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事件前
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前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5月5日）﹝1﹞
我们是在纽约、大洋彼岸，得知俄国革命的消息的，但在那里，在这个资产阶级统治比任何国家都牢固的最强大的国家里，俄国革命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美国工人阶级过去的声誉不好，人们曾说它不支持革命。但是，如果你们看见2月的美国工人的话，你们会加倍地为自己的革命感到骄傲。你们就会明白，它不仅震撼了俄国、欧洲，也震撼了美国。你们就会像我一样清楚，它开辟了新纪元，铁与血的纪元，但不是在民族反对民族的斗争中，而是在受苦受压迫的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各地的集会上，工人们请求我向你们转达他们的狂热和欣喜。（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我应该对你们讲讲德国人。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批德国无产阶级。你们会问，在什么地方？——在战俘营。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把我们作为敌人逮捕，把我们关押在加拿大的战俘营。（喊声：可耻！）
那里有100名军官和800名德国水兵。﹝2﹞他们问我们这些俄国公民是怎么沦为英国人的俘虏的。当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作为俄国公民，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而沦为俘虏的，他们开始对我们说，他们是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威廉二世的奴隶。我们与德国无产者十分亲近。这令被俘的军官感到不快，他们向英国长官控告，说我们破坏了水兵对他们的皇帝的忠诚。于是捍卫德国士兵对皇帝的忠诚的英国上尉﹝3﹞禁止我作专题报告。水兵就此对长官提出强烈的抗议。当我们离开时，水兵用音乐和口号“打倒威廉二世，打倒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万岁”欢送我们。（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德国水兵头脑里发生的变化，现在在所有国家中都发生了。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曲。但我不能隐瞒，对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不同意。我认为，参加内阁是危险的。我不相信能够发生自上而下地组建内阁的奇迹。我们有过由于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产生的双重政权。联合内阁不能使我们摆脱双重政权，而只是把它带到内阁中去。但革命不会因联合内阁而死亡。只需要记住三诫：1. 不相信资产阶级；2. 监督自己的领袖；3. 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我们建议什么？我认为，你们的下一步将把全部政权交到工人士兵代表的手中。只有单一政权才能拯救俄国。作为世界革命序曲的俄国革命万岁！
《消息报》第60期
1917年5月7日
﹝1﹞这个讲话是托洛茨基同志返回俄国后在苏维埃机构中第一次发言。他反对刚刚出现的联合内阁的激烈发言令苏维埃领袖们震惊。续托洛茨基之后刚刚任职的几位部长登台发言，主要是与前者辩论的。苏汉诺夫相当机智地描绘了这个场面：
佩舍霍诺夫和策列铁里脸色苍白。切尔诺夫毫无顾忌地卖弄风情，在舞台上表演，百般请求千万别让他做俘虏。恶魔般的斯柯别列夫说出了他的神圣的公式——“热烈的心和冷静的理智”。
策列铁里在其论战中竟然使用了下面的论据：
昨天刚刚回到革命的俄国的托洛茨基能否断定，当我们夺取政权时，所有人都会支持我们？须知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孤立：支持它的有部分军队和农民，他们会脱离革命运动。需要调动国家的全部积极力量。不这样就不能拯救祖国。
《消息报》报道了这个讲话。由于速记没有找到，而文本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就讲话叙述的性质询问了列·达·托洛茨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篇讲话在后半部分压缩得很厉害。关于在加拿大集中营的叙述还比较完整，但关于反对社会主义者加入联合政府的讲话的批评部分，压缩成几乎彼此没有联系的几句话；至于“三诫”，据我的记忆，它们是我那时许多讲话的主题：1. 别相信资产阶级；2. 监督自己的领袖；3. 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
﹝2﹞此处数字有误，水兵应是500人。参见《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
﹝3﹞此处有误，应是上校。参见《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
在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乌里茨基同志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报告的讲话（5月7日）
称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意味着在最好的情况下，掌权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无产阶级应该是反对派。”﹝1﹞把自己的党员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交给临时政府的那部分社会民主党成了执政党，资产阶级革命的党，也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代表群众和它的思想领袖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之间的区别，是前者在开始时还分不清楚、不明白革命动力的全部复杂性，那时，作为社会民主党思想领袖的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以自己的策略不仅玷污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还玷污了社会民主党的派别（齐美尔瓦尔德）。他们自认为是这个派别中的一员，而我们把国际复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我们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他们自己的行为使他们站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外。我们不对他们负丝毫责任。进入政府，他们或是成为它的俘虏，或是成为它的代理人，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揭露他们。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清晰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尽快夺取政权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这个时刻离我们愈远，我们的队伍就愈加有组织，愈有觉悟，在需要夺取政权时，我们的准备就愈加充分。
我们坚决拒绝给予新的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它的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因为我们一直对工人群众揭露临时政府的实质，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过去它用民主词句、现在则用两具社会民主党员的尸体来掩盖。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将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因为切尔诺夫什么也做不了。他为立宪会议准备材料，但不能采取实际措施，同时，反革命分子政权的组建工作却在进行中。如果我们自己陷入这个线团中，我们今后就不会有希望。工兵代表苏维埃会垮台，它的各部分将倒向左右两边，但这不是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将会有第三章和第四章，那时将会出现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分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为胜利者，但我们知道，把四个人从苏维埃转到政府中去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不会因妥协和内部调整而改变的。我们应该与自己的阶级一起前进，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胜利者，但我们知道，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如果说马克思犯了过早预言了社会革命的错误的话，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预言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所有战争震荡之后，在社会主义文化50年的教育之后，在各国人民经历的一切之后，还有什么更有利于社会革命的其他条件呢？如果迫使各国人民除去自己身上的所有沙文主义虚伪、谎言和味道的战争仍不能把欧洲引向社会革命，那这就意味着欧洲将在经济上灭亡，作为文明国家它将灭亡，将成为好奇的旅游者凭吊的遗迹，而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或日本。
《新生活报》第18期
1917年5月9日
﹝1﹞作者在此叙述的是孟什维克的立场。——编者注
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决议（5月7日）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由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理所当然是整个革命事变和深化过程的中心，所有资本家阶层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破坏它的权威和意义，在人民革命的废墟上建立土地、金融和工商资本的“强硬政权”。
资产阶级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们拉到临时政府中，以此使革命组织失去首脑并让它为资本的战争和社会政策对人民承担责任的企图，是在这条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在这些条件下，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意把自己的代表派到临时政府中，是极端错误的措施，它无力停止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与有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自然发展，只能在人民的头脑中造成一时的混乱，破坏其领导组织的威信。
因此，作为革命最左翼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责任是在人民面前不倦地批评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并警惕地监督新一届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伪装的资产阶级的自私以及它的所有措施都将半途而废的必然性，以此为把政权转交到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手中做准备。
代表会议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唯一可能的、唯一现实的人民革命政权的形式，它认为它必须采用它所能采用的一切思想、影响、措施来更新苏维埃的内在构成，力求彻底改变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策，使它摆脱今天的执行委员会多数推行的机会主义的护国政策，转向为夺取政权进行彻底坚决的斗争，以便在各民族自由地行使自决权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尽快签署不赔款、不兼并、没有伪装的和平条约。
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一度聚集在齐美尔瓦尔德旗帜下、有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国际主义者称号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公民虽然注意到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在战时的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致命的经验，还是加入了临时政府。代表会议提请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关注这一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退让、在政治上投降的例子，它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党的所有工作人员有责任对无产阶级群众说明，公民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从而自绝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行列。
《新生活报》第18期
1917年5月9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报告的讲话（5月13日）﹝1﹞
同志们，斯柯别列夫对你们声明，工人阶级将通过劳动部长把自己的要求转达给国家。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应当通过自己战斗的阶级组织对国家提要求，而劳动部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也许，从斯柯别列夫当了部长之后，劳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了？斯柯别列失打算征用全部资本家的利润，这很好。但须知，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如果把政权留在资本主义的临时政府的手中，又怎么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动力呢？为了实现这点，应该把政权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不是作为土地革命的部长，而是作为土地统计的部长在我们面前发言。他称，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幸的，这是逆定理。那就让他给我们正定理，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地夺取土地。请注意克伦斯基没有出席苏维埃会议和资产阶级报刊围绕着克伦斯基的名字所做的宣传：莫非资产阶级报刊打算为了俄国波拿巴主义[1]的目的利用克伦斯基？而克伦斯基本人做了什么？他说过不少好话，同时又唆使最高统帅阿列克谢耶夫[2]在军官代表大会上扇临时政府的耳光，称“不赔款不兼并”的口号是乌托邦。须知，阿列克谢耶夫是以临时政府和斯柯别列夫的名义指挥军队的。
《新生活报》第23期
1917年5月14日
﹝1﹞在这次会议上有三个社会主义者部长——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作了报告。当策列铁里描绘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非常遥远的事”时，斯柯别列夫轻率地许诺将征收资本家百分之百的利润。在包括本篇在内的后来的讲话中，列·达·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强调，在资产阶级政府之下，这些许诺纯属幻想。
[1]波拿巴主义系大资产阶级依靠军阀和农民中的反动阶层，并在阶级力量不平衡的条件下，在进行斗争的各阶级中看风使舵的一种反革命专政统治的形式。它将蛊惑煽动与向民主和革命运动的进攻政策结合在一起。这个术语出自波拿巴·拿破仑。——译注
[2]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1918），俄国步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西北方面军司令，1915年任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5月任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是白卫军首领。——译注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喀琅施塔得问题的讲话（5月26日）﹝1﹞
托洛茨基作了长篇讲话。他的话不止一次被一部分人的嘘声、抗议声，另一部分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他论证，喀琅施塔得苏维埃5月16、21、24和25日通过的四项决议﹝2﹞并不彼此矛盾，其矛头也没有指向临时政府，﹝3﹞而是既成形势——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没有掌握政权（托洛茨基把这种形势定性为“双重无政权”）——的自然结果。接下来，托洛茨基援引罗日科夫的文章，指出政府委员在俄国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并对下述现象表示不解：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浪费时间让喀琅施塔得克制自己，而不是组织地方当局去清除黑色百人团委员，后者在未来的反革命中，将扮演屠杀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
地方当局差劲的组织理所当然地引起喀琅施塔得人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只要政府没有用铁扫帚武装起来，不开始清除全部黑色百人团的污秽，类似喀琅施塔得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托洛茨基建议，不要煽动狂热情绪，不要激化冲突，并通过宣布事件已经结束，指出立即在各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的决议。
《新生活报》第33期
1917年5月27日
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如果同意策列铁里的观点，结果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几份声明和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强加给它的意思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资产阶级报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它们断言喀琅施塔得要脱离俄国，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则说，这是无稽之谈。在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公民的喀琅施塔得之行之后，报刊把他们此行的结果说成是临时政府的胜利和喀琅施塔得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声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放弃，临时政府也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只是达成协议，《真理之声报》把它说成是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对临时政府不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疑的是，这个协议没有被破坏。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充满了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威胁。旧政权把所有运动都说成是鼓动者活动的产物，而我们说，运动是由生活引发的，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因为政权的许多黑色百人团代表还留在他们的位置上面引发的，这表明对内阁的不信任。我们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去与黑色百人团的危险作斗争，而是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和战士们宣战。如果反革命得胜的话，黑色百人团的委员会给我们准备绞索，而喀琅施塔得战士们将与我们共存亡。都说双重政权，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双重无政权，因为临时政府没有强大的权力，而你们不敢夺取它。托洛茨基建议通过两个决议：由于已经达成协议，承认事件已经结束；责成执行委员会为地方政权全面民主化采取紧急革命措施。
《消息报》第76期
1917年5月27日
﹝1﹞由于速记稿没有保留下来，而《新生活报》和《消息报》对讲话的叙述在内容上又不相同，我们把两篇报道都收入本卷。必须注意，这两份报纸对讲话的叙述都带有报道性，即讲话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编注
﹝2﹞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所有的决议。我们只引其中的几个决议（5月21日）：
对临时政府代表И. Г. 策列铁里和M. И. 斯柯别列夫关于对中央政权的态度的问题，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回答中声明：同意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堆埃革命民主派的多教的决定，承认今天的临时政府被授予对整个俄国革命来说是完整的全部国家政权，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完全承认这个政权。承认当然并不排除批评，并希望革命民主派创立新的中央政权机构，把全部政权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我们希望，通过对民主派多教的观点的思想推动，我们能够成功地把这个多数转到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上。但只要这点还没有达到，只要多数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并支持今天的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这个政府，认为它的命令和法律对喀琅施塔得、像对俄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效。我们坚决抗议企图强加于我们的这样的意图：即让喀琅施塔得从俄国分裂出去，在统一的革命的俄国之中组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政权，并与今天的临时政府对抗。
193票赞成这个决议，26票反对，22票弃权。
就临时政府派驻喀琅施塔得代表的问题，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它将选举主管民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此人应得到临时政府的确认并对它负责。
202票赞成这个决议，9票反对，26票弃权。
所有陆海军军官均受最高司令部的领导。地方指挥部与现有对它的监督机构的相互关系不变。
213票赞成这个决议，7票反对，14票弃权。
关于在整个俄国共同的基础上立即建立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审判机构的必要性，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这些法规是全国性的，在它那里不会遇到障碍。
203票赞成，7票反对，18票弃权。
关于被捕军官问题，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它将推动最高法院任命的侦查委员会，在喀琅施塔得市工兵代表苏维埃地方侦查委员会在其中的代表的共同工作下，在喀琅施塔得进行的预审中，将该委员会提交法庭的那些人送到彼得格勒法庭，并在案件审理中传唤喀琅施塔得相关部队的代表。在侦查过程中表明无罪的那些人，将由上述侦查委员会在喀琅施塔得释放，将此事通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卫戍部队。
160票赞成，57票反对，16票弃权。
由于某些机关报散布的虚假消息，说什么被捕军官被关押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遭受折磨，有被折磨致死的情况，苏维埃邀请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刊物的代表通过拜访羁押者和个人考察确信，类似的传言是没有根据的。执行委员会随时立即批准拜访，节假日除外。拜访者应持有政党、社会团体或刊物的证明。
﹝3﹞这里叙述的讲话显然不对。从列·达·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立场以及整个事情的实际情况看，他显然不能说，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决议不反对临时政府。列·达·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喀琅施塔得根本不想脱离俄国，像妥协派多数和卖身投靠的刊物所说的那样。不过，这点在《消息报》对讲话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致彼得格勒和全俄国革命人民﹝1﹞
公民们、同志们、兄弟们！
喀琅施塔得的名字是俄国革命史册上的光荣的一页，现在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的侮辱和辱骂。反革命诽谤者恶毒的笔硬说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号召人民胡作非为、私设公堂、无政府主义，说我们虐待被我们逮捕的沙皇制度的歹徒和奴仆，最后说我们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的权力，脱离俄国，成立独立的喀琅施塔得共和国。
多么无稽的谎言，多么可悲可耻的诽谤！
在我们这里，在喀琅施塔得，我们推行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真正的铁的革命秩序。我们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把全部喀琅施塔得的本地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反对私设公堂，反对对被俘的沙皇仆从的所有形式的不体面的报复。但我们赞成为对人民有罪的敌人设立公正的、自由的、公允而有组织的革命法庭。在革命的日子里被我们逮捕的军官、宪兵和警察自己对政府代表说，他们对监狱看守对他们的态度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诚然，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十分糟糕。但这就是沙皇为我们建的那些监狱。我们没有其他监狱。如果我们在这些监狱中关押了人民的敌人，这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革命自卫的考虑。我们与临时政府代表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部长达成协议，尽快对喀琅施塔得的囚犯进行公允的审判。这个协议至今仍然有效。
说我们不承认临时政府，真是可怜的莫须有的罪名！只要组织起来的革命人民的意志承认这个临时政府，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就不能不承认临时政府在所有国务上的权力。在我们的决议中，在我们的主导刊物的文章中，最后还在与内阁代表达成的协议中，我们都坚定明确地声明了这点。在这份协议中，我们努力赢得了对人民民主自制的原则（选举、行政当局的地方代表和对军事长官的监督）的最重大的让步，它现在依然有效。
我们脱离俄国？这是最卑鄙、最下流的诬陷。
难道我们喀琅施塔得人不是为了俄国而进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吗？
难道喀琅施塔得的战士们不是为全体俄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与彼得格勒和全俄国的战士们一起抛洒鲜血吗？现在，当我们推翻了沙皇政权，走上了推翻所有压迫和所有暴力的道路时，俄国各民族和所有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系对喀琅施塔得人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珍贵、更亲近。
我们支持革命俄国的统一，支持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的统一。但是，我们认为，地主、工厂主、银行家的代表在其构成中占多数的今天的临时政府，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府、人民革命的权威领袖，如果国家真的出现无政府状态，有罪的是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它在粮食、土地、工人、外交和军事问题上都不是为真正的人民利益服务，而是听命于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我们革命的良知对此深信不疑。我们认为，彼得格勒和某些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犯了错误，它们支持这个政府。
我们用革命语言的真诚武器为我们的信念而斗争。资产阶级集团感觉到土地已经从自己的脚下逐渐滑走，预见到政权应该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交到人民的手中，这些集团在全国进行无耻的反革命宣传，侮辱、诬蔑和辱骂革命的所有进步力量、特别是我们红色的喀琅施塔得。对这些集团，我们抱以革命的蔑视。我们用真理的言词来反驳他们恶毒的言词。但我们同时对下述一事表达我们的遗憾，几位社会主义者部长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受到甚嚣尘上的对我们的诬陷的影响，在他们的不公正的、令人痛心的决议中称我们背离了俄国革命。不，同志们，喀琅施塔得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会背叛飘扬在他们的舰队上和军舰上的旗帜。指责我们破坏了我们与临时政府代表达成的协议。我们说，这样可怕的误会只能是铺天盖地的诬陷人为造成的气氛和恶意猜疑的结果。
我们在刊物上解释说，我们在5月24日达成的协议对我们来说，不是放弃革命自治原则，而是相反，是在通向它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但在我们这方面，这种解释与放弃我们承担的责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指责我们背信弃义的只能是那些挑拨者，撕毁与临时政府代表达成的协议只会对他们有利，这样就能破坏喀琅施塔得这个革命的源泉，有利于反革命的工作。同志们、兄弟们，谁也不敢把有失尊严的侮辱性的指责强加给喀琅施塔得人。我们没有破坏许下的诺言。我们是革命者，真诚的人，我们坚信，我们的这封信将让谎言、诽谤、猜疑消失得无影无踪，恢复我们之间坚不可摧的革命相互信任。
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俄国革命伟大军队的左翼。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不疑，今后的每一天都将进一步擦亮俄国人民中最愚昧落后的阶层的眼睛，劳动群众的联合起来的力量把国家全部政权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的时刻不远了。我们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士兵、工人向你们，彼得格勒和全俄国革命的兄弟们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的一致是坚不可摧的。我们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打倒诽谤者和挑拨离间革命人民的人！俄国革命万岁！
执行委员会主席C. P. 和C. Д. 罗曼诺夫
书记普里谢列科夫
1917年5月27日
喀琅施塔得要塞
《真理报》第60期
1917年6月13日（5月31日）
﹝1﹞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这份声明出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手笔，这个事实我们是根据下面两个说明确定的：他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声明》中，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全部政权转交到工人士兵代表的手中的时刻不远了”深信不疑，据报纸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报纸中找到相关的地方。——编注），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马克萨科夫、涅利道夫：《革命大事记》第50页，1917年第一版。）我们在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中看到：
这是一份写得出色的、充满热情和尊严的宣言。我认为它是密切参与喀琅施塔得事务的托洛茨基写的。它在十分适中的风格中，很好地表达了那时列宁派布尔什维克集团的“观念”（《革命札记》第四卷第164页）。
核心任务﹝1﹞
多少世纪形成的俄国制度，是建立在群众的强制劳动、贫困和愚昧，和统治者的无法无天和掠夺基础上的。资本像一个尖利的楔子打入了旧贵族—农民的生活中，在农奴制的锁链上又添加了自己的锁链。1905年革命强有力地震撼了奴役的锁链，但没有打破它。相反，此后它更深地勒入了俄国人民的躯体中。战争使所有苦难增加了十倍，但向最愚昧的阶层表明，是谁和怎样统治他们。爆发了第二场革命，它一下子就清除了罪行累累、备受诅咒的至尊匪帮。但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群众的全部困苦和灾难、所有新伤旧痛都暴露出来，要求革命的果断干预。
有产的资产阶级被迫横下心来收养了革命。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宽宏大量地同意从他们一直仇恨和诬蔑的人民起义的手中接过政权。但根据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自私，他们真诚地认为，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为把国家政权交给他们。他们需要这个政权首先是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这又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需求。有沙皇还是没沙皇，公然的还是隐蔽的，资本家不能不力求占领新的土地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昨天他们要求罗曼诺夫和施秋梅尔[1]占领君士坦丁堡、海峡、亚美尼亚、加利西亚，今天，他们要求人民革命完成那些帝国主义任务，旧罗曼诺夫制度就是在这些任务前破产的。为帝国主义利益动员革命，现在，在这条路上受到英法资本催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这样。
然而，人民革命是从截然相反的源泉中产生的：工人群众的饥饿和苦难，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血腥工作的愤怒，最后是他们力求挣脱阶级奴役的枷锁。由此必然产生资产阶级与革命力量之间的冲突。
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并不是因为它领导了革命，而是因为在灾难降临时，它被它的议会、军工企业和城乡组织武装起来，毫不费力地把真空的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
工人群众推翻了旧政府，只是在最初的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代表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后来又加上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个组织的意义在于，它依靠真正的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群众。正是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发生冲突，虽然它的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等）的机会主义政策极不果断、软弱无力。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双重政权。资产阶级领袖和苏维埃领袖认为摆脱双重政权的出路是建立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应该是“强有力”的政府，应该采用“强权”。整个资产阶级的期待和希望就是这样。“需要彻底结束无政府状态”。
所有政府官方刊物都宣布对无政府状态进行十字军讨伐，并在这场讨伐中汲取有利于联合内阁的论据。
在吓唬庸人的无政府的名义下，政府刊物把个别的刑事现象与作为沙皇制度遗产和战争结果的经济和行政生活的全面崩溃，最后还有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领地的夺取，工人对资本家的进攻，以及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对官员和军官的民主化）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希望革命群众通过有组织地“夺取”土地或民族和阶级的权力来放弃深化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今后应该放弃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角色，即放弃第二重非官方政权的角色。全部权力应该集中在临时政府的手中，它依靠的是革命权威，想让整个军队重新站起来，以履行把临时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任务。让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企图由于手段太露骨而很快遭到失败。在革命时代，反动派的蛮横不得不收敛点儿。有产阶级为了满足革命民主派（个人的而非阶级的），撤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职。他们请某些属于护国派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进入政府，和他们一起制定了许诺给我国人民“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不赔款不兼并的和平政纲，但作为回报，要求人民服从独裁的临时政府，保持与盟友的共同战线，对奥地利和德国发动进攻。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这意味着俄国革命发展的终结，人民的全部觉醒的能量将被直接引入帝国主义的磨房中。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部长的公文包交给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这样一来，这些部长所属的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成了执政党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巴黎交易所和美国托拉斯的盟友。这两个党的刊物就成了半官方的政府刊物。在这些“革命”部长还没来得及着手改善劳动者的命运，克伦斯基就用鞭子和蝎子尾巴威胁不听命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人了。
革命可以同时对主要的压制者、严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出自于社会主义行列的不负责任的、半下意识的助手们说：“休想！”
联合内阁不能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撞上它，政府就会粉身碎骨，如果不尽快停止战争和最深刻地破坏私有财产权，粮食危机不仅不能消除，连真正的缓解都不可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二者都做不到。在国内，土地问题是农民多数对地主少数的革命进攻问题。然而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府在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的同意下停止这个运动，正如政府需要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是为了让工人的“胃口别太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合的临时政府的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样。
应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革命面临着新的、更加尖锐的政权危机。今天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社会主义人质会像昨天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内阁一样不光彩地退出舞台。早几个星期或晚几个星期，工兵代表苏维埃将面临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
粮食危机、“无政府状态”、土地问题、消灭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对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都归结为一个任务：夺取政权。
对工人群众说明把政权转交到革命群众机构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朝这个方向促进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人员构成和政策，这就是我们这份报纸现在的核心任务。
﹝1﹞这篇文章没有在任何地方刊登过，是我们在列·达·托洛茨基的档案中找到的。就文本判断，文章写于5月或6月初。一系列理由使人认为，它是为那时区联派成员打算创办的报纸写的。
[1]施秋梅尔（Борис Владимрович Штюрмер，1848—1917），1916年任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内务大臣和外交大臣。尼古拉二世的宠臣Г·E·拉斯普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前进》周刊﹝1﹞
我们的周刊将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机关刊物。不久前，类似的定义还是充分的。现在这些词贬值了。那些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与我们不可调和的敌对阵营的分子和阶层都把自己归到社会主义和革命一边。街头黄色报刊自称无党派社会主义报刊。银行报纸给自己涂上“现实社会主义”的保护色，就像银行在它的楼顶上升起革命的红旗一样。
由于不久前，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这一社会主义的狂热升温和对社会主义的假冒就更加出乎预料了。确实，在战争带来的如此巨大的震荡中，国际社会主义遭受了最严厉的考验。国际的几个最强大的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偶像前，在彻头彻尾虚假的“国防”的旗帜下投降了，它们为欧洲人民的彼此折磨祝福。人类最后的希望——社会主义的失败，比杀戮和物质文化的破坏更可悲。
但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它只是在可怕的内部危机中铲除了自己的民族局限性和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在最血腥的、最不光彩的战争的洪流中，工人群众清除了民族意识形态的精神奴役，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中得到锻炼。在最重大的事件面前成了破产者的第二国际领袖谢德曼[1]们、盖得们、王德威尔得[2]们、普列汉诺夫[3]们被取代，接替他们的是在战争打击下成长起来的新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马克林、瞿格伦[5]和许多其他人，他们是在战争风暴、为社会主义风暴而形成新国际——第三国际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社会主义危机的最低点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俄国革命是伟大的欧洲涨潮开始。资产阶级企图全力以赴地驯服俄国革命，并把它民族化。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它自己涂上了社会主义的保护色。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和它的政治代理人为在“民族统一”和“国防”的名义下使无产阶级失去个性，让它脱离国际主义、服从帝国主义战争的纪律而竭尽全力。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截然对立的。革命防卫是社会护国主义的俄国变种。在民粹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面具下，国防带来的是其一贯的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政策，沙文主义的毒害以及思想道义上的损害。
反对社会护国主义腐蚀性影响、捍卫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当国际主义潮流显然战胜了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护国主义时，在这个时刻，我们出版了新一期《前进》周刊[6]。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版物将会通过比日报所允许的方式更深入地提出问题，通过为统一所有革命的国际主义派别而进行的顽强的斗争来促进这个拯救过程。读者朋友们，《前进》周刊期待你们的同情和你们的支持。
《前进》周刊编辑部
1917年6月15（2）日
﹝1﹞《前进》周刊是区联派委员会创办的周刊。该杂志编辑部成员有列·达·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在这份杂志与《真理报》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分歧。杂志独立于我党机关刊物单独出版，是因为当时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工作还没有结束。
[1]谢德曼（Philipp S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领导该党。1918年11月—1919年2月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之一，1919年2—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2]王德威尔得（Ëmile Vandeve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1900年起为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894年起为国会议员。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37年以前曾担任大臣职务（外交、司法等）。——译注
[3]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75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之一。1880年起侨居国外，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著有《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等著作，反对民粹派，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火星报》的创建者之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他是孟什维克护党派的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护国派的领袖。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临时政府，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待否定态度。——译注
[4]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drich Adler，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中派分子。1916年因首相K. 斯裘尔克拒绝恢复于1914年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第二国际（1921—1923年）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年）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5]霍格伦（Zeth Höglund，1884—1956），瑞典社会民主运动的左翼领袖。1917年和1919—1924年为瑞典共产党主席。1924年因犯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党，1926年回到社会民主党。——译注
[6]《前进》周刊系区联派办的杂志，在彼得格勒出版。1915年出1期，1917年出8期，第9期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机关刊物出版，同年9月停刊。——译注
双重无政权
——评时局
战争条件推开并压倒革命内部力量的作用。然而，革命进程恰恰将是由这些内部力量，即阶级决定的。
最初，战争打断了从1912年开始加强的革命﹝1﹞，后来由于愤怒的军队的英勇干预，又赋予它迅猛的进攻速度。旧制度的反抗力量已经被战争进程消耗殆尽。那些能够作为君主制和人民的中间人的政党一下子被悬在空中，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冒险跳到革命的岸上。这给了革命暂时的全民族一致的假象。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应该马上使它产生为战争利益而利用“全民族”的革命高潮的想法。
战争的条件、参加者和目的还是原样。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是旧制度政治范围内最明显的帝国主义分子，却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支配者。在同样的敌人、盟友和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实质上与沙皇制度下一样的战争却因而变成了“为革命的战争”。对资产阶级来说，任务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动员革命——它激起的力量和热情。只要工人群众在这块红抹布下表现出不惜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献身的勇气，米留可夫们就宽宏大量地同意称“红色抹布”为神圣的战旗。
但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马脚暴露得太明显了。为了能掌握被唤醒的群众，把他们的革命力量引到国外战线的轨道上去，必须采取更复杂的手段，主要的是需要政纲尚未声誉扫地的其他政党，以及声望尚未玷污的其他人。
他们被找到了。在反革命年代，特别是在最近的工业高涨时期，资本在经济上让数千名1905年的革命者服从自己，在精神上驯服了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们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因而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活动家干部，他们早就对遏制阶级斗争和让工人群众服从护国纪律跃跃欲试了。与这些知识分子携手共进的是反革命时代的工人取消派，他们被1905年革命的失败吓破了胆，他们在自己身上发展了一种才干：看风使舵。
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反对沙皇制度，早在革命前就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更紧密地靠近有产阶级创造了条件。克伦斯基、齐赫泽在杜马中使自己的政策与格沃兹杰夫﹝2﹞和波格丹诺夫﹝3﹞的进步同盟接轨，与古契柯夫们的军事工业委员会[1]接近。但沙皇制度的存在妨碍他们公然转到国家护国主义的观点上。革命消除了这方面的全部障碍。对资产阶级政党投降现在得到了“民主统一”的称号，资产阶级国家的纪律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纪律”，最后，参加资本主义战争开始被称为保卫革命免遭外来破坏的战争。
这是司徒卢威[2]在其《路标》中预见、召唤和培养的“国家”知识分子，他们意外地在被强迫征入军队的更加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软弱无力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只是因为革命是在战争期间发动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庸人在革命初期就是机械地组织起来的力量，得到了对工兵代表苏维埃施加影响的机会，如果不是在战争中的话，这些分散、落后的阶级是根本不能胜任此事的。在外省、在偏远闭塞地区，在多数刚刚被唤醒的群众中，孟什维克和民粹派知识分子在开始时理所当然地得到支持。把小资产阶级阶层引到与资本主义自由派妥协的道路上，事实再次表明后者根本不能独立率领群众，孟什维克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以这些群众的压力为自己在暂时被排挤到群众大军次要位置上的纯工人阶层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在开始时，似乎所有阶级矛盾都消失了，所有社会缝隙都被孟什维克—民粹派的思想残片所填补，全民一致最终在克伦斯基、齐赫泽、唐恩的创造性努力下实现了。在看到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复苏时，感到意外和惊诧，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野蛮的、确实丑恶的嘲弄——说他们是宇宙和谐的破坏者，就是由此而来的。
组建工兵代表苏维埃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升到对它自己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高度，它最怕负责任，因此毕恭毕敬地把政权交给出自6月3日杜马核心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小资产阶级庸人对神圣的国家政权的生理恐惧，在民粹派身上公然流露出来，在孟什维克身上却被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允许社会主义者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重担的教条议论所掩盖。
“双重政权”就是这样形成的，更确切地说，应该称它为双重无政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秩序和战争胜利的名义把政权拿到手中；但它不能绕开工兵代表苏维埃进行统治，而后者对政府毕恭毕敬，半信任同时又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别一不小心推翻了全部机构。
米留可夫无耻挑衅的外交政策引发了危机。认识到苏维埃小资产阶级领袖在政权面前惊惶失措的全部力量，资产阶级政党在此基础上干脆直接进行敲诈：以政府怠工相要挟，即自己拒绝参加政府，他们要求苏维埃交给他们几个社会主义者为人质，后者参加联合内阁应该会加强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信任，以此来消除“双重政权”。
在最后通牒枪口的威胁下，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急忙丢掉自己身上马克思主义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偏见，并把苏维埃的民粹派“领袖”也引上这条路，后者也根本不受原则偏见的拖累。最后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切尔诺夫身上。他来自“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3]，在那里离开了王德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的社会主义，只是为了在后来进入李沃夫和盛加略夫的内阁。诚然，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证明说，俄国的米勒兰主义与法国和比利时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阿姆斯特丹决议﹝4﹞所预见到的十分特殊的情况的产物。但是，他们只是重复了总是以同样的“情况的特殊性”为理由的比利时和法国米勒兰主义的论据。克伦斯基在其令人厌倦的戏剧性之下，还储存着一些对现实的嗅觉，他完全准确地把俄国米勒兰主义与西欧的等量齐观，并在其赫尔辛福斯的讲话中炫耀说，由于克伦斯基的榜样，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两个月内走完了西方社会主义者花了10年才走完的路。难怪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的火车头。
联合政府尚未形成，历史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果它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马上建立的话，像所说的那样是“民族的革命统一”，它也许还能在革命力量内部斗争中维持一段时间。但第一届政府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给它的期限正好够暴露“民族统一”的全部谎言，并激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立即盗取革命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企图进行革命反抗。在这样的条件下，用白线缝成的联合政府不能缓解灾难，它本身注定要成为“革命民主派”队伍中分化和分裂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存在只是连篇废话掩盖下的垂死挣扎而已，哪里谈得上它的“活动”。
为了与经济，特别是粮荒作斗争，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门制定了国家领导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广泛计划。经济部门的成员与苏维埃官方领导人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方向，还不如说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深刻了解。正是因此，他们得出极度革命性的实际结论。他们的理论缺乏的是革命政策的传送带。就其多数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能实现彻底反对有产阶级自私的体制。如果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和他那已经成为谚语的“100%”不明白这点的话，严肃、干练的工商界代表柯诺瓦洛夫[4]则对此非常清楚。
他的退休给联合内阁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为让所有人都毫无歧义地明白了这点。对苏维埃领袖们惊惶失措的心理的戏弄又重新开始：资产阶级威胁要把政权扔给他们。“领袖们”对此的回答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资本的主要代表走了，我们就邀请……布雷什金先生﹝5﹞。但布雷什金示威似的拒绝了参加对私有财产进行外科手术的试验。于是开始寻找“独立的”工商部长，即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支持的人，他可以扮演同时接收劳工和资本的反诉的信箱的角色。
然而经济崩溃却日趋严重，而政府的行动仍是主要表现在印刷纸币上。
李沃夫和盛加略夫是切尔诺夫的老同事，因此他不可能在土地问题上展示哪怕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而这正是这位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典型特征。意识到分派给他的角色，切尔诺夫向社会做自我介绍时不是土地革命的部长，而是……土地调查部长。根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掌握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构想，革命在下层中停留在对立宪会议消极的等待中，从社会主义革命者加入地主工厂主的内阁后，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的称号。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临时政府公布的“和平纲领”的失败，比期望的要快，更有灾难性。法国的重要部长里博先生不仅毫不委婉地断然否定了俄国的和平公式，庄严地确定了继续战争，直到获得“彻底胜利”的必要性，而且拒绝给前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护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发放护照，而这个会议是在里博的盟友和同事们、俄国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参与下组织的。其殖民占领政策总是以其无耻的“神圣的自私”而著称的意大利政府对“不兼并的和平”的公式的答复是让阿尔巴尼亚单独赔款。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散发用他特有的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口吻写的一封信对俄国照会加以反驳，信的主题是，在战胜德国后，在他威尔逊无私的参与下，盟国收取的赔款实际上不是赔款，而是对和平和公正的保障。临时政府，即它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在两个星期内没有公布盟友的答复，显然是指望用这种小手腕来延长自己政策的残喘。结果是有关俄国国际形势的问题，即俄国士兵为什么应该打仗和死亡的问题，现在变得比米留可夫外交部长的公文包被打掉的那天更加尖锐。
在现在吞噬全民人力和资金大部分的陆海军部门中，无限地笼罩着做姿态和说空话的政策。今天军队的物质和心理状态过于严峻，它们是无法用部长们的散文诗来消除的。用布鲁西洛夫[5]将军取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改变了这两位将军的状况，但不是军队的状况。进攻的口号激动了国家和军队的舆论，后来这个口号又突然被抛弃了，为了一个更少装饰的口号——准备进攻，陆海军部没有能力让国家接近胜利，就像捷列先科的部门没有能力让它接近和平一样。
临时政府软弱无力的图景在其内政部的工作中完成，用忠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决议的话来说，它单方面地用地主老爷来充实地方干部。不等立宪会议，就用夺取的权力的手段保证了地方自治的居民中积极阶层的努力，并立刻被唐恩们用国家——警察语言称为无政府，也引起了政府方面出乎预料的有力的回击，后者的人员构成就使它无法采取创造性的强有力的措施。
最近这几天，这个政策的全方位破产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得到最令人反感的表现。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喀琅施塔得——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对联合政府不信任的象征，底层人民的独立政策的旗帜——的卑鄙的、彻头彻尾诬陷战役，不仅让政府和苏维埃领袖服从自己，还使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成了反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的无耻诬陷的急先锋。
革命的国际主义不断地把护国思想从工厂和进步团队中排除，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服从自己的新主子，狂热地企图一下子就打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以此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心理”因素的准备。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周围，英法和美国交易所的盟友和俘虏在政治上孤立了无产阶级，让它“遵守纪律”，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为解决这项任务耗尽了政府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全部力量。用血腥镇压进行无耻的威胁、挑起公然的冲突，是这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5月中，这些人如此卖力和匆忙，好像他们已经决定要为六月事件﹝6﹞做准备似的。
联合内阁的垂死挣扎从它诞生那天就开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应尽的全部努力，让它的垂死挣扎在内战的痉挛中结束。通向它的唯一一条路是全线展开进攻，不是让步，不是闪烁其词，后者只能刺激国务活动家们的胃口。应该不让他们孤立我们，而是应该把他们孤立起来。应该在联合政府的可悲可怜的经验上，在最愚昧的工人群众面前揭露这个现在以革命名义讲话的联盟的反人民的内涵。在粮食、土地、军事问题上，应该用革命的方法对抗有产阶级和它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尾巴。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孤立自由派，保证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城乡底层的主导性影响。今天的政府与今天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领袖的一起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挽救作为革命代表的苏维埃的权威，保证它今后的领导角色的，只能是今天的苏维埃的少数。这点在每一天都变得更加明显。政府不能、苏维埃不敢的双重没有政权的阶段必然以空前尖锐的危机而结束。我们的事情就是为这个时刻积蓄力量，以便全面地提出政权问题。
《前进》周刊第1期
1917年6月15（2）日
﹝1﹞这个高潮的起点应该认为是1911年末。但只是在1912年4月发生的著名的勒拿河枪杀工人事件之后才迅猛展开。这个事件甚至唤醒了无产阶级中的冷漠群众，从那时起直至战争开始，俄国成了群众经济政治罢工的见证人。这个高潮完全证实了我党在反动年代对事件的革命进程的定向。孟什维克制定了俄国缓慢进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策略，以毫不掩饰的担心迎接这个高潮，这表现在他们对高潮的评价——“罢工狂热”——中。
﹝2﹞格沃兹杰夫（Кузьма Антонович Гвоздев，1883—？），孟什维克领袖，战时彼得格勒护国分子的领导人。格沃兹杰夫在把工人拉入资本巨头创立的军工委员会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格沃兹杰夫与古契柯夫联盟，反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对这些委员会的抵制情绪。二月革命后，格沃兹杰夫理所当然地处于孟什维克的右派行列中。格沃兹杰夫加入第一届联合欢府，为劳动部副部长。
﹝3﹞波格丹诺夫（Болис Осип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4—？），1917年以革命护国派闻名的孟什维克一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是策列铁里最亲密的助手。七月事件后，波格丹诺夫像部分其他孟什维克一样一度向左转，在全俄民主会议召开时，他甚至领导了反对唐恩自由派政策的反对派。由于波格丹诺夫一翼，在全俄民主会议前成立的孟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否定了唐恩关于与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决议。
﹝4﹞这里指的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在修正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理论斗争。这次代表大会“正统”的多数通过的决议，未加修改地被阿姆斯特丹代表会议通过。由于这个决议的历史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它再一次表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叛徒的国际忘记了第二国际自己的基本策略原则：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改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经过检脸并获得成功的策略的修正主义企图，它以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的政策。
类似的修正主义策略的结果是把党从力图尽可能迅速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因而是革命——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
因此代表会议与修正主义意图相反，表达自己深信，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日益激化，并声明：
1. 党不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负任何责任，因此它不能为由统治阶级为维持其政权的需要所决定的手段做辩解。
2. 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考茨基的决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不能追求加入政府。
接下来，代表大会谴责了掩饰现在的阶级矛盾，方便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所有企图。
代表大会希望，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使用自己已经得到的巨大力量——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由于支持它的选民群众的巨大增长，解释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利用我们纲领中相应的基本条例，以最有力、最热情的方式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和保障政治自由和其他权利；为反对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殖民地政策、无权地位、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比它此前所能进行的更加强有力的斗争。最后，为建立社会主义立法，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而坚决行动。
﹝5﹞布雷什金（Брьшкин），系莫斯科大工厂主，工商资产阶级领袖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布雷什金不止一次进入内阁。
﹝6﹞这里指的是1848年七月事件，那时资产阶级自由派挑唆巴黎无产阶级起义。1848年的二月革命像我们的二月革命一样，没有创造消灭阶级矛盾的前提，而只是在新的基础上激化了它们，把斗争的重心转移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在这方面与我们的二月革命完全相似。1848年2—7月的整个时期都是在不间断的阶级冲突的标志下过去的。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强大（这是那个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区别），它决定挑唆无产阶级起义，再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中。它通过关闭为数千名失业的无产者提供工资的本国的作坊做到了这点。起义的工人被本国资产阶级和巴黎的小店主的近卫军所粉碎。俄国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类似的发展进程。但像历史表明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更加成熟的阶级关系对资产阶级要不利得多。
[1]军事工业委员会系俄国资产阶级于1915年建立的组织，旨在动员工业满足军事需要，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委员会领导人企图建立工人小组来吸引工人参加该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译注
[2]司徒卢威（Петр Бери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解放》杂志和《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路标》文集的作者之一。白俄流亡者。——译注
[3]昆塔尔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4月24—30日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4月24日在伯尔尼，后在瑞士昆塔尔村）。通过了反战宣言及其他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包括列宁提出的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由于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坚持，写入了进行全面的国际主义反战，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口号。——译注
[4]柯诺瓦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оновалов，1875—1948），俄国大纺纱厂主，进步党领袖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首领。1917年在临时政府中任工商部长。十月革命后组织反革命阴谋和叛乱。后来流亡国外。——译注
[5]布鲁西洛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русилов，1853—1926〕，俄国骑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第8集团军参加加里西亚会战，1916年任西方面军总司令，胜利地实施进攻战役（称布鲁西洛夫突破）。1920年起在红军中任职，1923—1924年任骑兵监。——译注
和平问题
和平纲领﹝1﹞
第二届临时政府发布旨在捍卫不赔款不兼并、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宣言。这个公式可能会让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觉得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的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后。但是，谁要了解英法制造的公式（劳合·乔治—白里安—里博公司），或哪怕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公式的话，他不能不对临时政府的宣言抱有能救命的不信任。从创世纪以来，任何时候统治阶级都没有像在今天的战争期间那样扯过这么多的谎。“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过去和今天进行的都是进一步挑唆一国人民反对另一国人民的勾当。今天的帝国主义屠杀的历史意义越是赤裸裸、越是无耻，统治者和为他们服务的政客就越是企图用华丽的公式来掩盖它的内容。资产阶级的美国介入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向欧洲出口军用物资和装备以及用欧洲的鲜血赚钱的神圣权利。对民主的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得更加坚决地挥动所有和平主义的战旗。
社会护国主义者为提供蒙蔽人民意识的公式特别卖力：他们在今天的战争机制中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就在于此。给群众提出如“保卫国家”，或是“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或是“解放被压迫民族”这样的目的，社会护国主义者们在群众头脑中把这些任务的解决与本国军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知疲倦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使用理想口号。
战争的无出路和漫长，经济的全面崩溃，不满的增长和底层的不能忍耐，已经在俄国革命这支恢宏的序曲中找到了其最初的表现，所有这一切迫使两个联合的统治者寻找消灭战争的途径。
当然，最好的消灭方式是所谓的“决定性的胜利”。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证明，没有胜利和由此产生的全部优越条件，整个社会制度将面临危险。法国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对法国来说的同样的情况。但战争拖的时问题长，“决定性的胜利”就越难实现﹝2﹞，包括社会护国主义一翼在内的统治集团就越是担心，越没有信心。通过腐朽的协议消灭战争（主要是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就像通过互相宽恕罪行、恢复“国际”是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觉到对和平的强烈需要。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开始和平谈判之日就是算账之时。正是因此，官方外交不反对让社会护国主义的外交家们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与他们之间预先拉开一定的距离，以防谈判失败。这种为和平谈判寻找基础的半官方的摸索，就是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
这个代表会议的内部矛盾最鲜明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和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政策中。在同一个“不兼并的和平”的纲领的名义下，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捷列先科要劝说帝国主义盟友们转到正派的生活方式上，克伦斯基没有等到这个劝说的结果，就让俄国军队准备进攻，而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捷列先科的规劝，意大利政府的答复是宣布阿尔巴尼亚是自己的被保护国，而里博再次证实彻底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发放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是里博的当政的俄国同事邀请他们前往那里的。无论怎样看待“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是对盟友的规劝的题目，还是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策列铁里与谢德曼和列诺德尔[1]之间谈判的对象——这个纲领都不能让我们产生任何信任。列诺德尔马上就对自己的政治家先生们、即统治者们解释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首先是为了揭露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和盟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该认为，谢德曼武装的至少是类似的计划。没有任何东西能对我们保证，代表会议真的会成为资本主义外交和平谈判，哪怕是序曲也好。它同样可能成为让沙文主义热情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让工人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以此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通向和平和各国人民兄弟般友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对我们来说，就是犯罪。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倡议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这赋予此事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是它以十分革命的群众的名义说话。同时，苏维埃首脑是渗透着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对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不相信的政治家，他们依靠的是这些群众未完全定型的意识。
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苏维埃消息报》说：“召开社会主义外交家的代表会议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企图在办公桌前和睦地达成重新剪裁欧洲版图的协议。这样的代表会议不能导致正面的结果，只能使隔开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深渊变得更深，只要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民族任务的界线。
“提供真正富有成效的结果的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出席它的每一个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队伍中的一个，聚集到一起是为了以共同的力量做共同的事业。
“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消息报》总结说。
与此同时，《消息报》在计算中减去了这一情况，即执行委员会本身用最紧的结把自己与俄国资本主义外交拴在一起，通过后者又与盟友的外交拴在一起。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破坏民族统一，但在自己家中更加强烈地追求民族的统一。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代表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必然在头几步就暴露出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群众面前为这种根子上带有两面性和无原则性的事承担责任，不是轻率就是盲目。
和平纲领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上，革命社会主义者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斗争的一般原则。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理由偏离它们，转到克伦斯基或策列铁里的“原则”上。我们进入了强烈的革命震荡时代。政治上的不彻底性、特别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将很快落伍。只有全部纲领和策略都建立在对世界社会革命斗争、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考虑上的党，才能与历史运动同步。
彼得格勒
1917年5月25日
一、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服务的政党的角度，它就是那些应该由帝国主义力量来保证其实现的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需要手持武器占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得的和平纲领要求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和平条款的这个角度，只能得出战争用武器得出的结论。换言之，和平纲领就是战争纲领。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力量——介入前，情况就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意味的不是这些应该由本国帝国主义实现的要求，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用其反对所有国家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所硬性提出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是广泛地展开，和平问题就越是不取决于各方的纯军事状况，就越能把和平条件被群众理解为战争条件的危险化为零。
这在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鲜明地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来。
战争是从德国军队对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毁灭性的攻击开始的。由对小国的摧毁引发的敌对阵营统治阶级的虚假的、自私的愤怒之外，还有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怒，他们的同情在只是因为身处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而被摧毁的小国命运的一边。
在战争开始时刻，比利时的命运因其特别悲惨而引起了关注和同情。但34个月的战争表明，比利时事件只是解决帝国主义战争基本任务的道路上的第一步：弱肉强食。
资本主义把其“调整”个别国家国内经济生活的方法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破产和大资本家不断胜利的道路。资木主义力量的国际竞争意味着不断地让中小民族服从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技术越高，金融资本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军国主义的要求越高，小国就越是依附于强国。这个过程成为帝国主义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它通过国家借债、铁路和其他的租让、军事外交协定等不断完成。战争暴露和加速了这个过程，给它加入了赤裸裸的暴力因素。它破坏了小国“独立”的最后的残余，完全不管两个主要阵营竞争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还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失去独立的血腥悲剧的表象。对各盟国来说，“解放”比利时根本就不是独立的任务。无论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还是在战后，比利时都将作为从属组成部分进入资本主义巨人之间大规模的游戏中。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可能由于战争的结果而留在德国的压迫之下，或成为大英帝国的债务人，或被两个营垒的掠夺者瓜分。
塞尔维亚的命运也一样，它的民族能量只是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砝码，后者的摆动一点儿也不取决于塞尔维亚本身的利益。
核心帝国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拖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仍是奥地利—德国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机构，或是变成在进行结算时的辅币，战争至少会写完它们独立史的最后一章。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最明显的是波斯的独立已被消灭，1907年的英俄协议原则上使它寿终正寝。
罗马尼亚和希腊相当清晰地向我们展示，帝国主义托拉斯给小国公司的选择“自由”是多么可怜。罗马尼亚更喜欢自由选择的姿态，开启了中立国的水闸。希腊力求以消极顽抗留在自己“家里”。似乎是为了更直观地暴露为自保进行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把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队都调到了希腊的领土上。在最好的情况下，选择自由扩展为自治形式。最终，罗马尼亚和希腊得出同一个结论：它们是大赌徒手中的赌注。
欧洲另一端的小国葡萄牙认为有必要在盟国的一方卷入战争。如果处于英国保护下的葡萄牙在卷入群殴问题上享有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更多的自由，它的决定会让人匪夷所思。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攫取了大量的黄金。但这四个西北欧中立国家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主权”的虚幻，如果它能熬过战争的话，也将在和平条件下遭到列强的“清算”。
“独立的”波兰只有成为两个列强集团的债务人和军事附庸的条件下，才能在帝国主义欧洲保持其独立的幌子。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其强制性的进出口条例中揭示了它的全部内容。这个小联邦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手里拿着帽子踏破了两个交战阵营的门槛，独立和中立对一个不能拥有数百万刺刀的民族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为自己形成明确的概念。
如果战争因为增加了战线和参战者的数量而变成了一个含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它排除了任何一个政府形成所谓的“战争目的”，小国则有了相当大的、不过是有条件的优势，它们的历史命运可以认为已经被预先决定了。不管是哪一个阵营获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有多大，回到过去小国的独立，已经没有可能。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获胜，这能决定的问题只是谁是这些小民族的直接的主人。但只有招摇撞骗者和傻到极点的傻瓜才会把小国的自由问题与哪一方胜利联系起来。
第三种可能性更大的战争结局——双方打成平手，两个交战营垒中没有一个对对方有明显的优势，这只会更加清晰地暴露出同一阵营中强者对弱者的优势，两个阵营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的”牺牲品的优势——将有完全一样的结果。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战争结局本身并不能保障任何人和任何事，所有弱小国家反正都会成为失败者：就像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人一样，就像那些试图在自己中立的阴影中躲避命运的国家一样。
比利时、塞尔维亚、波兰、亚美尼亚等国的独立，对我们来说不是盟国的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像对盖得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森等那样），而是进入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纲领中。
二、Status quo ante bellum[2]
但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自己解决引发了今天的战争的那些问题，或是在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
人们对我们说：“对实现这样的纲领来说，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力量。希望它在今天的战争结果下实现自己的和平纲领，是乌托邦。为结束战争，为不兼并的和平，即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等而斗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更现实的纲领。”这是马尔托夫[3]、马尔丁诺夫[4]和整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据，他们在这个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上持的都不是革命观点，而是保守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um，不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争取不兼并的和平的斗争的“现实性”呢？战争迟早都会结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期待意义上，停止战争的口号无可争议是“现实的”，这也是确定无疑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希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以其今天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停止战争，不是乌托邦吗？像人们反驳的那样。还不因此放弃停止战争的口号？等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停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没有一方有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消耗殆尽；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阻止了战争事件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当战争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而结束时，幻想没有赔款的和平是天真的。如果谢德曼们和兰茨贝格[5]们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的工作，在议会中却赞成“不兼并的和平”，那正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的抗议不能妨碍任何“有益的”赔款。另一方面，我国最高统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称不兼并的和平为“乌托邦的语言”，他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最重要的事就是进攻，在军事行动成功的情况下，所有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3﹞。为了从全副武装的战胜国的手中夺取赔款，无产阶级除了善良的意愿之外，显然还需要革命力量和随时准备公然地使用它。无论如何，它不掌握任何能使胜利的一方放弃利用所获得的胜利的“经济手段”。
主要是支持有限的“只是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的人期待战争的第二种结局，假定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的干预所打断，而是耗尽了交战双方的所有资源，以消耗殆尽而结束，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军国主义太软弱，无力进行征服；无产阶级太软弱，无力进行革命。消极的国际主义者让自己残缺不全的“不兼并的和平”纲领适应这种状况，他们往往把这个纲领说成是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um，即回到战前状态。但其中的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出它的阿基琉斯脚踵。事实上，像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不分胜负的战争结局根本不能排除兼并；相反，是以兼并为前提。如果两个列强集团中没有一个获胜，这根本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能够完好无损。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的赔款正是由软弱的第三方出。为了防止这种相互“补偿”（相互奖赏），国际无产阶级应该直接进行反对统治者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议会的抗议乃至大街上的示威游行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妨碍统治者或是通过胜利，或是通过协议来完成领土占领和践踏弱小的民族。
至于第三种结局，它是最清晰可见的。它假定国际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的高潮中挺身而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从下面使战争瘫痪，使它停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力量停止战争，它根本不能也不愿意局限在归结为否定兼并的保守纲领中。
我们认为，不兼并的和平的真正实现的前提，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假定的这种运动相比，上面指出的纲领就不值一提了。但是，把这种运动概括为要求恢复战前的状态，而战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蕴酿出来的。欧洲的status quo ante 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的愚钝和各国人民无力的产物，它成了“不兼并”口号的唯一正面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给自己提出回到旧欧洲版图的政治目标；它应该提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纲领，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倾向、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
孤立地提出“不兼并”的口号首先不会在战争进程提出的个别问题上提供任何政治定向标准。如果假定法国在今后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一定要追随谢德曼要求把这两个省归还给德国？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给俄国？我们是否将坚持让日本把胶州湾归还德国？让意大利归还它占领的部分特伦蒂诺？﹝4﹞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成了狂热的正统主义者，即在最反动的外交精神上的王朝和“历史”权利的保卫者。确实，灾难在于这个“纲领”的实现需要革命。在所有上述的或类似的情况都面对具体现实时，我们显然只能有一个根据：调查有利害关系的居民。当然，这个标准根本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多数把调查居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简化为可耻的喜剧：先是侵占，即武力占领，然后要求同意割地。十分明显，真正的调查要以革命条件为前提，在居民能够不在左轮枪的枪口下——德国或法国的都一样——回答问题。
这样一来，“不兼并的和平”的口号中唯一能够接受的内容，可以把它归结为对新的强行占领的抗议，也许是归结为民族自决权的否定的表达。但我们看到，只要欧洲的政治版图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封闭在用海关彼此割开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休止冲突的国家的框架内，这个无可争议的民主“权利”不可避免地变成和将会变成强大民族的占领权和践踏权，变成弱小民族的无力的愿望或“废纸一张”。而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想象。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与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看到，没有民族自决原则，社会民主党在解决民族—国家重组和新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上寸步难行，这个原则的最终结论意味着承认每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可以脱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俄国、奥地利）。承认民族“意志”的唯一的民主途径是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调查。但这个从民主角度是必须的答案停留在纸面上，仍完全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条件下的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手段。
如果不是对大多数，那么至少是对许多被压迫民族和民族集团和残余来说，自决权意味摆脱现存的边界，肢解今天的国家。特别是该原则导致解放殖民地。然而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旨在扩展国家的边界，无视民族原则，强行把弱小民族纳入自己的海关内，占领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扩张和好战，实质上，决定它的性质的正是它的这些特点，而不是多变的外交手腕。
这样一来，民族自决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国家和经济的离心（肢解和分散），与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强烈的集中意图产生了敌对性的冲突。诚然，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分离运动得到邻国帝国主义阴谋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动用武力时才能成为决定性的。而只要事情达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武装冲突的地步时，新的国界不是在民族原则上决定的，而是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决定的。迫使胜利的国家放弃割让它重新占领的土地，就像强迫它赋予以前被它占领的省份自决的自由一样困难。最后，如果甚至出现了奇迹，欧洲在军事力量下——这是半狂人、半骗子型的爱尔维[6]大肆鼓吹的——分成了几个完整的民族国家，这也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解决民族问题。在“公正的”民族边界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就会恢复自己的工作，冲突、战争和新的占领将重新开始，民族原则在没有足够的刺刀保卫它的所有情况下，就会被彻底破坏。所有这一切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就像狂热的赌徒在赌博过程中不得不在他们之间“合理地”重新分配金钱，只是为了此后以加倍的狂热恢复同样的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能从帝国主义强大的集中趋势中得出必须消极地拜倒在它面前的结论。民族共同性是文化的活的源泉，就像民族语言是它的活的器官一样，它们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希望和应该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利益保障民族共性的发展（或解体）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接过了革命资产阶级作为政治责任的民族自决权的民主原则。
民族自决权不能从无产阶级和平纲领中排除；但它也不能觊觎绝对的意义；相反，对我们来说，它被迎面而来的历史发展的深刻进步的趋势所限制。如果这个“权利”应该通过革命力量与奴役弱小落后民族，践踏民族文化源泉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对立，那么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有计划地在我们的大陆上，进而在整个地球上组织当代经济不可抗拒的、深刻进步的追求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蠢，就像它当初摆脱农村和地区局限性的愚蠢一样——的资本主义掠夺的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经济集中形式时，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这一趋势的本身，而且相反，使它成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像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角度一样，当代经济的集中化的趋势是主要的，应该保证它有充分机会完成它真正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建设统一的世界经济，它独立于民族框架和国家海关关卡，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特点和分配劳动的需要：波兰人、阿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弱小欧洲民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恢复他们所向往的民族特点，或是这些特点第一次得到确认，主要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民族集团不再是经济集团，不再与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不再是经济上彼此分离和彼此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停留在这些特点上，并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存在。换言之，为了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能够创立真正自由的民族联合体，需要消灭把他们分散为各个部分的国家边界；需要应该拓宽国家的框框——经济的，而不是民族组织的，让它能容纳被海关和国界分割的、今天饱受战争折磨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大小民族的自决权的前提是整个欧洲国家的联合。只有在摆脱了国家海关障碍的真正的民主统一的欧洲，摆脱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才能在真正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直接依赖于整个欧洲的制度，这种依赖性排除了无产阶级在欧洲革命之外提出如波兰或统一的塞尔维亚独立的问题的可能性。但这从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完整组成部分的民族自决权具有的不是“乌托邦的”性质，而是革命性。这种考虑是针对着两种人的：反对德国的大卫[7]和兰茨贝格，他们从其帝国主义“现实主义”角度居高临下地辱骂民族独立的原则，说它是反动的浪漫主义；也反对我们革命阵营中的喜好简单化的人，他们称这个原则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存在，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直接提出的民族问题做原则性答复的责任。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主义之间还隔着一个不短的社会革命时代，即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公开斗争和为使社会关系充分民主化，并系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利用这个政权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和解和平静的时代，相反，是极度紧张的社会斗争的时代，扩展了无产阶级制度经验的人民起义、战争和社会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它与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做出实际的、即直接的回答。
四、欧洲联邦
我们在上面试图确认，欧洲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是民族自决权可能性本身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像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的民族独立性的口号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如果没有补充它的、在整个巴尔干社会民主党政策中起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的话，正如在全欧洲规模上，民族自决“权”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变得有血有肉。
但民主联邦口号如果在巴尔干半岛上成为纯无产阶级的，那么，这对资本主义对抗更深刻的欧洲就更适用。
对资产阶级政策来说，消灭“内部”的欧洲海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没有这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就不会具有比比利时的中立更大的牢固性。与对占领非欧洲的落后国家的追求一样，同是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对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追求，遇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它们手中掌握的海关机器和军国主义机器结合在一起（没有后者，前者就什么也不是），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取代的武器。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与更发达的奥地利在经济上的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坚决反对与更强大的德国的海关合并。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从来没有自愿地接受过取消粮食进口税。核心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会那么轻易地与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协调一致，今天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最后，在盟友自身之间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无法协调，比在核心帝国之间还要明显。在这些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协议而实现欧洲经济自上而下的任何充分的联合，都是纯粹的乌托邦。顶多是局部的妥协和敷衍。因此，许诺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和整个文化发展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就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其与帝国主义关税保护主义以及它的武器——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以及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止一次地推出它自己的欧洲“联邦”，至少是中欧（没有法国和英国，也没有俄国）“联邦”的纲领，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强行统一欧洲的纲领是德国帝国主义意图的特点，就像法国意图的特点是强行肢解德国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获得了在战争第一阶段德国所期待的决定性的胜利的话，德国帝国主义无疑会做实现强制的欧洲国家军事海关同盟的宏伟尝试，它将整个建立在使统一欧洲市场的进步意义最小化的剥夺和妥协之上。无须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上强行被联系在欧洲联邦的漫画中的民族自治。我们捍卫的欧洲联邦纲领的某些反对者推出这样的前景，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的实现可能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然而，正是这个前景是有利于联邦口号的革命活力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在强制半统一欧洲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就像普鲁士军国主义当初半统一德国一样，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什么？废除强加的欧洲统一，让各民族回到民族国家的屋檐下？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当然不是。革命欧洲运动的纲领是消灭实现统一的强制的反民主形式，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基础——以彻底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劳动法等的形式。换言之，在上述条件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统一和主导欧洲革命的口号。
现在我们说第二种情况，即战争以平局告终。还在战争刚开始时，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在德国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的情况下，欧洲统一还是会实现，而且还会比在德国胜利的情况下更充分，这是李斯特的看法。在不断增长的扩张（扩展）的要求下，欧洲国家双方敌对，彼此对峙，但同时谁也不能战胜对方，继续彼此阻碍在近东和非洲、亚洲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在所有地方被美国和日本所排挤。据李斯特的观点，正是在战争以平局结束时，欧洲列强在经济和军事上协调的必要性会推上首位以反对弱小的国家，首先是反对本国的工人群众。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只克服一半，就意味着创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即合伙的掠夺公司。有时以这个前景来证明欧洲联邦口号的“危险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它的现实革命意义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团结在一个帝国主义托拉斯中，与今天的状况相比，这当然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步，因为它为工人运动创立了统一的全欧洲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为回到民族国家的“自治”，而是为把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改造成共和的欧洲联邦而斗争。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这些自上而下地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越来越少，暴露出军国主义完全不能应付引发战争的那些问题。取代帝国主义的“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奥德经济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是具有用彼此对立的军国主义来加以补充的攻击性税率的四国协议的计划。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无须再说明，在这些计划实现的情况下，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反对它们推出的海关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前途无限的开端之后，我们有所有理由希望，在这场战争过程中强大的革命运动将席卷整个欧洲。显然，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它才能成功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停留在民族的框框内，彼此孤立，它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社会护国主义者指出了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的危险。这个危险是无可置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法国、意大利帝国主义与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机器一样，都是可怕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之路，在于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展开，德国无产阶级会在西方“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回应，如果无产阶级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中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它将不得不立即用这个政权来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哪怕只是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中。换言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制度，只有在整个欧洲的领土上才是可能的，也许是以欧洲共和国联邦的形式。欧洲的国家统一既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工业和外交协议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成为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所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今后战争行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进程，无论外交对今天的战争得出什么结论，无论近期革命运动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公式的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获得巨大的意义。作为生产力发展框架，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事实，在这个纲领中得到自己的表现。我们否认“保卫祖国”这个过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不再是纯消极的思想政治自卫的行动，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获得其革命内容，即我们用建立新的、更高的革命“祖国”——欧洲共和国的进步任务来对抗保守地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只有以这个共和国为出发点，无产阶级才能组织整个世界，使它革命化。
在此，顺便回答一下那些教条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统一，而不是整个世界的统一”的人。欧洲不仅是个地理术语，还是某种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体。欧洲革命无须等待亚洲和非洲甚至美洲的革命。然而，胜利的俄国或英国革命若没有德国革命就不能想象，反之亦然。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但交战的是欧洲国家，甚至在美国参战后仍是这样。革命问题首先对欧洲无产阶级提出。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只是两个世界经济组织轴心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美国。
反对欧洲联邦的唯一稍稍具体点的历史考虑是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5﹞上这样阐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因此在每一个个别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创立欧洲联邦为条件。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观点。但这个不平衡性的本身也是十分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也不一样。但与非洲和亚洲相比较，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对于社会革命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为了国际行动同时进行的思想不被国际不作为的观望思想所取代，一个国家在其斗争中不应该“等待”其他国家，这是有益的、必须反复讲的基本思想。我们没有等待其他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开始并继续着斗争，并完全相信，我们的首创将推动其他国家的斗争：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话，认为如革命的俄国能够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坚持下来，或是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孤立地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无可救药的，像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所证明的那样。
在民族框架中观察社会革命的前景，意味着是构成社会护国主义实质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瓦里扬﹝6﹞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都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特许的福地，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支持捍卫法国到底。伦施[8]和其他人——一些人虚伪，另一些人真诚——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破坏社会革命的基础。最后，我们的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在我们的民族条件下重复了法国米勒兰主义的最可悲的经验。他们发誓说他们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与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根本不能忘记，在社会护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外，还活动着民族革命的救世主义，后者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其工业的状态或其民主形式以及革命的成果——负有把人类带进社会主义或“民主”中的使命。如果胜利的革命真的能在一个准备更充分的国家的疆界内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与国防纲领联系在一起的救世主义就有其相对的历史辩护。但事实上它没有这种辩护。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为保卫革命的民族基础而斗争，意味着事实上挖革命的墙脚，因为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础上开始，但在今天，欧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正是在今天的战争中以空前的力量揭示出来——中，它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这种相互依赖将最直接为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协调行动创造条件，为欧洲联邦口号提供了表现形式。
社会护国主义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上，至少是在原则上，最终把社会改良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建议我们在今天的世界灾难中把无产阶级政策转到“小恶”的路线上来。我们抛弃这种方法。我们说，此前全部发展造成的欧洲战争尖锐地提出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和它的民族队伍的行动路线不应该以次要的政治和民族特征、这方或那方军事优势的成问题的好处——更何况这些难以捉摸的好处要以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预付为代价——来确定，而是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对抗来确定。
这是问题的唯一原则性的提法，就其实质来说，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只有它为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提供理论和历史的辩护。
不是以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放弃国家，在最巨大的灾难中支持国际主义，不是简单消极地离开“罪恶”，而是表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不再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后者还成为应该克服的——即用在更高基础上的更高的经济文化组织来取代的——发展的束缚。如果社会主义课题能够与民族国家的框框相容，这样它就能与民族防御相容。但社会主义课题是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即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破坏它自己设立的民族国家框框的条件下。
由于一个列强集团对另一个的决定性胜利的结果，或是由于战争最不彻底的结束的结果，欧洲的帝国主义半统一有可能实现，像我们力求表明的那样。在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对所有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全面践踏，是欧洲反动——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所有力量和武器的保留和集中。
能够真正保障民族自由发展的欧洲的民主和共和的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王朝的集中主义，通过在个别国家中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成全欧革命才有可能。但胜利的欧洲革命——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受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没有其他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因而，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唯一可思议的形式。
列·托洛茨基：《和平纲领》
图书出版社彼得格勒版1917年
后记（1922年）
《和平纲领》就其全部内容来说，与《战争与国际》一书紧密相关。
在《和平纲领》中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疆界内胜利完成的几次断言，对某些读者来说，似乎已经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几乎长达五年的经验所推翻。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的反对下在一个国家，而且是落后的国家中坚持下来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它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中将能创造真正的奇迹。但是，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捍卫自己，作为国家，我们还没有进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甚至还离得很远。在这个阶段，为革命的国家自卫而斗争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的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贸易谈判、租让、热亚那会议[9]等，是在民族框架中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十分明显的证明。只要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当权的是资产阶级，我们就不得不与经济的孤立性作斗争，与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同时可以深信不疑地说，这些妥协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医好这些或那些经济创伤，向前迈出这一步或那一步，但只有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欧洲不仅是地理术语，还是经济政治术语，近几年的事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借助于配套使用帝国主义和和平主义方法拯救欧洲的企图。
现在欧洲工人运动处于防御活动、积聚力量和准备的阶段。为夺取政权的公然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欧洲联邦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解决。由于俄国经验推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然的形式，由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上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可以假设，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复苏之后，欧洲无产阶级将推出欧洲联邦共和国的纲领。在这方面俄国的经验是颇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自治与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完全相融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为苏维埃国家语言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意义，而且还许诺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显示它的巨大意义。
﹝1﹞小册子《和平纲领》是经修改的列·达·托洛茨基刊登在1905—1906年间《我们的话报》上的文章结集而成。
﹝2﹞《我们的话报》做出的这个对战争局面的界定（如注1所指出的那样，这本小册子是由先前刊登在巴黎的《我们的话报》上单篇文章集结而成）依据的是对欧洲两个营垒的力量对比的评价，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作用，后者的参战导致德国的溃败。
﹝3﹞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退休一点儿也没有破坏他的说法的充分根据。
﹝4﹞特伦蒂诺省系位于奥匈帝国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特伦蒂诺居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夺取这个省的企图是促使意大利参加与它昔日盟友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
﹝5﹞《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瑞士出版的我党的中央机关报。这里指的是列宁的文章《论欧洲联邦口号》（参见《反潮流》第130页，1923年版）。
﹝6﹞瓦里扬系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早在巴黎公杜之前，布朗基主义者的瓦里扬就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巴黎公社期间，瓦里扬是布朗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在公社失败后，由于白色恐怖，瓦里扬被迫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从布朗基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但是，他领导的党独立存在于盖得、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之外。只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两个集团才合并为法国社会党。在统一的社会党中，如同在第二国际中一样，瓦里扬都站在左翼，在最主要的策略问题上捍卫革命观点。战争在政治上消灭了瓦里扬，像第二国际一系列其他领袖一样，他成为社会护国主义分子，真诚地相信，法国为捍卫民主思想与德国军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战争白热化时，瓦里扬逝世。
[1]列诺德尔（Pierre Reh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2]拉丁文，战前状态。——译注
[3]马尔托夫（Л·Мартов，1972—1923），俄国革命者。1895年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左翼”领袖，1919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移居国外，“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4]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884年起为民粹派分子，1890年代为社会民主党党员，1900年起为“经济主义”思想家，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思想家，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事杂志编辑工作。——译注
[5]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著名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战争期间持谢德曼立场。1918年11月革命后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在谢德曼政府中任司法部长。——译注
[6]爱尔维（Gustave Hervé，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参加社会党。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宣传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接近。——译注
[7]大卫（Eduard David，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话动家。修正马克思理论，力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观点受到列宁的批判。——译注
[8]伦施（Paul Lensch，1872—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译注
[9]热那亚会议系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18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国家，另外还有大英帝国的5个自治领地。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妄图使苏维埃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让步。它同时表示，只要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国家并提供贷款，便同意商谈对原外国私有者的赔偿形式问题。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一项反要求：赔偿苏维埃国家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蒙受的损失。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热那亚会仪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转到1922年海牙会议上磋商。在热那亚会议进程中，苏维埃外交活动突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战线，于1922年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译注
在这条道上是没有出路的
在1916年3月3日的国家杜马的会议上，米留可夫先生反驳来自左面的批评：“我当然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把我们引向失败……但我知道，俄国的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难怪我们的敌人对此是如此渴望。如果人们告诉我，为胜利而组织俄国，意味着为革命而组织俄国，我就会说：在战时，最好让它还像战前那样是一盘散沙。”这段引文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证明了在去年，米留可夫先生像今天一样，不仅只是把国际主义，而且把整个革命都看成是德国皇帝的代理人。对自由派诽谤者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最准确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米留可夫先生的预言：“我知道，俄国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作为史学家，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曾经有过引向胜利的革命。但作为帝国主义政治家的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明白，占领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想法不能在革命群众的胸中激起热情的火焰。米留可夫预感到这一点，甚至深知，在他的战争中，革命是不可能带来胜利的。
诚然，当革命爆发后，米留可夫先生企图把它拴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为此，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保险柜用刺耳的金属声狂热地欢迎他。但这个企图受到工人士兵的半本能的抵制，被迫把米留可夫先生扔出了内阁。我们看到，革命真的没有给他带来胜利。
米留可夫走了，但战争留下了。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在一定时间内隐藏起他们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也许，这个联合在国际政策领域——首先是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性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在前线进攻和对我们的盟友的不渝的忠诚”（立宪民主党的决议）的名义，把自己的代表派到这个政府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内阁是为了“不脱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国际盟友，尽快地，尽可能在不伤害它的所有参加者——不兼并，不赔款，甚至保障民族自决权——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在更有利的时机到来之前，资本家部长们拒绝割地。他们以这个纯口头的让步赢得了他们的民主派合作者不退出盟友的行列，调动军队使它能够进攻。放弃（暂时）君士坦丁堡，帝国主义分子先生们蒙受了相当可疑的损失，因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但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没有变得更短，而是更长了。民主派为了感谢自由派成问题的柏拉图式的放弃君士坦丁堡，继承了沙皇外交的全部遗产，承认了它签订的所有协议，并用全部革命权威来为纪律和进攻服务。这个勾当首先意味着革命“领袖们”放弃独立的国际政策：对一个虽是多数，却自愿地放弃政权的怯懦的市侩党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最自然的。委托李沃夫公爵组建革命行政机构，委托盛加略夫公民恢复革命的财政，而柯诺瓦洛夫公民组织工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不把俄国革命的国际命运的领导权交给里博、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先生们。
这样一来，如果革命在其今天的阶段上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但它对这场战争的活的力量——军队——产生了最深刻的作用。旧的强制性纪律消失了。士兵们问自己：他为什么应该流血？现在他要比在沙皇制度下更珍惜它。秘密协议的问题浮出水面，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要粉碎士兵的革命民主的反抗，催眠他们被唤醒的政治良知，直到宣布原则上“重新审查”旧条约前，让革命军队为那些旧目的服务。这项工作是十月党的粗野人古契柯夫所不能胜任的。为了完成它需要“社会主义者”。他就是在部长中“声望最高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公民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展示了他的理论知识。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对法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夜郎自大的外省人的议论更平淡的了。克伦斯基先生的政治公式也同样不以清晰和深刻见长。但他无疑具有用革命装饰庸俗的天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市侩在克伦斯基身上认出了自己，只不过是经过“包装”，而且不是在日常环境下，总是在一出英雄剧的舞台上。
为加快进攻（在盟友的整个帝国主义战线上）的准备而大手大脚地浪费了自己的声望，克伦斯基自然成了有产阶级最宠爱的人物。不仅捷列先科先生对我们的盟友对“克伦斯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满意，不仅对左派部长们严厉的《言论报》始终不渝地强调对陆海军部长的好感，就连罗将柯本人也认为他有责任指出“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进行的崇高的爱国活动”：“为祖国的利益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个年轻人每天都在以双倍的力量恢复（？）自己的精力”，这是十月党的杜马主席的原话。这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当然一点儿也不妨碍罗将柯希望，当克伦斯基的“创造性工作”达到应有的高度时，由古契柯夫回来接替他。
此时，捷列先科的部长却企图让盟友们把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放到革命民主的祭坛上。很难想象比这更加徒劳的、更搞笑的工作了，虽然它卑躬屈膝到了如此的地步。当捷列先科先生以外省民主派报纸社论的风格对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说明，俄国革命是强大的思想运动，它表达了俄国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当他接下来“不怀疑俄国与它的盟友（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牢不可破的一致将充分保证根据俄国革命提出的原则，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充分的一致”时，就很难不让人对这种软弱、虚伪和……愚蠢的大杂烩产生厌恶感。
在这份文件中，资产阶级当然为自己保留了裁决权：“对盟国的共同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排除了单独媾和的协议的不可侵犯性，把对战争的重新审查延迟到“条件有利时”。这意味着，直到“条件有利时”之前，号召俄国士兵为那些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流自己的血，而这些任务不是应该公布，而是应该重新审查。策列铁里的整个政治视野在他提请全俄代表大会注意这份外交文件时表现出来的自满中暴露无遗，他说在这份文件中，“以革命政府的语言明确和坦率地讲述了俄国革命追求的是什么……”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对乔治和威尔逊的规劝的怯懦无力，也保留在执行委员会对谢德曼、韩德森和托姆﹝1﹞的规劝的那些照会中。在这点上至少有路线的一致，也许甚至是同一支笔，谁知道呢？
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最近一份外交文件的淋漓尽致的评价，我们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法文报纸《L’Entente》找到了，乍看起来真有些出乎预料，因为这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宣誓对他们“始终不渝的忠诚”的盟友的半官方报纸。
这家报纸说：“我们愿意承认，外交界带着一定的不安等到了这份照会……”半官方报纸承认，很难找到盟国间背道而驰的利益的表述公式。“至于说到俄国，则临时政府的处境非常微妙，充满了危险。一方面，需要考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观点，尽可能地反映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珍惜国际关系和友好的强国，不能把苏维埃的法律强加给它们。
“可临时政府出色地、光荣地摆脱了这个困境。……”
在我们眼前的这份文件中，革命教义的要点以应有的方式写入、记录在其中，并得到临时政府的权威的巩固。没有任何缺点。所有美好的幻想、词典中的所有伟大词汇都各就各位。里面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总之是应有尽有……最受尊重能言善辩的同志也不能反驳；从这方面临时政府再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但是……盟友呢？”报纸问道。奇迹就在这里！借助于研究和阅读、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年轻俄国民主的友好态度，盟友们在照会这个或那个地方中找到了有助于巩固他们有点动摇的信心的甜蜜理由。他们清楚地知道，临时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对它的平庸不应该太严厉……政府为盟友们提供的主要保障在于，1914年在伦敦签署的协议将不会受到重新审查。现在在我们这里，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我们这里也只能这样了。事实上，很难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外交“散文”给予比法文报纸更加羞辱人的评价了，后者从法国大使馆中汲取了暗示。这个评价对捷列先科先生和那些支持他的人来说，并非是不愉快的，对那个如此热烈地对我们推荐他的文件的“明确坦率的语言”的策列铁里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为了完成“安慰最受尊重的同志们的良心”的委托，他对代表大会信誓旦旦地说：“其中没有一点儿吞吞吐吐。”
但是，他们错了，这些外交散文的作者：他们谁也安慰不了。对克伦斯基的号召，策列铁里的规劝和威胁，生活以可怕的打击做了答复，就像黑海水兵的愤怒一样，真是意味深长。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对我们说，那里是克伦斯基的支柱和“护国主义”进攻的堡垒。现实再一次无情地驳倒这个断言。在对外政策方面，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协议和责任的基础上，在国内对有产阶级投降，因此不能用革命高涨和内部纪律的统一把军队联系起来。所幸的是，克伦斯基的军警的棍棒太短了。
在部长先生们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如此滔滔不绝地捍卫的这条道路上，是不会有出路的。
《前进》周刊第3期
1917年6月28（15）日
﹝1﹞阿尔伯特·托姆系盖得最亲密的学生，早在战前就已经向右转了。在战争年代中，托姆成了狂热的社会护国主义者。1917年，阿尔伯特·托姆与林德森，王德威尔得一起前往彼得格勒，劝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继续战争。后来，托姆的活动集中在组织国联下属的国际劳动局上，该组织的基本目的是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帮助前者。
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1﹞
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大道上人们都在彼此残杀时，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这么多的和平主义者。在每一个时代不仅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政治形式，还有自己的虚伪。各国人民曾一度为基督教爱你的亲人的学说的荣耀而相互杀戮。现在只有落后政府才援引基督的话。进步民族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相互割断对方的喉咙。威尔逊以国联和长久和平的名义让美国卷入战争。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以“尽快缔结和约”的名义号召进攻。这个时代不缺乏自己的尤维纳利斯[1]，愤怒的讽刺作家。虽然应该说，在战争放开其手脚的两种本能——卑鄙、卑躬屈膝的愚蠢——的甚嚣尘上面前，最强大的讽刺手段本身也显得无力和苍白。
和平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的根源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为使人类关系合理化——即用批判理性结构排除盲目、愚钝的传统——做了宏伟的历史尝试。车间对工业的限制、等级特权、君主制的专制，所有这些都是中世纪的传统遗产。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法律上的平等、竞争的自由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议会方法。它自然把它的合理化标准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在此它遇到了战争，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对“理性”的彻底否定。它开始用诗、道德哲学和会计学的语言对各国人民证明，建立永久和平的规范对他们更有利。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逻辑根源就是这样。
资产阶级民主一出生就固有的作为其特点的基本缺陷：它的批判的锋芒只划过政治现象的表面，不敢深入到它们的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现实对在“理性”协议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思想，比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更加无情。正是资本主义在使技术合理化（充满了理性）时，没有使经济的社会组织合理化，创造了“野蛮的”中世纪不敢幻想的彼此消灭的武器。
国际关系不断地激化，军国主义的不断增长完全破坏了和平主义的客观基础。但从另一方面，同是这些条件在我们的眼前召唤它进入新生活，后者与以前的生活的区别，就像血红的夕阳与粉红色朝阳的区别一样。
在今天的战争之前的几十年被称为武装的和平的时代。诚然，在这段时间中讨伐和战争不断地进行，但是在殖民地，这些在落后弱小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导致瓜分了非洲、波利尼西亚和亚洲，并酝酿了今天的世界大战。但由于在1871年以后，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有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于是小资产阶级的街头舆论不断地习惯于把不断增长的军队看成是和平的保障，而和平最终将由国际法律机构来实现。资本主义政府和大炮皇帝当然一点儿也不反对对军国主义的这样的“和平主义”的评价。与此同时，世界冲突越聚越多，造成了今天的爆发。
在理论和政治上，和平主义与社会利益和谐的学说的基础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抗的经济根源与阶级对抗的根源是一样的。如果假定阶级矛盾可以逐渐削弱的话，那么从这里到国际关系的逐渐缓和和调整就只有咫尺之遥了。
民主思想和它的所有传统以及幻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半叶，它在心理上发生了内在变化，但它根本没有退出舞台。在那时，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它的经济角色，由于它的人数众多，普选权和义务兵役制给予它政治意义的表象。大资本由于不能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就借助于信贷系统让它服从自己。大资本的政治代表还要让它在议会舞台上服从自己，给它的陈腐的理论和偏见虚拟贷款。这就是我们在战前的最后10年中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的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虚假繁荣的原因。资本让小资产阶级在它自己的偏见的帮助下服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
也许，这个两面性的过程在法国看得最清楚。这个国家主要是金融资本的国家，金融资本依靠的是世界上最保守而且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由于外国借债、殖民地和法国与俄国和英国的结盟，第三共和国的金融上层被卷入世界政治的所有利益与冲突中。同时，法国小资产阶级骨子里是外省人。它对地理总是抱着本能的厌恶，一生最怕战争，只是出于一个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应该继承他的事业和家具的儿子。这个小资产阶级把许诺维护和平的激进分子送进议会，后者一方面借助“国际联盟”和强制性的仲裁法庭，另一方面借助应该能遏制德国皇帝的俄国哥萨克的力量。外省律师中的激进代表来到巴黎，不仅带着自己最好的和平主义的意愿，而且还有对波斯湾到底在什么地方，谁和为什么需要巴格达铁路的不太确切的概念。议会的多数，即这类激进“和平主义”代表的总和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推出了激进的内阁，后者马上就被此前签署的外交、军事的责任和法国交易所在俄国、非洲和亚洲的金融利益缚住了手脚。内阁和议会虽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和平的话语，却继续机械地推行把法国卷入战争的国际政策。
虽然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或是它的缺席，如在美国）的形式有所不同，英国和美国的和平主义实质上完成的是同一项工作：它为小资产阶级对世界性的震荡——它在其中只能失去它独立性的最后的残余——的担心提供一个宣泄口；它用不实际和无结果的裁军、国际法、国际法庭的思想来催眠后者的意识，以便在关键时刻把它整个交给帝国主义资本，这个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今天已经动员了一切：技术、教会、艺术、市民的和平主义和护国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庸人说：“我们始终反对战争，我们的代表们、我们的部长们一直反对战争，因而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为了我们的和平主义理想的存在，我们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法国和平主界者的代表男爵德·爱斯图涅尔、德·孔斯堂以进行到底的誓言庄严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和平主义哲学。
英国交易所为了进行战争，首先需要的就是像自由派的阿斯克维特和激进的蛊惑者劳合·乔治这样的和平主义者。英国人民群众对自己说：“如果这些人在进行战争，也许真理在我们这边。”这样一来，和平主义与窒息人的瓦斯和迅速膨胀的国债一起，在战争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在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更加清晰地暴露了它的辅助角色。那里真正的政策是由银行和托拉斯制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甚。早在战前，美国由于其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不断朝着世界利益和世界政治的方向迈进。欧洲战争赋予这一帝国主义发展以疯狂的速度。在许多欧洲虔诚的人（甚至是考茨基。）希望“可怕”的欧洲屠杀能使美国资产阶级对军国主义产生厌恶，欧洲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途径不是心理的，而是物质的，并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美国的出口总额在1913年为24亿6600万美元，在1916年不可思议地提高到54亿8100万美元！﹝2﹞为这一出口提供最大份额的当然是军事工业。在宣布无限制的水下战争后，突然停止对盟国——它们在1915年吞噬的美国商品不少于35亿美元﹝3﹞——的出口，不仅意味着停止不可思议的利润的涌入，还以空前的全美工业危机威胁着转入战争步调的美国工业。因此资本家们对国家呼吁：“你在中立与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保护了军事工业的发展，现在你有责任保障我们的销售。”如果国家不能答应立即恢复“海上自由”（即在欧洲的鲜血上赚钱的自由），它就能为奄奄一息的军事工业创造内销——即在美国国内销售。这样一来，为欧洲屠杀的服务导致立即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必要性。
这项工作不能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克服他们无形的不满，把它引到护国协作的渠道，是美国内政今年第一季度的核心任务，威尔逊的官方“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反对派的”和平主义一样，是完成这项任务——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历史的嘲弄就在于此。
布莱恩急于为农场主和所有“小人物”对世界政治、大兵和提高税收的理所当然的厌恶提供过于吵闹的表达。把一车厢一车厢的请愿书和代表团派到自己当政的和平主义的同事那里，与此同时，布莱恩最关心的是提前折断革命运动的锋芒。“如果真是到了要打仗的地步，”例如布莱恩给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反战集会拍的电报中说，“则我们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持政府；但在这个时刻之前，我们的最神圣的责任就是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保护人民免遭战争的恐怖。”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就在这不多的几个字中：“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反对战争”，它意味着预先对政府做出保证，在战争的情况下它不会在和平主义的反对派那边遇到任何障碍，又以不伤人的宣言的形式给人民的愤怒开辟宣泄的出路。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官方和平主义已经给军事资本提供了其帝国主义“战斗力”的充分证明，它什么其他的都不再需要。为了对付布莱恩过于吵闹的反战立场，威尔逊先生在前者本人的声明的基础上只须再做一点：宣战。威尔逊先生就这么做了，布莱恩就完全转到了政府的阵营中。而小资产阶级，还不止是它一个，还有广大工人群众对自己说：“既然以如威尔逊这样一致公认的和平主义者为首的我们的政府宣了战，布莱恩本人立即在此事上站到了政府一边，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是正义的战争……”由此可以明白，国务蛊惑者、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和平主义为什么会在金融和军事工业的交易所中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我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和平主义尽管在条件和形式上有表面的区别，实质上扮演的是完全一样的角色。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战争的决议不仅出于对战争的和平主义的泛泛的谴责，而且还出自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界定。代表大会称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民主派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动用所有这些前提只是为了得出结论：“只要民主派的国际努力还没有结束战争，俄国的革命民主派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它的防御和进攻的能力……”
代表大会追随临时政府，让重新审查过去的国际条约取决于盟国的外交的主动赞成，而后者就其实质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消灭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代表大会追随其领袖，让“民主派的国际努力”取决于与其帝国主义政府最紧密地拴在一起的社会护国主义者的意愿。自愿地封闭在这个施了魔法的圈子里，由于事情关系到“尽快地结束战争”，代表大会的多数在实际政策领域中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在前线展开进攻。这个“和平主义”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代价，让它服从纪律，引导它支持进攻，显然不仅赢得了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也赢得了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最友好的态度。
米留可夫说：“为了忠于盟友和旧的（侵略）条约，必须进攻。”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说：“虽然旧的侵略条约还没有重新审查，进攻仍是必需的。”论据不同，但政策是一样的。这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在政府中与米留可夫的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事实上，唐恩的社会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教友派和平主义一样，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外交主要关注的是迫使盟国的外交放弃点儿什么，对某些东西进行重新审查，是为了让它相信，俄国革命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有贷款资格的。俄国大使巴赫梅吉耶夫在其6月10日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正是从这个角度界定了临时政府的性质。大使说：“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意义每天都在增长，越往后，它就越能够对抗所有带来破坏的因素，后者或是来自反动的企图，或是来自极左分子的鼓动。目前，临时政府决定在这方面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虽然它总是力求和平解决问题。”
当“革命民主派”的大使努力向美国金融寡头的议会证明俄国政府随时准备让无产阶级为“秩序”——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盟国资本家的忠诚——流血时，我们的护国分子的“民族荣誉”完全不必不安，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巴赫梅吉耶夫手里拿着帽子，嘴里说着屈辱的话站在美国屠夫面前时，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宣布“革命民主派”不用武装力量反对“来自左面的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并威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团队的武装。我们看到，这些威胁来得正是时候，它们是有利于俄国向纽约交易所借债的最好的证据。巴赫梅吉耶夫可以对威尔逊先生说：“您听，我们革命的和平主义与您交易所的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您信任布莱恩的话，您就没有理由不信任策列铁里。”
现在剩下的只是问：在国外和国内的战线上还需要多少俄国的肉和血，才能保证俄国的借债？后者又应该用来保障我们今后对盟友的忠诚。
《前进》周刊第4期
1917年6月30（17）日
﹝1﹞1917年初，这篇文章几乎完整地在美国刊登。后来又在《前进》周刊上转载。
﹝2﹞《美国出口商品每月概览》（1916年12月）。
﹝3﹞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出口少于150万。“好感”分配的关健在这些数字中。
[1]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约60—127），古罗马讽刺诗人，被誉为“辛辣讽刺作品”的经典作家。他的讽材诗满怀义愤，用富于哲理的尖刻笔触抨击时政，讽刺的对象是整个罗马社会，从底层一直到宫廷大臣。——译注
[2]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4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走上同修正主义调和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俄国革命持敌对态度。——译注
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1日）
托洛茨基指出首先提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质的问题的必要性，在俄国革命后，它是否改变了它的性质。
讲演者说：“我们不惧怕流血。如果我们反对战争，那是因为它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与国际交易所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战争仍是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为新俄国的帝国主义阶级创造机关。在所有的经纬度上，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今天的战争的基本目的仍没有改变。我们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是因为它一方面还没有掌握物质镇压的机关，现在克伦斯基着手进行镇压，以便让军队服从自己，而从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善西欧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虚假的成语。现在，唐恩、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在我们这里说的这样的话，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在法国就听到了，而且还要更雄辩。俄国资产阶级在用民主的喊叫声欺骗群众上还没有经验。莫非我们应该接过俄国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意味着反对革命。克伦斯基走向这个目的，他遣散了革命的团队，诬陷喀琅施塔得人，使反对彼得格勒革命团队的行动成为不可避免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赞成单独媾和。但如果单独媾和的危险存在的话，则它是受到临时政府策略的滋养。秘密条约没有公布，盟友们用一个又一个的耳光回答我们，军队没有看到对它为什么应该流血的问题的回答。俄国士兵像卡拉塔耶夫﹝1﹞、像“圣洁的畜牲”那样死去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不能不解体。认为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的崩溃能够用克伦斯基的散文诗来消除，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对我们说，对欧洲革命的希望是乌托邦。但与欧洲革命的到来相比，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是20万倍的可疑。人们对我们说：“即使到来了又怎么样？”我们回答说：如果欧洲不爆发革命，则俄国的自由将被我们的盟友和对手的联合力量所粉碎。事件进程迫使我们进行的全部社会试验，是对欧洲资本的威胁。难道它不企图通过全世界的暴力来消灭俄国革命？谁不相信欧洲革命的可能性，那他就应该等待我们的全部自由都将化为尘上。
托洛茨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的代表会议﹝2﹞持怀疑态度。他说：“事关召集社会主义外交家。在英国、德国正在发动革命，苏维埃与这些与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谈判。我们的客人、英国的社会主义大臣韩德森用革命者塞满了三座苦役监狱。谢德曼把李卜克内西关押在监狱里。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将与谁协商？与谢德曼还是与李卜克内西？与韩德森还是与马克林？苏维埃应该对这些‘社会主义者们’说：劳驾首先释放我们的朋友，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和你们说话。我们不能与刽子手一起开会。我们应该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如果我们公开地提出问题，我们的话会得到回应……”
《新生活报》第38期
1917年6月2日
﹝1﹞卡拉塔那夫，系列·托尔斯秦《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善于说教，坚信有调整人类生活的最高力量——上帝，在法国战俘营中对小说主角别竺豪夫产生了极大影响。
﹝2﹞在此不得不再次指出《新生活报》歪曲了作者的立场。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叛卖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演讲者不能不说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尖锐的否定态度，这点能在他同时写的文章中看出。列·达·托洛茨基对我们就此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讲话显然被修改了，报告的最后一段称：“托洛茨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持怀疑态度”……“怀疑”一词当然根本不能表明我的态度，不过，在下面的文本中，哪怕是据报纸报道，我说我们不能与刽子手坐在一起开会，而是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就清楚了。《新生活报》本身完全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在报道中力求削弱对它的批评。
走向结局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在第一天就营垒分明：在会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工人阶层的是立宪民主党和半立宪民主党型的分子，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和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者。以强制的方式把最广泛的阶层——它们初次被唤醒参与了政治生活——组织在其中的军队，给了这些立宪民主党庸人政治家以出乎他们预料的支持；但这个支持的平民成分迫使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市侩——暂时的“领袖们”——掌握一打社会主义用语，使用现在已经大大贬值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的名字。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反映了强制进入军队的庸人—农民群众的极端的软弱，在革命把政治组织的因素带入它的环境中之前，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农民—市民群众没有革命经验。在土地、组织管理机构、粮食问题上，这些群众的领袖事实上引导他们追随立宪民主党的国务活动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身的小国务活动家对这些人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先锋队现在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可调和的力量。市民的领导政治家是策列铁里、唐恩、齐赫泽，他们用“像1905年”的孤立的幽灵来恫吓无产阶级。这些人不明白，俄国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1917年6月这样孤立，它的孤立是唐恩、策列铁里和齐赫泽积极促成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他们的教导员以及他们的助手们的全部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恢复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投入使用的手段都是从立宪民主党的武库中借来的：不仅需要进行反对来自右边的危险——用策列铁里的话来说，它现在“不可怕”——的斗争，还要同时进行反对破坏“革命一致”的来自左边的危险。竭尽全力地迫使农民和市民依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党，市民的领袖们就无力控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它引入“民族一致”的轨道上。对他们来说，来自左边的危险就在这里。不是对农民市民民主派揭露大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反动，对人民群众指出与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一致的道路，市民领袖诬陷被他们自上而下地瓦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为无政府状态，利用人们对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作为更紧密地团结大小资产阶级的水泥。
我们重申。工人阶级在1905年的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立。1905年12月﹝1﹞，先进的无产阶级被迫在城乡群众的大批预备队赶到之前投入战斗。但根本谈不上这些被唤醒的底层代表对无产阶级的恶毒仇恨。现在所达到的正是这点。如果有理由假定，政治发展继续沿着这条站着全俄代表大会主要领导人的道路进行，即沿着把非无产阶级群众与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孤立在阶级斗争中有罪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进行，这意味着革命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全面地进入反革命时代，正式进入其中应该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内战的试验。
但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认为农民和整个人民今后的运动将沿着作为全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特点的保守透顶的观点运行，是极大的错误。条件比观点更强大，哪怕这是固执的市民局限性的观点。第四届国家杜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组建了临时政府。由苏维埃召开的全俄代表大会或苏维埃可能也将被迫违背自己的全部偏见，重新提出并彻底重新解决关于革命政权的问题。
至少，政府为了把代表大会推到这条道路上，做了以它的联合力量所能做的一切。
在写这几行的时刻，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还没有对代表大会做无论是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还是其各部门的活动问题的报告。但是，无须怀疑，在这个领域中，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会给代表大会带来任何令人愉快的意外惊喜。在联合内阁存在的期间，没有预先采取一个措施，没有迈出一步哪怕能最模糊地暗示摆脱不断激化的经济、金融、外交和军事危机的出路。“我们已经临近深渊了！”部长先生们习惯于用这种宿命的公式来界定他们参与形成的国家的总体状况。
然而在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还是备下了意外的礼物：这就是把R. 格里姆[1]驱逐出俄国边境。为了界定俄国的米勒兰主义的“历史”作用，很难想出比这更有象征性的、更出丑的事情。在此，我们不想进入它的细节，但也不能不指出所有最有表现力的特点。
怎么解释瑞士参赞霍夫曼拍的通知格里姆的电报，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那些存在于格里姆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市民—庸人的关系中，不能排除有损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声誉的亲密。但绝不能说格里姆的所作所为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即便他为这样的电报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理由，主导他的也是其他的理由，就是没有思想政治的理由。实际上，与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关系最密切的丹麦人斯汤宁[2]互致兄弟般的问候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对此也不敢怀疑。但是，你们看到了吗？齐美尔瓦尔德阵营的叛逃者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认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格里姆对他的政府应该是忠贞不二的，他们现在对盟国外交的全部功勋负责。于是他们把格里姆驱逐出俄国边境。
除了卑鄙之外，这个措施最惹人注目的是它的神经质和愚众。只有脚下没有土壤的、只有完全没有自尊的、只有对老资格的资产阶级同事别有什么想法的经常不断的恐惧——只有这些感觉的综合才能让“革命部长”策列铁里对格里姆进行这种昏聩的惩治。
至少，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没有空着手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前。诚然他们还没有为克服所有那些他们自己承认将导致国家灭亡的灾难推行一项严肃的措施。但他们展示了“强硬政权”：首先是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态度，然后是利用格里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因此得到了承认。代表大会的小资产阶级多数隆重地把对“不够坚定的”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的惩治权交给了自己的部长们。社会主义的米勒兰主义和革命民主派的鼠目寸光注定要经历这种耻辱，看来还不是最后一次。
格里姆被驱逐了，全俄代表大会转到了日程上。但资本家的利润对斯柯别列夫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仍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每时都在加剧。在外交领域中，政府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最后，如此歇斯底里地倡导的进攻，看来也很快就会以可怕的冒险形式猝然落到人民的头上。
我们耐心地、准备再平静地观察李沃夫—捷列先科—策列铁里内阁在几个月内的启蒙活动。我们需要时间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鼹鼠在地下掘进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部长们的促进下，政权问题可能会比我们预料的更早地突然落在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头上。
《前进》周刊
1917年6月20（7）日
﹝1﹞众所周知，1905年12月爆发了莫斯科工人的英勇起义，它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
[1]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之前为该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1915）和昆塔尔（1916）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译注
[2]斯汤宁（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丹麦社会民主党主席（1910—1942），1896年加入丹麦社会民主党。1910—1929年任丹麦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团主席。1913年起多次任大臣，1924—1926年、1929—1940年及1940—1942年任首相。——译注
在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讲话﹝1﹞（6月5日）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了粮食部长的讲话﹝2﹞，它直接教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点东西，未必能对这里的所有讲话都这么说。这个讲话如果没有提供对已经完成的组织工作的汇报，这点部分可以用新部长不久前才刚刚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来解释，但它至少勾勒出了在当前最重要的某个领域中的行动纲领，这是在其他部长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人们对我们说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此交换意见，再次翻出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的争论，但是，同志们，须知我们在此面对的是革命民主派的议会，部长们对它做关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和他们打算做什么的汇报。因为问题涉及政权，每一个演讲者——尤其是像部长这样重要的演讲者——的任务是说，我在自己的领域中做了这些、这些，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因而政权的这个组织是令人满意的，或是相反，说：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但它们在政权组织中受到了抗拒，因此在这里必须解决如何对这个政权进行改革和改造的问题。粮食部长就是这么对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不仅认真地听他的讲话，还确认了我带着它们出席会议的那些结论，因为在思想对手那里总能学到不少东西，如果他们是严肃地提出自己的任务的话。
粮食部长对我们所说的话，确实把问题从抽象的高度降到了地上，降到了俄国经济的相当贫瘠的地上。我们必须组织粮食供应，我们必须扩大和高速生产。组织粮食供应，意味着组织它的分配。在这条路上的障碍是运输困难，它们应该被克服，而且只有以整个国家的方式才能克服。关于运输困难，执行委员会的经济处说了许多：损坏的机车、今天的工业不能生产新机车和修复旧机车。同志们，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也提请粮食部长注意。
彼得格勒一家设备精良的大企业的经理说，现在，彼得格勒在为1920年的潜水艇生产柴油机。他断言说，他作为技术人员、组织者和经理相当熟悉的一定数量的工厂，不用经过太大的技术改造，就可以每月生产15台机车。对这个数字我不能担保，也不对这个数字深信不疑，但这是一个严肃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者，是他说出了相应的机车数量。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这就必须破坏国家与其他工厂或工厂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这破坏了局部的利益、局部的利润，国家政权在其现结构下，是不敢走这一步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找到道路。是啊，还能说哪些道路呢，同志们？须知已经成立了政府，进入这个政府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重要的资产阶级工商业政治家柯诺瓦洛夫。很显然可以假定，通过这两个代表的合作首先把生产的组织和计划引入工业中。柯诺瓦洛夫做了什么？柯诺瓦洛夫辞职了，他是在最著名的工商机构的促进下，在它们公然表达的同情下辞职的。他走了，同志们，说他的离开是他不友好的性格的结果，是可笑的。
我认为，这也是广泛传播的看法，柯诺瓦洛夫是俄国工商资本的最进步和严肃的代表；他的辞职是对我们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的怠工。接下来我要问，同志们，出路何在？这是我们整个政府的一个具体任务和核心问题。这是有关我们的工业命运的问题，人们绕开这个问题，似乎它是有关布尔什维克或国际主义者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吹毛求疵的问题。做了建立联合内阁的试验。谁将在那里，会不会是彼列韦尔泽夫﹝3﹞，社会主义者还是正派的自由派分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整个组织的核心是按联合型建立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资本的重要代表。当问题被这样提出后，柯诺瓦洛夫走了。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用了三个星期给他找助手，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同志们……（掌声）
这意味着什么，同志们？如果原则，即有重要的资本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原则，本身是正确的，那就应该问自己，如何解释它的破产和它的失败？须知我们现在没有政府，政府处于危机状态，为什么工商界最重要的代表在工商资本的支持下从中退出？
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引起恐慌的政权危机中。现在都说把特列季雅科夫﹝4﹞——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的代表，即对那些柯诺瓦洛夫有充分权利以其名义说话的工商界的负责人——从莫斯科请来。问题归结为换人，我们是否能，我们是否也应该预言，这一企图将重蹈所有此前解决政权危机的企图的覆辙，即或是特列季亚科夫成功地对政权组织的革命创举怠工，或是辞职？而他为什么要辞职呢，同志们？他为什么要对工业怠工呢？为了加剧危机，为了表明革命因素瓦解了经济，为了用这种方式与革命和无产阶级纠缠。读一读克林斯基在特别会议上的讲话吧。他说：“国内纸币太多，你们怕什么！等一等，当饥荒开始和银根紧缩，当真正的饥荒开始时，所有人都会大声疾呼强硬政权了，那时就轮到我们了。”但须知，克林斯基说的正是严肃的资本家和地主们心里所想的。他们在等待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村底层将被消耗殆尽，那时就该轮到他们了。我说，特列季亚科夫登场只是为了推行这个纲领（如果只要不使他转向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他表现得对自己的阶级不够忠诚，转向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时，这个阶级就会抛弃他。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局面，因为问题不是归结为技术层面，而是坚决地贯彻哪怕是不完善的计划，而为了这样坚决地贯彻，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政权。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如果你们想与工商业者携手行动，那么在政府中有五个社会主义者和十个资产阶级分子或是相反，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认为行动应该得到资产阶级赞成，那就应该对它投降，它在经济问题上的全部策略可以归结为：让革命消耗殆尽。
地主和大资本家在与各政党和民主派的革命力量关系上，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敲诈，同志们，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勃拉姆松﹝5﹞同志出场了，他说：“别指责部长们或政府，想想他们每天都不得不钻过所有障碍——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的带刺的栅栏。”同志们，难道这是严肃的提问题的方法，难道其中有丝毫的严肃性？您怎么能这么提问题？既然在俄国存在着政权，有你们的政权，须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是你们的多数，军队支持你们，冒出一些鼓动者、煽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能使这个依靠所有苏维埃、军队和民主派的国家政权的创造性的努力瘫痪。
同志们，这个观点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是极具侮辱性的。同志们，我认为，说什么依靠大多数人民的革命政权的创造性努力能够被这些或那些煽动者所瘫痪，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中，一位属于策列铁里的党的演讲人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质询：“您是否知道，在您的部里，在一个电报局中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它的官员们走到农村问农民，在沙皇统治下更好些，不对吗？”这位质询者问道：“您是否打算捣毁这个黑色百人团的巢穴？”策列铁里怎么回答他的？“不”，他说，“我不打算采用镇压措施，我想创造这样的条件，当黑色百人团的鼓动者来到农村，问在沙皇时代是否更好时，他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扯谎，在沙皇统治下更糟糕……”（掌声）
正确，完全正确。我本人也为这个回答鼓掌。我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原则不仅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采用，也对左翼采用，而你们对后者比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要差得多……（掌声）同志们，我要求的是微不足道的最低纲领。
这个纲领是让来到喀琅施塔得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也做这样的事，让喀琅施塔得人说：对，这个政府委员比我们选举的委员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相信这点，正是因此，临时政府在其今天的构成的情况下，派到地方的委员被与各部部长都友好的、最忠诚、最最忠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称为是从地主中单方面挑选出来的，因此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委员们之间的所谓的误会。
同志们，这是整个那个不幸的政策的结果：在革命时代，当社会利益暴露得格外明显，所有的阶级热情都被激化，人民群众从旧的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提出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上面，我们有被劈为两半的政权，并非因为有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而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是按照强硬型的政权，而是按照地主和农民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代表之间的常设会议和常设调解法庭的模式建立的。调解法庭在革命时代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为政府中的多数的脊梁要硬得多，因为它代表的是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已经习惯于管理和统治的阶级，而我们的部长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事实上向他们投降，全部工作正陷入全面停滞，来自右边的人对它怠工，我们走不出不断的瓦解。
同志们，我完全赞同我们的粮食部长。我与他不属于同一个党，但人们如果对我说，内阁将由12个佩舍霍诺夫组成，我会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掌声）
这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你们看到，同志们，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某个党团或政党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在当前这个时刻组织经济的任务这个更广泛的角度出发的。当粮食部长佩舍霍诺夫对我们说，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纪律——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工人群众看到了什么？他们首先看到国家完全瓦解，其次是资本代表赤裸裸的掠夺，我对你们说，同志们，在这些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有权利对自己说：既然一切都在瓦解，资本家继续掠夺，我干吗要沉默？我提出最高要求，拿我所能拿的一切。这是局势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当每一个工人，至少是每一个诚实的、道德没有败坏的工人在国家政权中将看到是自己的政权，他将说：这个政权不会欺骗我，不会偷我的财产。工人、农民、士兵将会说：佩舍霍诺夫不会出卖我。那时，佩舍霍诺夫不是作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员，不是作为半个部长（因为他现在是半个部长），而是作为有全权的部长对工人阶级说：我们有多少煤、多少生铁，在这个基础上有多少工厂可以开工，在国库里有多少资金，在银行里有多少钱，你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得到这么多的产品。那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将感觉他对政府就像是罢工工人对自己同盟的管理机构一样；他要求增加资助，同盟说：这是我的钱袋，我的账本，我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只要盛加略夫们、捷列先科们、李沃夫们和柯诺瓦洛夫们、立宪民主党人或可能是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人还在台上，工人阶级将说：这是资本家的傀儡，我不相信他们，我将争取得到我所能得到的最多的东西。这完全是自然的心理。
就所有其他问题，我应该说同样的话。经过两个星期或经过一个月，你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将比今天尖锐得多，需要比今天更加有勇气的出路。我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政府下的俄国军队的民主化，这个调解法庭式的政府绝对没有行为能力，当参加过战争和幻想土地的俄国士兵像火山岩浆一样地涌向农村时，将迫使实现实际上没有解决的消灭地主领地的任务，当俄国士兵不能回到自己的农村时，他将碰上瘫痪的铁路机构，他将挨饿，得不到食物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最严重的复杂化、最严重的冲突？你们说，需要纪律。完全正确，需要纪律，但需要的是谁的纪律？让谁遵守的纪律？
唐恩同志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者的代表们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这是错误的。我们中没有人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问题是谁的政权，统治谁的政权。公爵李沃夫们或是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些人的、凌驾于工人民主派之上的政权，还是工人民主派对它的各个部分和全体人民的政权？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我说，在复员时需要最强有力的政权。现在，当士兵逃离军队时，他或是在火车站无法无天，或是砸坏面包店，他觉得自己是个土匪，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反对凌驾在他头上的政权的罢工者。
如果在他头上的是来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强有力的政权，不听话的人的心理就不是罢工者的心理，而是工贼、破坏罢工的人的心理。需要培养和形成这样的舆论，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你们自己的政权，而现在政权在李沃夫们、柯诺瓦洛夫们或明天的特列季亚科夫们的手中，不管用什么语言、什么呼吁，无论他们多么雄辩，你们什么目的都达不到，因为几百年来，这些阶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奴役和什么样的屈辱，已经牢牢地印在俄国工人和农夫的头脑中。虽然你们借助于所有社会主义者部长，但你们什么也达不到，因为工人群众不会认为这个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是自己的政府。
因此所谓的左翼鼓动分子是在为俄国革命的明天做准备，不管你们的政策如何——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他们都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威，他们做得对，因为他们说，苏维埃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全部政权应该转交给它们，朝这个方向去影响它们，你们要记住，除了这些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外，你们没有其他革命组织。因此，同志们，半途而废的政策、暗箱妥协的政策是无力的，它有将苏维埃的权威引向不得人心和敌意的深渊的危险。我斗胆认为，我们不是以自己的工作破坏你们的权威，我们是为明天做准备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还说什么小团体和一小撮人夺取政权。这是不对的。在我出席的所有集会和所有会议上，当人们问我现在是否应该退出苏维埃、不服从苏维埃，和政府一起与它们做斗争，粉碎它们时，我回答说：不，我们不满意政府，我们不满意苏维埃，但只要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通过重新调整自己的内在意识理解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有责任承担起对沙皇制度全部可诅咒的遗产和第一届自由派政府加剧的战争破坏的责任时，我们就不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
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还能够把真正创造性的、革命纪律的因素灌输到饥肠辘辘的、已经开始绝望的群众的意识中，同志们，只有它才能不顾私有财产的利益解决迫在眉睫的我们的任务。断言立宪会议将解决所有问题，是许多部长推行的政策，同志们，这个政策是错误的，实质上是自由派的政策。立宪会议将解决许多问题，但需要筹备它，需要为它的存在创造条件，而这种崩溃的局面、不断增长的对政权的无作为的不信任，可能破坏召开立宪会议机会的本身。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那些乌鸦根本不那么天真，他们占据着自己的阶级岗位。他们在内阁中的傀儡对佩舍霍诺夫们的创造性的努力怠工，用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工业问题、外交问题使俄国革命应接不暇。在所有领域中推行纠缠政策，破坏政权的威信和对它的信任。它来自右边，而那些人警惕地呆在塔夫利达宫里，像克林斯基所说的那样，等待群众绝望，并说，我们要旧沙皇，强硬的十月党的政权。那时，罗将柯将登台，就是那个罗将柯，在他身上有俄国革命的回光，农村里挂着他的肖像，他是新一届临时政府之父；他将任命他的古契柯夫，那时我们将有真正强硬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把右翼的你们和左翼的我们拴在一起。
同志们，我不希望今天就改变你们，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过于大胆的想法，但我希望今天能达到的，是想唤醒你们的想法，即我们之所以成为你们的反对派，不是出于敌对，不是出于有害的、某些自私的派别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像你们一样，为革命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和创伤而痛心。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其他答案，如果说你们是在确立俄国革命的今天，我们则是为你们筹备它的明天。我们动员最革命的左翼，如果苏维埃和政府的双重政权、即无政权的政策导致反革命危机，古契柯夫们与罗将柯们一起清除革命，那时你们，同志们，将看到，我们来自左翼的人将与你们并肩作战，而且不是最差的，我们同样捍卫革命成果的发展和深化。
《前进》周刊第3期
1917年6月28日
﹝1﹞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的日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关于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李伯尔。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报告相关的一些问题与这个报告交织在一起。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政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就这个报告的辩论。
﹝2﹞佩舍霍诺夫（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шехонов，1867—1933），担任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长。他是苏维埃的正式代表。就其政治信念来说，佩舍霍诺夫属于人民社会党，是它的创建人和领抽。佩舍霍诺夫在20年代是自由派民粹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与米亚科京以及《俄罗斯财富》杂志的其他评论家一起创立人民社会党。在战争年代里，这一派民粹党人持护国主义立场。1911年，佩舍霍诺夫与该党的其他领袖所持的立场，用米留可夫的话来说（参见他的《俄国革命史》），几乎与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没有任何区别。十月革命后，佩含霍诺夫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922年，佩舍霍诺夫被驱逐出国，撰写了一本书，在其中承认了我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复苏俄国、在群众文化大幅度提高方面的一系列功绩。
﹝3﹞彼列韦尔泽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ереверзев），彼得格勒著名律师、劳动派分子。在政治观点上接近社会革命党人。在七月事件时任司法部长，公布了反对我党的伪造的文件（例如其中有证实布尔什维克与德军总参谋部勾结的文件等）。
﹝4﹞特列季亚科夫（Третьяков），莫斯科工厂主。1917年是俄国工商界领导人之一。特列季雅科夫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政府班子中任部长。特列季雅科夫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代表进入克伦斯基9月25日建立的政府中。在内战期间，特列季雅科夫在高尔察克麾下担任重要角色。在侨居国外期间，特列季雅科夫是前工厂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5﹞勃拉姆松（Леонтий
Мосеевич Брамсон，1869—？），俄国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之一。在某些问题上，勃拉姆松与该党的右翼多数有分歧。1917年作为人民社会党的代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个人问题的发言（6月5日）
托洛茨基引了米留可夫在国家杜马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在讲话中谈到罗伯特·格里姆时，他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与科雷什科﹝1﹞相提并论。托洛茨基说：
米留可夫指责我们，我们是德国政府的间谋和雇佣。我在这个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说，并请求正直的俄国刊物（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准确重复我的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收回他对我们的指控，无耻的诽谤者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脑门上。
托洛茨基的声明庄重、铿锵有力，赢得了整个大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派别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
《新生活报》第41期
1917年6月6日
﹝1﹞托洛茨基同志提到的米留可夫的话，是后者在国家杜马成员6月3日就对外政策问题在罗将柯家召开的小会上说的。由于正是从这时起开始了对苏维埃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人，特别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闻所未闻的诽谤中伤，我们把托洛茨基同志上面提到的米留可夫讲话中的完整一段录在下面：
遗憾的是，德国人的挑拔措施不止一个：德国不仅在前线、在战壕里寻求单独媾和，还在俄国寻求它。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罗伯特·格里姆就来到了彼得格勒，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十分了解此人。我应该说，在我任部长时，我禁止罗伯特·格里姆进入俄国，因为我知道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今天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社会主义者部长的参与下，罗伯特·格里姆被相关的部遣返出境。只是现在他们才认识到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当局的代理人，他这个代理人是中间人，越过政府，还是在单独媾和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还有一个类似的可悲事实。你们知道，不久前逮捕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科雷什科，他以巴扬和谢列尼科伊的笔名在各个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他的逮捕揭露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原来科雷什科先生用德国的钱为让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和外文部长米留可夫退出第一届内阁做了大量工作。由此看来，德国的工作就不限于学院式地建议单独媾和了。而是进行非常有力的纯实践型的工作。德国间谍与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的空想家同时工作，达到了一方面使我们的极端政党满意，另一方面使德国政府满意的目的。只需要补充一点，我们的临时政府逮捕了科雷什科，驱逐了罗伯特·格里姆。而列宁，又在重新宣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志们，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却依然逍遥法外，在俄国社会和俄国军队中散布传染病。我认为，应该希望我们的政府从外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宣传鼓动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的同类宣传鼓动家。我们希望，什么时候能把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也送列科雷什科现在呆的地方。（《言论报》1917年6月4日）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国家杜马问题的讲话（6月9日）
同志们，这两个决议现在提出的问题涉及的就不是我们是否有强硬的政权，我们是否利用了这个强硬的政权，是否应该建立它，而提的问题是：现在在俄国是否有某种国家政权，即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人民主权；它是否能找到自己的某些具体的表现？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听到过对这个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答复，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它在法律上尚未合法化，尚未与历史继承性联系起来。但如果它真的是革命政权，那它就更应该在过渡阶段中把全部人民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法律和革命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但是，在临时政府背后有另一个机构，它说：不，我杜马是临时政府的母亲，我赋予它立法权，但我保留创造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建立新政府的权力。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罗将柯承认代表的原因。也许，国家中还有一个政权，它认为它自己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有全权建立新政府，如果现政府栽了历史性的跟头的话。对杜马是否有权建立新政府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但对现临时政府是否有权解散杜马的问题，我们有非常合乎情理的答案，至少是据报纸的消息，它在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所有声明中得到充分证实，李沃夫公爵的答案是，临时政府没有权力解散建立了它的杜马。这样一来，在李沃夫公爵的口中，临时政府本身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侵犯国家杜马（目前尚未被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以断然的形式驳倒），这样一来，就认为它凌驾于自己的政权之上。昨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出现了第三种政权，我们代表大会的政权，这个代表大会声明它禁止夺取私有财产。这样，我们在俄国有了三种政权的标准。一个是临时政府，它似乎在管理国家，但承认自己无权侵犯国家杜马；另一个是国家杜马，它赋予临时政府以立法权，但认为自己有权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如果有可能的话，即如果反革命力量的集中使这成为可能的话；最后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它的代表大会，它放弃了所有立法权和执行权，只是时不时地做出如禁止夺取私有财产的决议，不是建议，而是“禁止”。
我说，同志们，如果你们为自己放弃除了禁止夺取财产的权力外的另一种权力，则你们的放弃显然不是以国家杜马的名义，而是以另一种，即你们授予你们的代表的权力的名义。同志们，我不能理解这些革命民主派分子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人民的代表，后者通过与所有6月3日分子的决裂实现了自我管理，掌握了政权，我不理解这些代表，他们不能对自己的政权说（因为你们认为临时政府是你们的政权的代表，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临时政府，你不能承认有任何凌驾于你之上的政权，任何把你与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政权。临时政府，在你之上没有圣母——第四届国家杜马，你是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产物。”而对损害革命政府的创新的国家杜马，他们应该说：“别插手，你们已经被法令消灭了。”
革命政权不是以历史公式、而是以法令表现的。如果你们有政权的话，如果这不是欺骗或自我欺骗的话，这个政权就应该在这个最起码但最必要的自卫行动中表现出来，你们应该说：“我就是政权，没有凌驾于我之上的另一个政权。”
七月事件前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速记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1﹞（6月9日）
同志们……（喊声：“我们算您的什么同志？”）我认为，在这里讨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遭遇到与我们关于政权问题的争论的同样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或几乎是这样，似乎此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经验，似乎不存在代表苏维埃、革命的或联合的政权以及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一定的态度、这个纲领的一定的结果似的。而争论本身在联合内阁的真正保卫者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展开。我们有理由或是没理由称自己是革命议会。据我不仅在刊物上，还有在这里表达的看法，这里的潮流更接近于自由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喊声：“什么潮流？”……）我根本不想以此来伤害任何人，这是政治形势、政治集团。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喊声：“说出准确名称”……嘈杂声。）
同志们……（喊声：“什么同志？”）同志们、公民们，我请求你们对待这个问题像我们对待它一样平静，我们是少数，像所有少数一样，处于比你们更加不利的条件中，因为你们决定日程，问题的实质，你们在主席团中是多数，你们通过的决议是有保障的。因此我认为，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表现出稍稍多点的平静，不要引起少数的理所当然的反应。（主席：“请不要妨碍演讲者。时间是有限的。你们夺去了他的时间，反正我会还给他的。”）
我指出，争论围绕着非常古怪的问题展开。发言的有临时政府的保卫者和临时政府的成员，即部长们，如克伦斯基，他做了反对国际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讲话，好像在当前的条件下，临时政府的活动任务归结为调动最成功的论据来反对列宁同志。从陆海军的角度，好像调动最成功的论据应该是为了反对德国人。但我们的全部争论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这个虚假的问题进行的。我们不得不每次请部长们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来，让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对这种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的战争形势——它是在三个多月的革命结果中形成的——实质有什么打算，以及摆脱它的途径。你们不认为，执政党或联合的执政党、临时政府以及那些你们已经大规模地尝试过的方法至今没有导致你们的加强，也没有导致我们共同加强，而事实上是导致进一步的削弱？你们不认为，对军队瓦解的抱怨——不是来自我们方面，主要是来自你们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是你们应该首先或是与我们一起研究的？我拿一些人的告人民书﹝2﹞为例。在这份告人民书上有一批军事活动家和一批非军人的活动家如普列汉诺夫、捷依奇[1]、查苏利奇[2]洛帕廷等的签名。整个这份写于三天前的告人民书昨天刊登在所有彼得格勒的报刊上，它说，俄国军队处在不断瓦解的状态中，军队中胆怯和私利成风，进攻是不能实现的；一些人应征入伍，通过个人的英雄榜样引导军队走上进攻的道路。我认为，这份文献是被粗暴地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某个事实：即被所有报刊称为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支完成了胜利的革命的俄国军队。当然，这支军队没有站在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的高度上。我在此引用的我的文章里的话指出了这点。这是一支从俄国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它们的全部落后性、今天还没有消灭的昨天的野蛮中走出来的军队。但这是我们的军队，那支完成了俄国革命的英勇的军队。一切都以与个人利益攸关的问题和个人利益在军队中占上风来解释，说是这些瓦解了军队。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体面的。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军队，那支在它的每一个战斗部分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解放，承受了在危机的日子里与革命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危险，那时革命的命运还在未知中，我们整个这支军队和它的每一个部分现在也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它内心承认的共同的政治目标。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对整个俄国历史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俄国军队的过去的心理——蝗虫或海鲤的心理，像格列勃·乌斯宾斯基[3]所说的那样，数十万人消极地、不理智地死去，至死也不清楚自己牺牲的实质，也未曾给自己提出这个牺牲的主观和客观的目的的问题。我说：让被我们留在后面的历史时期永远受沮咒！如果我们现在重视英雄主义，不应该是那种群众性的、不理性的、无意识的，而是能够经过每一个个体意识的英雄主义。（掌声）我说，就是在这支经过了革命，经历了革命的军队里，能够也应该存在，今后仍将存在能够促进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军队在一致的热情下团结起来的思想、口号和目标。人们对我们说：“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对军队提这样的问题，弟兄们，你们是否愿意为那些把你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而进攻？”不对！只有资产阶级庸人才认为，如果把进攻的问题提交给整个军队讨论的话，就会破坏它的纪律，削弱它的进攻激情。我坚信，法国大革命的军队通过投票或任何其他适当的方式，完全自觉地能够响应、也响应了进攻的号召。
问题在哪里？全部问题在于，能把军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目标当前并不存在……（喊声：“存在。”）同志们，如果有的话，就不会有对瓦解、崩溃、无政府状态的抱怨了。更不会有在这里、在这个会议上的我们的悲惨的争论了。问题在哪里？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临时政府自己当着全世界的面和俄国革命军队的面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我们的战争是作为遗产得到的。它不是我们搞出来的。军队把它驮在自己的背上从旧的专制制度中拖过来的。我们的临时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以什么形式？以必须重新审查过去的战争目的的形式，而且在俄国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面前，感谢上帝，他们不再是神圣的牲畜，而是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命运的士兵。他们面对的关于战争目的的问题是在被革命政府权威和你们的权威神圣化了的主观形式中出现的，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做出必须重新审查从沙皇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的战争目的的决议。这就是军队状态、它的心理的基本事实，你们离不开这个基本事实，用什么样的诡辩都躲不开这个事实。每个会思考的士兵都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他将为什么样的目的进攻，或者如果用更主观的形式说，每个会思考的士兵对自己说：我今天流的五滴血中，是否为俄国革命的利益流的只有一滴，而其余四滴都是为法国交易所和英国帝国主义流的。
同志们，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你们可能会说，那些这样议论的士兵错了，但他们犯这个错误的责任在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提出了问题，临时政府把这个问题放到了自己的崇高的权威下。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进攻就不会有必要的心理和道义的前提。临时政府自己暴露了它怀疑那些军队应该为之战斗的目的的合理性，同时它也暴露了它没有能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没有客观可能性为自己实现对这些目的进行重新审查。临时政府的全部活动和补充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别的，就是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断言，说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立即实现对那些目的的激进的重新审查，而你们士兵、工人和农民则必须马上在它们的名义下为它们流你们的鲜血。
在这些条件下，军队进攻、军队统一的问题只能在上面的压力下靠政权零星的权威和威严的呵斥下解决。但被唤醒的军队的革命意识的复杂心理机制，这一最微妙的工具，它反正会发挥出强大的反抗力，在某些情况下以更加畸形的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以正常的、有组织的形式；被唤醒的军队面对战争意义的问题，但没有给它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进攻的前夕和进攻时，它的反抗会在所有地方表现出来。在这个军队中，恰恰不是最坏的，而是最好的分子将说：“你们自己说过，战争目的有疑问。你们让我们投入战斗，却没有给出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抗议。你们惩罚我们，你们以此创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为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目的服务的，它们用镣铐把你们，即临时政府与巴黎的交易所和英国、美国帝国主义拴在一起。如果有你们自己行动的口号，那么它们应该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头脑中。”
临时政府建议的是什么？（喊声：“该怎么办呢？”）问我该怎么办。在你们问该怎么办之前，你们首先应该汇报你们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你们是多数……（掌声）因为政府代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有责任向我们报告，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代表派到政府里去，他们能够推行什么政策。我的回答是，在你们得到给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权利之前，你们应该先给我们关于你们的政策的答案。在这里，在一次党团会议上你们说过，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少数。这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我们没有投临时政府的票，我们没有派任何人，我们是少数，我们持批判立场，承担这个立场的所有有利的和不利的后果。你们是负责的多数。凭你们的称号，你们应该指出出路。
还拿那个黑海舰队为例。你们听说喀琅施塔得闹独立，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等。黑海舰队是有组织的、自觉的护国主义的真正的堡垒，却突然爆发了。（喊声：“它被消灭了。”）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在这个往全国各地派护国主义代表团的堪称楷模的黑海舰队中，在这个有组织的护国主义的巢穴中，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会产生这样的爆发。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在我们军队的心理状态中的最深刻的矛盾。（主持人：“您的时间到了。能否再给演讲者8分钟？”喊声：“请。”）
应该让自己了解临时政府最近的一份照会的内容，它无非是那些只能称为拖延和原地踏步的政策的谈判链条中的一环。这份照会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引起了什么反响，这里出版的法文报纸——Entente——就是证明，它的出版无疑是在法国大使的最直接的参与下，它与俄国外交部有最密切的关系。这份显而易见的半官方报纸就这份照会中我们政府重新审查战争目的的企图写道（我不能全篇引用这篇堪称完美的、颇有教益的文章，但我只引两三句话）：顺便说说，我们极度担心地等待新政府的最后这份照会，但谢天谢地，一切都好。诚然，那里有革命词典中的全部好听的话——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和博爱，所有必不可少的冠冕堂皇的话。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点，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背离协约，它声明它宣誓在任何战争条件下都忠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份半官方的法国报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点。我说，同志们，对我们、对革命政党来说，像对革命民主派一样，如果它想赢得这个光荣和崇高的称号，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说，对我们来说，德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与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一样令人憎恨。如果我们在俄国军队本身中，在不是从上面强加给它的，而是由热情而产生的纪律中找支柱的话，如果我们想从因不论是克伦斯基还是古契柯夫采取的镇压措施而更加恶化的不断的瓦解中得到拯救的话，如果我们想走我们自己的历史道路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说，俄国革命在外交政策上应该像在对内政策上一样独立。我们应该说，俄国革命已经不再用自己的军队冒险，而是相反，把全国的政权交到最直接地反映这支军队的组织、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以此创造对政府负责的军队和为军队负责的政府，在军队中形成最深刻的内在信念：这个政府与任何外国帝国主义都没有联系，因此它不会为借外债或其他目的的成功而被迫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战略和外交措施——创造这样的情绪，我们就能以这支军队的名义对欧洲各国人民呼吁：现在在欧洲版图上有了革命城堡，革命的常备军，它支持革命人民为消灭当前的战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挺身而起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所有尝试。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怀疑主义者既很容易，又很难。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俄国革命军队和俄国民主派将在欧洲找到同盟者，对此不能有充分信心。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障。是啊，历史没有给我们革命的俄国提供任何保障，保证我们不会被镇压、我们的革命不会被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所窒息、我们不会被钉死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上。
在欧洲版图上，除了被唤醒的欧洲无产阶级外，没有赋予我们对抗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另一个盟友。如果它不被唤醒，如果怀疑主义者的话和他们的预见成了现实，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社会革命时代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俄国民主将有灭亡的威胁，因为我们完成的革命是民主军队和为自己在社会中赢得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致命的危险。
如果那里没有展开劳动群众的革命的话，则欧洲的全部资本将在一个月、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联合起来，把套在俄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从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关系到消灭战争，不仅关系到消灭前线的战事，而且关系到消灭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像一个自由民主的人民一样发展，或是我们变成欧洲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被镇压被践踏的殖民地的问题。也许问题要深刻得多。那些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就是以此说明，俄国革命的版图，也许是整个国家的版图将被历史所打碎。
这不是事实，三倍的不是事实。我们还没有尝试过我们的力量。这里常常援引的法国大革命面对的是落后的封建的欧洲。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震撼性的结果，我们的俄国有比战前更尖锐的、无疑是更尖锐的矛盾。
在战争期间，谁曾在欧洲呆过，谁就了解欧洲的气氛（而我曾在一个参战国——法国呆过），他就不能不确信，在欧洲，这场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对统治阶级不留下任何痕迹和没有任何结果地过去的，这场战争将会激起劳动群众的最深刻的革命震荡。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是，我们是否会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否仍用俄国革命的权威来压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起义，或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放开我们的手脚，用革命纪律和意识的一致把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号召劳动群众。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没有起来，或起来得太无力，那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军队调过去帮助他们，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喊声：“那就晚了。”）
不，不晚。抛弃错误的道路，走上正确的道路永远都不晚。（掌声）
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速记
﹝1﹞唐恩作了关于战争的报告，与支持单独媾和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克伦斯基、马尔托夫、加米涅夫、策列铁里、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这个报告发言。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辩论，做了沙文主义的讲话，他声明，“托洛茨基同志建议的策略是巴枯宁主义的旧策略”。经过辩论，绝大多数通过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决议，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
目前这场战争是在所有国家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企图的基础上爆发的，这些国家旨在占领新的市场，让弱小落后的国家受自己的经济政治影响。它导致所有国家、各国人民在经济上消耗殆尽，使俄国革命处于毁灭的边缘。吞噬了教百万生命和数十亿计的人民时产，它还威胁着进一步加剧旧制度留给国家的崩溃，把它推向饥饿，使它无法为巩固赢得的自由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认为，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利益和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渴望提出的革命民主派的又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要求停止相互残杀，重新恢复为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进行共同的斗争的兄弟联盟。全俄代表大会认为：1.
通过粉碎交战双方的一个集团的方式结束战争，将成为新的战争的源头，会加剧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导致他们的消耗殆尽、饥饿和灭亡。2.
单独媾和会加强相互战斗中的一方，使它有可能获得对另一方的决定性的胜利，加强统治阶级的占领意图，而不是把俄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钳制下解放出来，妨碍劳动者的国际联合，因此，代表大会坚决否定任何旨在实现单独媾和或是它的前奏——单独停火——的政策。对俄国来说，通过与盟国决裂并对整个欧洲宣战，企图由它来争取贯彻它制定的和平纲领，意味着它的彻底灭亡。结束战争只有在所有国家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有鉴于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a）俄国革命民主派和代表它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向所有国家的民主派呼吁，请他们赞成“不兼并不赔款、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的和平”的口号，并朝这个方向推动自己的政府；b）它应该以所有措施促进尽快恢复革命的国际，为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而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制定和平的最终条件和落实的措施；c）它应该让交战各国的民主派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政府关于战争占领目的的最近声明的反对不够有力，使俄国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妨碍了劳动者的国际团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立即派遣代表团前往盟国和中立国家，或是邀请这些国家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团来俄国。代表大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政府在派遣代表团上制造的障碍，代表大会承认，临时革命政府以俄国民主派提出的和平纲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认为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采取它能够采取的一切措施让俄国的盟国赞成这个纲领。代表大会认为，政府必须为重新审查与盟国政府的协议采取一切措施，旨在坚决拒绝占领政策。为了顺利推行民主派制定的对外政策，必须尽快通过对外交部和外交使团的民主化来更新它们的人员构成。代表大会声明，只要民主派的国际努力未能结束战争，俄国革命民主派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们的军队的战斗力及其防御进攻行动的能力，因为俄国战线的崩溃就是俄国革命的失败，是对整个国际民主派的事业的沉重打击。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关于进攻的问题，我们将完全从纯战略的角度来决定。
﹝2﹞遗憾的是，这份告人民书在《统一报》和其他报纸上都没有找到。
[1]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1941），1874年起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民粹派分子。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84—1901年在喀拉服苦役时逃跑。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有革命运动史、普列汉诺夫政论文献史料和“劳动解放杜”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2]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俄国女革命家，1568年加入民粹派，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1878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译注
[3]乌斯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1902），俄国作家，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的生活，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主要作品有《遗失街风习》（1866）、《破产》（1869）、《土地的威力》（1883）等。——译注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声明﹝1﹞6月12日）
6月9日，全俄代表大会做出禁止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平政治示威的决议，我党承担了这次示威的领导。代表大会的领袖指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力量有利用民主的直接危险，是这一骇人听闻的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意志施暴的原因。我们没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掌握的有关这些计划的消息。但我们认为，由于这样的禁止的理由，我们有责任从我们这方面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取消这次示威。
对你们来说，在你们的代表访问了工厂和团队之后，不能怀疑，如果示威没有举行，不是由于你们禁止的结果，而是我党取消的结果。
此后可以指望和期待你们会把调查这个反革命阴谋提上日程，你们是以此来为你们的禁止示威辩解的。但你们事实上对隐藏的（用你们的话说）反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与你们不敢与之决裂的俄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
你们不这么做，却把对我党的审判提上你们的工作日程。公民唐恩以你们任命的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决议草案，指责我党“秘密的”，即独立于苏维埃官方多数的行动，它禁止今后没有得到苏维埃、实质是临时政府批准的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威胁违反者将被开除出苏维埃。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就此事发表声明，参加苏维埃，为把全部政权交到它的手中，我们一分钟也不会为原则上与我们敌对的苏维埃多数的利益放弃在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自主地利用所有自由来动员工人群众的权利。我们断然拒绝今后把这样的反民主限制强加给自己。甚至如果国家政权完全转到了苏维埃的手中（我们坚持这点）后，苏维埃企图用枷锁来限制我们的鼓动，这也不会迫使我们消极地服从，而是在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下面对监狱和其他惩罚。正是这些思想把我们与你们区别开。
但是，代表大会的领袖们事实上走得要远得多。策列铁里公民称唐恩的决议不够充分，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策列铁里不是指责我们党破坏纪律，而是直接反对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代表大会的具体军事阴谋。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指责不仅不符合那些官方提出的反对3号示威的理由，而且与唐恩今天提出的决议也尖锐对立。但是，策列铁里部长本人不敢从自己的指责中得出就虚构的“阴谋”进行调查的结论，他需要这个阴谋，只是为了推出这个显然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纲领。据策列铁里的话，必须收缴那些借助武器威胁“革命民主”政府的人的手中的武器。换言之，临时政府的成员推出虚构的军事阴谋，是为了收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武器，遣散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
这些措施的居心和意义不言自明。事关解除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当反革命资产阶级感觉到自己无力应付提出的革命任务和劳动群众愤怒不断增长时，总是采用这个措施。
策列铁里公民和那些指使他的人不能不知道，历史上，工人群众从来没有不经战斗就放下他们从革命的手中接过的自己的武器的。也许，当政的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主义”部长们自觉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挑起内战，反革命总是在这个问题上与工人阶级进行较量。
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挑衅政策将引起的全部后果，我们对全俄代表大会和支持它的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揭露临时政府幕后准备的反对革命的进攻。我们退出了讨论反对宣传自由的措施和策划解除工人武装的紧急委员会会议。
革命正在经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呼吁工人保持坚定和警惕。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
《真理报》第80期
1917年6月28（13）日
﹝1﹞这份声明也在6月11日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成员、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编注
关于6月进攻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就进攻问题的声明（6月4日）〔1〕
在下面签名的代表大会的党团、小组和个别代表，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工作必须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即筹备在近期进行军事进攻的问题，不仅代表大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命运将取决于它，而且——在更充分、准确的词义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它。这个进攻已经决定，即将启动，可以共同验证的无数不容争议的事实和声明、组织敢死营、遣散某些团队，最后是克伦斯基部长在解释禁止乌克兰代表大会的理由中的直接供认。
就现在这个时刻的所有条件的实质来说，帝国主义盟友的大资本家授意的前线的进攻，追求的纯粹是政治目的：倒退，把与盟国外交谈判的结果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因为它们暴露出革命前俄国加入其中的那个集团的深刻的帝国主义性质（关于阿尔巴尼亚、希腊、波斯的问题、盟国外交官的答复照会和声明）。
把人民和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目的号召它在现有的条件下流血的军队置于进攻以及它的全部后果的面前，俄国的反革命集团指望进攻能够导致把政权集中在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资本家军事外交集团的手中，并在今后使它们可以无须认真对待俄国民主派组织起来的意志。
显然打的是这种对有产阶级有利的力量对比转折的如意算盘，罗将柯召集了他在彼得格勒的六三分子，指望过去的国家杜马能够成功地对抗工兵代表苏维埃，能够保证强硬果断的帝国主义方针首先反对革命和民主。
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公正地说：“进攻的幕后反革命倡导者不惜‘军事冒险’，有意识地拿由全部国内国际形势所引起的军队瓦解做赌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让那些绝望的民主派分子相信这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似乎进攻的事实的本身就能够使军队‘新生’，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来弥补没有明确的消灭战争的纲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进攻只能彻底地瓦解军队，使它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起来。”
在这些条件下，巨大的历史责任落在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肩上。代表大会不能沉默地绕开反对争取和平的国际革命斗争，反对俄国民主赢得的组织阵地的公然准备、全方位组织的打击。代表大会应该立刻回击反革命压力，进攻应该为它扫清道路，或是完全公开地为它承担责任。
我们警告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国家面临的威胁，坚持把这个问题摆在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位。
明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П. 波泽尔恩
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
统一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委员会
〔1〕此声明出自托洛茨基同志的手笔的事实，我们是根据他回忆列宁的一书的下述地方确认的：
记得我建议，要求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关于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的问题。列宁赞成这个主意，但他显然想与其他中央委员再讨论一下。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加米涅夫提交了列宁就进攻问题匆匆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声明草案。我不知道，这份文件保存下来没有。我不记得由于什么原因，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都觉得它的文本对代表大会不合适。我们打算委托发言的波泽尔恩反对这个文本。我草拟了另一份文本，他在大会上宣读了。
进攻和进攻者
进攻开始了。它能继续下去吗？继续得了吗？但它已经开始了，而且正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反对进攻政策示威游行的那天，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有机会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在收场时”宣称俄国革命的“转折时刻”。
关于进攻的物质准备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精神方面，它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战争的决议准备的。在这个决议中，当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谎言和立场的模棱两可得到了完整的表现。实质上，事情关系到赋予克伦斯基先生对士兵们说“我命令你们前进”的权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其决议预先充分地使进攻导致的可怕牺牲神圣化了。
军队在经历了官方报道提到的某些内部摩擦之后前进了。这是什么摩擦，它们的规模和尖锐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肯定知道，为了造成这些摩擦并使它们扩大和深化，临时政府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它以无力、虚伪的外交形式提出关于战争目的和重新审查旧的协议的问题；它以此彻底破坏了士兵们对这些旧目的的信心，现在人们又以所谓的“革命民主派”的名义呼吁他们为这些目的而战斗。如果在三年的战争经验和四个月的革命经验之后，如果不是所有士兵都被代表大会闪烁其词、小心翼翼的决议或是半社会主义者半部长的廉价的夸夸其谈的演讲所说服的话，那么虔诚的刊物手中总有屡试不爽的手段：号召“社会”进行反对全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征讨。
部长中唯一一个最昆塔尔的切尔诺夫先生声明：“进攻是必要的，俄国军队不能消极地等待兴登堡[1]的进攻。”诚然，在这三年中，权威们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解释说，在战壕战的条件下，防守比进攻有更大的机会。诚然，我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了连续几个月的停滞，军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但反正一样：我们假定切尔诺夫先生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什么？临时政府政策——经济、政治和外交衰竭的政策——的出路只有一条：战略进攻。但对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它的听话的半社会主义者半部长们来说是客观必要性的东西，对真正的革命民主派来说，根本就不是政治必要性。它不能也不会为6月18日的进攻承担责任。
策列铁里先生的政治上的局限性使他最善于直线思维，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进攻是对俄国、盟国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打击，这种性质的进攻应该受到包括德国国际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国际主义者的欢迎。看来，这位保守市民的“国务活动家”一点儿没有想到，他仅仅是在重复在战争开始阶段在法国政治市场上流行的陈词滥调。当叛徒白里安[2]断言法国士兵为自由民主而战时，我们问道：他们以什么方式与沙皇的军队携手做到这点？当“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策列铁里通报说，俄国军队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我们问道：他们与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帝国主义携手怎么能做到这点？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认为是帝国主义死敌的劳合·乔治、里博、威尔逊是热烈欢迎俄国的进攻的，他们决没有猜到，它是针对他们的。所有俄国反动派——新时代分子、共和国中心、形形色色的黑色百人团“同盟”、立宪民主党的刊物——都公然欢迎“反帝国主义”的进攻，把它看做是革命结束的起点。护国的示威游行，那些殴打社会主义者的家伙举着贴着克伦斯基肖像的三色旗。这是怎么回事？是误会吗？彼得格勒革命先锋队与克伦斯基政策的敌对莫非也是误会？说那些实际上为敌对目的服务的半社会主义者半部长们的革命词句是误会，不是更简单吗？
是进攻定在示威游行时，或是苏维埃有意识地把示威游行安排在期盼已久的进攻的日子，反正都一样：布鲁西洛夫的战略与李沃夫—策列铁里的国内战略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例如在不久前，在米兰和其他地方群众反军国主义的五一示威游行之后，意大利政府感觉到强烈的进攻需要。《新生活报》的记者对此是这样说的：
在米兰示威游行后，武装干涉（防御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攻的）集团立即行动起来，要求对内部敌人采取“强硬政权”的政策。同时，彼索拉蒂[3]（意大利的策列铁里—克伦斯基）前往前线，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应该用胜利“振奋精神”。胜利本来安排在战争两周年，但焰火很快就熄灭了：奥地利的反攻几乎把付出惨重牺牲获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关于奥德在我们战线的反攻，我们还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布鲁西洛夫进攻的进一步的命运一无所知一样。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无可怀疑，革命“进攻”将是俄国人民群众，首先是军队幻想史上最短的一章。进攻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我们不害怕工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军队对它们做出什么样的回答。
《前进》周刊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1]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总统（1925—1934）、德军元帅（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1月起任东方战线司令，1916年8月起任总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933年l月30日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将政权交给了法西斯分子。——译注
[2]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1909—1931年曾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鼓吹建立“欧洲联邦”（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20年代推行反苏政策；1931年采取与苏联接近的政策。——译注
[3]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1857—1920），1892—1912年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1912年因支持1911—1912年意大利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被开除出党，当时是社会改良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内阁成员（1916—1918）。——译注
战争提纲
战争的总体性质
俄国革命至今完全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承认沙皇制度所有旧的军事外交和金融责任，与沙皇的旧盟友携手的不是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政府，而是李沃夫—捷列先科政府，它领导的俄国革命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血腥群殴中的表现就像是一支从属力量。
因为革命使军队遭受到了深刻的内部骚动和改造，它严重地削弱了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因素的军队。这并没有实质上改变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使它变得更加依附于盟友。
没有俄国整个国际地位的决定性的变化，在政权掌握在与欧洲帝国主义源头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提高军队——不是作为独立的革命力量，而是作为与革命军队格格不入的敌对的帝国主义计划（它们的关键掌握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手中）的武器的军队——战斗力的所有企图，必然首先表现为力图粉碎军队的革命民主精神，就其这一实质来说，它们具有反革命性质。
外交活动
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旨在对被革命前的义务所束缚的俄国外交政策进行局部纠正，已经暴露了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推出的、临时政府形式上接受的不兼并不赔款、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纲领只有在采取最果断的革命措施的情况下，只有作为欧洲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阶级的战斗旗帜的情况下，才有严肃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政府的口中，类似的公式听起来就像是最令人反感的谎言。列强盟国对临时政府照会的答复的性质是自觉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民主公式的直接嘲弄；如果这些公式没有被里博、劳合·乔治、威尔逊等人干脆驳倒，只是因为它们还能像过去一样为对觉醒的工人群众掩盖真正的战争目的服务。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苏维埃自己通过临时政府自愿地作为组成环节加入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各国人民的呼吁就不能对他们产生革命推动作用。在俄国自己继续对波斯施加暴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盟国为自己的帝国主义工作进行连环保的情况下，俄国外交反对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施加暴力的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抗议，只能在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眼中彻底玷污俄国革命的声誉，阻碍欧洲革命的发展，而在欧洲革命之外，没有民主地消灭战争和拯救俄国民主事业的手段和途径。
进攻
上面鉴定的政府政策从根本上破坏了成功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政府把这些行动作为自己最近的目标。
进攻的物质前提是极不利的。军队的粮食供应的组织反映了整个经济的崩溃，就其今天的构成的政府不能为阻止它而采取一项激进措施。
进攻的前提是更加不利。政府被迫公然在全体人民面前提出旧条约和战争目的的问题。同时，它对军队揭示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争取让同盟国政府让步，以及自己不能在不取决于盟友的意志的情况下决定俄国的政策。其结果不可能不是军队的进一步瓦解，正是政府以它的所作所为给军队灌输了这种思想，即旧的战争目的不能为进攻要求贡献的鲜血辩解。
对军队是致命的、对革命是极端有害的大规模的逃兵，但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再是不良的个人意志的简单的结果，而是政府根本不能用内在统一的目的把革命军队团结起来的表现。
在号召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俄国有产阶级反抗面前犹豫不决，同时又事实上抵制战争，甚至没有在“自由借债”。上签字，优柔寡断地怂恿仍然围绕着战争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掠夺，不敢立即废除地主领地，即能够让最落后的农民相信这场革命是他自己的革命的唯一措施，就是需要手执武器捍卫革命，如果其他手段都已用完，在逃兵现象面前无能为力的临时政府将转而对逃兵乃至他们的家属采用严厉的镇压措施。
在这些物质和精神条件下，进攻不可避免地带有冒险的性质，它可能使军队的各个部分彼此尖锐地相互对立，最终彻底破坏它的内在联系。
结论
对革命的俄国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解决的途径，与国家内部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同一个。只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即把它变成劳动群众的革命，并把政权转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才能创造必要的军队内部联系，使它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只有在这条道路上，俄国革命能够强劲地推动作为消灭战争唯一可靠的手段的西方革命。
从上述一切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对革命利益来说，继续承认过去沙皇与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勾结，与和德国帝国主义单独媾和一样致命，同样不能与革命荣誉相容；
俄国政府对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无力规劝，不会提供任何实际结果，它们只能标志拖延和原地踏步的政策，瓦解军队和民主，破坏俄国革命的政治和道义权威；
俄国对外政策仍掌握在与盟国外交紧密联系的资本家阶级的手中，而后者的行动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呼吁背道而驰，这一事实使工兵代表苏维埃对欧洲人民的呼吁完全失效；
对俄国人民来说，唯一的出路是公开宣布俄国革命的全部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完全独立，它应该不是以无权的组织的名义，而是以革命政权的名义立即号召各国人民为民主和平与本国帝国主义分子做斗争，并许诺全力支持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民。
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俄国革命才能创造人民与军队的坚不可摧的内在联系，使军队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到天平上。
只有这样使俄国离开帝国主义集团并把它的军队变成欧洲革命——无论它在哪里爆发——的积极的支柱，才能在胜利的欧洲革命结束各国政府的罪恶统治之前，迫使它们——在本国工人起义的幽灵面前——加速签订和平条约。
《前进》周刊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论国际主义者的联合问题
从语言到行动〔1〕
——论关于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在彼得格勒区联派组织代表会议之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而关于国际主义者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向前推进一步。不仅如此，出席代表会议的人观察到那里的主导情绪，统一在那时比现在离我们更近。那时它至少还是一个实际任务。现在，它过于频繁地变成虔诚的话语，它不要求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
在代表会议上已经确认，我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在战争、革命和国际危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们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由于只有深刻的纲领或策略分歧才能证明组织的单独存在的合理性，从没有这样的分歧中则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彻底的组织合并。
诚然，在代表会议上指出了由布尔什维克的小圈子习气的习惯和手段产生的障碍。当然不能否认这些障碍，它们现在还往往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政策中和《真理报》的版面上以极不令人喜欢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当时卢那察尔斯基[1]在代表会议上完全正确地指出，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公开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小圈子风气将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无论如何，在没有原则性分歧的情况下，与小圈子风气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在共同的组织范围内，用更键康的，即民主的进行党的工作的方法与之对抗。为与小圈子风气做斗争的目的而人为地保持单独的组织，意味着为自己的规模更小的小圈子风气创造土壤。区联派组织无疑面临着这种危险。
在《前进》周刊第3期上，尤列涅夫[2]同志引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话，作为应该拖延统一步伐的论据。他写道：
比如说，以单独合并的形式与布尔什维克同志统一，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们在革命提出的核心问题上与他们完全一致。如果不充分利用建立统一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可能性，马上联合，是错误的。在彼得格勒范围内，这是有利的，但在全俄国范围内，则是不利的。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合并中，而是在以共同的努力筹备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大会中看到出路。
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问题不是关于与布尔什维克同志单独合并，而恰恰是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此前的全部发展已经预先决定了在这方面的联合。联合的原则基础已经在我们的决议中表述了。我们在彼得格勒的全部工作都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单独”合作中进行的。现在的任务是消除阻碍和瓦解这个共同的政治工作的组织隔阂。尤列涅夫同志自己也承认，对彼得格勒来说，这样的联合是有利的；但他认为对外省来说，它是不利的。
首先，区联派组织是彼得格勒组织，因而国际力量的这种联合将给彼得格勒的运动带来极大的好处，它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彼得格勒联合似乎能给外省带来的难以置信的损害相提并论的。在彼得格勒受到所有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中伤的当前条件下，对彼得格勒“有利”，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没有决定意义。
但是，对外省的损害在哪里？显然，尤列涅夫的意思是这样的：外省落后于彼得堡，那里的政治集团还未充分定形。抛开了护国主义分子，外省的国际主义者也许不能下决心依附布尔什维克；他们更愿意依附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们是既不依附布尔什维克，也不依附孟什维克的纯粹的“国际主义者”联盟的话，这种议论多少有些说服力。但并非如此。我们是在确定的政纲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没有区别。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组织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单独存在，只能把外省搞糊涂，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有利”的。认为现在，当所有问题都尖锐地提出时，工人阶级内部或它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内部的政治集团能够取决于党内性质的次要现象，就太天真了。
尤列涅夫说：
但我们不把国际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看作宗派，它是无条件的志同道合者的组织……就算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对组织（？）政权的问题的态度不同，我们可以与他们共同工作，统一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党不应该是宗派，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个一般的观点没有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让我们选择：一种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联合，另一种是只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我们如果选择第二种还能说是宗派主义。但事实上是谁也没有让我们进行这样的选择。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从来没有声明过要与我们联合。相反，在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坚决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立场划清界线。他们不仅不急于与他们的护国主义分子决裂，以便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联合，而是相反，千方百计地强调把他们与我们分开的东西，把自己的策略封闭在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组织的框框之中，允许自己的仅仅是独立的政治行动。如果在我们这方面，让我们的联合工作取决于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关系的演变，这意味着为了引诱根本没有表现出准备与我们联合的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已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分子联合。无论如何，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们认为可以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联合，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欢迎，其实，我们与布尔什维克单独存在或是在革命行动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他们，即对孟什维克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至今仍追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相对更加广泛的工人阶层的问题要重要得多。我们有充分权利期待，这些更加落后的群众现在将被局势的全部逻辑和政府政策的全部试验——首先是进攻试验——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方面。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许还有军队也一样，他们每天都将体验到对联合政府政策的失望，将在革命的道路上寻找出路。这些群众需要明确单纯的政治集团。应该用团结起来的革命阵营与保守的小资产阶级护国派的阵营对立。因此，对外省——如果说的不是小集团的外省，而是群众的外省——来说，联合的国际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的单独存在不是有利，而是不利。
在联合问题上，已经是从语言到行动的时候了。除了共同筹备国际主义者共同的代表大会之外，现在就需要以组织途径保障口头和书面鼓动的完全统一，特别是政治行动的统一。
尤列涅夫同志说，统一不应该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正确的，即为加速来自上面的统一，需要来自下面的压力。我认为，彼得格勒工人、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们，现在就从两方面施加压力。
《前进》周刊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1〕这篇表达了编辑部少数人的立场的文章是在区联派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代表大会和创立联合报纸问题上达成关于组织委员会的协议之前付印的。文章虽然失去了意义，但作为在基层讨论统一问题的材料，它仍是有益的。——编者按
[1]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и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作家、评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苏共党员（1895年起）。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周刊，《无产者报》编辑。在列宁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1908—1910年宣传造神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革命。1917年起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33年任驻西班牙全权代表。苏联教育体制的组织者之一。著有有关革命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化问题等方面的著作，还写过剧本和文学评论。——译注
[2]尤列涅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Юренев，1858—1938），原姓克罗托夫斯基，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苏联外交家。苏共党员（1905年起）。1913—1917年为“区联派”，1917年任赤卫军总参谋部主席。1921年起历任驻布哈拉、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伊朗、奥地利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译注
需要立即实际上联合起来
——答质询
在最近的一系列我不得不讲话的集会上，人们对我提出问题：在联合组织（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分歧？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解释它们的独立存在？
我认为必须在刊物上回答这些问题：
我认为，在“联合”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分歧或策略分歧；
也许，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两个组织的单独存在辩解；
据我判断，两个组织的工人同志清楚地意识到这点，承认全方位联合是刻不容缓的；
我认为，彼得格勒的全部联合工作应该立即实现，无须等待应该使我们的组织全面合并的党的代表大会；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今天开幕的联合组织的全市代表会议将解决统一的问题，〔1〕它应该坚决抵制没有任何原则性理由的保守的独立小集团的倾向。
《真理报》第97期
1917年7月15（2）日
〔1〕托洛茨基同志说的代表会议于7月2—15日举行。约有7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给会议做了有趣的鉴定：
尽管代表会议是一个小型会议，它代表了真正的工人士兵群众。我们来到会场时正值“来自地方的报告”之时。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报告也确实有意思。工作进行得很热烈，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它的成绩。妨碍的只有一点：“你们与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你们为什么不与他们在一起？”所有报告人都肯定了这点，最后以号召汇入布尔什维克的海洋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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