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发展工业革命非常有利，使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广泛采用机械生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数矿工用血汗和生命开采的煤炭，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艰苦而又危险的劳动环境，迫使矿工在工作中紧密合作，推动了矿工的阶级意识的萌生。矿工是最早建立工会的工种之一，他们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矿工的工会遍布每一个矿场，有的工会历史几乎跟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样长久。强大而有组织的矿工，是英国工会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长年的艰苦斗争，争得了大量的改良成果。二战结束后，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巨大让步，进行规模庞大的社会改良，积极与以工会为主的大型工人组织建立社会协调机制，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在1947年1月1日将采矿工业全部国有化，向矿工承诺稳定、安全的工作。
在战后的资本主义大繁荣期间，这套统治秩序运行得还算顺利，但是，随着西德和日本的复苏，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下降，它越来越难以维持福利国家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世界革命与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结束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已经难以为继，它既不能维持资产阶级的利润率，也无法继续束缚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了恢复竞争力，英国资产阶级决心彻底改变战后的统治秩序，进一步推动市场自由，大幅降低劳动力成本。
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上台，不久后，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在大西洋两岸，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它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把大型改良主义工人组织从统治秩序当中排挤出去，彻底打垮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
在英国，撒切尔采用的手段似曾相识：把原本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通过掐断投资、不给更新设备等伎俩，弄成“效益不好”，再以此为借口，实行“减员增效”，逼迫工人下岗，甩掉大批国有企业——不是私有化，就是干脆关停。
在八十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攻势在英国连战连捷，一个又一个工会被打败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撒切尔终于要向工人阶级当中最有战斗性、最难对付的部分——矿工——下手了。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矿工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阻挡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他们在1984年3月7日发动了全国大罢工，这是英国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罢工。但是，在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下，矿工在英勇地坚持了362天后，最终还是失败了。矿工工会被打败了，一个接一个矿山被关闭了，英国采矿工业被彻底毁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采矿工业，矿工工会也被消灭了。结果，英国工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英国工人运动遭到了自它诞生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至今仍未从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
这次斗争不仅在英国工人运动历史上、而且在战后英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经验教训，值得每一个觉悟工人深思。已经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对它做了记录和分析，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几乎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中文世界的左派眼里只能看见领袖的“最高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著作”，各种党派、团体（哪怕它们已经极度萎缩，在群众当中毫无威信）的纲领、宣言、政论，仿佛领袖和团体才是决定阶级斗争的关键似的。但我却认为，这些东西无非是帝王的“起居注”，它们根本无法对阶级斗争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千百万觉悟的劳动群众，才是推动阶级斗争的动力，只有行动起来的群众——而不是什么“红太阳”或某个政治团体——才能真正决定阶级斗争的走向。所以，我在翻译时，特别注重挑选那些由工人斗争的基层积极分子亲自讲述或撰写的材料，可惜这样的材料并不好找，而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诺曼·斯特莱克（Norman Strike）是一位普通矿工，也是矿工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在大罢工期间，他写了日记，记下了他在罢工期间的见闻，在2009年，也就是矿工大罢工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把这本日记发表在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这本日记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从一个基层积极分子的视角出发，记录了罢工的整个过程。在这本日记里，没有充斥领袖的讲话与指示，没有堆砌左派的纲领与宣言，只有积极参加罢工的普通工人的日常见闻：募捐、参加纠察、与警察武斗、阻拦工贼上工、警方的镇压、逮捕、监禁、家庭的变故、婚姻破裂……以及作者在整个罢工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这些东西看似琐碎，却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真实面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本多年后才发表的日记，所以它没有矫饰，没有为了迎合一时的政治需求而做的修改，完全是作者真实心境的自然流露。它当然也讲政治——在一场如此激烈、如此重大的群众运动当中，一个积极分子怎么可能不讲政治？——但它没有重复左派的政治套话，而是真实地记录了工人群众与左派组织的互动。
前几年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这本日记，顿时如获至宝，但当时我一时抽不出时间，便拜托一位朋友翻译。到了2022年夏天，那位朋友翻译了前面一部分之后，由于时间繁忙，无法继续翻译下去，正好我总算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便索性接过来，一口气将这本日记彻底翻译完成。完成翻译后，我更加相信，这本日记确实极具价值，不枉我付出这么多时间去翻译。
在这本日记里，诺曼并没有从头到尾、巨细无遗地记载矿工大罢工的整个经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诺曼却记录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的许多细节，它们或许琐碎，或许看似不那么重要，但真实的阶级斗争正是由各种琐碎的细节组成的。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见微知著，了解这场重大斗争的实际情况。其中一些细节，我觉得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顺便也可以讲一下我的感受。
一、纠察及相关的思考
在大罢工期间，诺曼的日常活动之一，便是到各地矿场参加纠察。纠察究竟是怎样一种活动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人斗争的传统已在中文世界断绝多年，绝大多数中文读者对工人斗争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很陌生，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下纠察。
1、纠察的意义、作用与方法
所谓罢工，就是要阻止生产活动，打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给老板造成损失，迫使老板接受工人的要求，工人给老板造成的损失越大，老板就越有可能妥协。为此，在老板屈服之前，工人必须尽量确保生产、供应、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要尽量发动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中的工人参加罢工。而老板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资本主义制造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他们会从中搜罗工贼，顶替罢工工人干活。老板还会收买罢工工人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分化罢工的队伍，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如果罢工工人不能阻止工贼上工，罢工就会完全失去意义——老板只需要解雇所有罢工工人，再雇用一批工贼，即可轻松粉碎罢工。因此，工人在罢工时，不仅自己要拒绝工作，还要在工作单位（workplace，泛指工厂、矿场、工地、商店、办公楼等单位）的入口安排人手，布置警戒线，阻止工贼上工，这就叫做纠察（picketing），参加纠察的罢工工人就叫纠察队员（picket），纠察队设下的警戒线就叫纠察线（picket line，但这个词组有时也泛指在纠察线上巡逻的整个纠察队），纠察队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人越过纠察线。当一些工人举行罢工时，其它工人就算没有参加罢工，但出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情谊，也应当避免越过纠察线，这叫做“尊重纠察线”（respecting the
picket line），换句话说，当一个工作单位内的一部分工人罢工时，只要他们设下了纠察线，在纠察线上安排了纠察队员，就有可能让单位内其他工人在事实上参加罢工（哪怕他们并未正式参加），这项传统是工人运动的宝贵财富。
有些时候，“纠察”也可以指这样一种行动：到某地去举行示威，迫使对方加入罢工或接受其它要求，比如在1984年3月14日，诺曼随维斯托矿场的纠察队前往尚未停工的诺森伯兰矿场进行纠察，最终促使诺森伯兰矿场的矿工加入了罢工。
纠察队的职责包括：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看守工作单位，以免老板转移单位的机器、物资等资产；保卫罢工工人，防止被老板雇用的黑帮打手恐吓和袭击工人；等等。不过，说到底，罢工的本质，就是工人和老板争夺工作单位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来说，罢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罢工工人能否有效地、持久地击退工贼，因此，纠察队的首要职责，就是阻止工贼上工。
纠察队阻止工贼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类。文斗就是口头劝告，比如在1984年3月12日，诺曼第一次参加纠察，就劝返了一个货车车队，但这主要还是因为货车司机看在工人团结的份上，尊重了他们的纠察线。然而绝大多数工贼并不这么容易对付，他们是冲着资方开出的高额奖金才去当工贼的，不可能因为几句劝说就放弃。如果工贼不听劝，那就只好来硬的了。一般来说，面对有组织的罢工纠察队，工贼在气势上就矮了三分，在武力对抗中，工贼几乎是不可能战胜纠察队的，所以，老板一定会想方设法，找人护送工贼闯过纠察线。1947年英国采矿工业被国有化以后，英国矿工的老板就是国家，而国家派来护送工贼的打手，自然就是警察。所以，在这本日记当中，到处都是纠察队跟警察（诺曼喜欢把徒步的警察叫做“蠢猪”）发生武斗的记载。
为了阻止警察护送工贼进入矿场，纠察队员要排成紧密的队形，向警察发起冲击（push），这其实就是一种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参加冲击的人，要直面警察的拳脚和棍棒，有时甚至还会遭到骑警的践踏。这有点像古典时代步兵方阵的交战，而这对纠察队员是很不利的。纠察队员在装备上不可能胜过警察：他们赤手空拳，顶多有一些临时从地上捡的石头和砖块，勉强相当于轻步兵；而警察却至少拥有防暴服、防暴盾和警棍，相当于重步兵。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一大群缺乏组织的轻步兵不可能战胜训练有素、队形紧密的重步兵，更不用说这些“重步兵”有时还能得到“骑兵”（即骑警）的支援。要想战胜装备优于自己的警察，纠察队员必须具备强壮的身体素质、良好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武装冲突当中，人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既然纠察队员的装备不如警察好，那么，能否发动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纠察队，在纠察线上能否动员尽可能的纠察队员参加冲击，就是决定每一次纠察能否胜利的关键因素。
2、从群众对纠察的参与情况来看群众情绪的变化
从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工会对于动员会员参加纠察这项工作并不太热心，以诺曼所在的维斯托分会为例，诺曼曾多次抱怨，会员积极报名参加到外地的纠察任务，但分会干部每次都限制人数，那些没被选中的人只能自己出路费去参加纠察；分会的领导干部几乎从不亲自带队，只是在分会大会上遭到会员群众强烈反对后才不得不让领导干部带队参加；分会领导还拒绝了其他分会提出的举行联合纠察的建议；对于派车接送纠察队员、为纠察队员提供包括食宿在内的后勤保障等工作，干部们也很不上心……用诺曼的话来说，分会的干部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
比工会干部的冷漠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群众的冷漠。诺曼在这本日记里细致地记录了群众情绪的微妙变化。在罢工刚开始的第一个月里，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时候的纠察队敢打敢拼，行动比较积极。但是，时间稍微拖长一点，群众的情绪就开始降温了。到了四月底，纠察队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罢工越拖越长，出工不出力的纠察队员越来越多，参加冲击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参加纠察队只是来撑场面的，为的就是一天两英镑的纠察津贴。这严重影响了纠察队的战斗力，而随着纠察队阻拦工贼的能力的减弱，罢工工人的信心和意志也开始动摇。不过，在罢工的头五个月里，总的来说，纠察队员的斗志还比较充沛，与警察进行了大量的激烈斗争，甚至还有奥格里夫之战这样的大规模斗争。但是，罢工旷日持久，群众又看不到获胜的希望，生活日渐困难，国家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到了八月底，出现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工贼。九月中旬，维斯托也出了第一个工贼。入冬之后，工贼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而纠察队员的士气也一天比一天低落，连对工贼叫骂的心气都没了。到了三月，罢工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最后矿工工会在3月5日无条件复工，轰轰烈烈的矿工大罢工就此宣告失败。
诺曼的日记里有多处这样的记录：他和其他积极分子号召纠察队员参加冲击，采取积极主动的多种战斗方法，但是，每次都只有少部分人响应他们的号召，大多数人仍然只是袖手旁观，顶多帮他们喊几嗓子，这让诺曼觉得很心寒。尽管如此，诺曼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从罢工的第一天开始，直到最后一天，除了参加募捐、参加左派的会议、陪同家人度假以及被法律限制不得参加纠察的日子之外，他几乎天天都去纠察线，并且在斗争中总是奋勇向前。如果每一个罢工的矿工都能像他那样，从始至终斗志昂扬，大罢工的结局或许就会不同。但是，不能苛求全体群众都能做得像诺曼这样的先进分子那么好。群众在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斗争中的情绪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矿工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工资水平比整个阶级的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得益于国有化和强大的工会，他们的工作也比较有保障，属于“铁饭碗”。但在大罢工开始后，矿工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有家室的矿工还能领到微薄的救济，没结婚的矿工干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他们只能依靠工会发的罢工津贴，以及募捐得来的捐款为生，这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罢工的胜利，为了保卫矿场，保卫自己的饭碗，保卫工会，矿工可以做出伟大的牺牲，忍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但他们的精神力量终究不是无限的，他们做不到无限期地忍受贫困和饥饿，人在饿肚子的时候，是很难保持精神高涨的。在坚持了半年之后，大多数矿工已经耗尽了存款，大多数工会也用完了基金，工贼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只是靠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矿工自身对于阶级斗争传统的坚定信念，他们才继续坚持了近半年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导致了矿工的士气低落：参加冲击的纠察队员往往是矿工当中最积极、最勇敢的人，也正是这批人在斗争中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他们被捕、被起诉、被监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人，这部分人在大罢工中不断消耗，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久而久之，他们的斗志也会挫伤，积极性也会减弱，变得不敢出头战斗了，这就严重打击了整个罢工队伍的士气。另外，前面讲过，工会的领导干部对于组织纠察活动并不太热心，比如诺曼所在的维斯托分会就是这样，干部不积极组织、带领纠察队员投入斗争，这也严重影响了纠察队员的士气。虽然不是所有分会都这样，比如维尔毛斯分会的组织工作就搞得比较好、对纠察活动也比较热心，但大多数分会恐怕都像维斯托分会那样冷漠。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矿工看不见胜利的希望。罢工是一种消耗战，在这种战斗中，工人要承受的是贫困和饥饿，有时还有毒打和监禁，老板要承受的是账户上的亏空和赤字，就看哪一方意志更坚定、更能忍受损失。然而，在矿工大罢工中，矿工的敌人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私人雇主，在这场消耗战当中，矿工一开始就在资源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八十年代，英国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煤炭，矿工希望通过掐断煤炭供应，让英国制造业得不到足够的电力，以此迫使国家屈服。但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它比矿工更能承受损失，而且，就算罢工给资产阶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打垮罢工、打垮工会之后，资产阶级就能成倍地收回损失；而矿工就算赢得了胜利，也不过是保住了原先拥有的一切。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无论输赢，矿工获得的好处都少于资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在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之后，大部分矿工发现胜利依然遥不可及，而自己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他们难免会觉得疲倦、迷茫和沮丧，会产生麻木、消极和厌战的情绪，而工会领袖的领导不力、工党上层的不支持、其它工会的口惠而实不至，更是让他们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久而久之，矿工的士气就垮掉了。我想，矿工大罢工的失败，证明了仅靠一个产业的总罢工，是很难让资产阶级国家屈服的，在消耗战中，工人是耗不过国家的。
二、筹款
除了纠察之外，诺曼在大罢工中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到处参加集会，介绍罢工的情况，回答听众的提问，最后总是以募捐结尾。前面也讲过，大罢工开始后，矿工就几乎失去了全部收入，只能依靠工会的罢工基金勉强维持生活，而罢工基金是有限的，所以，向社会各界群众募捐，也是罢工的一项重要工作。诺曼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参加左派会议的人募捐，向正在上班的造船厂工人募捐，向公交车车场里的公交司机募捐，向高等院校的学生与职员募捐……他用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还请人签字作证。他把大部分捐款交给工会，自己留下一部分，开设食堂，给纠察队员提供伙食。纠察队员的士气低迷让他焦急万分，而开设食堂就是他想出来的应对办法，毕竟饿着肚子是没法战斗的，更难保持斗志昂扬。从日记中的描写来看，食堂的确对提振士气有一些效果，但并不太显著，说到底，食堂只能解决一天的温饱，但矿工更需要的是胜利的希望，是所谓的“隧道尽头的曙光”，不过这也怪不得诺曼，他已经尽力了。
1、筹款中的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而且诺曼有时候还做过了头，他冒用分会书记的名义，向另一个分会写信，请求提供财务支援，早就看他不顺眼的分会领导抓住这个机会，污蔑他“伪造领导签名，趁机谋取私利”，企图把他赶出工会。幸好诺曼平日表现突出，在斗争中奋勇争先，还到处募捐，纠察队员都看在眼里，在诺曼的朋友的鼓舞下，纠察队员闯入分会大会，逼迫分会领导修改决定，将诺曼的处分由开除降为警告，使诺曼保住了继续参加工会活动的资格。
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在诺曼遭到分会领导突然袭击的那次分会大会上，全场一致赞同谴责和处分诺曼；但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分会大会又一致赞同撤销对诺曼的指控。这能说明群众是善变的吗？使群众改变态度的关键在于：诺曼的朋友告诉大家，这段时间大家吃的东西，都是用诺曼募捐来的钱买的。工人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看得出是谁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也愿意为这样的人打抱不平。另外，在两次分会大会之间，隔了差不多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分会领导对待罢工的冷淡态度，被越来越多的工人发现了，而罢工又陷入了持久战，不少工人都产生了焦躁的情绪，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群众对分会领导的不满在慢慢增长，所以，当他们发现诺曼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一直在为工会、为群众、为罢工而积极奔走后，就非常痛快地改变了态度，勇敢地站出来保卫他。也多亏了诺曼在被冤枉之后没有赌气退出，而是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参加罢工的各项活动，让群众都看到了他的忠诚和付出，所以他的朋友才有机会为他说话，替他争取到了洗刷冤屈的机会。
诺曼在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报复后，痛感自己遭到了孤立和背叛，万念俱灰的他想彻底退出工会运动，但在工友们的帮助下转危为安之后，他一下子又恢复了信心，确切地说，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能够迫使“领袖”改变主意，这让他坚信，群众是能够摆脱消沉、冷漠和麻木，变得积极起来的，既然群众今天能够为了他而对抗工会领导，那么，明天群众也能够勇敢地站到纠察线上对抗国家，他从群众情绪的变化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或许就是这点希望使他直到罢工的最后一天仍能保持高昂的斗志。
诺曼冒用分会书记的名义筹款，固然不对，但是，当工会面临生死关头，工会领导却对罢工态度冷淡，对组织纠察毫无热情，完全可以称作消极怠工，他们的错误难道不比他更严重？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紧要关头，诺曼为了斗争的胜利，敢于打破包括纪律在内的一切条条框框，设法发挥主动性，这正是先进工人的宝贵品质，而工会领导却在打压他这样的先进分子，这种事在日记中屡见不鲜。值得深思的是，按照日记里的记载（1984年3月22日），诺曼也参加过分会干部的竞选，但没被选上；为什么像诺曼这样积极、敢打敢拼、对斗争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会选不上，而选上的干部全都是墨守成规、对斗争没有兴趣、却热衷于打压积极分子的人？而且不仅只有维斯托一处是这样，这恐怕是整个工会运动的问题，它的原因值得每个觉悟工人仔细思索。
2、由这个插曲引出的一些想法
工会原本就是维护工人的日常利益的团体，二战后，工会被进一步纳入了资本主义秩序当中，成了一个重要的维稳机关，它的作用就是让工人争取日常利益的行动服从统治者的规则，不至于动摇秩序。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体制，必然会任用能够“管”住群众的人当干部。在“日常”当中，也就是在阶级矛盾没有显著激化、工人斗争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类人能够束缚群众的活动，使群众认为，服从领导的权威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之后，群众就不那么好“管”了。群众会开始跟领导发生冲突，群众当中走得比较远的先进分子，比如诺曼这种人，就会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捣蛋鬼”，为了维持自己对群众的控制，领导首先就要拿这种人开刀，这也是诺曼遭到打击报复的缘故。在二十世纪，工会内的基层积极分子曾多次进行工会民主化的尝试，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且不说这些民主化的尝试绝大多数都遭到了失败，就算是少数几个成功的事例，到最后也无法改变什么，因为行政性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工会在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日常维稳作用，也就无法改变领导总是打压基层积极分子的状况。不过，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种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束缚积极行动的工人，而维持这种体制的代价又越来越高昂，在世界市场上日渐丧失竞争力的英国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维持这种体制，所以才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将这种改良主义工人组织从秩序当中排挤出去。
3、从筹款来看群众对罢工的支持
回过头来继续说募捐。募捐不仅是维持罢工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罢工获得的支持度的重要方法，因为口头支持只需要动动嘴皮，捐款却是要真金白银地掏钱。从诺曼的记载来看，罢工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最踊跃捐钱的当然是各行各业的工人，然后就是学生和左派组织，但有时他也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捐款，比如当他从监狱获释时，监狱长居然主动在狱警当中进行募捐（1984年9月7日）。而那些本来应该大力支持罢工的人，却往往很小气，甚至一毛不拔，比如工党政客肯·利文斯通，嘴上说得漂亮，实际只捐3英镑（1984年3月23日）。从中可以看出，真正支持罢工的都是哪些人：是那些与矿工有着共同的日常生活体验的工人，是即将成为工人的学生，简单来说，就是劳苦大众，而不是工党的高层政客。
有的人虽然没有捐钱，却以其它方式支持了罢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朋克摇滚乐队“红色光头党”，他们创作歌曲，激励矿工坚持斗争，还帮诺曼上电视节目，号召大家支持罢工（1984年11月9日），他们对罢工的帮助，顶得上几千几万块钱，这支乐队给了我两个惊喜：1、居然还有拥护社会主义的光头党；2、一支完全不写情歌、只写政治歌曲、并且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倾向、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乐队，居然还能全国闻名，而不是只能蜗居在某个地下室或车库里，这在习惯了“艺人应当不问政治”、从小到大（被迫）听惯了烂俗情歌的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国家通过法庭给矿工工会罚款，还没收矿工工会的资金，企图釜底抽薪。斯卡吉尔深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为了筹措资金，他甚至打算向利比亚求助，这件事被曝光后，资产阶级媒体趁机大肆攻击罢工。有人拿这件事向诺曼发难，诺曼的答复是简单而朴实的，却充满了阶级真理：“既然保守党企图利用饥饿逼我们复工，那我们就有权利接收任何人给的钱”（1984年10月30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在阶级战争中依然适用，既然国家企图砸碎矿工的饭碗，那矿工就有权用任何方法去填饱肚子，毕竟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三、国家镇压与工会的应对
1、国家是怎么对付罢工的
矿工是英国工人阶级当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一个群体，他们控制着英国的煤炭供应，如果他们掐断了煤炭供应，英国的火力发电厂就要停工，英国的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要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家在镇压矿工大罢工时，非常有分寸，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漫长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智慧与狡猾。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保守党政府用来镇压矿工大罢工的还是“大棒”和“胡萝卜”。
所谓大棒，就是坚决出动大量警力，用武力护送工贼上工，粉碎纠察队员的抵抗，驱散矿工的集会。在有组织的、训练有素的国家暴力面前，没有受过武斗训练、装备又远不如警察的纠察队员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武斗中胜少败多，起初他们还敢于同警察武斗，有时甚至还能击退警察，但是，随着罢工旷日持久，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纠察队员的斗志就逐渐消退了，面对着护送工贼的警察，产生了畏惧情绪，最后甚至干脆坐视工贼进入矿场，这前面已经讲过了。
另一方面，国家还利用法庭来打击最勇敢、最积极的那部分矿工，这些矿工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在武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所以最先遭到逮捕、拘留、起诉的也是他们，尽管判刑一般不会太重，绝大多数都是罚款、取保候审或短期监禁，但已经足够打击积极分子的斗志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动用警察暴力和法庭来镇压罢工时，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动武的力度既避免了出现大量死亡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又能有效地打垮矿工的反抗、打碎矿工的斗志、在群众心中散播恐惧（没有多少人敢于一再用赤手空拳去迎战警棍和军马）；虽然没有多少矿工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光是罚款（别忘了矿工在罢工后失去了全部生活来源）、漫长的保释期（保释期内一般还会被禁止在某地参加纠察）、脏乱臭的牢房，都足以极大地消磨积极分子的斗志。
仍以诺曼为例，诺曼被抓了好几次：1984年5月4日第一次被捕，当天下午取保候审，在下次出庭前不得进入陶洛周围两英里；6月7日再次受审，选择坐牢七天，当天下午保释；7月11日再次受审，被判处罚款50英镑，另外负担30英镑诉讼费用；7月25日第二次被捕，当天晚上获释；9月5日第三次被捕，被判处七天监禁，三天后获释；9月14日出庭受审，取保候审，保释期延长至10月1日；10月1日出庭，保释期延长至12月18日；12月18日，总算打赢了官司，检方撤诉；1985年3月7日，因为1984年7月的案子受审，被罚款80英镑。一共三次被捕，被关押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天，看起来很轻，但在保释期间，他总是会被禁止去某地参加纠察，法庭还多次拖延判决，延长保释期。不用说也该明白，打官司是个既漫长又耗时耗力的过程，况且国家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这个过程足以把人拖得心力交瘁。诺曼真正坐牢虽然只有三天，但是牢房的条件极差，伙食极恶劣，让他觉得度日如年。在他头一次被判处监禁七天的时候（6月7日），他和其他工友还愿意为了抗议而选择坐牢；但在第二次被判处监禁七天后，他就想“（只要能保释）我什么都愿意签，尽管这样做等于不能再参加纠察”（9月7日），可见监禁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当然，刚出去没几天他又去参加纠察了，但并不是所有矿工都能像他那样迅速恢复斗志。有的人在罢工刚开始时表现也很积极，但在遭到挫折之后就渐渐灰心、淡出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斗志之后，罢工队伍的士气也就遭到了无法恢复的打击。
所谓“胡萝卜”，就是凭借国家的无限财力，收买一部分觉悟较低的矿工，分化罢工队伍。诺丁汉的矿工收入比较高，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参加罢工，只有一小部分诺丁汉矿工参加了罢工，所以，在罢工期间，诺丁汉的大部分煤田都没有停工，纠察队员试图到诺丁汉组织纠察，迫使当地矿工参加罢工，但没能成功。国家还给工贼开出了高额的赏金，诱使许多由于罢工导致生活困顿的矿工去当工贼，打击了罢工队伍的士气。国家很清楚，收买工贼是要花大钱的，但是，只要打垮了工会，这笔钱就能连本带利收回来，所以它对工贼很大方。国家还跟工会多次举行谈判，但谈判总是不欢而散，每一次谈判，都会唤起矿工的希望，但每一次谈判破裂后，矿工都会陷入更深的失望之中，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心理战术。
国家还十分注意避免其它行业的工人加入总罢工。撒切尔指示英国铁道公司的领导向铁路工人让步，避免刺激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但很快就被平息了。结果，矿工被孤立了，得不到其它产业的工人的及时支援，罢工的失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国家不仅打击矿工中的积极分子，还打击积极分子的家人。由于诺曼到处参加纠察、募捐和集会，总是没空陪妻子凯丝，结果婚姻出现了裂痕。诺曼积极参加罢工，导致凯丝也遭到了牵连，丢掉了原来的工作，致使凯丝在痛苦之中迁怒于诺曼，两人闹翻了，最后只好以离婚收场。这也对诺曼造成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幸好他挺过去了。但是，不知还有像他这样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家庭破裂的噩运呢？
总的来看，国家在镇压矿工大罢工时，意志十分坚决，手段十分灵活，软硬两手玩得都很溜，该出重拳的时候一点不手软，该怀柔的时候又舍得出大价钱，充分运用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中累积下来的智慧。
2、工会又是怎么组织罢工和对抗国家镇压的
与之相比，工会的表现就很糟糕。与资产阶级的一致行动相比，工人阶级的行动是杂乱无章的，完全没能拧成一股绳。由于行业工会的传统根深蒂固，导致同一个矿场里矿工、吊笼操作工、安全检查员和职员分属不同的工会，分化了工人的力量，在矿工罢工时，吊笼操作工、安全检查员和职员却没有参加，破坏了工人团结，影响了罢工的实际效果。在矿工工会内部，诺丁汉的大部分矿工以罢工未经过全国表决为由，不肯参加罢工，当了工贼，这是导致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诺丁汉矿工后来也自食其果了，因为保守党政府最终消灭了英国采矿工业，诺丁汉的矿场也被关闭了，矿工自然也失业了。其它行业的工会也没有及时举行全国性罢工来支持矿工。最有战斗力的矿工被击败后，其它工会也被各个击破了。
以阿瑟·斯卡吉尔为首的矿工工会领导层虽然发动了总罢工，却没有采取赢得胜利所需的一切措施。总罢工似乎不是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之后发动的进攻，而是在遭到国家全面进攻后，在慌乱之中抛出的以攻为守。矿工工会从上到下都没有预料到总罢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没有对此做好充分准备，在罢工进入僵持阶段后，他们不懂得——确切地说是不愿意进一步扩大斗争，而是局限于他们习惯的老一套办法：与国家谈判、举行更多的集会、期待工党议员在议会中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提案，然后就是坐等国家态度软化。当国家向工人运动大举进攻时，他们仓促应战，却又半心半意，以为还能用以前的老办法跟国家周旋，殊不知国家这次是铁了心要彻底打垮他们，还幻想自己“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能换取国家的让步……发动了战争，却又不愿采取赢得胜利所需的一切措施，这是必然要失败的。
3、为什么工会领导不愿、不敢斗争
日记中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对于罢工的各项工作，工会领导态度消极、敷衍了事，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工作都是基层积极分子撇开工会领导自己干的。还有不少工作是工会领导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才不得不做的。工会领导对赢得罢工胜利十分消极，却始终积极打压基层积极分子，打压群众的一切自主行动，他们不肯给妇女后援团拨款，限制到外地参加纠察的人数。他们不擅长与阶级敌人斗争，却很擅长操弄群众：在分会大会上遭到群众强烈反对时，他们粗暴地宣布散会；在群众提出自己的行动方案时，他们会假意接受其中一部分，却不愿采取真正能够保障胜利的措施。在日记中，诺曼多次质问：为什么干部们这么消极？为什么他们不愿斗争？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罢工失败，矿场就要被关闭，工会也将不复存在吗？
在二十世纪，无数基层积极分子曾提出跟诺曼相似的问题：为什么组织（大多数时候是工会，有时候是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或无政府派的群众组织）不愿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肯以一切手段争取胜利？当我们为了斗争的胜利而自行寻找出路时，为什么组织总是打压我们？对这些问题，有过无数答案，但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些大型工人组织（我将其统称为“艾伯特式组织”），从它们的日常运行来说，它们不是在颠覆资本主义，而是在促进资本主义有序发展，或者说“进步”，而其中也包括了调节阶级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让工人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如果工人闹大了，掀翻了市场，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它在日常中的另一种重要职能，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它绝不能容许工人的自主行动（“冒险”、“盲动”、“自作主张”、“独断独行”、“过火行为”……）干扰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二战后，工会被吸纳进了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与工会之间形成了某些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因此，工会在进行斗争时，总是刻意打压基层积极分子的自主行动，避免“过火行为”，不让斗争超出一定的界限，这也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整本日记里，总感觉工会束手束脚，明明国家已经铁了心要打垮工会，但工会的领袖总是在限制斗争的方法和规模，似乎还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其实就是工会不愿打破政治默契的体现，也就是说，工会还想“斗而不破”，但是国家已经下定决心，要“破”掉二战后形成的统治秩序，所以工会的斗争尽管看似声势浩大，却无法对国家造成有力打击，罢工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四、群众与左派
前面讲过，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当中，基层积极分子不可能不讲政治，而左派也会趁机介入运动，在这方面，诺曼又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基层工人积极分子是怎么跟左派互动的。
1、觉悟工人与左派
罢工之初的日记里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1984年3月15日），也就是说，在罢工开始前，并没有左派跑来找矿工，至少没有这么多，不难推测，平时左派对于在矿工当中开展工作是不太积极的。那么，为什么罢工一开始，左派就一下子全都跑来了呢？从诺曼接触较多的两个左派组织——战士派和社工党——的表现，可以略知一二。
罢工刚开始的时候，诺曼还是工党党员，此时的他比较倾向战士派，毕竟当时战士派在形式上还是工党内部的一个派别（虽然工党高层已经在驱逐战士派了）。罢工才过了一个月，诺曼就对工党幻灭了，但他没有参加战士派，而是参加了社工党。其中的原因，当然还是这两个左派组织的表现不同。
战士派和社工党都组织了讨论罢工的集会，帮助矿工募捐，但战士派似乎对发展党员更感兴趣：战士派总是劝人入党，当他们看出诺曼不想加入他们，而是想加入社工党的时候，他们竭力劝阻，还拼命攻击社工党，在诺曼最终加入社工党之后，战士派的人就几乎不跟他说话了，甚至还中伤他。从诺曼的记录来看，战士派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革命组织应当拥有的气度，反倒像个斤斤计较的小商人。
但是，真正让诺曼对战士派失望的原因，大概还是战士派的政策。战士派为托尼·本恩站台，而本恩多年来的表现，早就让诺曼对他失去了信任。战士派领袖彼得·塔菲赞成全国表决，这更让诺曼失望，因为在这个时候，搞全国表决就等于阻挠总罢工。最后，战士派给诺曼的印象，就剩下了“只会说大话”、“更关心的是把工党的人选上去，而不是罢工”。
而社工党的表现就不一样。一开始，诺曼对社工党还是有几分戒心的，因为战士派曾警告过他，说社工党都是“极端分子”。但是，诺曼接触过的社工党人，从领袖托尼·克利夫到普通党员，都给他留下了不同于战士派的印象。他们没有像战士派那样急于发展党员，而是让诺曼自己决定。他们给罢工出了不少主意，比战士派的更有建设性，很快就俘获了诺曼。他们带诺曼去学校、工厂参加集会，宣传罢工。他们积极帮助矿工募捐，诺曼的日记里就有多次记载，社工党的同志们寄来了多少多少英镑捐款。一句话，“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在诺曼看来，战士派介入罢工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来“拉人”，而“拉人”又是为了“把工党的人选上去”、“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然而，工党高层对罢工的态度，早已让诺曼失望，他不相信让左翼在工会选举中获胜就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或是让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就能建立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竭力为工党左派站台的战士派，自然不会让他满意。而社工党至少是比较真诚、比较积极地帮助罢工的，在诺曼这样的愿意为了罢工的胜利而承受巨大牺牲、付出艰苦努力的积极分子看来，社工党自然要比战士派更有吸引力。换句话说，谁能更坚决、更积极地支持罢工，他就支持谁。
从罢工开始，到诺曼对工党失望、疏远战士派、最终参加社工党，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诺曼的思想发生了飞跃，这是因为，每一次工人斗争，无论规模大小，都是一所学校，它迫使工人摆脱日常琐事，去思考平时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去思考的问题，又在实践中马上对思考的成果加以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又会迅速以最无情的方式显示出来，谁对谁错马上就能见分晓，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头脑得到了锤炼，思想得到了激发、沉淀、提纯和结晶，最终产生了思想上的飞跃，这样的思想斗争远比象牙塔里的空对空的“理论斗争”更重要、更有效。因此，在工人斗争当中，工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过去的习惯、偏见、错误，斗争的规模越大，斗争涉及到的问题越严肃，工人的思想收获就越丰富、精神成长就越显著。还是诺曼说得好：“……我原先只是个最没有上进心的、深陷泥潭的矿工，但我现在成了一个自信的、想要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1985年1月1日）。
在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当中，工人不只是在接受考验，他们也在考验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考验他们是否可靠。而工人的判断标准又是很简单的：谁能够最坚决地与工人站在一起，谁能够最积极地支持工人斗争，谁能够最勇敢地与工人一同战斗，谁就会被工人当成自己人。工党高层不支持甚至反对罢工，所以诺曼很快就抛弃了他们；诺曼起初倾向战士派，但是战士派支持全国表决，而全国表决就等于阻挠罢工，所以诺曼很快就疏远了他们；社工党积极支持罢工，所以诺曼选择了他们。
有这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它认为，革命是从知识分子的大脑开始的，因为先得由知识分子设计出革命思想，然后再去向群众宣传，等到群众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才会有群众的革命行动。这种观点得到了大量的对革命一知半解的书生的喜爱，因为他们总是认为，群众是需要管的，必须要有一个管理者群体去领导群众，而这个角色自然要由“我们”来充当，“我们”现在欠缺的只是一套深奥、玄妙的理论，以及在群众当中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技术。他们在口头上无比重视群众，但他们仅仅把群众当作让自己表演的重要舞台，把自己当成了舞台上的主角，这在那句著名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作词，王双印作曲，1964年）体现得淋漓尽致：只看前半句“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非常正确，种过地的人都会承认，可问题是，谁是鱼儿，谁是水？按照前半句，以及按照左派一直以来的宣传口径，显然“革命群众”才是“水”，“共产党”才是“鱼儿”，那应该是“共产党”离不开“革命群众”才对，可后半句却悄悄地偷换成了“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然而，这种观点对群众运动一无所知。群众或许愚钝，或许麻木，但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中，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能明确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并会本能地寻找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工人阶级是务实的，他们不会为花哨的理论所动，也不会像买菜那样，在摆在面前的各种政治团体或政治理论当中随便选一个卖相好的，而是会冷静、审慎地检验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种理论。最终的检验标准，仍是很简单的：是否坚决、积极、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
诺曼最终选择社工党，并不是因为托尼·克利夫或其他社工党领袖有多么高深的理论造诣或多么深奥的理论建树，而是因为克利夫给罢工出的主意，恰好符合诺曼的心意；因为社工党给罢工寄来了一笔又一笔捐款；因为他遇到的社工党党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罢工……一句话，“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1984年3月24日）
2、左翼政治的套路
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贬低战士派或抬举社工党。从后面的日记可以看出，社工党虽然积极帮助罢工，但它做的事，其实还是跟战士派差不多，都是组织集会、协助募捐、参加纠察，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战士派在拉人时吃相太难看，心胸太狭窄。战士派支持全国表决，但社工党也没有指出能让罢工胜利的道路。在诺曼入党后，社工党让他做的事，也只是让他多卖几份机关报，顺便发展党员，建立新支部。对于罢工，社工党提出的意见，也只是让党员到各种工人集会上宣传鼓动，吸引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但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而卖报和发展党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扩大组织的影响力。
战士派也好，社工党也罢，它们——乃至整个左翼——都只是在遵循某种传统、某种规律罢了。这种传统来自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的资本主义进入了高速安定发展的繁荣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秩序没有遇到严重危机，也没有遭到工人革命的强烈威胁，但是，新生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而资产阶级也与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大量前资本主义残余时而斗争时而合作，纠缠不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急需某种机制来调节和缓解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减压阀”。在这种“革命遥遥无期，改良大有可为”的背景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将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了起来，具备了强大的实力，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允许社会民主党加入秩序，向工人阶级作出大量让步，作为交换，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必须约束群众，不能让群众的斗争危及秩序。社会民主党在被资本主义秩序接纳后，在长年的改良斗争中，经过不断的磨合，逐渐接受了“社会减压阀”的角色，成为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深刻地塑造了它的工作思路：它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去吸引劳动群众，借此扩大自己的组织，加强自己的力量，这样它才能获得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的资格，才有底气跟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争取改良；同时，它必须建立一整套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约束群众的体制，束缚住“过激”的基层积极分子，不让斗争“过火”。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在思想上具体体现为以《爱尔福特纲领》为代表的考茨基主义，在组织上具体体现为艾伯特体制。在漫长的、没有革命危机的“和平”时期，这种改良主义实践在日常工作中就表现为：以发展党员、扩大机关报发行量为主要任务；“领导”和“群众”泾渭分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选票政治的游戏，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规则，把选举游戏中的成绩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不惜做出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搞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进入资产阶级权力机关、跟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当做终极目标（“等我们的人进了内阁，当了总理，一切都会变好的”）……等等。这种传统不仅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当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分道扬镳之后，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仍然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的骨干完全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绝不是发表几个宣言、宣布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就能断摆脱的，必须要经过严肃的、剧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才能摆脱它，俄国革命本来可以帮助全世界工人阶级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但是，世界革命被打败了，革命被封锁在落后的俄国，而无比残酷的内战和彻底崩溃的经济又摧毁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部分，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内外局势中，为了明天的生存而殊死挣扎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认真反思社会民主主义，更不用说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提炼经验教训了。结果，二十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工作思路上从未摆脱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它在思想上依然师承考茨基，在组织上依然师承艾伯特。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河中分出的托派（包括战士派和社工党在内），也依然是完全按照这种思路开展工作的。
以战士派为例，它长期坚持对工党实行“打入主义”（entryism），也让自己的党员隐瞒真实政治面貌，加入工党，到工党的一切组织当中工作，趁机寻找、拉拢在思想上有可能靠拢自己的青年，争取在工党的各种组织里当上委员、书记之类的高级职务，同时秘密维持原先的地下组织。他们美其名曰“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开展工作”、“推动工党左转”，其实只不过是企图借助工党这个平台壮大自身实力，通过工党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罢了。但是，既然要参加工党，那就必须服从资产阶级政治的规则，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的游戏规则，要想扩大影响力，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有名气的、有影响力的“大佬”靠拢，为“大佬”摇旗呐喊，“大佬”得到了选票，“我们的组织”得到了知名度，皆大欢喜，所以他们才会给托尼·本恩之类的工党左派“大佬”站台，至于托尼·本恩的主张和政策对工人阶级是否有利，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扩大了我们的组织”、“加强了我们的影响力”，只要 “我们的人”在工党里占据重要职位，就能推动工党“左转”，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甚至是在工党将战士派彻底驱逐之后，战士派内以泰德·格兰特为首的少数派依然对工党恋恋不舍，还想赖在工党里面，不肯抛弃打入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的通道，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的游戏规则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习惯了资产阶级政治游戏的他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完整的左翼政治当然不止这点伎俩，在20世纪的主流左翼当中，战士派这一套只能算是下乘，还有许多比这更上乘的做法。不过，左翼政治在20世纪几乎顺畅运转了一百年，让主流左翼帮助资产阶级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危机，尽管如此，主流左翼依然能得到大批群众的支持，依然牢牢控制着群众。其间有无数积极分子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想要打破主流左翼对群众的控制，却全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有组织工人，其中有几十万心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工人国家阵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它们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它们给资本主义社会里心怀不满和苦闷的人指出了另一条出路。所以，主流左翼只要打出红旗，总能吸引到渴求改变现状的群众，当一批群众因为主流左翼的妥协退让而失望、退出之后，又有另一批群众被吸引过来，给主流左翼提供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3、左翼政治的末路
然而，主流左翼的阶级妥协，是以透支群众的信任、透支革命的声望为代价的，而这两者终究是有限的，是不能无限透支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主流左翼对群众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以改良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打碎了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将其排挤出了秩序，使无产者不再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群众在长期追随主流左翼，并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社会主义却迟迟未能实现，工人国家阵营反而覆灭了，这使群众对资本主义之外的其它出路失去了信心，只能设法使自己资本主义市场上卖出高价（撒切尔在新自由主义攻势中提出了一句著名口号：“别无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才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多少留给主流左翼的空间了，主流左翼的残部已经玩不转传统的那套左翼政治了。
主流左翼长期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减压阀，不断地给群众斗争“降温”，让群众斗争的炸药“受潮”，从而掏空了自身的力量。等到资产阶级决心把主流左翼排挤出秩序时，主流左翼便手足无措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要引爆群众斗争，却发现炸药已经点不着了——这正是他们长期的阶级妥协造成的后果，当他们需要群众斗争来给自己撑腰时，群众已经厌倦了、疲惫了；就算一部分积极分子愿意革命，他们也找不到把目前的斗争引向革命的方法，而主流左翼也没法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建议，阿瑟·斯卡吉尔做不到，彼得·塔菲做不到，托尼·克利夫也做不到。这些都能从诺曼的日记里看出来。
五、罢工中的妇女
1、妇女积极参加罢工
按照当今主流的某些女权主义理论，矿工是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的一个群体，是欺压、剥削、压榨妻子的恶棍，他们的妻子应当觉醒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并大力支持撒切尔，因为她与她们同为女性……然而矿工的妻子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踊跃拥护罢工，积极支持自己的丈夫，她们未必清楚某些女权理论站在哪一边说话，但很清楚矿工与国家之间，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她们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后勤”工作——食堂、募捐、宣传，还积极参加“前线”的纠察活动，这些都被诺曼记在了日记里。
诺曼并不讳言矿工当中存在着歧视女性的情绪（1984年5月11日、5月14日），并为此感到羞愧。幸好这并没有影响妇女对罢工的支持。妇女们明知矿工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露骨的、下流的歧视，却还是踊跃支持罢工，这说明什么？难道说她们喜欢自讨没趣吗？不，我倒觉得，这件事（还有撒切尔对罢工的镇压），充分驳斥了“女人要帮女人”（girls help
girls）的论调：撒切尔第一次入阁时，当了教育大臣（1970年6月—1974年3月），她在任上最出名的“政绩”，就是停发原先发给学龄儿童和孕妇的免费牛奶，因此被骂作“偷奶贼”（Milk snatcher），那时她可没考虑到抚养儿童的妇女的艰辛；现在撒切尔不仅要偷走她们的儿女的牛奶，还要砸烂她们的丈夫的饭碗，她们自然不会答应。无论是撒切尔还是矿工的妻子，都不会因为彼此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就把对方当成自己人，在这里起到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认同，而不是基于共同的生理结构的性别认同：撒切尔和资产阶级男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而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也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撒切尔的女权，跟矿工妻子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的女权是不一致的，因为她跟她们并没有共同的利益。
2、女权主义与市场
撒切尔自己当然算不上女权主义者，在我印象里，她也没有发表过多少拥护女权主义的言论，但当下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具有一致的精神实质：这些理论当中，有的鼓吹女性应当利用自己独特的生理条件（只有女性才具有生育能力），在婚姻和生育当中，从男性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有的鼓吹女性应当彻底摆脱家庭，不婚不育，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参加市场竞争，并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加强女性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男性手中夺过她们认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利益，为此她们甚至大骂已婚女性是“婚驴”，因为已婚女性（特别是家庭妇女）加强了男性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两种理论看似截然相反，其实殊途同归：两者都认同资本主义市场是自在且永在的，因此女性能做的就是发挥自身的一切优势，设法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争取从市场上赚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前者主张女性投入婚育，利用被自己垄断的资源（生育能力），把婚育市场变成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说得俗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子宫卖出高价；后者则主张女性彻底退出婚育，摆脱婚育带来的不便，使女性能够在市场上平等地与男性竞争。归根结底，两者都承认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区别仅在于要不要利用自身独有的生理条件去攫取利益。它们全都不考虑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是否还有妇女解放的道路，这完全符合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市场至上，市场就是一切，市场带来自由（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那句“Arbeit Macht
Frei”〔劳动带来自由〕，完全可以改为“Die Markt Macht
Frei”〔市场带来自由〕，完美契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卷，第469页），而现今的主流女权主义理论，则是更加彻底地贯彻了资本主义市场规律，把婚姻、生育、情感……统统变成了可以放在市场上明码标价出售的商品，但是，幸福是无法买卖的，婚姻市场上的一桩好生意并不等于能给当事人带来幸福；况且大量无钱购买婚恋“商品”的贫苦男性，和大量无法把自己变成“优质商品”出售的贫苦女性，在饥渴和压抑之中，陷入了彼此仇恨的螺旋。当然，我并不想单方面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女性，就像改良主义也只是社会民主主义在适应了资本主义秩序之后的结果一样，目前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只是女性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果，根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男性或女性。
3、关于身份政治的一些想法
性别政治属于身份政治的一部分，而身份政治的大行其道，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新自由主义攻势中，资产阶级抛弃了改良主义，打碎了大型工人组织，也粉碎了主流左翼赖以生存的基础——阶级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利用了“分而治之”的故智，谨慎而又巧妙地引导和培植了各种身份政治，因为尽管阶级政治被打碎了，但群众依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建立更复杂、细致的社会调解机制，取代原先的阶级政治，而身份政治就是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它把群众分裂成了无数以“身份认同”而非“阶级社会中的具体地位”为基础构建的群体。“身份认同”是主观感受，而“阶级社会中的具体地位”是客观事实，既然“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那就可以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制造和加强某种身份认同。资产阶级又通过选票政治的游戏，把身份政治纳入了秩序当中。比起原先通过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去缓和阶级矛盾，这种新秩序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刹不住车”，导致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资产阶级通过操弄身份政治的议题，就能让劳动群众四分五裂，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阶级问题上转开，比如，做了变性手术的男性（MTF），是否可以算作女性?尚未做完变性手术、但自我性别认识为女性的男性，能否进入女厕？做了变性手术的男性，如果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对于女性运动员是否公平？……随便一个问题都能搅乱群众的思想，占用群众的时间精力，模糊群众对于更加关键的、事关自身利益的阶级问题的认识。资产阶级可以根据需要，生产出n种性取向或性别认同、n种种族或民族认同，从而把劳动群众分成n种群体，每个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能跟其它群体竞争，争相向资产阶级秩序献媚效忠，争抢资产阶级丢出的一块骨头，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秩序就更加牢固，不用害怕这些群体拧成一股绳向资产阶级进攻了。
长期以来，主流左翼一直在不断地限制工人群众的斗争，反复地给工人斗争“泼冷水”，从而掏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既然工人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那就说明工人并不是原先设想的那种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工人的每一次失败，又使主流左翼越发相信，靠工人的自发斗争是不行的，还是得靠“我们”来领导工人。所以，主流左翼对工人的力量越来越缺乏信心，早在六十年代，主流左翼里就不乏“工人靠不住了，得靠农民/大学生/少数民族”的声音，到了大型工人组织被打碎以后，主流左翼的残部就干脆放弃了工人，也放弃了工人阶级政治，转而投向“多元社运”：除了身份政治之外，这里面还包含了和平、反核、环保、裁军等五花八门的运动，但是，没有了工人阶级运动作为主轴，形形色色的多元社运终究无法具有足够的力量，只能沦为资产阶级政治的陪衬和装饰，给资产阶级政治涂上“多元”、“多样性”的色彩而已。而主流左翼的残余就干脆彻底抛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前景，毕竟以前工人阶级运动那么强大的时候，它都认为“时机不对”或“力量不足”，现在资产阶级秩序空前稳固，而它能依靠的对象又更加分散、更加弱小，所以它更不可能去颠覆资本主义，只能满足为某个小群体争得一点改良了。
结语 “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在长达362天的大罢工中，诺曼为了保卫工会、保卫矿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挨过打，坐过牢，婚姻还破裂了。为了罢工的胜利，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像他这样勇敢、忠诚的基层积极分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工人阶级最珍贵的财富，但在大罢工失败后，他们全都风流云散了。诺曼最终黯然离开矿场，前往伦敦寻找新的生活。没过几年，他曾工作过的矿场就被关闭了，英国采矿工业被毁灭了。就在同一时间，工人国家阵营覆灭了，自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来，这是它遭受过的最惨重的失败。资产阶级弹冠相庆：这是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时代，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它从未赢得过如此彻底、全面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卫道士甚至悍然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将会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劳动群众陷入了混乱、消沉、迷惘。劳动群众的革命能量在持续迸发了几乎一整个世纪之后，突然耗尽了。群众失去了信心，不再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其它出路。工人阶级的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工会的会员人数、组织率不断下跌，罢工的次数、参加人数不断减少。主流左翼当中，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同资产阶级握手言和，重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抱，不肯改头换面的少数残余要么沦为老年俱乐部，要么蜕变为红皮军阀；社会民主党起初欢欣鼓舞，但随着改良主义被资产阶级秩序抛弃，它们也日渐边缘化。工人阶级政治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多元社运和身份政治，它们被纳入了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框架，为资产阶级秩序装点门面。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工人阶级遭遇了历史性惨败，但它并没有被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被消除，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产业工人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制造业一起转移到了所谓的“全球南方”，那里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工人保护都远不如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在更接近工人阶级运动的黎明时期的环境中，新一代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他们没有继承多少上一代人的传统，但是历史性惨败带给上一代人的精神打击，也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出于阶级本能，他们以初生之犊的气势投入了斗争。
有斗争就会有积极分子，有积极分子就会有串联。在二十世纪，曾有无数积极分子与改良主义的正式领导发生矛盾，饱受领导的打击，一个基层积极分子，可能会像诺曼那样，因为“自作主张”而被开除出工会；可能会因为“公然对抗上级指示”而被流放到乡下；也可能会因为“破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而被打成“托匪”枪毙。但是，在历史性惨败之后，改良主义在思想上破产了，在组织上崩溃了，又被资产阶级秩序扫地出门，它对群众运动、对基层积极分子的约束力已被大大削弱，关键是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它去约束群众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的格局倒退了一百多年，但基层积极分子的网络不再像以前那样遭到孤立或分化，而有了独立活动的可能。
随着工人国家阵营在1991年覆灭，资本主义终于一统天下，建立了以美国为霸主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附庸风雅的话，可以用拉丁语把这个秩序称为“Pax Americana”，但我更愿意将其简称为“九一年秩序”。但才过了十几年，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资本主义就又在2008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这一次它并没有遭到工人阶级的有力挑战。这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使出浑身解数，竭力把这次危机变成“慢性病”，又拖延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向美国的霸主地位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严重动摇了九一年秩序。在瘟疫的打击下，九一年秩序已经摇摇欲坠，而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这个秩序已经无力维系，资本主义又进入了秩序重组和血腥内斗的时代。
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个时代就好比“课间休息”：上一代人的失败已经淡去，新一代人在生存压力下，被迫奋起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因为惨败而颓唐，但也很少从上一代人那里传承到经验教训。更艰巨、更宏大的斗争即将到来，而工人阶级还没有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在这样一个时代，迫切需要对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新一代人在面对全新的挑战时，不至于在思想上毫无武装。我希望这本日记的翻译，能够让新一代工人阶级多少从前辈的经历中学到一点东西，让他们能对即将到来的巨浪多做一点准备。
2023/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