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沿海工人维权的堵路现象

简评沿海工人维权的堵路现象

李星

聚众堵路，是珠三角罢工工人的一种常见反抗手段。从电子、纺织到陶瓷业，各行业工人都采用过。行动规模从数十人到上万人都有，起因也五花八门：加薪、反对减薪和待遇恶化、要求离职或搬厂时发放经济补偿金，诸如此类。与简单停工相比，堵路意味着行动升级。与上访、打官司相比，它又是“走捷径”，可能更快地引起“政府重视和社会关注”。当局对堵路者的打压比起对待单纯的罢工要严厉。因此去堵路，就可能吃苦头，但工人看来不打算立即放弃这个武器。是为罢工堵路的基本现状。

抗争工人为何选择堵路？

珠三角的工人当中，存在不少口耳相传的生存心得，其中包括“跟老板斗，堵路很有效！”。部分工人模糊地觉得，堵路能吸引媒体并让政府着急，在纠纷中对劳方有利。这一类不成文体会，是沿海无产阶级初步精神成长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原始而缺乏自觉分析，但都扎根于阶级现实。正是维权过程的大量困难，刺激了堵路手段的较多运用。对工人来说，劳动仲裁与相关司法环节冗长，老板撑得住，打工者没钱没时间奉陪。08年广州某制衣厂工人申请仲裁讨欠薪，转头就发觉“我们耗不起啊！”，于是堵路。工伤职业病工友的集体维权，在请律师打官司之余，也时不时举着横幅上街。可以说，堵路是针对代价过高的主流维权规则，工人凭本能找到的一条不对称战斗法。

沿海罢工运动一直严重缺乏组织与策划，常常开头简单，持续对抗却很难。工人普遍对自身力量没信心，直面劳资对抗的勇气不足，预先达不成统一的具体目标，往往做不到起码的坚持，最终草草收尾。2010年深圳某日资电子厂的罢工中，虽然一度声势很大，但没有任何能聚拢人心的行动方向。拖了一天，在拉长的压力下，在保安的推搡督促下，工人慢慢屈服。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种情况下，堵路的好处就很明显，以至这股风气经久不衰。“走马路”到政府机关集体上访也好，直接切断交通也好，未必能落实工人的愿望，但至少是看得见的集体行动方式，可以尽量凝聚罢工者的战斗情绪，延长停工时间。许多被动卷入罢工的工人，在堵路的刺激下，也会感到“这件事还没有完”而不至于草率复工。

另一方面，正因为沿海工人的反抗韧性不足，急于结束冲突，反而更倾向于貌似出格的堵路方式。近十年来，珠三角留下了庞大的工潮记录，许多工人不忌讳谈论各种形式的抗议，甚至部分人觉得不砸不烧就算不上“罢工”。但行动起来的工人耐性不够，几乎从不下功夫改善罢工组织。在平时，工人敢和同事争，跟基管吵，一旦面对作为整体的资方，就难免怵头（尤其是30岁以上的普工）。即便罢工，他们也更寄望于抽象“社会”（往往指的是政府和媒体）给工厂间接压力，对老板这个现实敌人能躲则躲。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媒体报道的罢工经常伴随着堵路情节，后续处理结果似乎多半对劳方有利。这样的印象未必总是符合实情，却着实激发了工人加以仿效。

略作总结：一盘散沙的罢工工人，本能地找到了堵路作为集体对抗的形式，因为任何稍有开展的工人维权必然以集体方式进行。工人往往误以为这个举动能让政府和“舆论”听到自己的维权呼声。堵路后，政府确实会介入，但不是因为“体察下情”，而是鉴于堵路造成社会影响扩大化，或许还有碍地方官员的晋升之路。在精神上，工人普遍尚未准备与老板全面开战。但投入罢工后，除非工人缩成一团，否则难免被斗争本身推着往前走，寻找能显示决心、团结队伍和战胜老板的手段。堵路勉为其难地充当了这样一种手段。

国家的态度

国家政权是大小老板的靠山。珠三角的各地政府，对工人堵路有打击，有和稀泥，也有深谋远虑的对策。从立威的角度说，现场殴打恐吓、拘留问话不算新闻，也有若干判刑（一般刑期不重）的先例。但总体而言，已有的压迫力度还算不上“严刑峻法”。

国家为何对堵路现象“手下留情”？首先因为老板对罢工者“手下留情”。入世后，沿海工业空前繁荣，让老板越来越有本钱对工人稍许让步，换取经济扩张必需的生产秩序，虽然这些让步总是夹杂着反攻倒算。同时，工人斗争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还没有迈上一级台阶，虽人多势众，对资本统治的破坏性却不算厉害。此外，私人资产者的政治代表日益活跃地试图通过“罢工权合法化”挖执政者的墙角。以上种种因素，迫使国家克制了对堵路现象的惩治，或尝试改良与镇压相结合。今年初，佛山小陶瓷行业外移，牵扯大量工人的经济补偿纠纷。地方当局一面指示法院与仲裁机构对维权工人“开绿灯”，同时布下铜墙铁壁扼杀工潮苗头，包括绝不许“上马路”。这算是近年来珠三角官方“剿抚并举”的范例。

如何改进斗争方法？

堵路实践纵然不够理想，但工人选择它，恰恰在于这一手段满足了罢工运动的若干需求。从工人角度讲，堵路的缺陷不在于手段本身，而是落实过程毛毛糙糙。只要在行动时有所思考（而不是脑子一热就干），堵路的手法大有改进余地。多数堵路局限于一时一地，极易被驱散，或陷入与镇暴人员的厮打中。对罢工者而言，两种情况都妨碍斗争的继续。动用少量工人的纠察堵路，灵活机动的游击堵路，显然好过挤在一起与警方对峙。纠察堵路节约了人手，让多数工人有机会从事其它活动（从堵厂门到厂内集会）。游击堵路可以延长运输堵塞，同时避免硬碰硬地对抗暴力机器。

此外，堵路客观上造成交通不便，但工人历来极少考虑向路人解释缘由。2005年广东某电池厂女工在堵路请愿的过程中，向市民做了一定的宣传解释（争取镉中毒的体检和治疗权），算是不错的沟通尝试。参与堵路的工人证实，在场市民听她们解释了堵路的缘由后，表示理解和同情。同厂工人的另一次堵路，参与者回忆说“制作了很多的小红旗，在上面写‘还我健康’，一路喊着去市政府。两个四川的工人带头，他们是两公婆。老公拿喇叭喊，老婆拿红旗。有人上身斜挎着布条。”可惜这样的例子不多，事后更少有举一反三的总结。

最后，工人堵路是为了扩大影响，但采取其它配合手段，可以更好地落实这一目标。堵路的同时，可以沿街散发传单，可以到邻近工厂派发传单和张贴大字报，向周边工人通报斗争理由、进程和结果。总之，办法总会有的，关键是敢于行动并勤加思索。

201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