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国家主导的改良

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国家主导的改良 


李星 


劳资僵持，国家出手 


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拥有上百羊毛衫企业（多为小厂作坊），职工过万，年产值十多亿元。相关生产季节性强，技工需求高1。老板们管理手法原始：劳资双方以口头契约为主，普遍不签劳动合同；每逢旺季，各厂哄抬工价互抢技工，扣发工资强留工人；行情转淡后，厂方时常拒付全额工资2。老板的无赖招数引发大量劳资纠纷，2002年前后达到高潮3。当时羊毛衫工人频繁罢工、怠工与集体请愿，有时破坏机器4，主要目标是调整工价和讨薪。斗争工人敢于行动，能够发起多厂、多日罢工；但技巧简陋，比如说不懂得使用「纠察线」扩大停产效果，一味打骂上班工友。尽管多数打工者是外地人，抗争带头人多为掌握本乡人际关系网并懂点法律的坐地户。 

2002年初，上百羊毛衫行业雇主组织了行业协会，试图协调步骤减少内耗。但小老板共有的贪婪短视以及势力单薄，使他们或彼此拆台，或不肯向工人退让，或无力应付员工「捣蛋」。换句话说：有产利益急需落实阶级整合，资本家却还缺乏相应的能力见识。当官的坐不住了。 

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国家有系统地持续干预劳动力市场，以确保工业秩序、有产利润和国库赋税。对宏观统治来说，推动中小劳动密集企业的行业集体协商，已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这边压老板出血安抚工人，那边诱导工人驯服干活。对温岭市基层政权来说，老板内斗与劳资争议冲击了地方财政，加重官僚系统的运行负担，更是政绩考核的败笔5。 

2003年6月，党政牵头的背景下，新河镇工会与羊毛衫行业代表达成基准工价与工资发放的行业协议，并定期修订。随后，镇里成立国内首家私企行业工会，改组了原有的行业协会，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行业工会与行业雇主团体定期协商制度。这一协商制度达到了双重目标，号称「温岭模式」。首先，它以劳力交易的统一价码，制止了老板们乱糟糟的恶性竞争。其次，它向工人提供符合行情的工价和担保定期开支，稳住了相对高薪的熟练技工（比如横机工），也让普工有了埋头挣钱的指望。一度泛滥的工潮失去了焦点话题，逐渐平息6。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国家手段与资方得失 


工价协商的过程中，工会只是官府的办事员。没有镇长书记撑腰，一切都是白搭：「老板不支持、不接待、不见面」7（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副主席陈清福）。地方头脑交替扮演黑红脸：时而拿地皮征用和税收来恐吓，时而动员官资私交的情面，司法工商部门也上阵监管协议的执行。威压利诱下，老板们勉强低头。 

国家的盘算，是以仲裁身份使劳资双方都有求于己，以利于继续掌控全局。但官府的长臂也有尽头。执政者为了江山社稷的战略布局煞费苦心，老板却首先关注本位私利。为了稳定利润，老板可以向稀缺劳力多付点钱。只要雇佣行情稍有松动，让步即到此为止。「温岭模式」得到高层肯定后，新河镇其他工业部门（水泵、制鞋）纷纷跟风签定了工价协议，却多半是废纸一张。自感吃亏的厂主们对协议内容阳奉阴违，劳资争端照样存在。就连新河羊毛衫行业协议，也远非一片和谐：所谓工价「每年5%-10%的增长」，一直少于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期涨幅；无论普工技工，都依靠大量加班提高收入。说穿了，「温岭模式」对工人没做重大让步，而只是避免工资压得过低。即便如此，当地羊毛衫行业协会的抵触情绪很浓，为无法在萧条时节（比如2008年的金融风暴）任意减薪而唧唧歪歪。时至今日，无论浙江还是其它省份的中小劳力密集企业，鼓噪多年的行业集体协商一直缺乏实质突破，原因正在于资产阶级的百般抵制。 

新河老板对集体协商的怨言，有虚有实。他们的不满与其说出于物质原因，不如说更多来自「我的工厂我称王」的有产原则。至少部分老板的真实忧虑，不是工价制订的毫厘之争，而是国家打着维持工业秩序与改善民生的旗号，半吓半哄地给雇主群体套上了「劳资协商，我来定夺」的新笼头。他们很明白，这个笼头随时可能限制私企的自由运动。 


国家改良与工人自卫 


「温岭模式」的成功前提，是技工需求的行业特殊性。这一例外环境的产物被竖为集体协商的样板，恰恰说明了协商本身的普遍困境。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私人资本，一直要求国家补偿（从减税到其它优惠）劳资调和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始终高度戒备劳动集体的直接行动。所谓「集体协商」，只是雇主与官员的协商，事先排除了工人的群体干预。全总系统自我革新的重点，是扩充谈判权限与培训议价专家，而非鼓动基层。这注定了新河羊毛衫行业工会是个空架子，下属工厂支部「很难和老板谈涨工资，除非他们不想在这个企业干活了」8（陈清福）。虽然免收费用，新河工人对入会普遍冷漠，而工会头目无力也无权改变厂级组织的软瘫现状。国家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本能恐惧，严重限制着改良的效果与潜力。 

以劳动定额为核心的「工资集体协商」，是否能为工人提供更大自卫空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表明，工业区的罢工与骚乱是劳动立法（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的根本推动力。而每次出台新法，反过来刺激了一轮劳资纠纷高潮，提升了工人的自卫意识与经验。作为改良创新，各地「集体协商」行业标准以及附带的职工代表选举虽不算国家立法，仍可能成为工人行动的诱因。 

一万新河镇羊毛衫工人是否长久同意劳资休战，不是要害。要害在于五十万温岭工人——正如数千万沿海工人——如何利用推广中的「集体协商」。官方落实行业标准的尝试，既会加强工人的加薪预期，也可能牵扯出其它斗争目标（比如反抗特别恶劣的厂规厂纪）。从工人利益的角度说，以事实停工打击资方，效果最好。不是坐等别人闭门商议，而是立即行动让老板面对亏空。最后，向工人提供一整套实用技巧（从利用工价讨论程序到参与职工代表选举），是罢工群众利用这一机遇落实基层组织的关键环节。 


08/05/11 


1 《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温岭劳资冲突催生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工会」 
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新法承认，缺少熟练工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 
2 2008年09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浙江温岭工资协商解压劳资矛盾」: 「那时，职工为不合理的工价几乎天天与老板吵，三天两头就有员工跳槽」（浙江塞外明珠服饰有限公司职工代表陈绪凤） 
32008年09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浙江温岭工资协商解压劳资矛盾」:「2002年，新河镇百人以上停工、上访的有三批，10人以上的几乎每天都有」（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 
4 2008年04月21日14日《瞭望东方周刊》「浙江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缓和劳资矛盾」「罢工、上访、破坏机器等行为在工厂里时有发生」（陈福清） 
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月「现代企业劳资纠纷调解机制研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为例」：「羊毛衫行业的劳资纠纷，一是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减少镇里的税收；二是破坏了社会稳定的秩序……；三是到市里频繁的集体上访对新河镇的形象不好，对我们参加市里、省里的荣誉评比不利」（2008年7月28日上午，访谈新河镇党委领导） 
6 2003年后，新河羊毛衫行业的劳资纠纷与上访投诉逐年下降，2006年实现零投诉。 
7 「新华视点：‘工资谈判’——浙江温岭蹲点调查」 2007-11-14 22:09:34 新华网 
8 「温岭：样本也有烦恼」2010-06-12 07:《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