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俘营

必要的说明

　　公布关于我在英国人那里当俘虏的一个月的文件，现在对我来说是有政治必要性的事。资产阶级报刊——即那个散布反对被迫经过德国回国的政治侨民的十足黑色百人团诽谤的报刊——一碰上取道太平洋返回祖国的俄国侨民受到英国强盗般的袭击一事，就装聋作哑。今天成了政府报刊的仆从的社会护国主义报刊的做法更体面些：它没有动机说明这个微妙的情况，即仍表现出对侨民“老师”毕恭毕敬的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原来是劳合·乔治[1]的最亲密、最直接的同盟者，他在太平洋广阔的水路上抓住这些“老师”的脖领子。在这个悲喜剧的情节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英国统治者对俄国革命者的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神圣同盟的一般意义，公民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就是为它服务的。

　　因为无论是内阁左派集团和政党发表什么样的声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都要承担那个他们是其中一部分的政府的全部责任。捷列先科[2]的政府不是与那些被英国帝国主义者关押在监狱中的英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林[3]、埃斯尼等，而是与那些监狱看守——劳合·乔治和韩德森[4]结盟。

　　战争的头两年我是在法国度过的。在那里我有机会相当充分地观察在“解放战争”时代的米勒兰主义[5]的经验。当然，盖得[6]和桑巴[7]以迫使他们加入战争内阁的十分特殊的、前所未有的形势——祖国在危险中，德军已经兵临巴黎城下，全面崩溃，必须保卫共和国和革命传统——为借口。总之，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今天以更幼稚的形式散布的正是他们当初阐述的论据，就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米勒兰主义与盖得和桑巴的米勒兰主义有天渊之别。

　　在法国部长同志们的善意的参与下，我因我在俄文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报》[8]的工作以及参加法国“齐美尔瓦尔德”运动[9]而被驱逐出法国。顺从俄国外交官指挥的瑞士政府拒绝让我入境。法国宪兵为了维护共和国的荣誉，换上了便服，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上。三天后，巴黎警察局长洛兰给马德里警察拍了封电报，通知“危险的鼓动者”某某越过了西班牙国境。西班牙警察除了逮捕我，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在咨询了国会后，把我放出马德里“模范”监狱，押送到比利牛斯半岛的西南端卡迪斯。当局想立即把我从那里送往哈瓦那，只是经过威胁、反抗、西班牙和某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干预之后，才允许我和我的家人前往纽约。

　　在那里过了两个月后，我们听到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包括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内的一批俄国的被驱逐者企图乘第一班轮船返回俄国、但俄国社会主义者宁愿让劳合·乔治来安排。在哈利法克斯，英国当局把我们从轮船上抓下来，关押在战俘营中。关于这次逮捕的情况和监禁条件，在下面那封致外交部长的信中描述了。这封信我是在被释放出英国战俘营后在丹麦的轮船上写的，是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但在芬兰火车把我送到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之前，立宪民主党领袖已经被其对英国交易所忠诚的重负所压垮。但是，捷烈先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接过了米留可夫先生的遗产，就像后者完全接过了沙皇外交的遗产一样。因此，这封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信，是有充分权利寄给捷烈先科先生的。信的原件是通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齐赫泽转交的。

　　关于德国战俘，我在这里还要说几句，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们约有800人：从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的500名水兵，战争爆发时滞留在加拿大的200名工人，军官和被俘的资产阶级文职人员约100人。关系从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在普通战俘得知我们因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被捕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军官和海军上士单独关押，他们马上认为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普通士兵却对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在集中营度过的这一个月就像是连续不断的集会。我们给俘虏讲述俄国革命，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社会主义内部的派别。民主群众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尖锐，军官中有人仍在给他属下的水兵记“操行”。最后，军官们去找集中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汇报我们的反护国主义的宣传。英国上校当然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禁止我继续公开演讲。不过，这已是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这只能使我们和德国水兵、工人更加接近。他们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来抗议上校的这项禁令。

　　当把我们押出集中营时，难友们隆重地欢送我们，这场面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军官和上士们是护国的少数派，他们躲在他们的房间里，而“我们的”国际主义者们沿着整个过道排成两排，乐队演奏了社会主义进行曲，友谊的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来。一位战俘做了简短的发言，表达了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欢迎，真诚地诅咒德国政府，并请我们转达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兄弟般的问候。这样，我们在阿默斯特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诚然，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公爵李沃夫、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认为，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是违背国际社会主义基础的。在这点上，他们与霍亨索伦王朝政府走到一起，它也同样禁止这样的兄弟情谊，诚然，它的理由不那么虚伪。

　　无须说，美国和加拿大报刊称俘虏我们是因为我们“亲德”。国内立宪民主党的黄色报纸走的当然是同一条道路。在战争期间，“亲德”的指控我听了不止一次。当法国沙文主义者准备把我驱逐出法国时，曾散布过关于我的泛日尔曼倾向的流言。但法国自己的报纸此前报道了我因我用德文出版的旨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多数的政策的小册子《战争与国际》而在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这本小册子在战争开始时在苏黎世出版，它被瑞士社会主义者运到了德国，还是那些左翼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10]的朋友在那里广为散发，德国黄色刊物诬陷他们是沙皇和英国交易所的代理人。这样，在米留可夫们和所有他的盖森们对我们的卑劣行径中，没有丝毫的独特性。这是逐字从德文翻译来的。

　　英国大使布坎南[11]先生在彼得堡走得更远：他在其为报纸刊登的那封信中干脆说，我们返回俄国是得到推翻临时政府计划的资助。据转告，在“知情”圈子里甚至说出了资助的数额：整整一万马克。原来，在德国政府的心目中，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的稳定性就值这么一点钱！一般来说，不能说英国外交不“谨慎”，也不能说它没有装饰性的、纯外表的“绅士风度”。然而，英国大使关于我们得到德国资助的声明，显然缺乏这两种品质：它的卑鄙只能和它的愚蠢相媲美。这只能用下面一点来解释：大不列颠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有两种风度：一种是对“文明”国家的，另一种是对殖民地的。布坎南先生曾是沙皇君主专制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又转变为共和国的朋友，他觉得自己在俄国就像在印度或埃及一样，因此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克制自己。大不列颠当局认为自己有权把俄国公民从中立国的轮船上抓下来，关进关押战俘的集中营；大不列颠的使者认为可以用最卑劣的诽谤来反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这确实应该结束了。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促进这个时刻早些到来，那时革命的俄国将对布坎南先生和他的主子说：“劳驾把脚从桌子上拿开！”

[1]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注

[2]捷列先科（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ерещенко，1886—1956），俄国资本家、糖厂主，接近进步党。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后来逃亡国外。——译注

[3]马克林（John MacLean，1879—1923），英国社会党（1911年创立）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译注

[4]韩德森（Arthur Hehderson，1863—1935），英国工党领油之一，1911—1934年任该党书记。1915—1917年任内阁不管部大臣，1924年任内政大臣，1929—1931年任外交大臣。——译注

[5]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社会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领袖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一种思潮。“米勒兰主义”这个术语是因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米勒兰事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机会主义倾向同革命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译注

[6]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原名马蒂约·马集耳，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勒阿弗尔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曾同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可能派进行斗争。法国社会党（创建于1905年）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5年10月任国务部长。——译注

[7]桑巴（Marcel Sembat，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译注

[8]《我们的话报》是托洛茨基于1915—1916年在巴黎办的一份反战报纸。——译注

[9]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系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引发的反战运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是1919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与会的有俄国、波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38名代表。列宁在会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中派和半中派多数进行斗争。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译注

[10]李卜克内西（Karl Libknecht，1871—1919），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年）之一。1900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属党内左派。1912—1916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16年因号召推翻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而被判处苦役，1918年获释，为进一步发展1918年11月革命形势而斗争，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11]布坎南（George William Buchanan．1854—1924），英国外交家，1910—1918年任驻俄国大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有联系，支持临时政府，与A. Ф. 克伦斯基接近，反苏维埃俄国阴谋的组织者之一。被召回国。——译注

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

阁下：

　　我有幸以此信提请您注意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几位俄国公民遭到了英国政府代理人的不可思议的、纯粹强盗般的攻击。据我们所知，英国政府与您为其外交部长的政府是盟友。

　　3月25日，依据您的政府颁布的大赦，我前往纽约总领事馆，那时，那里悬挂的尼古拉二世肖像已经摘下，但还是笼罩着浓浓的旧俄国警察局的气氛。在不可避免的争执后，总领事吩咐发给我返回俄国的必要文件。我在纽约英国领事馆填写了相应的表格之后，人们对我声明，我的回国旅程不会受到各地英国当局的阻碍。我在英国领事馆中当着一位官员的面给俄国领事馆打了电话，并从那里得到确认，我已经履行了所有必要的手续，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完成我的旅行。

　　3月27日，我和我的家人乘上了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起程。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遭到英国海军当局警官的检查，他们只是走过场地查看了美国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其他国家乘客的证件，却以我国旧宪兵的方式对我们俄国人进行公然的盘问，问我们的信念如何，有什么政治计划等。根据良好的革命传统，我拒绝在这方面与他们交谈，我可以给他们提供有关我个人身份的资料，但俄国国内政治尚不处于英国海上警察的监督之下。但这并不妨碍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在第二次毫无结果的盘问之后，向其他乘客如冯达明斯基先生调查我的情况。警官坚持我是一个Terrible Socialist（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总之，整个调查如此下流无耻，与其他有幸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乘客相比，俄国革命者受到如此特殊的对待，我们中的几位认为有责任通过舰长向英国当局强烈抗议警察特务的暴行。那时，我们还没有预见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位英国军官率领武装水兵登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客轮，以地方当局的名义要求我和我的家属以及五位俄国乘客（丘德诺夫斯基[1]先生、美利尼昌斯基[2]先生、菲舍列夫先生、穆欣先生和罗曼琴科先生）下船。至于这一要求的理由，他们答应到哈利法克斯把整个这一不愉快事件“搞清楚”。

　　就其军官的声明，英国当局对我的身份以及他们扣留的其他人的身份十分清楚。显然，我们之所以被扣留，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真正的或假定的反战人物。我们宣布，让我们下船是违法的，并拒绝服从。于是武装水兵冲向我们，在大多数乘客“Shame（可耻）”的喊声中把我们架上了军用快艇，它在一艘巡洋舰的护卫下把我们送到哈利法克斯。当几个水兵把我抬起来时，我的大儿子跑来帮我，喊道：“打他吗，爸爸？”部长先生，他才11岁，我想，居统治地位的英国民主派和英俄联盟的某些特点的鲜明概念将终身留在他的记忆中。在哈利法克斯，不仅什么都没有对我们解释清楚，甚至拒绝把当地俄国领事叫来，对我们保证说，领事就在要把我们送去的地方。这个声明像英国警官的所有其他声明一样，原来是谎言，这些人就其手段和道德来说完全处于旧俄国暗探局的水平上。事实上，用火车把我们押往阿默斯特，那是关押德国战俘的集中营。在这里的办公室里对我们搜身，我在被关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时，都没有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在沙皇的要塞中，宪兵脱光衣服搜身是单独进行的，而在这里，在民主的同盟者这里，我们却在十几个人的面前遭到无耻的嘲弄。那些遥控操纵这出把戏的恶棍十分清楚我们是俄国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俄国。只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集中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才正式告诉我们被捕的原因：“你们对俄国现政府是危险的。”他这样对我们宣布。我们理所当然地指出，俄国政府的代理人给我们发放了回俄国的通行证，对俄国政府的关心应该交给它自己。莫里斯上校反驳说，我们对所有盟国都是“危险的”。没有对我们出示任何拘禁我们的文件。上校又从他个人的角度补充说，我们都是政治流亡者，我们之所以离开祖国是事出有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对现在发生的事大惊小怪。对这个人来说，俄国革命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对他讲清楚，那些当时迫使我们沦为政治流亡者的沙皇大臣们现在自己已经被关押在监狱中，但对于这位在英国殖民地与布尔人的战争[3]中获得官衔的上校来说，这过于复杂了。对不驯顺的或不恭敬的战俘，这位英国统治者的合格代表的口头禅是：“你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的话……”仅此一句话，对他的鉴定就足够了。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则可以同样有理由说，风格即制度——大英帝国的殖民制度……我们对莫里斯上校来说，是反对合法政权的政治流亡者，也许，战俘营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居留地。

　　4月5日，我们试图给俄国政府拍电报。我们的电报被他们扣压。在我们当英国人的俘虏的整整一个月中，哈利法克斯当局一直拒绝我们与俄国部长联系的权利。我们企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打电报控诉对我们拍电报权利的剥夺。但这封电报也没有拍出去。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激地回忆起沙皇的监狱，那里至少被控诉人不会截留对他的控诉。允许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与俄国驻蒙特利尔的总领事馆的利哈乔夫先生进行电报联系。我们得到利哈乔夫先生这样的答复，即他已经给驻伦敦的俄国大使打了电报，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其后我们为与总领事联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我们的所有电报都被扣留。英加当局为割断我们与俄国政府和它的代理人的联系，采取了所有措施。不仅如此，集中营长官在允许我与妻子见面前，提出了匪夷所思的条件，禁止我交给她任何去见俄国领事的任务。我拒绝会面。这是在让我们上船的两天之前。这样，英国当局认为有到最后一分钟都要对当地俄国领事馆代理人隐瞒罪行。利哈乔夫先生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劳驾自己前往关押我们的集中营，亲眼看看大英帝国政府怎样拘禁俄国公民。

　　阿默斯特战俘集中营设在一座肮脏至极的废弃的旧铸铁厂厂房中，每一面墙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人就生活在这种条件下。

　　部长先生，您可以想象这间卧室夜间的空气如何。尽管战俘们在身体和精神自卫上做了超人的努力，但他们之中仍有5个人神经失常。我们和这几个神经失常者在一间屋子里睡觉、吃饭，部长先生！毫无疑问，俄国领事只要稍做努力，至少能在解决关系我们命运的问题前，为我们争取到不那么令人愤怒的拘留条件。

　　但俄国领事们是在对非统治阶级的俄国公民的蔑视感情中、在对政治流亡者仇恨的感情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涂去了自己信封上的“帝国”一词，就认为他们对俄国革命的义务已经尽到了。

　　英国当局是在什么时刻决定释放我们的，不得而知。至少在知晓我们案情的麦肯上尉对我妻子说，我们已经“被释放”，但要等待适当的轮船后的10天内，关押我们的制度没有丝毫变化。那个在与布尔人的战争和镇压印度人起义中获得军衔的莫里斯上校直到最后一分钟，即4月29日，始终像对刑事犯一样与我们说话。没有对我们宣布我们将被释放，也没有告诉我们将把我们送往何处。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在押送队的押送下前往哈利法克斯。我们拒绝服从。部长先生，您得承认，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的好意呢？我们断然宣布，如不告诉我们新旅途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动身。押送士兵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搬走了我们的行李。只是在他们面临着把我们抬出的任务时，像在一个月前把我们从轮船上抬下一样，集中营长官才把我们中的一个叫到办公室，以他特有的英国军官的腔调宣布，将把我们押上丹麦轮船送回俄国。部长先生，您在此可以看到，在把我们监禁在战俘营中一个月后，盟友们是如何“释放”我们的。

　　如果英国因我们是政治流亡者而逮捕我们（用莫里斯上校的话，this people of political refugees），那么我们中的一个人没有这个“罪状”。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琴科持合法证件从切尔尼戈夫州来到纽约工作，没有从事任何宣传鼓动工作，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他持当时沙皇州长发给他的护照与我们一起回国。这不妨碍英国当局把罗曼琴科先生与我们一起逮捕，并拘押了一个月，显然是基于不准确的告密，或干脆是抓错了：英国官员搞清楚俄国人的姓名不容易，看不到这些先生有理由为谨慎对待俄国公民而费心。

　　这在英国当局对我家属的所作所为中最明显地暴露出来。尽管我妻子不是正式政治流亡者，因为她出国时持有合法护照，在国外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她也与11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一起被捕，说到孩子被捕，并非夸张之词，部长先生。开始时，当局想把孩子们和妈妈分开，把他们关到孤儿院中。只是在我妻子的坚决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关押在一个俄裔警察的住宅里，后者为了防止“非法”寄出信件和电报，不准孩子们上街，哪怕离开母亲单独上街也不许。换言之，孩子也是处在监视下。11天后，妻子和孩子们才搬进了旅馆，不过每天仍要去一趟警察局。他们与我们一起被送上丹麦轮船“赫利格·奥拉夫号”，而且没有任何人事先问过我妻子和我，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是否认为这次旅行对我们的孩子们足够安全。变化正好出现在我们被拘留的期间，美国与德国开战。麦肯上尉和他的海军上将在看到他们不得不把我们从“盟友”绞索中放出来时，他们毫不怀疑，在我们不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孩子的命运。当我问起对我、我的家属和我的旅伴的海盗式袭击的实际和形式上的理由时，麦肯上尉以密探的放肆回答说，他本人不过是一个执行者，他根据伦敦的命令行事，说我过分夸大了全部事情：“现在是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个国家都被摧毁，当比利时……”等等，等等。风格即制度，部长先生！我只好对弱小民族的最无私的保护者指出，如果有人掐住他的喉咙，从他的衣袋里掏出钱包，却以不幸的比利时的命运为自己辩护，这未必能算是对事件令人满意的解决。

　　然而，密探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仍是问题：谁根据什么把我们逮捕？拘押不合英国政府胃口的思维方式的俄国公民的全部命令出自伦敦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劳合·乔治不能放过幸运地碰上的、最终能释放巨大能量的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能量的标志下登上权力宝座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对英加当局指认我们就是应该被拘禁的人呢？谁在三四天内把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鉴定书送到哈利法克斯呢？一系列情况说明，提供盟友效力的即那个摘去接待厅内尼古拉二世肖像的、在名称上涂掉“帝国”一词的改头换面的俄国领事馆。领事馆一只手把前往俄国旅途的文件交给我们，以此表示自己对那个在他们眼中十分靠不住的大赦的忠诚，另一只手把它暗探局的情报交给英国当局，希望这方面的行动会更可靠。这个假设是否正确，部长先生，您比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验证。但无论这个假设正确与否，也完全不管事情的幕后原因，英国当局在中立国家的轮船上逮捕携带俄国领事馆签发的证件返回俄国的7名俄国公民和两个孩子，并把这些俄国公民在只能称为可耻的环境中拘押了一个月之久，在只能称为是对被释放者的嘲弄的条件下将他们“释放”，也是对那个要求释放他们的政府的嘲弄的事实是铁案如山的。这些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最后，我既不陷入一般政治考虑，也不超出我正式向您请求的范围，提出如下问题：

　　部长先生，您是否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英国政府今后在受英国当局控制的区域对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不尊重，至少应该谨慎些？

　　您是否承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让大英帝国政府对它对我们所犯下的损害权利的暴行向我们道歉；坚持惩办那些施暴的大英帝国代理人，不管他们的职务如何；责成英国政府赔偿我们在押送和搜查过程中失落和被掠夺的财物和一个月非法拘禁所造成的损失。

　　在抵达彼得格勒后，我从官方报道中得知英国大使布坎南先生就我们被拘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声明，说我们这些被拘禁者带着德国政府资助的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第一届）的计划回国的。

　　这个关于我收到德国政府的金钱的诬陷用必要的线条补充了英国政府对待俄国流亡者的全部行为。该行为是由暴力、狡猾的谎言和无耻的诽谤编织成的。以如此无耻的诽谤玷污自己，此后不愿为给自己恢复名誉做一点事的人来代表英国，部长先生，您莫非以为这个事实合理吗？

　　等待您的答复，有幸表达对您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

1917年5月5日

[1]丘德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Чудновский，1890—1918），苏共党员。十月革命期间是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后参加国内战争，在战斗中牺牲。——译注

[2]美利尼昌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танович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1886—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2年起）。曾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0年起在美国从事革命工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8年起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团委员。1929年起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1925—1930年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译注

[3]“与布尔人的战争”指英布战争，系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布尔人系南非的荷兰移民。——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