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香港“占领中环”事件

简评香港“占领中环”事件 



李星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商人治港”的基本原则，鼓励、配合当地大老板把持政权。1996-2012年间，历任香港行政长官（即“特首”）都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选举委员有几百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巨商、高级专家或知名社会活动家。2014年8月，就下届香港特首选举的程序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以下决议：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指定两到三名候选人，并首次以香港永久居民进行普选的方式，产生新任特首；提委会的社会成分与以往的选委会保持一致，人数扩大到1200人[1]。 

　　消息传出后，许多希望放宽特首候选标准的香港居民，感到失望。9月22日，数千香港学生开始频繁的罢课集会，喊出“我要真普选”的口号。9月28日，一批当地反对派人士发起“占领中环”（简称占中）行动[2]，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相关决议。当天，上千学生市民在市中心多处安营扎寨，开始无限期抗议。警方与示威人群有冲突，投掷了催泪弹。10月21日，现任特首梁振英声称，放开特首候选提名的限制，会让社会下层（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的福利要求左右选举。他这句话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感，因为目前50%的香港劳动力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10月29日，公开同情占中群众的著名港商田北俊被罢免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1月12日，中央政府表示占中是“违法事件”。12月15日，执法人员清理了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占中告一段落。历时七十多天的占中运动，先后有数万人积极参与，得到了多方面的巨额物质资助[3]，直接反映本地大资产阶级动向的金融市场，在占中期间并没有任何恐慌。 

　　占中事件的根源何在？对谁有利？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些疑问，就得说说近几十年中国资本主义的急剧演变，以及香港的相关角色。 


中国向香港学习：学怎么剥削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无论沿海农民、国企职工还是高干子弟，都把香港看作高高在上的“小美国”，它是富裕和娱乐，是资本和自由，是通往西方天堂的门。上万家港资三来一补企业，让沿海特区焕发了生机。香港的商业文化（影视剧、流行歌曲和武侠小说），俘虏了亿万中国人的心。 

　　在权力核心勾画的市场改革蓝图中，香港占据着异乎寻常的位置。邓小平说过：“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4]。一句话，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是中国政府心中的聚宝盆，是要万般呵护的。 

　　二十多年里，北京当局给了香港无数的经济优惠和政治特权，精心炮制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无须向中央缴税，港资在内地享有金融、服务业的一系列特权，中央甚至压制珠三角的经济规划，保证香港的运输生意[5]。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可以保留外籍法官，拥有终审权，在港外籍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6]，也有机会当公务员。日常生活中，普通香港人在内地有上学工作置业的宽广自由与优待（普通中国人在港的对应权利严格受限），内地的官员老板，则往往不惜代价谋一个香港身份，既是安排“退路”，更是为了变身“港资/外资”，套取内地投资优惠。 

　　但资本主义市场的意志，比任何官僚决策更出人意料。加入世贸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以及全球第二大市场。学会做大生意的中国越发耀眼，香港却暗淡下去了。1997年香港GDP占全国16%，2013年仅占3%。珠三角消灭了香港的制造业，又想接管它的航运业；长三角正在排挤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甚至观光购物这个保留节目，香港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不怎么强了。虽然这座城市还没有沦为“臭港”，在无情的全球竞争中，它已经走入了难以回头的下坡路。 

　　话虽如此，对顶层统治者来说，香港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驾驭大众的选票政治试验田。 



中国继续向香港学习：学如何洗脑 



　　三十年来，经历了深刻的阶级分化，中国早就不存在什么铁板一块天威难测的“党中央”了，每个大人物都缠绕着庞杂的商业利益瓜葛。为了适应新的统治环境，中国政府开始谦虚勤奋地向全世界的有产阶级学习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技能，包括如何用选票、媒体和寡头合议制在上层落实斗而不破的利益制衡，同时麻痹、分化与驱使下层大众。今天内地的村一级选举，已经包含了资产阶级选举的某些元素：各显其能的拉票贿选、参选者的结盟、内讧和争夺舆论。中国媒体与资本的亲密结合，也有些年头了。但只有香港，才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的政治试验区。 

　　2012年，香港立法会主席、中国执政党在港分支的老干部曾钰成在采访中表示“没有普选，无法管治（民众），就这么简单”。当权者固然警惕香港的反对派活动，却也敢于利用特首、立法会换届的机会，有步骤地“演练”竞选活动的方方面面，既是为了适应本地政治规则，更是为内地将来权力分配领域可能的“换节目”（多党派普选竞争）做准备。以大体可以控制结果的特首选举来说，十多年来引入了电视直播辩论、政党提名参与、大范围拉票，当然还有适时曝光的候选人丑闻[7]，很有点欧美政治味了。 

　　随着竞选操作的日渐纯熟，“港人意愿”也是香港上层（占有全港六成财富的几千个富豪）与中央谈交易占便宜两面卖乖的重要筹码。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中华新强权的继续崛起，几十年来英美资本一直影响着香港的主流反对派，为后者训练干部、提供指导以及打气助威，最终以特首普选的话题为契机，促成了占中运动。 

　　就这样，中央无意捣毁苦心经营的政治试验田，在批判占中的同时，很注意打击的分寸[8]；香港上层乐得看热闹，盘算着挟“民意”甚至“港独”从内地再捞一笔实惠[9]；英美资本动用种种在港资源，为“奉旨造反”的占中运动营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气氛[10]。以上因素的作用下，香港官方对占中群众七分安抚、两分忽悠、一分威吓的和稀泥态度[11]，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年来，由于彼此实力的剧烈变动，中外统治者时而互相叫骂，时而讲和，时而又打起来了。从这个意义讲，占中只是英美强权试图牵制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小动作。但对香港社会来说，占中是几十年来少见的群众事件，有着千真万确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从何而来？ 


占中的下层基础：生活窘迫、暴跳如雷的香港小市民 


　　最近五年，香港经济有着不错的增长[12]，但普通市民的工资，已经有十五年没怎么变动了。事到如今，从梁振英到反对派，异口同声抨击当地贫富悬殊太大的现实。占中期间，港府的著名智囊刘兆佳不得不低头供认：“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13]。 

　　香港青年的处境尤其灰暗，教育产业化让他们在中高端就业市场面临中国学生的竞争，尽管找个饭碗还算简单，可收入一般不高。2013年的港府统计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低于一万港元（约合八千元人民币），而十来平米的单间房租至少也要三四千元[14]。香港长期保持了对富豪有利的低所得税，但是禁止员工的集体谈判权。 

　　这一代香港青年，特别是学历较高的那部分青年，继承了老一辈对“大陆仔”根深蒂固的优越心理，接受了七十年代以来港英教育界的“香港意识”、“香港归属感”洗脑，对“敢拼才会赢”一类麻醉大众的心灵鸡汤深信不疑。但现实让他们恐慌，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这辈子赢不了了！ 

　　香港，是一个产业工人接近消亡，因而工人斗争十分罕见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这样一个社会开始向下沉沦，中层有产者会主动寻求政治出路，原本浑浑噩噩无知自大的小市民（特别是学生）也难免骚动起来。但香港下层的骚动无法摆脱统治秩序的精神枷锁，他们在现实中受的阶级压迫越重，就越是急于从主流价值那里寻求安慰，这是“我要真普选”口号背后的社会动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口号让貌似体面的“爱港市民”可以方便地发泄优越感、失落感积累转化而来的仇恨：中小资本家恨中国老板抢走生意，公司白领恨中国同行加剧上岗压力，穷光蛋小人物恨满街抢购的“大陆客”让他浑身不舒服。占中风潮像一个放大器，大大加强了香港社会早已存在的这股仇恨情绪，而学生跑在这股浊流的最前头。 

　　虽然香港的制造业所剩无几，但近几年还是发生过几次罢工。这些罢工的水平如何？熟悉珠三角劳资纠纷的读者，可以发现香港工人的斗争是似曾相识的。 


似曾相识的工人斗争 


　　这几年香港产业工人有过三次影响较大的罢工，分别是2007年的建筑扎铁工罢工、2013年4月的国际货柜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同年10月的太古可口可乐工厂罢工。这三起罢工的根源都是长期不加薪，以持续40天的码头工人罢工最值得注意。 

　　和黄公司（老板李嘉诚）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曾经以高薪闻名，但最近20年的工资原地踏步。以本次罢工的几百名码头工人为例，他们属于同一家外包商，1995年，他们每24小时的工资是1456港元，每组有9个人，可以换班休息。1996年，外包公司派专家到工人工作的现场拍录像，研究提高劳动强度。随后，公司就把每组工人减到6个人。工人罢了工，但是两天就垮了，工资被减，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从那以后，工人很久不敢有什么举动。 

　　2006年，这批工人成立了一个基层工会，隶属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人最关心的事情是加薪，工会在这方面没什么进展，有的会员退会了。2011年物价上涨，工人怨气很重，酝酿着罢工。这个节骨眼上，和黄介入了，直接要求相关外包商平息事态，外包老板宣布每日加薪200元。2012年物价房租涨得也很厉害，工会又想搞点行动，但工人觉得“刚刚”加过薪，动不起来。

　　2013年初，工人终于坐不住了。大概一月下旬，工会开始向公司提要求。老板就说只能加5%（大概66元）。工人去和黄总部要求谈判，期待和黄能再次介入调解。除了加人工，工人也要求承认工会地位。但是和黄拒绝介入，工人感到不搞点动静出来，是不行了。3月28日罢工开始，先后有两百多人参加。罢工期间，工会召开过会员大会，也开过罢工工人大会。罢工者压力很大，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要还房贷，有的要还信用卡。最后罢工已经撑不下去，得到8,5%的加薪，也算有点成绩。回顾罢工的过程，有的工人积极分子说，原来估计一两天见分晓，哪想到搞了四十天！这件事结束后，约有20%的罢工工人离职，他们中有的本来就打算走了，干脆闹一场，有的觉得这次跟老板顶过了，不想以后穿小鞋。 

　　罢工发生后，职工盟以及许多社会团体大力介入，提供捐款和舆论支持，还搞了声援游行。相比之下，罢工期间工人内部的细致组织工作，似乎就停滞了。不过，罢工对工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触动。罢工时，全部会员都来开会，盛况空前！罢工结束后，工会也壮大了。 

　　相比沸沸扬扬的码头罢工，太古可乐厂的罢工比较简单。2010年后，厂里工人福利下降，定额却提高了，还有消息说老板要搞外包。2013年10月，运货部门的两百多工人罢工，把车堵在厂门口不让出货，当天厂里就许诺增加人手，不搞外包，工人一听就复工了。 

　　从上述罢工，可以看到香港工人在阶级状态上与珠三角工人并无不同。他们都习惯于长久忍耐，一旦反抗，不论打什么旗号，首要目标是加工资。他们对斗争没有很深入的想法，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生活和老板逼出来的。一旦投入集体行动，他们能显露出工业无产者的组织性，但假如老板硬是不松口，工人也不会拼死坚持，而是知难而退。 

　　就这样，香港的产业工人保留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不成其为一股有独立主张的力量。他们影响不了占中或类似的社会潮流，只能旁观或象征性地跟着跑两步。 


占中之后会怎样？ 


　　占中结束半年了。2015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经过长足发展，内地的资本集团早已成了气候，如狼似虎。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已经很难、也未必有多高兴给打“民意”牌的港资任何额外优惠，除非这些优待对全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确有好处[15]。 

　　中央是否可能全面压制香港的政治自由？可能性接近零。如前所述，顶层统治者对操纵民众的港式手法是欣赏、借鉴的，必然继续经营这一小片选票政治试验田，也有相当自信不会反受其乱。 

　　占中揭示的部分香港青年政治化、极端化倾向，是否暗含着他们走向阶级斗争的潜力？可能性接近零。如前所述，香港强大的统治秩序以及精神控制力，使得极端化的那部分香港青年，特别是大中学生，在目前阶段，必然是盲目而反动的（有多极端，就有多反动），只能沦为上层权谋的炮灰。 

　　今天的香港，产业工人数量不多，可毕竟有几百万处于下层的劳苦大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对抗大资产阶级的压榨，完全取决于外部阶级斗争，首先是内地工人斗争的前途。中国大陆与香港一样，数十年来弥漫着服从现状的保守主义潮流，唯有还处于有组织斗争初期的无产阶级，具备逆转潮流的潜力。在中国无产者有力量、有决心把香港民众带出泥潭之前，后者难免还要迷茫、煎熬很久，这是他们走向觉醒所无法避免的历史代价。 


2015年6月20日 



[1] 这1200人分别代表香港社会的38个“界别”。其中300人来自工商、金融界，300人来自专业界，300人来自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其余300人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各个界别分组成员，由上段所述界别分组投票人投票选出。 
[2] 中环是香港中心金融商业区所在地。 
[3] 占中期间，香港反对派活动家、大商人黎智英公开承认，他向占中活动捐款至少四千万港元。 
[4]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讲话 
[5] 在港资要求下，深圳盐田港口的建设有所迟滞，珠三角的主要机场也一度不得承接国际航班。 
[6]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六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百分之二十。 
[7] 2012年特首选举中，婚外情绯闻、住宅豪华地库涉嫌违建等事件对热门候选人、大资本家唐英年的打击很大，最终他败给专业人士出身的商人梁振英。 
[8] 同情占中的资本家田北俊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后，另一位港商、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立即表态说，中央传话给他说仍视田为“团结对象”。执政党在港的代理势力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声称“理解示威人士及年轻人对理想的坚持”，愿意充当学生和政府的沟通渠道。另一位民建联的重量级人物曾钰成，在占中发生后立即与占中的领导者建立了接触渠道。 
[9] 占中发生后，香港大资产阶级在政治表态中，普遍没有否定参与群众的“民主目标”，只限于批评占中“破坏法治”。 
[10] 比如说，英美影响很大的香港教育界上层，公开同情参与占中的学生。美方精心训练、资助了主导占中的学生干部。 
[11] 特首梁振英反复表示理解、欣赏学生的民主追求，并安排了官方与学联代表的对话，也有港府在职高官公开表示占中的学生“占据着道德制高点”。 
[12] 香港2013年经济增长4.8%，2011-15年间的增长高于3%。 
[13] 刘兆佳、玛雅：香港“占中”行动全景观察与深层剖析——专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顾问刘兆佳 2014-11-20 
[14] 香港的公屋，十几平米的单间月租要两三千元，同等面积的普通出租屋要四五千元以上。 
[15] 有传闻说，中央有意统一香港、上海和深圳的金融市场，作为纽约市场的抗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