赞成建议要求废除不负责的政权的部分。至于通过建立代表机构的途径来废除它的方式，我们原则上投票赞成建议的这个部分。下面一点是关于建立这样的代表机构的方式以及它在这个会议人员构成的算术划分。由于我们对组成后者的方式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我们不认为能够投票赞成这样的机构，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样的机构符合革命发展的利益，能够正确地反映民主派内部的力量对比。但由于同时这个机构现在应该是从今天的执政者手中接过政权的继承人，则在这点上我们不能投反对票，所以我们在这点上弃权。下面是委托这个机构建立政权，而且不排除建立有产阶级分子的政权的可能性，如果通过了建议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将投票反对整个这个决议。

《消息报》第177期

1917年9月27日

　　〔1〕上面指出，全俄民主会议因其在政治意义上矛盾的投票陷入困境。各个组织的第一次投票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赞成合作杜运动………………………………………………140　　23　　1

农民代表苏维埃………………………………………………102　　70　　12

城市……………………………………………………………114　　101　　8

粮食、土地委员会和经济组织………………………………31　　16　　1

军队组织………………………………………………………64　　54　　7

工兵代表苏维埃………………………………………………84　　30　　1

工会……………………………………………………………32　　139　　2

民族组织………………………………………………………13　　44　　2

地方自治委员会………………………………………………9　　29　　2

　　（П. Н.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三版第二卷第49页。）

　　由于联合政策失败了，策列铁里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袖们决定给苏维埃提交新的决议，用策列铁里的话来说，其意义在于：纲领的两点和责任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另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服从前两个。主席团会议建议新的代表机构不要在组建政权中加以任何限制。在纲领和责任中已经有限制了。今天已经建议赋予主席团全权在其成员中推选五人，让他们立即着手为落实这些决定采取实际措施。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当然要对代表机构做全面公开的报告。如果由于民主派事先采取的措施的结果表明，组成了有这些或那些有产资格分子参加的政府，则代表机构必须以这些分子来补充自己的人员构成，但必须让民主派在其中占多数。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个建议做了反驳。由于会议的许多集团，首先是合作杜运动派不能协调自己的意见，安排了休会。在休会后的投票中，由于因决议第四条的表述发生了重大事件。在休会后，它的表述如下：

　　政府应该承认这个机构，对它汇报，并对它负责。

　　原来，承认是这条中新增的。卢那察尔斯基就这个问题发言：

　　在休会后，决议的内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决议中出现了使某些同志震惊的因素。建立的机构是要促进政权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如果选举出的机构是为了建立政权，然后又变成促进政权的组织，这就称为政变，而不是风格上的纠正……我们断定，你们想建立全权的代表机构……这是事关建立一个将把自己变成政权的代表机构，我断言，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现在对我们说，这个机构促进另一个机构建立政权，而且这一促进的程度仍没有确定。这样措词的决议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将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被策列铁里打断，他说的话引起了严重的风波：

　　从此以后，再与布尔什推克打交道，我将永远带一名公证员和两名书记。

　　会议一片喧哗，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体退出会议厅。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做的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9月20日）

　　托洛茨基同志叙述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进程。他的讲话可以扼要地归结为对全俄民主会议的人员构成的批评，澄清作为会议基础的阶层选举制的负面效果，而且用它来取代托洛茨基认为唯一正确的按政党派别讨论政治问题的方式。

　　他着重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在会议上的策略和他们对待政权构成的态度，托洛茨基同志赞成政权归苏维埃，而且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这样解决政权危机不会导致组建某个新内阁的必要性。政权掌握在马上应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手中，地方上它的意志的执行者是地方苏维埃。

　　托洛茨基认为，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前，理想地解决既成困境是消灭“五人委员会” 〔1〕和由全俄民主会议选出一个临时委员会。

　　但托洛茨基同志认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护国主义分子的躲避政策仍会导致建立早已注定要灭亡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将被推迟，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激化，继而发生内战。

　　托洛茨基同志号召在今天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士兵部联席会议上，表达对完全集中在苏维埃手中的单一政权原则的支持。

《消息报》第177期

1917年9月21日

　　〔1〕“五人委员会”即在克伦斯基反动政策的日子里产生的执政内阁。其成员除了克伦斯基外，还有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海军部长韦尔杰列夫、捷列先科和尼基京（几乎全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个执政内阁是克伦斯基为确立完整的民主进行坚决斗争的目的而建立的。实际上，执政内阁成了克伦斯基的个人专政。

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9月21日）

　　昨天在斯莫尔尼宫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计划讨论两个问题：9月20日在全俄民主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事件〔1〕；布尔什维克党团对由全俄民主会议派生的预备议会的态度。

　　在第一个问题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赞成这个观点，即策列铁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攻击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代表他个人的，他们深信，这是反对党的政治进程。

　　会议的核心是托洛茨基同志把这两个问题全合二而一的讲话。托洛茨基认为策列铁里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言论是一个政治进程，它表现在下面这点中：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强力反对坚决推行与有产阶级分子联合的愿望，迫使策列铁里与合作社派集团结盟，这个联盟导致对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的决议的实质性的改变。托洛茨基认为，策列铁里在这样做时，他预先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政治攻击的实质就在于此——力图把布尔什维克抛到全俄民主会议的甲板之外。

　　至于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参加正在组织中的预备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声明，他认为，在当前这个时刻，布尔什维克党不应该正式参加这个国会，但是不应该拒绝保留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2〕

《新生活报》第134期

1917年9月22日

〔1〕这个事件指的是由于策列铁里关于公证员和书记员的叫喊引起的。这里指的是合作杜运动派投票赞成策列铁里的提案，因为在头几天，合作社运动派与策列铁里之间的联盟还不存在。

〔2〕这里对全俄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部存在的分歧叙述得不清晰。众所周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团坚持党团应该退出全俄民主会议的观点，因为会议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是欺骗群众的工具，而代表团出席会议就会模糊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战斗任务。

　　在这次党团会议上，分歧已经不是在退出全俄民主会议的问题上，因为这个建议事前已经被党团的多教所否决，而是在是否参加妥协派建立的共和国议会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作报告，他们分别捍卫两个彼此冲突的观点。托洛茨基坚决支持直接抵制议会。当看到党团的多数反对这点时，他采取了在这篇讲话最后提到的表面上迁回的决定。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在下面引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明：

　　我抵制预备议会的建议被否决了。于是我建议，暂时先不加入预备议会，把问题的解决“推迟”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实质上，这是同一个抵制建议，因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但决议在表面上似乎是调和性的，即断然拒绝预备议会的决定没有通过，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就让问题悬而不决。

　　多数代表热烈拥护参加预备议会，声称党早就谴责了抵制主义，布尔什维克不参加预备议会意味着内战等。列·达·托洛茨基对他在当时所做备忘录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当时发生的辩论。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这里罗列了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梁赞诺夫同志的发言。加米涅夫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不参加？》。李可夫把预备议会与议会等同起来，抵制预备议会与抵制任何资产阶级议会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梁赞诺夫说，我们在预备议会中要求财政部长提供收支账簿。我不记得出席我们党团会议的人有多少，大概有一百多人。辩论十分热烈，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报告和反报告是我和加米涅夫做的。抵制立场遭遇失败，但票数差距不大。[大概是40多票对60票。不过，在数字上我可能记得不准确（票数对比确实有出入，在9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以70票对50票通过。——编注）］对附录16所做的笔记是我为捍卫抵制预备议会所做的答复的基本轮廓。我在这篇讲话中发挥了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准备的2号文件中阐述的观点。为什么这份文件手稿没有完成，没有公布？据我记忆，在我建议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被否决后，正是在我写必须退出预备议会的提纲时，收到了列宁同志的信，他在此信中坚决支持抵制，坚持退出预备议会。这封信使退出预备议会的支持者获得了无可置疑的优势，不再需要我的文件了。

　　这些十分重大的分歧是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日子里在党内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尖锐争论的序曲。在参加全俄民主会议和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中，列宁同志最坚决地支持抵制者。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关于在全俄民主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的讲话（9月21日）〔1〕

　　同志们：我承认，我听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论据时，我有几分惊讶。（有人喊：“这个口号是从德国引进的！”）不，同志们，这个口号不是来自德国，而这个喊声是来自反侦查机构！（笑声，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他们的论据！它们难道没有让你们想起革命前反动分子反对普选权的论据吗？他们问道：“怎么能把选举权赋予如此愚昧、不识字的群众呢？”卡普兰〔2〕同志说：“在我们的农民和许多士兵愚昧的情况下，怎么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呢？”

　　现在反对我们的口号的是同样的反驳。诚然，我们的手还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在开始时会犯错误……但我们会逐渐学会管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永远没有经验。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们会学会掌握它的！

　　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推行普选权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没有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

　　同志们，在市杜马和苏维埃的选举中，全部选票都投给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与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容易。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所有其他的选举中。总之，人民把政权交给了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会像在全俄民主会议上那样把它交给资产阶级吗？

　　这是对自己的力量的不相信，是犯罪。

　　在所有社会主义者对纲领的形形色色的解释中，彼此区别不大，全部问题在于怎样实现纲领。但须知纲领的存在只是为了把它尽可能充分地落实到生活中。这是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那纲领又有什么用？

　　当我们力求尽可能充分地实施纲领时，人们就对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独立起来。对，我们把自己与那些寻求与资产阶级妥协的人隔绝。但我们丝毫没有把自己与人民群众隔绝。我们在所有革命组织中都是多数，与此同时，少数越来越脱离群众。

　　例如，策列铁里离开了我们的苏维埃，因为他不得不依靠在代表大会上由那时还是落后的外省人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不如苏维埃积极。

　　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他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建议已经彻底失败，现在他开始更加依靠合作社运动分子、杜马代表和地方自治局分子。他越来越向右偏，越来越脱离群众。

　　说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只有四个立宪民主党人〔3〕……对，同志们，只有四个公开的立宪民主党人，还有几十个隐瞒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立宪民主党人。

　　合作社运动者说，他们是由数百万人选出来的。这没错，但正是为了合作社运动，而不是为了政治。因此他们没有体现自己选举人的政治面貌。为了政治选举的是苏维埃，谁在其中占多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人们纷纷指责我们，说我们对会议的分裂幸灾乐祸。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抗议它的人员构成。不是我们召集了这次会议。它不能胜任建立革命政权的使命，代表机构也不能胜任这个任务。

　　同志们，我们推翻了专制制度，所以不想要个人集权，可人们再次背着我们建立了它。全俄民主会议像在策列铁里的决议中说的那样，只应该“协助”克伦斯基建立政权。其中还说，政府应该承认预备议会，但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让政权承认革命人民，而是为了让革命人民承认政权。

　　应该敏锐地观察这些说法，否则可能会错过整个俄国革命。

　　我们提出抗议，是因为我们希望一个对我们负责的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它。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状况。策列铁里本人承认，是他自己拟定的决议，并让我们投票赞成他的决议。

　　我们退出了全俄民主会议，不是因为生策列铁里的气，而是由于他说我们赞成他的声明。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应该用扫帚把我们从各个角落清除出去。我们认为必须强硬声明，我们不能对人们现在给我们推荐的政权投赞成票。须知事情关系到革命政权，决定的是整个革命的命运。我们决定严格遵循革命人民的利益，因为这是我们的最高法则！

　　有人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想把全部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有一个政党不想掌权的。什么是政党？就是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纲领而力求夺取政权的一批人。一个不想夺取政权的政党，就不配被称为党。苏维埃的多数不想要政权，如果这是真的话，看来那就是它们没有在自己的队伍中进行充分的清洗。（掌声）应该马上进行这种清洗。

　　布罗伊多〔4〕同志指贪我们力图依靠“侥幸”和偶然的成功来夺取政权。他说：“我们还没有过苏维埃政权，我们能胜任它吗？”

　　我回答说：“我们确实还没有过苏维埃政权，但须知在2月28日以前还没有过共和国。”这意味着我们犯了错误？！

　　我们尝试过了联合政权，显然，如果对单一政权可以怀疑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深信不疑，联合政权是根本不中用的。

　　布罗伊多接着说，在莫斯科，整个民主派联合起来了……是真的吗？须知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而且有60万莫斯科工人为抗议这次会议而罢工，代表先生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走到大剧院……（笑声）谁对我们更亲近、更宝贵，是代表先生们还是莫斯科的工人？

　　我们更愿意与工人联合。

　　但是，策列铁里宁愿与合作社运动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分子等联合。退出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他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向右迈一步，把手伸向布勃利科夫〔5〕。

　　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策列铁里的这条路线把他与他所出自的环境彻底隔绝。

　　只有尖锐地提出所有问题的党，才能促进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团结。我们不怕与上层隔绝，我们害怕与无产阶级隔绝。

　　把全部妥协抛到一边！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实现人民的自由和和睦。（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工人之路报》第19期

1917年10月7日（9月24日）

〔1〕9月21日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在会上讨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改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确认士兵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日程的第三项是布哈林作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在孟什维克布罗伊多和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的讲话后，轮到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经过争论，通过了布哈林宣读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参加投票。

〔2〕卡普兰（Каплан），大学生，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的领导人。

〔3〕众所周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拒绝参加全俄民主会议。

　　〔4〕布罗伊多（Бройдо），著名的孟什维克，当时曾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孟什维克党团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李伯尔和瓦伊施泰恩都是苏维埃主席团的孟什维克成员。

　　〔5〕这里指的是下面在国事会议期间发生的“动人”的事件。铁路巨头布勃利科夫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在大厅里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与策列铁里用力握手。后来，报纸把这个情况宣扬为国家”积极力量”一致的鲜明体现。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决议（9月22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紧急会议上讨论了当前已经形成的危机形势，认为：

　　国家面临反革命新的攻击的威胁：国际帝国主义与俄国资产阶级紧密结盟，策划扼杀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共同步骤。资本的反革命组织依然存在，现在甚至在莫斯科召开所谓的社会活动家会议，它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组织中心。事实表明，旨在与有产资格分子妥协的人为拼凑的全俄民主会议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而它的右翼部分发出最后通牒，公然与革命民主派破裂，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措施。临时政府力图以其一系列的命令瓦解革命力量。它解散舰队的民主革命组织，企图让科尔尼洛夫阴谋分子进入政府，任命被揭露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克列姆鲍夫斯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极度紧张的形势，对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提出回击即将来临的强大的反革命进攻的问题。

　　人为拼凑的全俄民主会议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混乱的形势。相反，正是因为人为的选择，它无力解决革命政权的问题，它使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无力昭然若揭。同时，它在自己的内部把实质上是反民主的右翼团结起来，后者对革命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随时准备转到公然的反革命营垒中，巩固有产资格分子的阵地，以此为所有反革命冒险开辟空间。这样一来，妥协和优柔寡断的政策不仅没有加强民主派的影响，而且瓦解了它的力量，应该彻底把它抛弃。所谓的预备议会事实上变成了这样的组织，其中给予民主派的最保守的部分关键位置，旨在损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组织。这样的预备议会有变成与资产阶级的新一轮的交易、新一轮的拖延立宪会议、继续拖延帝国主义政策，也许还是进一步加深国家崩溃的幌子。

　　因此，只有民主派的革命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它们的附属组织——才能回击反革命，它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在与革命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们——进攻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只有代表随时准备行动的革命群众力量的苏维埃，才有能力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武装暴乱，只有它们才能够拯救革命。

　　苏维埃现在就应该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准备应对新的反革命浪潮，不让它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在它们手中掌握全权的所有地方，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它。它们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日子里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有其现成的整个机关。在苏维埃没有掌握全权的所有地方，它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使自己的组织对根据需要建立专门的斗争机构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统一与协调所有苏维埃在它们与日益迫近的危险做斗争的行动，为了解决组织革命政权的问题，必须立即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工人之路报》第19期

1917年10月7日（9月24日）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9月22日）

　　我们是全俄民主会议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党团，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一致地声明：

　　各党代表参与的主席团9月21日的工作有其正式公布的目的：消除不负责任的人的手中权力的源泉，把这个源头交到组织起来的民主派的手中。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向全体会议提交了补充决议，其意义在于：全俄民主会议使自己的决议取决于不负责任的人，通过他们取决于资产阶级。由其作者策列铁里写进决议的关于“协助建立政权”的公式以及关于“批准”预备议会的补充，它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充分暴露了幕后妥协工作的意义和内容，其反映就是上面指出的决议的那几部分。在会议的一部分的坚决抗议下，修正案被收回。但在这些修正案中表现出来的会议的投降部分，事实上是由会议的官方领导人推行的。这些修正案是幕后交易的产物，它与在主席团讨论和赞成的总则截然对立，是通过强迫民主派彻底放弃对政权的权力实现摆脱困境的企图。

　　与此同时，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策列铁里做了声明，把事情描绘成我党接受了积极参加制定这个策列铁里提交的恰恰是反民主的决议。当我们愤怒地否定这个断言时，策列铁里企图用反对我党在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代表，从而反对我党的不能允许的乖张行为，来掩饰已经被揭穿的他的错误断言。注意到会议主席没有及时打消策列铁里的企图，我们以自己的退席向群众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这个以人民利益为代价的新交易，我们愤怒地否认所有相反的断言。作为对主席团行为的抗议，我们召回了我们在主席团中的代表。

　　至于预备议会或民主议会，我们确认：1. 它的人员构成的选择，与会议的人员构成一样，是损害农民、士兵和工人的利益的；2. 由于这种人员构成，预备议会的组织者和作者的任务不是建立民主政权，而是像以前一样，寻求与反革命政党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妥协。现在，在全俄民主会议的经验之后，我们全力捍卫在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呼吁所有苏维埃做好在最近期内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我们派遣代表出席预备议会的目的是，在这个新的妥协派的堡垒中展开无产阶级的旗帜，揭穿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所有企图，有利于苏维埃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它将能够保证召开真正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偷梁换柱的立宪会议，不再继续拖延。

《工人之路报》第18期

1917年10月6日（9月23日）

预备议会

有外省苏维埃代表（出席全俄民主会议者）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9月23日）〔1〕

　　在会议开幕时拟定了如下日程：

　　讨论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讨论铁路罢工。

　　托洛茨基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提交建议，要求现在就讨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由全俄民主会议组织的预备议会之间已经形成的相互关系。托洛茨基建议通过决议，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把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影响交给新的机构。

　　伊苏夫坚决反对提出这个问题。

　　马尔托夫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没有任何根据的极度多疑，才有理由怀疑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自己的机关交给一个新的昙花一现的机构。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政治声望和政治影响带到那里。应该与此进行斗争，但不能据此做出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托洛茨基捍卫决议，声明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被自由派的幻想所俘虏，会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力量和影响交给新的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阿布拉莫维奇声明，如果真的出现类似于托洛茨基在其决议所说的情况，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左翼委员能找到足够的力量和影响，不让把财产部门交给民主议会。

　　最后提交了下述三个建议，并对它们进行表决。

　　阿布拉莫维奇的建议：“听了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会议转入日程中的其他事项。”

　　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建议：“认为支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和决定其职能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转入日程中的其他事项。”

　　托洛茨基的建议：“听取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充分保持自己的职能和机关建议，认为这点是无可争议的，会议转入讨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

《消息报》第180期

1917年9月24日

　　〔1〕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次会议的详尽记录。这里用的是刊登在《消息报》上的报道。

在预备议会上就策列铁里关于临时政府与全俄民主会议代表团联席会议的报告的讲话〔1〕（9月23日）

　　策列铁里同志的报告使我，我想也使其他许多人产生了多少有些奇怪的印象。可以认为报告人更多地是想说服自己，而不是别人，或许是他认为，如果会议从他的声明中得出与他的报告任务截然对立的结论的话，他本人也将容忍，就像是对命里注定的事一样。更确切地说：在报告人的声调里和论据中，没有说服力和信心。如果策列铁里能够在所有做过的试验之后，对我们说出对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的新试验有利的让人信服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奇迹了。

　　我认为，首先应该确认，你们委托进行一定工作的那个委员会偏离了你们预先为它制定的规则。

　　全俄民主会议否定了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这是事实，后来的任何投票都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已经确立的另一个原则，是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作为凌驾于各党派、各阶级之上的最高仲裁者克伦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政权。

　　这两个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确立的原则，被完成你们委托给它的任务的那个委员会示威性地破坏了。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最高仲裁者克伦斯基的最高领导下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一方是民主派的代表，另一方是企业家和立宪民主党人。

　　这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当民主派给自己提出绝对不能重新审查和破坏的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戒律之时，就是民主原则死亡之日。

　　B. M. 切尔诺夫说，现在的任务是简单化，我们有8月14日纲领，我们已经把它公之于众，我们说：活人应该对此做出回应！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策列铁里对我们讲述过。说了政纲的这条和那条，说了监督，而且还说到对生产的监督。柯诺瓦洛夫（我不知道是柯诺瓦洛夫还是特列季亚科夫，他们有不同的笔名）声明，策列铁里对他解释说，工人监督是一般民主监督。噢，是一般民主监督！这我们能接受。

　　在侧厅里，我们因此而回忆起斯柯别列夫曾与柯诺瓦洛夫在同一个内阁中共事了相当久，有充足的时间对柯诺瓦洛夫解释，工人监督和民主监督是什么。但或者是斯柯别列夫不是个好教育家，或者是发生了误会，柯诺瓦洛夫退出了内阁。

　　当策列铁里对他澄清，这是民主监督，而不是工人监督，柯诺瓦洛夫回答说：我们接受8月14日纲领。

　　我们发现，那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策列铁里公民不能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建设。

　　应该老老实实地直说：把禁止我们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我们自己的全俄民主会议的全部纲领扔到一边，把全部决议和决定扔到一边，因为形势要求我们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组成政权。这才是凭良心说的。这些外交家，这些大使馆，金融家都不允许我们绕开立宪民主党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明白这是银行业报纸和银行仆人的立场。这是另一回事，但民主派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应该认为，策列铁里是不同意的。但那时需要举出另一些论据；应该说，我们是在德谟克利斯之剑下行动，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干什么自己欺骗自己啊……

　　（策列铁里在座位上说：“我就是这么说的。”）

　　不！您不完全是这么说的，策列铁里公民。您说，纲领的实现是有保障的，而没有直言不讳地说，立宪民主党人和企业家完全相信，没有任何纲领在任何方面限制他们，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内阁。纲领完全没有实现，对此他们相当清楚，通过这些纲领是为了嘲弄我们。

　　应该说的是这些。您没有说这些。

　　我希望，在此您没有把任何人引上迷途，因为在这里的我们都是相当有经验的政治家。但在这座建筑物的墙外面，其他人会被引入迷途。我们党不希望这样，我们呼吁广大群众不相信所有这些谈判。

　　我将不发挥我党对下面的国际政策的任务的观点，在10分钟内我是讲不完的。现在号召我们走的路已经试过了。它已经试到头了，这里企图让我们这些工人士兵农民代表相信，这是全国所有积极力量的联合，当我们得知地方民主派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会对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问题所表达的看法之后，它就是用不中用的手段进行谋害的企图。甚至连全俄民主会议都以100票的多数反对与立宪民主党联合，虽然会议的人员构成我们了解，并使我们极不满意，在此之后，还能说这个联合是全国积极力量的联盟吗？现在，联合是对我们的悲惨的现实的嘲弄，这个联合是所谓民主派的上层部分与立宪民主党的反对工人、反对士兵、反对革命农民的联盟

　　托洛茨基同志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读了下面的声明：

　　我们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党团确认，全俄民主会议的官方代表与自己在会议上的声明和决议截然矛盾地向民主派建议：实际拒绝对政权的革命权利；原则上承认克伦斯基的不负责任；与有产资格分子联合。我们声明，接受这些条件意味着公然践踏人民群众的意志，而全俄民主会议是想依靠他们、想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高加索边区工兵代表苏维埃、芬兰地区工兵代表苏维埃、乌拉尔地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喀琅施塔得、敖德萨、叶卡捷林堡、顿涅茨克区、巴库、雷维尔、基辅和几乎整个西伯利亚的苏维埃、彼得格勒工会、人数众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以及许多其他革命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声明，他们认为现在与站在立宪民主党旗帜下的反革命资产阶级联合是不能允许的。联合内阁意味着立宪民主党对革命和人民的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些条件下接受联合，意味着要为那种形势负责：它必将把绝望的人民群众推上自发造反的道路上，也就是挑起内战。我党与所有工兵代表苏维埃、与数百万工人、士兵、农民一起拒绝给予联合政府以任何支持，并领导人民群众为建立依靠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的人民政府而斗争。因此我们建议预备议会：中止在克伦斯基领导下进行的与有产资格阶级的谈利；着手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

《消息报》第181期

1917年9月26日

　　〔1〕这次会议是秘密会议。在策列铁里关于政权的报告之后，唐恩提交了下面的决议：

　　民主议会听取了策列铁里同志的报告，承认组建政府有责任对它报告的预备议会，是在建立稳固的政权、落实8月14日纲领的事情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主议会认为必须确立政府对预备议会承担的正式责任，承认在当前的条件下，拟定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它声明，政权应该属于享有预备议会信任的政府。

　　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党团演讲人，他提交的决议被111票对58票否决。唐恩的决议被100票对84票通过，22票弃权。

在选举新主席团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月25日）〔1〕

　　必须承认，新主席团不仅是在极其紧张，而且是在极度悲惨的时刻着手自己的工作的。

　　请你们回忆一下1905年我不得不取代被捕的赫鲁斯塔廖夫〔2〕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的时刻。那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在经历转折时刻，它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12月3日，苏维埃全体成员被伊兹梅洛夫团逮捕〔3〕。

　　但那时与现在的伊兹梅洛夫团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感到自己比那时坚定得多。在晚报上公布的新任部长名单〔4〕，是对民主的挑战，证明了革命接近严重的时刻。我们深信，新主席团将在新的革命高潮下工作。

　　我们都是有党派的人，我们将进行自己的工作，我们将被迫不止一次地交锋。

　　但我们将以所有派别的权利和自由的精神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主席团的手永远不会是镇压少数的手。

　　彼得格勒苏维埃将把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工厂和各部队中落实苏维埃通过的决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热烈的掌声。）

《工人之路报》第21期

1917年10月10日（9月27日）

　　〔1〕在这次会议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我党手中最终得到正式的确认，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各党得票的情况如下：布尔什维克得230票，社会革命党人得102票，孟什维克得54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得10票。进入苏维埃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有托洛茨基（主席）、加米涅夫，李可夫和费多罗夫，社会革命党人有切尔诺夫和卡普兰，孟什维克有布罗伊多。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明确地指出了苏维埃中局面的变化：

　　托洛茨基当上了主席，在他出场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苏堆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四月事件以来它一直反对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整整半年，它一直是遏制人民运动和愤怒的大坝。这是交给克伦斯基和捷列先科支配的星法院的近卫军。领导他们的是星法院本身……现在它重新成了与彼得格勒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革命军队。它现在成了托洛茨基的近卫军，随时准备在他的命令下向联合政府、冬宫和所有资产阶级堡垒发起冲锋。苏维埃又重新与群众融为一体，再次得到了巨大的力量。（第6卷第189页）

　　请注意，这样写的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

　　〔2〕赫鲁斯塔廖夫（Хрусталёв-Нозарь），律师、无党派人士，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任主席，他被捕后，工人代表苏维埃推选托洛茨基、斯维尔奇科夫和兹雷德涅夫为三人主席团。革命失败后，赫鲁斯塔廖夫流亡法国时被警方逮捕，因金融犯罪受到指控。1917年他曾前往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承认他是前苏维埃主席，遭到拒绝。1918—1919年内战期间，他曾为南俄某个省份的赫鲁斯塔廖夫共和国的首领，不久后被杀。

　　〔3〕这个片断在列·达·托洛茨基的《1905年》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12月3日，维特政府也开始用“简洁、明确和明白”的方式说起话来：它派用各种武器武装的军队包围了自由经济协会，逮捕苏维埃。下午4点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日程是由没收报纸，对罢工者判处苦役的规定以及杜尔诺沃（此人系当时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的阴谋电报预先给定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党的名义提出建议，接受专制政权的挑衅，立即与全国所有革命组织联系，指定发动全面政治罢工的日于，号召所有力量、调动所有资源，依靠农民运动和士兵风潮，走向最终的结局……就这个问题的争论被今天将逮捕苏维埃的消息打断……伊兹梅洛夫团的士兵、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宪兵把大楼团团围住……下面传来强烈的抗议声。主席打开了二层的窗户，探下身去喊道：“同志们，不要抵抗！我们早就声明，在这里射击的只有警察和奸细。”几分钟后，士兵上到二楼，站在执行委员会房间的门口。主席（转向军官）说：“我建议把门关上，别妨碍我们的工作。”士兵站在走廊里，但没有关门。

　　主席：“会议继续。谁想发言？……”

　　门打开了，宪兵大尉脸色惨白地慢慢走进来（他害怕挨枪子），他身后跟着20多个警察，分散到代表们的椅子后面。

　　主席：“我宣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

　　开始搜查。所有人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被搜过身的、被登记编号的代表们被半醉的近卫军押走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落入了皇村阴谋分子的手中。

　　〔4〕列·达·托洛茨基提到的最后一届克伦斯基政府于9月25日组成。进入其中的有克伦斯基——总理；尼基金——内务部长；卡尔塔舍夫——宗教部长；萨拉兹金——教育部长；普罗柯波维奇——粮食部长；利维罗夫斯基——交通部长；维尔霍夫斯基——陆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海军部长；柯诺瓦洛夫——工商部长；兼副总理，格沃兹杰夫——劳动部长；马利亚恩托维奇——司法部长；捷列先科——外交部长；别尔纳兹基——财政部长；基什金——国家救济部长；特列季亚科夫——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莫斯科军工委员会主席）——国务总监。

　　9月26日的《工人之路报》就新内阁写道：

　　三个星期前，这个新内阁就已经组建好了，它耐心地在幕后等待，只等有经验的政治指挥的手发出信号，就以“祖国拯救者”的角色登上舞台……

　　9月27日有《工人之路报》写道：

　　6个资本家部长是“内阁”的核心，10个社会主义者部长作为他们的意志的贯彻者为他们服务……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是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玻府……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岗位交到了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的台柱子的手中……这些人都是群众的公然的敌人，与数百万士兵的生命紧密相关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将由他们解决。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9月25日）〔1〕

　　同志们！前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革命对他来说从头开始，因为他重返彼得格勒苏维埃了。我只看到，前部长们比现任部长们更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他们难得到我们这里来一次，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斯柯别列夫极力推荐的与资产阶级联合和现任部长们在我们这里的讲话很难协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部长们独立于民主派的机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在这点上总能取胜，因为联合内阁的历史就是部长公民们逐步摆脱革命民主派机构监督的历史。

　　现在，甚至是十分可疑的政权对预备议会的“实际责任”，对获得自由之后的前部长们来说，也是巨大成果……在他们对苏维埃践踏了自己的责任后，他们的要求降低到这种地步。

　　今天，斯柯别列夫来到我们这里，像以前一样给我们带来劝告，而我们也像以前一样，想听他的报告。（掌声）

　　他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在他当部长的时候，是谁迫使他拿工人的利益作让步？显然是联合，因为联合是机关，在那里斯柯别列夫们为柯诺瓦洛夫们服务。

　　斯柯别列夫劝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

　　但有两种责任。有部长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责任，还有对无产阶级的责任。

　　为了掩盖部长们对资产阶级的责任，引入了“国家观念”的术语。但我们十分清楚，当西欧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时，他们也以“国家观念”来掩饰。但马克思教导我们，国家永远带有阶级性。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观念”能把政权交给劳动者，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国家在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我们不是以共同的责任，而是以无情的斗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照斯柯别列夫的话，我们强大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联合政策遗留给我们的。不，我们的苏维埃不是在为资产阶级当奴仆中、而是在与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我们以对日益迫近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专政的敌视和无情的斗争的精神复活了苏维埃。

　　我们可以说，正像沙皇制度培养了俄国革命一样，斯柯别列夫公民等的政策培养了今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增大了，我们的每句话现在有了更大的分量，但在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后，我们还没有成为执政党，我们依然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组织——阶级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孟什维克想把苏维埃变成政府机构。

　　因此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与……合作社运动分子——革命的新的“社会支柱”——联合起来。

　　至今我们还不认识合作社运动的民主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阶级？熟悉的人物在例如农民合作社中当官员，这种情况还不意味着他们表达了农民的革命政治意志，就像给工人治病的医生还不是他们的政治意志的代言人。合作社派分子应该是不错的组织者、商人、会计，但农民和工人把捍卫阶级利益的工作交给自己的苏维埃。

　　事实上，号召合作社派分子创立革命政权，他们的选举人根本没有授予他们这个权利。

　　我们坚信，我们在农民民主派中能比合作社派中得到更大的支持。举个例子。如果革命政府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土地租金交给士兵，那么整个农民民主派都会支持这个政府。而柏肯盖姆〔2〕和普罗柯波维奇〔3〕反对它！

　　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知道，它不会在瞬间治愈所有的溃疡。

　　我们需要类似工会组建的政权，工会为罢工工人毫无保留地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当做不到时，就公开承认这点。

　　需要来自农民、工人和士兵中的，又依靠他们的、对他们负责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下，铁路工人不需要求助于罢工。他们事先知道，这个政权会给他们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

　　在复员工作中，我们面临着真正巨大的危险的威胁，那时备受折磨、饥饿的军队将在全国游荡，但反对这种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措施不是镇压。需要让每一个正派的士兵知道，正派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分配这些物资时没有欺骗、怂恿和趁火打劫。只有得到信任的，而且有理由信任的政权，才能拯救我们，避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斗争，避免严酷的混乱。有人像是夸耀成功一样地对我们说那件耻辱——对，是耻辱——的事：几个冬宫中的年轻人与我们讨价还价，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对我们不负责任！这就是你们对革命的结论？！

　　斯柯别列夫的决议归结为：也许我们会在预备议会上表现得规规矩矩——什么都有可能！部长们同意负责任，甚至可以在那里废除死刑……

　　这是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状态和情绪。政府是违背我们、违背人民的意愿组建的，明天它无疑会宣布反对苏维埃的十字军征讨。那时，克伦斯基和柯诺瓦洛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将依靠预备议会，开始讨伐苏维埃，那时斯柯别列夫的党将站在哪一边？是和讨伐苏维埃的人在一起，还是与苏维埃在一起？

　　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上一次会议上呼吁所有苏维埃随时做好反对日益迫近的反革命谋害。

　　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不会与那些粉碎地方民主机构的人、那些保护粉碎行动的人在一起，而是与那些彻底捍卫俄国革命机构，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在一起。

《工人之路报》第23期

1917年10月12日

　　〔1〕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的讲话的基本提纲归结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企图是挑起内战。在斯柯别列夫的发言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又一次暴露了自己庸俗胆怯的小资产阶级嘴脸，它通过波格丹诺夫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带来“巴黎公社的致命后果”。在通过的决议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临时政府定性为内战政府，并声明，“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完全不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暴力”。

　　〔2〕柏肯盖姆（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Беркенгейм，1880—1932），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十月革命后，柏肯盖姆与其他人一起在领导了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国外中心，拒绝承认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只是到了1921年，柏肯盖姆之流才被迫放弃了这种反革命怠工。

　　〔3〕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1955），19世纪9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普罗柯波维奇经历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学校，19世纪90年代末作为“经济派分子”的最极瑞的代表出现。他与妻子库斯科娃一起，成为著名的Credo的撰稿人，在其中他为俄国无产阶级推荐英国工会的道路。同时，普罗柯波维奇撰写旨在巩固他的基本思想的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著作。在19世纪90年代初，普罗柯波维奇加入了自由派集团“解放协会”，后来甚至当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在一段时间后再度向左转，从此以后，他的立场几乎是立宪民主化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1917年，普罗柯波维奇作为“实干”家再度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而进入头两届克伦斯基政府，先任工商部长，后任粮食部长。但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因为政府机关混乱而辞职。在内战年代，普罗柯波维奇精神上同情反革命。1921年，普罗柯波维奇加入饥荒救济委员会（不是苏维埃的，而是所谓“社会的”），暴露出他的民主派反革命的面貌，他与库斯科娃和基什金一起开始从事组织反苏维埃的力量，而不是帮助苏维埃政权与饥荒的斗争。普罗柯波维奇被驱逐出国后，在白色社会革命党的《日报》上宣扬民主。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时局的决议（9月25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

　　科尔尼洛夫暴乱暴露出俄国的全部有产资格分子都持反革命立场，在此之后，全部联合的企图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对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投降。

　　正在形成的内阁人员构成就是这种投降的表现，在这个内阁中，决定性的位置都给了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是工人、士兵和农民民主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那些不对任何人、不对任何事负责的所谓的民主派部长们既不能破坏，也不能缓和新政府的反人民的性质，它将作为内战政府载入革命史册。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我们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对资产阶级全权和反革命暴力的政府不给予任何支持。关于新政权的消息将在整个革命民主派中得到唯一一个回答：“下台！”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依靠真正民主派的这个完全一致的声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将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呼吁无产阶级和士兵的组织加强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自己的苏维埃周围，克制自己不做任何局部的发动。

《工人之路报》第21期

1917年10月10日（9月27日）

论《日报》

　　就《日报》关于“我们过去的作者托洛茨基”的简讯，Л. Д. 托洛茨基通报如下：

　　在巴尔干战争时期，在1912年，托洛茨基在两三个月期间为刚刚创刊的《日报》当过记者，而且在自己的书信和电报中进行反对沙皇和立宪民主党外交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在那个时期，谁也没有对《日报》提出过它投靠银行的指责，它是一份模糊的民主报纸，但它没有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

　　《日报》的简讯指出，Л. Д. 托洛茨基像几乎所有侨民作者一样，因为它长期拖欠境外作者的稿酬而停止了为报纸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最近5年中，托洛茨基与这家报纸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份报纸，没有调查过它与银行的关系，关于它反对国际主义者的恶毒的斗争，只是在今年5月从美国回来后才知道。

《新生活报》第138期

1917年9月28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9月26日）

　　当全俄民主会议召开时，我们来自左翼的人说，这是准备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像以往一样，指责我们蛊惑人心、恶意的怀疑和其他罪过，不仅是当权的集团指责。当我说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核心中策划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战斗的假设时，甚至连站在我们和唐恩之间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指责我没有根据地吹毛求疵。现在Ф. И. 唐恩做了实际上埋葬苏维埃的核心组织的建议。须知在4天前，我们举办了有100多名地方代表参加的“征询”。唐恩出现在地方代表面前。那里讨论时间和通知方法的问题。但没有人——唐恩也包括在内——敢建议地方代表不召开代表大会。而现在，在外省提交的建议（顺便说说：为什么迄今不公布各地方致全俄民主会议的电报委托书？）之后，建议我们中止代表大会……似乎是为了别妨碍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

　　你们似乎认为，立宪会议已经有保障了：只要选举代表，就万事大吉了。哎！我们现在比一个月之前离立宪会议更远。柯诺瓦洛夫—特列季亚科夫的新政府极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保障立宪会议的革命机关、实力机构的话，那就是苏维埃。它们的代表大会、它们的联合是不会妨碍立宪会议的，而是拯救立宪会议。抛弃自由派的幻想，搞清楚，立宪会议是实力问题。托洛茨基在结束讲话时说：

　　不要玩弄代表大会。地方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如果你们不用宪法的方式召开它，那它就会用革命的方式来召开。

　　常务局否定了唐恩征求地方苏维埃的意见的建议，支持外省代表的决议，指定10月20日召开代表大会。常务局委托以所有党团、军事部的代表补充的外埠局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

《新生活报》第138期

1917年9月27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10月6日）〔1〕

　　在前线已经形成的困境下，再加上波罗的海的失败，在后方各处分别爆发的劫掠行动肆虐泛滥，托洛茨基在指出这点后，他肯定地说，谈不上按期召开立宪会议，建议会议坚持无条件地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有它才能作为及时召开立宪会议的保障。

　　明茨科夫斯基大夫在托洛茨基之后发言，他支持托洛茨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保障彼得格勒免遭德国进攻的危险。

　　随后登台的一些讲演者支持这个观点，要求临时政府最广泛地保证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部所需，使它具有战斗力，他们抗议把政府迁往莫斯科。

　　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坚决抗议把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的计划，因为这个迁徙意味着让革命的首都听凭命运的摆布。

　　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彼得格勒，那它必须签署和约，或是为另一个政府让位。

　　迁到莫斯科意味着逃离战斗岗位。

《消息报》第191期

1917年10月7日

　　〔1〕这次讲话与政府迁住莫斯科的问题相关。在10月初，政府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士兵部的决定意味着士兵群众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携手为政权而斗争。列宁在其当时的一封信中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做了评价。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10月7日）〔1〕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声明的召开全俄民主会议的目的，是废除滋生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汇报工作的政权，它能够消灭战争、保障按规定日期召开立宪会议。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公民、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却背着全俄民主会议，通过幕后交易达到了与官方声明的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

　　建立了这样的政权，在它的内外都是公然和隐藏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在扮演着领导角色。从今以后，这个政权的不负责任将日益严重，并正式予以加冕。

　　宣布“俄罗斯共和国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在革命的第8个月的时候，不负责任的政权用新版的布里根杜马[1]给自己做了一块遮羞布。全国的所有选举表明，有产资格分子进入临时委员会的人数，是他们根本无权享有的。尽管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争取并得到了甚至对为有产资格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歪曲的预备议会都不负责任的政权。

　　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在昨天之前还坚持临时政府依赖罗将柯公民的杜马，争取到了临时政府独立于共和国委员会。

　　在立宪会议中，有产阶级分子将比在临时委员会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政权不能不对立宪会议负责。如果有产阶级分子真的在为一个半月后召开的立宪会议做准备，现在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捍卫不负责任的政权。全部实质在于，指导临时政府政策的资产阶级给自己制定的目的是破坏立宪会议。现在，这个有产资格分子使他们的全部内外政策都服从于他们的这个基本任务。

　　在工业、农业和食品领域中，政府和有产资格分子的政策加深了战争造成的自然的破坏。以前挑唆农民造反的有产资格阶级，现在动手镇压它，公然推行“饥饿的骷髅手”的方针，它应该扼杀革命，首先是立宪会议。

　　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同样罪恶的。

　　在40个月的战争之后，首都受到致命危险的威胁。〔2〕对此的回应是推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计划。把革命首都放弃给德国军队的想法，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任何愤怒，相反，他们把它作为全部政策的一个应该有利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自然环节接受了它。

　　临时政府不是承认只有签署和约才能拯救国家；不是越过各帝国主义政府和外交办公室，公然向消耗殆尽的各国人民提出立即媾和的建议，以此来使战争实际上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而是在立宪民主党反革命分子、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下，没有意义、没有力量、也没有计划地硬扛着致命的战争的苦役，注定了今后几十万几十万士兵水兵的无目的的死亡，它还准备放弃彼得格勒，扼杀革命。在布尔什维克水兵和士兵与其他水兵和士兵一起因别人的错误与罪行而死去时，所谓的最高司令在继续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查封了明斯克的《铁锤报》）。〔3〕

　　临时议会[2]的领导党自愿为整个这个政策当掩护。

　　我们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我们与这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和这个怂恿反革命的议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那个在官方幕后完成的对人民来说是致命的工作，我们一天都不想掩盖，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我们诉诸莫斯科工人士兵的警惕性！

　　抛弃临时议会，我们诉诸全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警惕性和英勇。

　　彼得格勒在危机中！革命在危机中！人民在危机中！

　　政府加深了这个危机。执政党在帮助它。

　　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和国家。我们诉诸人民。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全部土地归人民！

　　立即实现公正、民主的和平万岁！立宪会议万岁！

《工人之路报》第31期

1917年10月21（8）日

　　〔1〕在全俄民主会议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党内部抵制和反抵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列宁坚决的压力下，部分同志转到了抵制预备议会的观点上。10月7日举行了长久热烈的党团会议。托洛茨基做了捍卫抵制观点的讲话；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做了反抵制的讲话。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已经不敢原则性地支持参加预备议会，而是坚持把退出预备议会推迟到某个能提供超出理由的问题时，似乎不这样群众就不能理解退出行动。辩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获胜，诚然是以微弱的多数。这个事实直观地表明，列宁在其9月间写的信中无情地谴责的情绪还很强。

〔2〕关于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是克伦斯基在10月初提出的。政府决定立即把部分机关迁走，只是由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迫使政府推迟逃离革命的彼得堡。《工人之路报》的报道表明，这个迁都计划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在10月4日的政府会议上，根据克伦斯基的倡议提出了关于政府撤离的问题。政府必须撤离的官方理由是战略考虑。在内阁成员中，对这个建议的实质没有反对意见。争论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即立即公布撤离决议，还是先落实撤离所必需的一切措施，然后再公布关于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正式决议。克伦斯基坚持立冲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临时政府在预备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声明政府迁往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建议预备议会也迁往莫斯科。政府打算立即着手与民主派最有影响的党团进行谈判，以确保问题在没有重大摩擦的情况下在预备议会上通过。10月5日上午，在柯诺瓦洛夫的主持下，召开了政府成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基什金作了关于临时政府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的报告。

　　〔3〕《铁锤报》于10月6日被封，印刷该报的印刷厂被征收。

[1]布里根杜马系沙皇俄国筹划讨论法律草案的高级代议机构。1905年7月由内务大臣A. Г. 布里根拟定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法案及其选举条例。由于1905年10—12月的革命事件，这届杜马未能召开。——译注

[2]即预备议会。——译注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讲话（10月9日）

　　在直接从战壕来到这里的几位同志的讲话之后，很难再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彼得格勒的政治厨房去，旧厨师在那里准备自己心爱的政治大菜。

　　说到预备议会，讲演者声明，不是在马丽亚宫，也许甚至不是在这个大厅里，而是在战壕里铸造着未来俄国的自由。

　　在向会议通报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时，托洛茨基同志强调说，全俄民主会议的基本目的是限制克伦斯基的个人政权，（对这个人，甚至连向来谨慎的策列铁里都说一个人上升到如此高度会头晕目眩，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由于护国分子的怂恿，会议的结果却是创立预备议会，它实际上使不负责任的政权合法化！到底是谁需要这个不负责任的预备议会？是护国分子需要它，他们说，他们参加预备议会是为了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显然，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不需要预备议会的，因为政权在护国分子的手中，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政权。立宪民主党人也不需要预备议会，因为他们习惯于在社会生活的幕后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连克伦斯基也不需要预备议会。这样一来，预备议会的召开就是为了作为掩盖实际上把政权转交到帝国主义分子手中的障眼法。

　　在批评预备议会时，托洛茨基同志说，它给自己的任务不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立宪会议以及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和平问题——都不会在那里解决。布尔什维克不能留在这样的预备议会中，因为那里坐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也许正在罪恶地策划把最重要的革命堡垒——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他们清楚，一旦签署和约，彼得格勒将还给资产阶级，但它已经被德国磨盘所碾压，不再能是它现在担当的角色。

　　托洛茨基同志最后说：

　　我们退出预备议会是为了表明，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才能提出和平口号，并越过帝国主义分子把它抛向其他国家的民主派。

　　在国内进行的争取革命政权的直接公开的斗争万岁！

　　人民的和平万岁！（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工人之路报》第33期

1917年10月24（11）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闭幕词（10月9日）

　　我们的对手的主要反对意见在这点上：“别让在苏维埃中发生的事欺骗自己。什么样的革命政权都不能提供面包，不能增加配给额。”他们说。依我看，不应该如此贬低国家政权的意义。政权不能创造出它所没有的面包，但它能在24小时内把它的价格提高一倍。但不须如此也能从农民手中得到粮食，但为此必须着手把整个经济政策的领导权集中。

　　我们的对手声明，良心妨碍他们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须知每个政党都追求政权。这意味着，或是他们的纲领不好，或是他们的居心不良。如果一个党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它就别要求人民信任它。如果他们还有机会在苏维埃讲话，那这只是归功于我们。

　　当政权归苏维埃的观点在军队得到广泛的认同时，而苏维埃政权意味着：立即媾和，消除粮食危机，保障召开立宪会议，那这就将不是斗争，而是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一切障碍都会立即烟消云散。我们就是为此而斗争。预备议会不进行任何斗争，它的存在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让米留可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不够，还应该从他手中夺过政权。我们力求建立以苏维埃为代表的政权机关，地方苏维埃将成为中央政权——苏维埃的苏维埃——的堡垒。

《工人之路报》第33期

1917年10月24（11）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预备议会的决议〔1〕（10月9日）

　　预备议会是为了回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是通过挑选妥协分子和有产资格分子的途径创立的。

　　妥协派不相信工人、士兵和农民，在预备议会的掩盖下，巩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总管克伦斯基的政权。

　　护国主义分子和妥协分子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护国分子几次都能够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每次都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下放弃了。

　　有产资格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赢得了不负责任的政府，因为它的反革命政策在幕后进行，比在公开的舞台上进行对它更有利。

　　克伦斯基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统治。克伦斯基是临时与科尔尼洛夫吵翻了脸的波拿巴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

　　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分子、克伦斯基，他们所有人都需要预备议会，是为了不让人民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夺取了政权的事实。

　　他们需要预备议会是为了麻痹革命政党和支持它们的进步群众的注意力，趁机实现自己的阴谋：扼杀农民运动，把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扼杀苏维埃，破坏立宪会议。

　　在这些条件下，所有真正的革命战士必须与预备议会彻底坚决地决裂，与在这个障眼法隐蔽下的帝国主义集团进行坚决公开的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欢迎退出预备议会的那部分，请所有真正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迫随这个榜样。

　　打倒波拿巴分子！打倒假预备议会！为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与篡权者进行的斗争万岁！

《工人之路报》第32期

1917年10月23（10）日

　　〔1〕在托洛茨基关于预备议会的报告之后，李伯尔、社会革命党人甘巴罗夫、宣读布尔什维克党团决议的柯伦秦、马尔托夫相继讲话。这份决议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的事实，我们是根据列·达·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原件确认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部队调出彼得格勒的决议（10月9日）

　　对人民和革命来说是致命的危险时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

　　克伦斯基政府在葬送国家。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战争之后，它也下不了决心提出和平建议。克伦斯基与资产阶级一起准备把革命的最主要的堡垒——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显然怂恿威廉皇帝向彼得格勒的进军。用牺牲的水兵英雄本人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波拿巴分子克伦斯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在以科尔尼洛夫暴乱玷污了自己的政府之下，在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有充分理由对今天的政权的不信任之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在军队面前对所谓的临时政府的战略、特别是把军队调出彼得格勒承担任何责任。

　　拯救彼得格勒和国家在于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政权应该建议所有国家的人民立即停火，直到签署和约，并承担起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保卫彼得格勒和国家的贵任。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采取所有施措，加强自己的战斗准备。

《工人之路报》第32期

1917年10月23（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