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版编者的话

俄文版编者的话

　　本卷所收材料均写于二月革命至1918年1月这段期间。1918年1月初召开了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用列宁的话说，它标志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头几个月的结束。大量的材料使本卷必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于10月9日结束。选择这个日子并非偶然。党为让工人阶级对夺取政权做准备而进行的7个月的鼓动组织工作在这一天结束。彼得格勒苏维埃批准我们的党团退出预备议会，意味着它赞成立即展开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正是在这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领导群众的机构——的决议。在10月9日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党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直接准备起义的标志下进行的。

　　本卷，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分中的材料并非总是按日期顺序排列的。我们认为，根据不同的题目组织这些材料对读者更有益。因为这些题目与时代最重大的事件相应，所以这样的组合有助于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事件上去。

　　第一部分中的前三章无须特别的注释。需要说明的只有最后两章。《反革命的进攻》所涵盖的时期从7月3日到9月1日。虽然反革命反对革命先锋队的斗争在七月事件之前就开始了，但它直到七月事件后才具有系统的、主要是实际行动的性质。这次进攻的终点应该认为是科尔尼洛夫暴动，它立刻导致政治舞台的重新组合：反革命暂时失败，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再次出现了广阔的革命活动领域。我们给最后一章做的标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这是因为9月和几乎整个10月都是妥协派政党不断分化和最后的联合企图失败的图景。预备议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徒劳无益和软弱无力的最鲜明的表现。

　　在第二部分的章节中只有不多几处需要说明。指出《十月起义》的那一章开始的准确日子是困难的。从形式的角度，可以指出不同的日子。10月7日是党团退出预备议会的日子，10月16日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日子，10月22日是团队委员会正式赞成起义的日子，最后是10月24日，起义在这一天开始，几乎所有这几天都可以觊觎这个阶段的第一天的角色。我们拒绝了前三个日子，因为总的来说，它们属于前十月阶段，更确切地说，它们标志的是准备起义的几个里程碑。我们把10月24日作为起点，是因为十月起义在这一天实际开始。但是，我们没有把10月24日完全归入这个阶段。我们有意识地把列·达·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24日的讲话留在《十月革命前夕》的一章中，因为就其内容来说，它更应该属于真正的起义之前的日子。

　　第八章《十月回忆》是由更晚的材料构成的。如标题所表明的，它们是回忆，而不是十月时期的文件。我们把它纳入十月革命后的一章中，是出于更详细地阐明这个伟大时期的考虑。第十章《为和平而斗争》[1]没有囊括列·达·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1918年1月间就这个问题撰写的所有文件。由于这些材料属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将收入《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决定，为了完整性，把全部这些文件转到下一卷中，虽然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它们应该收入本卷中，但从内容上说，它们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材料有直接的联系。在第3卷中留下的仅仅是涉及一般和平问题的文件。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删掉了《十月革命》这本小册子中阐述布列斯特和谈的那部分（第十一章）。虽然这本小册子涉及的时间从1917年2月到布列斯特，我们仍把它放在本卷的最后，作为收入本卷的所有材料的概述。[2]

　　在评价收入本卷材料时，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保存形式是极度不能令人满意的。只须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即没有一篇讲话有速记记录稿。除最后两个月的讲话外，所有其他讲话都只能从妥协派的报纸转录过来。无须说，它们是孟什维克新闻记者记录的，被孟什维克编辑修改的（往往是伪造的），这些记录往往根本不能提供关于这些讲话内容的明确概念。但是，甚至在我们得到有关列·达·托洛茨基在其讲话中提供的论点和表达方式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有权修改他们的文本。我们只限于风格上的修改，消除报道中句子结构上的明显的错误。只有在讲演者的观点遭到明显的政治歪曲时，我们在注释中做出相应的说明。但直接属于十月的和后十月阶段的最后的材料，在形式上也不能令人满意。众所周知，无论是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都没有记录。我们就不说更小规模的机构和代表大会了。讲话的采访记录往往只能模糊地传达讲演者的思想。完全谬误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还顾不上建立能最详尽地记录新组织的生活的机关。这点反映在材料的质量，特别是第一部分的材料质量上。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党内生活最重要时刻——例如关于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中央委员会会议等——的任何文件和报道。在我党历史上如此重大的日子，如7月3—5日，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和其他组织对七月事件做出反应的会议，也几乎完全没有记录在刊物和其他文件中。上述原因可以解释这个事实，即关于参加全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在本卷中反映不够充分。对这些分歧的反映，读者可以在列·达·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不连贯的文件中找到。

　　挑选材料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找到分散在各种档案中的文件，而主要在于确定它们的作者。列·达·托洛茨基撰写的大多数官方文件是别人宣读的，匿名发表的。在这方面，困难最大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它们不仅仅是在公布时不署名，有时可能还是集体撰写的。为确切地找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编辑部采取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方法。作者无法搞清的那些文件，我们根本没有把它们收入本卷之中，或是只收入附录中。因此，在选择的材料中有无法避免的空白是在所难免的。上面可能或应该刊登列·达·托洛茨基讲话的许多期那时的报纸（如《工人和士兵报》等）至今没有找到，仅这一个原因就可以确认肯定存在空白。出于列·达·托洛茨基手笔的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某些社论和其他文章，其中有些是在十月前发表在《工人之路报》《工人报》等上的，有些甚至是在1917年底刊登在《真理报》《消息报》上的，也没有收入本卷之中。在七月事件中丢失的列·达·托洛茨基的两本小册子《致诽谤者》和《大动荡的年代》也没有找到。其中的第一本是讨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驳斥资产阶级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诽谤的；它在党的印刷厂被捣毁时丢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会议上的一系列最重要的讲话，留下的只是扼要的简报，编辑部不得不放弃它们。某些讲话甚至连报道都没有。像十月期间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样历史性的机构的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无法出版列·达·托洛茨基在这些机构的会议上的全部发言。列·达·托洛茨基在那个时代彼得格勒的集会、军事会议、苏维埃和工会各部门的会议上的极其精彩的讲话也付诸阙如。从准确地反映时代的角度，这些材料比“官方”讲话和文章更有价值。遗憾的是，至今几乎没有找到一份关于这类会议的简报，速记稿就不用说了。

　　由于反映在本书中的时代对我们的党和整个国际有巨大的意义，而这个时代的文件大多数还没有再版，因此广大读者暂时还看不到，我们决定把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意思的收入附录和注释中，虽然这会大大地增加本卷的篇幅。[3]

　　关于个别技术问题再简单地说几句。由于这个时代历法巨大的变化，我们采用了下述措施：章节标题下只用旧历；在文章后面标的是公历，括弧里面是俄历，只有在报纸完全按照公历出版时，才只标公历。列·达·托洛茨基署全名的文章，我们舍去了签名，只有信函保留了签名。

　　最后必须指出，筹备本卷出版的工作非常仓促。出版社和编辑部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在十月革命7周年时让本书与读者见面，60个印张的编校工作是在两个半到三个月间完成的。在评价本书的编辑和技术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1]中译本未收此章。——译注

[2]中译本为第一章。——译注

[3]附录未收入译本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