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国家主导的改良

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国家主导的改良 


李星 


劳资僵持,国家出手 


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拥有上百羊毛衫企业(多为小厂作坊),职工过万,年产值十多亿元。相关生产季节性强,技工需求高1。老板们管理手法原始:劳资双方以口头契约为主,普遍不签劳动合同;每逢旺季,各厂哄抬工价互抢技工,扣发工资强留工人;行情转淡后,厂方时常拒付全额工资2。老板的无赖招数引发大量劳资纠纷,2002年前后达到高潮3。当时羊毛衫工人频繁罢工、怠工与集体请愿,有时破坏机器4,主要目标是调整工价和讨薪。斗争工人敢于行动,能够发起多厂、多日罢工;但技巧简陋,比如说不懂得使用「纠察线」扩大停产效果,一味打骂上班工友。尽管多数打工者是外地人,抗争带头人多为掌握本乡人际关系网并懂点法律的坐地户。 

2002年初,上百羊毛衫行业雇主组织了行业协会,试图协调步骤减少内耗。但小老板共有的贪婪短视以及势力单薄,使他们或彼此拆台,或不肯向工人退让,或无力应付员工「捣蛋」。换句话说:有产利益急需落实阶级整合,资本家却还缺乏相应的能力见识。当官的坐不住了。 

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国家有系统地持续干预劳动力市场,以确保工业秩序、有产利润和国库赋税。对宏观统治来说,推动中小劳动密集企业的行业集体协商,已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这边压老板出血安抚工人,那边诱导工人驯服干活。对温岭市基层政权来说,老板内斗与劳资争议冲击了地方财政,加重官僚系统的运行负担,更是政绩考核的败笔5。 

2003年6月,党政牵头的背景下,新河镇工会与羊毛衫行业代表达成基准工价与工资发放的行业协议,并定期修订。随后,镇里成立国内首家私企行业工会,改组了原有的行业协会,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行业工会与行业雇主团体定期协商制度。这一协商制度达到了双重目标,号称「温岭模式」。首先,它以劳力交易的统一价码,制止了老板们乱糟糟的恶性竞争。其次,它向工人提供符合行情的工价和担保定期开支,稳住了相对高薪的熟练技工(比如横机工),也让普工有了埋头挣钱的指望。一度泛滥的工潮失去了焦点话题,逐渐平息6。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国家手段与资方得失 


工价协商的过程中,工会只是官府的办事员。没有镇长书记撑腰,一切都是白搭:「老板不支持、不接待、不见面」7(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副主席陈清福)。地方头脑交替扮演黑红脸:时而拿地皮征用和税收来恐吓,时而动员官资私交的情面,司法工商部门也上阵监管协议的执行。威压利诱下,老板们勉强低头。 

国家的盘算,是以仲裁身份使劳资双方都有求于己,以利于继续掌控全局。但官府的长臂也有尽头。执政者为了江山社稷的战略布局煞费苦心,老板却首先关注本位私利。为了稳定利润,老板可以向稀缺劳力多付点钱。只要雇佣行情稍有松动,让步即到此为止。「温岭模式」得到高层肯定后,新河镇其他工业部门(水泵、制鞋)纷纷跟风签定了工价协议,却多半是废纸一张。自感吃亏的厂主们对协议内容阳奉阴违,劳资争端照样存在。就连新河羊毛衫行业协议,也远非一片和谐:所谓工价「每年5%-10%的增长」,一直少于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期涨幅;无论普工技工,都依靠大量加班提高收入。说穿了,「温岭模式」对工人没做重大让步,而只是避免工资压得过低。即便如此,当地羊毛衫行业协会的抵触情绪很浓,为无法在萧条时节(比如2008年的金融风暴)任意减薪而唧唧歪歪。时至今日,无论浙江还是其它省份的中小劳力密集企业,鼓噪多年的行业集体协商一直缺乏实质突破,原因正在于资产阶级的百般抵制。 

新河老板对集体协商的怨言,有虚有实。他们的不满与其说出于物质原因,不如说更多来自「我的工厂我称王」的有产原则。至少部分老板的真实忧虑,不是工价制订的毫厘之争,而是国家打着维持工业秩序与改善民生的旗号,半吓半哄地给雇主群体套上了「劳资协商,我来定夺」的新笼头。他们很明白,这个笼头随时可能限制私企的自由运动。 


国家改良与工人自卫 


「温岭模式」的成功前提,是技工需求的行业特殊性。这一例外环境的产物被竖为集体协商的样板,恰恰说明了协商本身的普遍困境。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私人资本,一直要求国家补偿(从减税到其它优惠)劳资调和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始终高度戒备劳动集体的直接行动。所谓「集体协商」,只是雇主与官员的协商,事先排除了工人的群体干预。全总系统自我革新的重点,是扩充谈判权限与培训议价专家,而非鼓动基层。这注定了新河羊毛衫行业工会是个空架子,下属工厂支部「很难和老板谈涨工资,除非他们不想在这个企业干活了」8(陈清福)。虽然免收费用,新河工人对入会普遍冷漠,而工会头目无力也无权改变厂级组织的软瘫现状。国家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本能恐惧,严重限制着改良的效果与潜力。 

以劳动定额为核心的「工资集体协商」,是否能为工人提供更大自卫空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表明,工业区的罢工与骚乱是劳动立法(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的根本推动力。而每次出台新法,反过来刺激了一轮劳资纠纷高潮,提升了工人的自卫意识与经验。作为改良创新,各地「集体协商」行业标准以及附带的职工代表选举虽不算国家立法,仍可能成为工人行动的诱因。 

一万新河镇羊毛衫工人是否长久同意劳资休战,不是要害。要害在于五十万温岭工人——正如数千万沿海工人——如何利用推广中的「集体协商」。官方落实行业标准的尝试,既会加强工人的加薪预期,也可能牵扯出其它斗争目标(比如反抗特别恶劣的厂规厂纪)。从工人利益的角度说,以事实停工打击资方,效果最好。不是坐等别人闭门商议,而是立即行动让老板面对亏空。最后,向工人提供一整套实用技巧(从利用工价讨论程序到参与职工代表选举),是罢工群众利用这一机遇落实基层组织的关键环节。 


08/05/11 


1 《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温岭劳资冲突催生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工会」 
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新法承认,缺少熟练工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 
2 2008年09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浙江温岭工资协商解压劳资矛盾」: 「那时,职工为不合理的工价几乎天天与老板吵,三天两头就有员工跳槽」(浙江塞外明珠服饰有限公司职工代表陈绪凤) 
32008年09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浙江温岭工资协商解压劳资矛盾」:「2002年,新河镇百人以上停工、上访的有三批,10人以上的几乎每天都有」(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 
4 2008年04月21日14日《瞭望东方周刊》「浙江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缓和劳资矛盾」「罢工、上访、破坏机器等行为在工厂里时有发生」(陈福清) 
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月「现代企业劳资纠纷调解机制研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为例」:「羊毛衫行业的劳资纠纷,一是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减少镇里的税收;二是破坏了社会稳定的秩序……;三是到市里频繁的集体上访对新河镇的形象不好,对我们参加市里、省里的荣誉评比不利」(2008年7月28日上午,访谈新河镇党委领导) 
6 2003年后,新河羊毛衫行业的劳资纠纷与上访投诉逐年下降,2006年实现零投诉。 
7 「新华视点:‘工资谈判’——浙江温岭蹲点调查」 2007-11-14 22:09:34 新华网 
8 「温岭:样本也有烦恼」2010-06-12 07:《经济观察报》

哈萨克斯坦:中资石油公司罢工事件

哈萨克斯坦:中资石油公司罢工事件 


李星 


中国老板的能源饥渴越发厉害了。1997年「中石油」进军哈萨克斯坦,低价收购当地某能源企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油-阿克纠宾油气控股公司(СНПС)。截至今日,这家企业成为哈国第五大石油公司,拥有「扎那若尔」和「肯基亚克」两大油田,职工近八千人。2010年,СНПС的油气产量接近一千万吨。 

中华资本一向以压榨职工为降低成本的法宝,СНПС也不例外。它刚开张就大搞「减员增效」,长期坚持低薪超时劳动,终于引发2010年6月的工潮,结束了当地油气业十五年无罢工的历史。 


六月工潮的经过 


2010年上半年,СНПС运输部门部分哈国员工组建了独立工会「稳定」。州政府的调停下,「稳定」工会与资方就薪资待遇等问题举行了多轮谈判。中资代表承诺当年6月加薪15%,8月再加20%。工会代表认为这个数字貌似慷慨,实属敷衍。他们指出:两大油田各车库职工收入普遍不高于五万腾格(哈国货币,折合人民币2200元左右1),基本没有节假日,劳动时间从早五点到晚六点甚至更长。假如休息日不上班,工资就减为三万五千腾格(1500元人民币左右)。他们揭发说:公司车辆老旧不堪,管理层一直让司机垫付维修费并限量供给燃料。他们声称:公司串通地方政府取消了原有的环境补贴(折合职工工资的60%),改为每月发放一万腾格(人民币450元左右)。此外,各油田风传公司打算剥离运输部门,集体解聘现有两千员工。这一传言让司机们愤怒又恐慌。 

谈判僵持后,同年6月16日,第四车库员工(近四百人)发动了警告罢工,封锁了车库大门。运输部的头头们顶替上岗,一度遭到工人阻拦起哄,随后终归放行了。罢工者要求加薪至25万腾格,表示在哈美资油企同等工作的薪资不低于这个数。工人们还要求更新设备、报销维修费以及撤换「对哈萨克斯坦工人的难处不屑一顾」2的运输主管。「稳定」工会副主席库·库里穆托夫解释了罢工动机:「我们想要(资方)对待人那样对待我们,别损害我们的权利。最主要的,是我们想得到其它地区石油工人的待遇」3。 

由于各位领导统统不打照面,预定的短暂「警告罢工」延长至傍晚。副州长和一帮检察院官员簇拥下,公司高层某代表终于到场。对工人的不满声音,代表先生表示先复工,十日后答复,还许诺不开除任何人。次日早班,第四车库恢复正常;同日,СНПС的「肯基亚克」油田五百司机短暂停工声援同行。6月17日,СНПС把三位罢工领导人告上区法庭;次日,法庭以「稳定」工会未遵守罢工流程(事先没举行全体会议通过相关决议)为由,认定罢工「非法」,并对三名被告处以小额罚款4。8月12日区法庭重申罢工「非法」。没过几天,公司以「旷工」名义解雇了三位「稳定」工会的干部,并搁置了工潮的大幅加薪要求5。8月25日部分司机联名发表致资方的公开信,再次要求改善劳动待遇;同日,第四车库进行了两小时的警告罢工。但中资老板毫不退让。СНПС以运输部管理层的名义发表复信,公开恐吓工人不许妄动:「下一次,组织抗议活动将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措施,随后可能失去自由」6。同年10月12日,当地州法院再次判决六一六罢工「非法」。虽然公司压得很紧,油田很快又出现了独立工会的活动迹象。资方立即敲打以儆效尤:16名工会积极分子被取消包餐福利。 


工人对付老板:必须钻研「土办法」 


就事论事地说,本次工潮着实违背了某些繁杂程序,这官司铁定打不赢。任何罢工都难免突发因素和连锁反应,一板一眼遵纪守法的结果,群众往往错失战机消磨斗志。既然阶级对抗不能让国家律条牵着鼻子走,硬闯又或许得不偿失,怎么办?必须钻研能促成事实停产、半停产的「土办法」:利用企业章程搞怠工;促成关键岗位停工,引发下游环节瘫痪;针对资方压迫工人的盘算,传播「小道消息」促使人心浮动,诸如此类。「土办法」只能来自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工人智慧,它的自觉落实难免逾越「依法维权」的精神边界。 

СНПС的工运骨干多半是干了半辈子的老驾驶。他们不乏继续反抗的决心和勇气,但对有产秩序抱有相当期待。法院连续裁决罢工「非法」后,三位失业的工会干部发誓「诉诸国际法庭」7。实践中勇于抗争,思想上作茧自缚——老司机们的矛盾言行,与哈国工运的浑浊现状有关。 


哈国工运的浑浊现状 


二十年来,哈国的资源出口型经济已根深蒂固。一边是多数制造业无可挽回的衰败,一边是若干原料生产加工领域的畸形繁荣,伴生着复杂的劳资矛盾。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社会消极潮流,阉割着工人斗争的彻底性;高失业与大批工厂的倒闭,限制了罢工的数量与质量;有限的公民自由,使左翼政治与社会运动貌似活跃。以上种种因素,催生了一个软弱杂乱的改良主义运动。维权工人强烈依赖外界支持,不在乎对方是反共银行家或者「赤色青年先锋队」;只要某方出手协助维权活动,当事工人便哼几句「市民社会」(自由派)或「工人监督」(托派)的应景口号。 

与此同时,为了能攫取工运的一点点山头地位,哈国「激进左翼」普遍不惜任何实用主义手腕。艾伯特基金会与托派国际CWI,都是小左政客乐于求援的金主。昨天跑去欧洲议会作证揭露总统家族的暴行,今天上书中央唱起爱国高调,也是当地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驾轻就熟的套路。六月工潮后,一批左翼工运活动家在公开信中大谈「中国公司对我国工人的态度,也是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独立的态度」8,俨然内阁高参。他们呼吁这个与土洋资本沆瀣一气的腐恶政府果断出手,对СНПС实施国有化、让罢工领袖复职并给职工加薪:「要么我们成为自家财富的主人,要么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后代,将受到全世界强盗奸商的压迫」9。他们并不在意呼吁的实际效果,这番表演无非是迎合许多维权群众的爱国幻想。工人越看不清阶级现实,政治奸商越容易浑水摸鱼。 


20/06/11 

1 按照2011年5月的汇率,100腾格=4.47人民币 
2 http://rus.azattyq.org/content/oil_china_company_workers_strike/2176156.html В Актобе судят активистов забастовки нефтяников 04.10.2010 
3Нефтяники Жанажола требуют такую же зарплату, как в Жанаозене 
22-06-2010 
4 http://news.nur.kz/155234.html Суд признал незаконной забастовку рабочих СНПС-Актобемунайгаза 
21 июня, 2010 ИА "Новости-Казахстан" 
5 罢工后,公司给车库职工分别在7月上调20%和10月上调15%的工资。 
6 http://www.socialismkz.info/news/2010-09-22-816 2010 Сентябрь ? 22 ? Нефтяники на гран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Работникам автопарка №4 МКБ Ответ на письмо от 25.08.2010г. 
7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профсоюз "Бастау" пытается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рабочих планам китай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НПС "Актобемунайгаз" Абат Жандосов 13.03.2011 
8 http://www.socialismkz.info/news/2010-09-22-812 
? 2010 ? Сентябрь ? 22 ? 
Заявл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профсоюзов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увольнения и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СНПС 签名者包括东哈州独立工会「劳动保卫」伊·布尔加科夫。CWI支部——「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抵抗」运动主席库尔曼诺夫和副主席阿·肯瑞巴耶夫。「赤色青年先锋队」主席安·促康霍夫。 
9 同上。

电影《海军上将》引出的几点想法

电影《海军上将》引出的几点想法 


李星 


资本主义复辟后,俄罗斯上层费了老大力气建设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出于拉拢怀旧选民的现实目的,莫斯科当局并未简单封杀苏联文化遗产,而是让红色影视经典(从喜剧、谍战片到反映工人觉醒的《马克西姆三部曲》)发挥余热,同时积极推进教育领域对沙俄帝国的认祖归宗。无独有偶,俄国的亚洲东邻兼主要盟友「新民国」也存在类似现象:《我的祖国》为首的毛时代红歌继续得到官方传播,客观上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随着中俄剥削秩序的根深蒂固,两国统治者逐步放弃了复辟后过渡阶段的调和手法,光明正大地弘扬「列祖列宗」的压迫传统及价值标准。正如著名制片人帕尔菲诺夫所说:不可能既讴歌造反者又美化宪兵军官,「没法把它们和谐地堆在一起」1。在中国,吹嘘「抗日国军」的电视剧充斥着北京上海的荧屏;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手下败将(比如白卫阵营「最高执政官」、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纷纷走上神坛。 

高尔察克何许人也?他出身海军贵族世家,曾参与极地探险,寻找通向太平洋的北方航线。日俄战争与欧战中,他积功晋升为黑海舰队司令。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被解职,暗地里与欧美政界搭上了线。
近十年来,高将军备受俄国文艺界与民族主义工商人士的青睐,各地的「社会贤达」不断给他立像、排演舞台剧、出书和摄制专题片,苦心包装高大形象。国家也频频向他致敬:2005年,弗拉德科夫总理恢复了北极某岛的帝俄旧称「高尔察克岛」;2006年,高某临死前蹲过的牢房改为纪念馆;2010年,黑海舰队建造「高尔察克号」护航舰。娱乐圈不甘人后,2008年推出大片《海军上将》,炒出不小响动。本片可谓「胡汉三和周扒皮眼中的理想王国」:军官是英挺的,贵妇是柔美的,皇上是仁厚的,祈祷是灵验的,司令是威严的,水兵是盲从的,赤匪是龌龊的,老爷是高贵的,袍泽是义气的,异族是背信的,失败是莫名的,上将是悲情的…… 难怪垄断资本的个别智囊对它也不太称心:「即便是爱国宣传的谎言,也须用量适中」2(《独立报》编辑部评论)。

但本片不仅是暴发户们过把贵族瘾的自娱产物,更宣告了新老有产者捍卫产业、权力和奴役制度的严肃决心。内战时期的高尔察克立誓「我们与布尔什维主义殊死搏斗,这一斗争不可能以条约或协定告终」3,复辟后的影视名流闻声鞠躬:「我钦佩高尔察克的责任感、不事声张的勇敢以及严整性」4(《海》片导演克拉夫丘克)。为了挽救即将失去的旧世界,「最高执政官」的部下大肆屠戮控制区内的罢工工人、抗税农民乃至同一阵营的政敌。今日俄国看似一潭死水,继承了白卫遗志的普京政权,依然警醒着准备扼杀大众反抗的潜在萌芽。是为《海军上将》透露的最重要潜台词。

一句话,当代俄国的资本家、大官和银行巨头们需要自己的阶级英雄,银幕上便来了这样一位英雄。片中其余种种(从「爱情」纠葛到海战场面),只是无关宏旨的票房噱头。

笔者无意过细挖掘有钱有势者自我美白的诸多恶心——茅坑越淘越臭!无论如何,高尔察克是一位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转折的特定时刻,鲜明的个性往往是本阶级意志的聚焦体现。见微知著,对工人利益而言,至少能从高尔察克身上汲取以下教训。

革命危机来临时,有产者的反应差异很大。他们中间有人绝望,有人投机,有人颓废,也有人挺身而出重整山河。社会变革的震荡下,统治集团中间最果断、能干、有担当的那部分人,会试图力挽狂澜。他们或许不擅长、不关心乃至反对革除弊政,但肯定精通如何制服工农,保全「人上人」的既有地位。

与帝俄总参谋部的老朽长官相比,41岁荣升舰队司令的高尔察克精力充沛野心十足,显然更胜任扭转危局的擎天柱角色。皇朝覆灭后,起义水兵担心军官串联搞事。高尔察克放下身段,尽量麻痹刚刚掌权的水兵与工人代表会:「害怕军官搞阴谋,是荒谬的。他们(军官)与船员的比例是1:15-20人,实质上不具备任何危险性」5。他的折冲周旋,拖延了代表会针对死硬保皇党徒的甄别惩处,保全了一批白卫骨干(包括他自己)。随后,他来到彼得格勒,没有冒然参与乱糟糟的遗老遗少地下活动(往往歇斯底里而又一事无成),而是在帝国主义圈子中寻求大干一场的必要支持,并得到了它。

拥有多年基层、中高层行政(军事)管理经验,了解民众的弱点;摧毁社会革命的目标性极强;冷静、坚定、果决;一旦行动,对有组织工人毫不留情——高尔察克与其他主要白军领袖(从邓尼金到弗兰格尔男爵)不约而同地具备了以上品质。正是这类不乏智慧的铁血人物(不限于职业军官),有可能粉碎工人的解放事业。

身为被剥削者,工人长期缺乏对社会生产的主动控制(以及管理社会生活的经历\经验),也不掌握相应的一整套统治技巧。日常维权、群众运动直至夺取政权的初期,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心理上、文化上对旧统治者处于下风,很容易掉进后者的各种陷阱。斗争越是深入,越是开始与敌营「干将」对阵,微妙心战的分量越重。当黑海水兵决定对军官全体缴械,高尔察克示威似地把军刀当众投入水中,维系某种无形威压。肃反机构证明,他沦为阶下囚之后,「举止带有充分的尊严」6(伊尔库茨克省肃反委副主席波波夫),一副身死骨不倒的架势。

另一方面,有产分子固然是社会的少数,但绝对数量可观,自身存亡时刻的动员率高得惊人:纨绔废物踊跃报名暗杀队,耳聋手颤的退休董事一肚子如何瓦解总罢工的坏水儿。相反,工人越是开始摆脱被动,越要克服长久积累的落伍偏见,才可能落实广泛的战斗团结。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取胜之道不在于泄愤式地消灭个别有产者(你会发现该死的混蛋太多,而工人能现实支配的「弹药」和时间都有限),而是让敌方受到实质的削弱。换句话说,不能幻想劳资对抗中的工人瞬间成熟,处处洞察先机,不要指望干趴下几个资本家,就能难倒统治阶级。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具体冲突中,让压迫者的状态更糟。何谓「更糟」?当老板及帮凶陷入慌乱、互相牵制、穷于应付且开始失去判断力,这就是「更糟」的信号,这便是工人趁势追杀(或全身而退)的时机。

要办到这一切,工人必须提早深入了解对手,看准最危险的有产代表,找到打痛它的最佳部位、时机与手段。正如电影《教父II》所说:「要接近你的朋友,更要接近你的敌人」。


2011年10月21日




1 
http://kp.ru/daily/24194/400635/ Парфенов возродил ?Намедни? 08.11.2008
2 http://www.ng.ru/editorial/2008-10-08/2_red.html От редакции: кино, война, белые, красные 2008-10-08
3高尔察克1919年7月24日签署的《致俄罗斯居民》呼吁书
4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Треснувшее время」22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
5 《СтенограммыДопрос Колчак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6 《СтенограммыДопрос Колчак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简评香港“占领中环”事件

简评香港“占领中环”事件 



李星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商人治港”的基本原则,鼓励、配合当地大老板把持政权。1996-2012年间,历任香港行政长官(即“特首”)都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选举委员有几百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巨商、高级专家或知名社会活动家。2014年8月,就下届香港特首选举的程序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以下决议: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指定两到三名候选人,并首次以香港永久居民进行普选的方式,产生新任特首;提委会的社会成分与以往的选委会保持一致,人数扩大到1200人[1]。 

  消息传出后,许多希望放宽特首候选标准的香港居民,感到失望。9月22日,数千香港学生开始频繁的罢课集会,喊出“我要真普选”的口号。9月28日,一批当地反对派人士发起“占领中环”(简称占中)行动[2],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相关决议。当天,上千学生市民在市中心多处安营扎寨,开始无限期抗议。警方与示威人群有冲突,投掷了催泪弹。10月21日,现任特首梁振英声称,放开特首候选提名的限制,会让社会下层(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的福利要求左右选举。他这句话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感,因为目前50%的香港劳动力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10月29日,公开同情占中群众的著名港商田北俊被罢免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1月12日,中央政府表示占中是“违法事件”。12月15日,执法人员清理了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占中告一段落。历时七十多天的占中运动,先后有数万人积极参与,得到了多方面的巨额物质资助[3],直接反映本地大资产阶级动向的金融市场,在占中期间并没有任何恐慌。 

  占中事件的根源何在?对谁有利?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些疑问,就得说说近几十年中国资本主义的急剧演变,以及香港的相关角色。 


中国向香港学习:学怎么剥削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无论沿海农民、国企职工还是高干子弟,都把香港看作高高在上的“小美国”,它是富裕和娱乐,是资本和自由,是通往西方天堂的门。上万家港资三来一补企业,让沿海特区焕发了生机。香港的商业文化(影视剧、流行歌曲和武侠小说),俘虏了亿万中国人的心。 

  在权力核心勾画的市场改革蓝图中,香港占据着异乎寻常的位置。邓小平说过:“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4]。一句话,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是中国政府心中的聚宝盆,是要万般呵护的。 

  二十多年里,北京当局给了香港无数的经济优惠和政治特权,精心炮制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无须向中央缴税,港资在内地享有金融、服务业的一系列特权,中央甚至压制珠三角的经济规划,保证香港的运输生意[5]。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可以保留外籍法官,拥有终审权,在港外籍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6],也有机会当公务员。日常生活中,普通香港人在内地有上学工作置业的宽广自由与优待(普通中国人在港的对应权利严格受限),内地的官员老板,则往往不惜代价谋一个香港身份,既是安排“退路”,更是为了变身“港资/外资”,套取内地投资优惠。 

  但资本主义市场的意志,比任何官僚决策更出人意料。加入世贸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以及全球第二大市场。学会做大生意的中国越发耀眼,香港却暗淡下去了。1997年香港GDP占全国16%,2013年仅占3%。珠三角消灭了香港的制造业,又想接管它的航运业;长三角正在排挤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甚至观光购物这个保留节目,香港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不怎么强了。虽然这座城市还没有沦为“臭港”,在无情的全球竞争中,它已经走入了难以回头的下坡路。 

  话虽如此,对顶层统治者来说,香港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驾驭大众的选票政治试验田。 



中国继续向香港学习:学如何洗脑 



  三十年来,经历了深刻的阶级分化,中国早就不存在什么铁板一块天威难测的“党中央”了,每个大人物都缠绕着庞杂的商业利益瓜葛。为了适应新的统治环境,中国政府开始谦虚勤奋地向全世界的有产阶级学习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技能,包括如何用选票、媒体和寡头合议制在上层落实斗而不破的利益制衡,同时麻痹、分化与驱使下层大众。今天内地的村一级选举,已经包含了资产阶级选举的某些元素:各显其能的拉票贿选、参选者的结盟、内讧和争夺舆论。中国媒体与资本的亲密结合,也有些年头了。但只有香港,才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的政治试验区。 

  2012年,香港立法会主席、中国执政党在港分支的老干部曾钰成在采访中表示“没有普选,无法管治(民众),就这么简单”。当权者固然警惕香港的反对派活动,却也敢于利用特首、立法会换届的机会,有步骤地“演练”竞选活动的方方面面,既是为了适应本地政治规则,更是为内地将来权力分配领域可能的“换节目”(多党派普选竞争)做准备。以大体可以控制结果的特首选举来说,十多年来引入了电视直播辩论、政党提名参与、大范围拉票,当然还有适时曝光的候选人丑闻[7],很有点欧美政治味了。 

  随着竞选操作的日渐纯熟,“港人意愿”也是香港上层(占有全港六成财富的几千个富豪)与中央谈交易占便宜两面卖乖的重要筹码。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中华新强权的继续崛起,几十年来英美资本一直影响着香港的主流反对派,为后者训练干部、提供指导以及打气助威,最终以特首普选的话题为契机,促成了占中运动。 

  就这样,中央无意捣毁苦心经营的政治试验田,在批判占中的同时,很注意打击的分寸[8];香港上层乐得看热闹,盘算着挟“民意”甚至“港独”从内地再捞一笔实惠[9];英美资本动用种种在港资源,为“奉旨造反”的占中运动营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气氛[10]。以上因素的作用下,香港官方对占中群众七分安抚、两分忽悠、一分威吓的和稀泥态度[11],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年来,由于彼此实力的剧烈变动,中外统治者时而互相叫骂,时而讲和,时而又打起来了。从这个意义讲,占中只是英美强权试图牵制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小动作。但对香港社会来说,占中是几十年来少见的群众事件,有着千真万确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从何而来? 


占中的下层基础:生活窘迫、暴跳如雷的香港小市民 


  最近五年,香港经济有着不错的增长[12],但普通市民的工资,已经有十五年没怎么变动了。事到如今,从梁振英到反对派,异口同声抨击当地贫富悬殊太大的现实。占中期间,港府的著名智囊刘兆佳不得不低头供认:“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13]。 

  香港青年的处境尤其灰暗,教育产业化让他们在中高端就业市场面临中国学生的竞争,尽管找个饭碗还算简单,可收入一般不高。2013年的港府统计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低于一万港元(约合八千元人民币),而十来平米的单间房租至少也要三四千元[14]。香港长期保持了对富豪有利的低所得税,但是禁止员工的集体谈判权。 

  这一代香港青年,特别是学历较高的那部分青年,继承了老一辈对“大陆仔”根深蒂固的优越心理,接受了七十年代以来港英教育界的“香港意识”、“香港归属感”洗脑,对“敢拼才会赢”一类麻醉大众的心灵鸡汤深信不疑。但现实让他们恐慌,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这辈子赢不了了! 

  香港,是一个产业工人接近消亡,因而工人斗争十分罕见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这样一个社会开始向下沉沦,中层有产者会主动寻求政治出路,原本浑浑噩噩无知自大的小市民(特别是学生)也难免骚动起来。但香港下层的骚动无法摆脱统治秩序的精神枷锁,他们在现实中受的阶级压迫越重,就越是急于从主流价值那里寻求安慰,这是“我要真普选”口号背后的社会动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口号让貌似体面的“爱港市民”可以方便地发泄优越感、失落感积累转化而来的仇恨:中小资本家恨中国老板抢走生意,公司白领恨中国同行加剧上岗压力,穷光蛋小人物恨满街抢购的“大陆客”让他浑身不舒服。占中风潮像一个放大器,大大加强了香港社会早已存在的这股仇恨情绪,而学生跑在这股浊流的最前头。 

  虽然香港的制造业所剩无几,但近几年还是发生过几次罢工。这些罢工的水平如何?熟悉珠三角劳资纠纷的读者,可以发现香港工人的斗争是似曾相识的。 


似曾相识的工人斗争 


  这几年香港产业工人有过三次影响较大的罢工,分别是2007年的建筑扎铁工罢工、2013年4月的国际货柜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同年10月的太古可口可乐工厂罢工。这三起罢工的根源都是长期不加薪,以持续40天的码头工人罢工最值得注意。 

  和黄公司(老板李嘉诚)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曾经以高薪闻名,但最近20年的工资原地踏步。以本次罢工的几百名码头工人为例,他们属于同一家外包商,1995年,他们每24小时的工资是1456港元,每组有9个人,可以换班休息。1996年,外包公司派专家到工人工作的现场拍录像,研究提高劳动强度。随后,公司就把每组工人减到6个人。工人罢了工,但是两天就垮了,工资被减,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从那以后,工人很久不敢有什么举动。 

  2006年,这批工人成立了一个基层工会,隶属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人最关心的事情是加薪,工会在这方面没什么进展,有的会员退会了。2011年物价上涨,工人怨气很重,酝酿着罢工。这个节骨眼上,和黄介入了,直接要求相关外包商平息事态,外包老板宣布每日加薪200元。2012年物价房租涨得也很厉害,工会又想搞点行动,但工人觉得“刚刚”加过薪,动不起来。

  2013年初,工人终于坐不住了。大概一月下旬,工会开始向公司提要求。老板就说只能加5%(大概66元)。工人去和黄总部要求谈判,期待和黄能再次介入调解。除了加人工,工人也要求承认工会地位。但是和黄拒绝介入,工人感到不搞点动静出来,是不行了。3月28日罢工开始,先后有两百多人参加。罢工期间,工会召开过会员大会,也开过罢工工人大会。罢工者压力很大,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要还房贷,有的要还信用卡。最后罢工已经撑不下去,得到8,5%的加薪,也算有点成绩。回顾罢工的过程,有的工人积极分子说,原来估计一两天见分晓,哪想到搞了四十天!这件事结束后,约有20%的罢工工人离职,他们中有的本来就打算走了,干脆闹一场,有的觉得这次跟老板顶过了,不想以后穿小鞋。 

  罢工发生后,职工盟以及许多社会团体大力介入,提供捐款和舆论支持,还搞了声援游行。相比之下,罢工期间工人内部的细致组织工作,似乎就停滞了。不过,罢工对工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触动。罢工时,全部会员都来开会,盛况空前!罢工结束后,工会也壮大了。 

  相比沸沸扬扬的码头罢工,太古可乐厂的罢工比较简单。2010年后,厂里工人福利下降,定额却提高了,还有消息说老板要搞外包。2013年10月,运货部门的两百多工人罢工,把车堵在厂门口不让出货,当天厂里就许诺增加人手,不搞外包,工人一听就复工了。 

  从上述罢工,可以看到香港工人在阶级状态上与珠三角工人并无不同。他们都习惯于长久忍耐,一旦反抗,不论打什么旗号,首要目标是加工资。他们对斗争没有很深入的想法,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生活和老板逼出来的。一旦投入集体行动,他们能显露出工业无产者的组织性,但假如老板硬是不松口,工人也不会拼死坚持,而是知难而退。 

  就这样,香港的产业工人保留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不成其为一股有独立主张的力量。他们影响不了占中或类似的社会潮流,只能旁观或象征性地跟着跑两步。 


占中之后会怎样? 


  占中结束半年了。2015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经过长足发展,内地的资本集团早已成了气候,如狼似虎。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已经很难、也未必有多高兴给打“民意”牌的港资任何额外优惠,除非这些优待对全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确有好处[15]。 

  中央是否可能全面压制香港的政治自由?可能性接近零。如前所述,顶层统治者对操纵民众的港式手法是欣赏、借鉴的,必然继续经营这一小片选票政治试验田,也有相当自信不会反受其乱。 

  占中揭示的部分香港青年政治化、极端化倾向,是否暗含着他们走向阶级斗争的潜力?可能性接近零。如前所述,香港强大的统治秩序以及精神控制力,使得极端化的那部分香港青年,特别是大中学生,在目前阶段,必然是盲目而反动的(有多极端,就有多反动),只能沦为上层权谋的炮灰。 

  今天的香港,产业工人数量不多,可毕竟有几百万处于下层的劳苦大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对抗大资产阶级的压榨,完全取决于外部阶级斗争,首先是内地工人斗争的前途。中国大陆与香港一样,数十年来弥漫着服从现状的保守主义潮流,唯有还处于有组织斗争初期的无产阶级,具备逆转潮流的潜力。在中国无产者有力量、有决心把香港民众带出泥潭之前,后者难免还要迷茫、煎熬很久,这是他们走向觉醒所无法避免的历史代价。 


2015年6月20日 



[1] 这1200人分别代表香港社会的38个“界别”。其中300人来自工商、金融界,300人来自专业界,300人来自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其余300人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各个界别分组成员,由上段所述界别分组投票人投票选出。 
[2] 中环是香港中心金融商业区所在地。 
[3] 占中期间,香港反对派活动家、大商人黎智英公开承认,他向占中活动捐款至少四千万港元。 
[4]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讲话 
[5] 在港资要求下,深圳盐田港口的建设有所迟滞,珠三角的主要机场也一度不得承接国际航班。 
[6]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六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百分之二十。 
[7] 2012年特首选举中,婚外情绯闻、住宅豪华地库涉嫌违建等事件对热门候选人、大资本家唐英年的打击很大,最终他败给专业人士出身的商人梁振英。 
[8] 同情占中的资本家田北俊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后,另一位港商、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立即表态说,中央传话给他说仍视田为“团结对象”。执政党在港的代理势力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声称“理解示威人士及年轻人对理想的坚持”,愿意充当学生和政府的沟通渠道。另一位民建联的重量级人物曾钰成,在占中发生后立即与占中的领导者建立了接触渠道。 
[9] 占中发生后,香港大资产阶级在政治表态中,普遍没有否定参与群众的“民主目标”,只限于批评占中“破坏法治”。 
[10] 比如说,英美影响很大的香港教育界上层,公开同情参与占中的学生。美方精心训练、资助了主导占中的学生干部。 
[11] 特首梁振英反复表示理解、欣赏学生的民主追求,并安排了官方与学联代表的对话,也有港府在职高官公开表示占中的学生“占据着道德制高点”。 
[12] 香港2013年经济增长4.8%,2011-15年间的增长高于3%。 
[13] 刘兆佳、玛雅:香港“占中”行动全景观察与深层剖析——专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顾问刘兆佳 2014-11-20 
[14] 香港的公屋,十几平米的单间月租要两三千元,同等面积的普通出租屋要四五千元以上。 
[15] 有传闻说,中央有意统一香港、上海和深圳的金融市场,作为纽约市场的抗衡工具。

希腊:经济危机与工人大众

希腊:经济危机与工人大众 



李星 



2008年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破产、工业萧条和社会风暴。2010年,受这场危机的影响,希腊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外债了,开始按照国际债主的要求,变卖国有资产,在基层公务员与国企员工中推行“大下岗”,并立法削减了最低工资、退休金以及其它福利。这一切的目的,是勒紧普通人的裤带,以便对国际债主还本付息,同时还要从萧条中拯救国内的大资本家。 

随后的几年,各国主流媒体报道了希腊工人、职员、小公务员的诸多抗议事件,电视画面里旗帜如林人流如海,燃烧瓶乱飞,示威者的拳头举得很高,颇有“革命起义”的气氛。 

希腊国家为何还不起外债了?被下岗减薪的工人,处境如何?群众的抗议有效吗?本文试着略做解答。 



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 



希腊是一个中等富裕的欧洲国家,海运、旅游业比较发达,制造业以采矿、冶金和轻工业为主。从规模上说,250人以上的“大厂”不多,97%的企业是十人以下的小厂小店。在农村,仍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农场主,生产效率不高。 

二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大生产经历了新一轮分化组合,中国货占领着中低市场,绝大部分高技术则被美德法日垄断。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国家陷入困境,制造业受到境外工业品冲击,工作越来越难找。许多希腊青年去了比较容易就业的西欧打工,挣扎在当地的社会底层。 

为了改善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希腊一直在申请加入欧盟。欧盟,是德法垄断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联盟,作用在于建立统一市场,强化欧洲资本的世界地位。对希腊的统治者来说,参加欧盟,就可以分享经济整合的好处,比如更容易借款、更方便对外投资以及扶持本国大公司参与更多的欧洲生意。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盟,一时商机无限。利用廉价的境外贷款,希腊政府为国内老板提供大项目(比如举办奥运会),协助他们在东欧收购工厂,并参与畸形繁荣的欧美金融投机。 

希腊的老板赚了更多的钱,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竞争,希腊政府鼓励派遣工、手工外发等劳动形式,不断降低人力成本,2001-2010年间的工厂员工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了10%。 

2008年,美国的金融投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希腊也遭了殃。2008-2012年间,希腊的GDP下降了25%,失业率达27%,其中青年失业率达50%。工人的生活恶化了,薪水经常拖欠,有些工人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政府却打着“财政紧缩、偿还外债,复兴经济”的旗号,趁机推行更苛刻的劳动条件。2010年后,希腊国内不分国企私企,到处都在降底薪、延长工时、减员增效以及使用派遣工。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向零售商品加税,哄抬物价,降低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让小商人吃了大亏。同时,为了保护大资本不受萧条的冲击,政府给海运巨头和银行家减税,向他们追加产业扶持贷款。很多年来,希腊老板普遍少缴或不缴社保,欠账很多;2008年后,为了帮助企业“走出低谷”,政府干脆缩小了社保基金的覆盖面,减少社保的退休金支出,还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 

希腊当局劫贫济富的行径,让下层大众怨声载道,开始了广泛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效如何? 



虚张声势的民众抗议 



希腊有好几个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在国会有不少席位。各种工会也很活跃,经常与劳动部门对话、谈判。依照法律,希腊工人享有罢工、游行、结社、公开会议等诸多权利,活跃着一大批从事维权、示威、劳资沟通的职业活动家,包括律师、记者、议员、工会和NGO职员。一句话,这个国家的阶级矛盾调节机制是相当完备的。 

这几年来,为了反对政府的紧缩方针,希腊的很多工人、小职员、小公务员,都参与过示威。2008-2010 年间,在工会的指挥下,希腊发生了十七次反对减薪、下岗的总罢工,参与者包括国企员工、教师、医护人员,甚至消防队和博物馆的员工。企业和基层行政部门的部分下岗人员,多次组织了冲击国家机关的行动,逼迫高官出来对话。就连待遇不错的空军飞行员,也发生了奖金被削减,扬言“闹事”的小插曲。 

在几个主要工会之外,部分自称“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青年,投入了与警方的街头混战。他们在各大城市烧汽车,烧银行,抢夺商场食品,散发给贫民。此外,有些工会积极分子与激进青年一起,几十人一组,上百次象征性地占领基层政府、电视台、市政服务站,围堵地铁、公路。甚至首都雅典的中学生,也搞起了“占领校园”抗议教育产业化,成了新闻头条的常客。 

但是表面亢奋的总罢工、街头冲突和“占领”,效果却几乎等于零,既没有给资本家造成什么具体损害,也挡不住政府的市场改革。国家牢牢控制着局面,外债在按时偿付,工业领域的私有化与减员增效,一刻不停的继续着。2010-2013年间,希腊工人的工资又下降了22%,失业率保持在28%。 

2008年以来,在希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公司“中远集团”包揽了一半港口的业务。中国老板到来后,立即大搞人员精简,留用的员工都砍掉了一半以上的工资[ 在过去,码头工人工会规定,9个人操作一台高架移动起重机。而在中远,4名工人操作一台同样的机器。]。面对急剧下降的待遇,当地码头工会进行了几次示威性的罢工,也跟资方反复磋商,却毫无成效。希腊政府控制的另一半港口,也搞了相似的体制改革,工会的反应大同小异。比雷埃夫斯港工人待遇的恶化,是整个希腊劳资关系的典型缩影。 



激昂的抗议,为何总是无疾而终? 



正如上文所说,这20年来希腊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害得工人特别怕丢工作,就算欠薪好几个月,也不敢说什么。本就不多的工厂罢工,90%以上被法官判定非法,通常的理由是“过分损害雇主”。如果罢工者的意志坚决,老板就干脆在政府支持下关厂,让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几个主要的工会,由于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有可能为会员争取到稍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优待”,让会员往往不敢甩开工会与老板抗争。而工会的谈判资格,首先来自对国家秩序的配合。说白了,国家认可这个谈判资格,工会在老板面前说话才有份量。当希腊资产阶级开始修改法律,明里暗里打击工人,除了安排几场例行公事、无疾而终的总罢工,几个主要工会不敢、不能也不愿反抗。 

工人、职员、下岗的小公务员不敢对抗老板与国家,他们所属的工会乐得顺水推舟。这个灰暗的大背景下,激进青年的“象征性造反”,像那些短暂的“总罢工”一样,沦为面向媒体的政治表演,唯一的结果是包装了众多能言善辩的小明星,方便日后挤入议会政治、进入媒体或NGO。一句话,在希腊,“起义”的调子可以随便唱,但是没人拿这些高调当真。 



在下层:凌乱的自卫行动 



希腊国家推动的减薪、下岗以及医疗教育产业化,让无数穷人骂骂咧咧,不知所措。个别老员工在国会门口自焚,抗议削减退休金,轰动一时,但也于事无补。只有很少数工人实在被逼无奈,壮着胆子在企业里反抗老板。某高级咖啡馆拖欠员工一年工资,有几名员工刚想跟老板讨还血汗钱,立即被解雇,不得不开始了打官司的艰辛之路。有些饭店和咖啡馆的老板欠薪跑路,为了拿到全部工资,失业员工组织临时合作社接管企业。在这些斗争中,为了坚持下去,通常无组织的厨师与服务员开始建立工会。 

除了服务业,希腊的电视频道、医院和工厂,都有失业或欠薪的员工占领企业,希望保全工作或至少要回工资的现象。这其中,萨罗妮卡地区某糖果厂的占领事件具有典型意义。 

萨罗妮卡的某糖果公司生意很好,拥有连锁店和工厂,但2010年后,老板经常欠薪,还拖欠工人的社保。2011年,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企图合法逃避拖欠的工资社保。2011年12月,部分糖果工人行动起来,抗议老板拖欠五个月工资以及法定的新年奖。老板的反应,是组织新公司,给员工开出的条件是每周工作6天、无合同、按最低工资交社保,以及预先签署辞职申请,以便不付离职补偿金。员工还在犹豫的时候,老板为了给工人施加压力,开始关店搬厂,并解雇了几个员工。2012年1月,工人占领了一处连锁店以及工厂,阻止老板搬机器。次日,警察闯进工厂抓了四个员工,其他人在商店里撑了一段时间,还是被赶走了。 

2014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希腊的工会又组织了一次热热闹闹、一事无成的总罢工,而左翼政党在谋划着参加新的总统选举。这一年,希腊的青年保持了50%的失业率,而政府计划在2015年,再次削减退休金。步步后退的希腊工人怨气冲天,仍然普遍不敢反抗,而资产阶级不慌不忙地加大着剥削力度,逐渐收回过去下层争得的自由权利。希腊工人阶级还能忍受多久?他们将如何打到老板的痛处,而不再充当政治表演中的木偶?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4年12月23日

略谈九月大选后的希腊形势

略谈九月大选后的希腊形势 


李星 


近几年,在世界性萧条的背景下,希腊一直处于工业破产、高失业和巨额外债的困境中。为了偿还外债,希腊政府大力推行国企经营市场化、员工下岗等“紧缩”措施,同时大幅削减雇佣劳动者的法定底薪、福利,让多数居民的生活越来越穷。2015年1月,异军突起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大选中获胜,组建了“英俊奋发”的政坛新星齐普拉斯为首的政府内阁1。上台前,SYRIZA强烈反对压榨群众的还债措施,让民众对它抱有不小的期待。上台后,新政府做了几个亲民的姿态,比如说减少官员配车、给一批前两年下岗后坚持维权的环卫工恢复工作、淡化总理就职仪式的宗教色彩。但总体而言,SYRIZA继承了前几届政府的紧缩方针,把满足国际债主的要求,当作国家的首要目标。 

2015年3月,齐普拉斯访问德国,承诺削减退休金、推迟退休年龄至67岁、向旅游业加税等措施,希望换取德方在债务问题上的让步。4月上旬,希腊政府动用国企部门的储备金偿还了一笔到期的债务。6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债权方,要求希腊进一步改革退休制度以及限制工人的劳动权利,作为债务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否接受上述条件,7月5日希腊政府举行了全民公决,6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多数投票者反对这些拿普通人开刀的严苛条款。尽管如此,7月16日,执政党控制的议会还是通过了新一轮紧缩法案,不仅要削减退休金、推迟退休年龄,还包括大规模私有化等内容。执政党的变脸戏法,让它的不少支持者议论纷纷,内阁的前途以及“新星”齐普拉斯的政治生命,都受到了怀疑。齐普拉斯很清楚,不履行对国际债主的承诺,就要失去德法资本的支持;必须巩固执政地位,才可能放开手脚落实债主的要求。他决定放手一搏。 

8月下旬,齐普拉斯内阁宣布辞职,并指定同年9月20日,再次举行大选。新的大选中,由于几个传统大党实在是威信扫地,由于许多人仍对齐普拉斯抱有幻想,SYRIZA再次获胜,齐普拉斯意气风发,连任总理。二度入阁后,齐普拉斯表示外债要还,但政府会力所能及地减轻大众的痛苦。 

短短一年,希腊经历了大选、左翼政府上台、针对国际债务的全民公决、政府辞职、再次大选、齐普拉斯连任总理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回过头去看,齐普拉斯称得上是一个乘势而起、敢下黑手的投机家。首先,他迎合选民急于摆脱经济-债务-社会多重危机的心理,打的主意是捞到选票再说。上台后,他果断卖身,迅速靠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为代表的债权方。下一步,他主动发起全民投票,为自己与债权方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再下一步,考虑到上台不久,很多民众出于惯性还在支持自己,他大胆地重新投入选举,结果又赌赢了。新出炉的政府暂时是稳固的,趁着老百姓没回过神来,可以放手推行损害大众利益的紧缩措施,继续为大资本创造理想的经营环境。 

今天的希腊统治者需要一个“守夜人”,即能够在代议民主框架内为国家把舵,以拖待变,避免大的社会动乱,熬过这场世界经济萧条(债务危机只是经济萧条的衍生物)的职业政客。齐普拉斯做梦都想成为这样一位“守夜人”。他的全部赌注,压在一个假设上:随着经济危机的慢慢消退,经济也能顺理成章地恢复增长;只要自己能压住选举的阵脚,坚持让大众承担萧条的痛苦,在统治者眼中,他自然是“治国无过、维稳有功”,可堪大用了。另一方面,只要能在台上耗到新一轮繁荣的到来,以及随着繁荣而来的就业改善,他仍有可能在部分小市民的意识里貌似“顶风前进,眼光比我们都远”,从此拥有稳定的群众基础,在政界混到一张体面的长期饭票。 


齐普拉斯的好梦,暂且放在一边。希腊工人斗争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值得说说的几起工人斗争 



很久以来,希腊工人习惯了“按牌理出牌”,在劳资纠纷中很注意守法。当国家拎着警棍一边倒地偏向老板,而不是“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工人往往没什么办法。这几年来,先后发生过反减薪的地铁罢工,反欠薪的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反对校方增加课时同时减薪的教师罢工。但只要国家出台一纸禁令,罢工者就迅速复工了。 

某钢铁厂老板宣布订货不足,下调一半工资,激起工人罢工,长达上百天。这个老板分批开除工人,同时警方冲入厂区抓人,罢工趋于瓦解。某牛奶厂罢工反对减薪裁员,老板承诺“撤销原决定”后,庆幸不已的工人就赶紧回去上班了。某制药厂工人跟老板讨要拖欠的工资,一度阻止厂方出货,但他们先被警方驱离厂区,随后在官方禁令下无可奈何地复工了。 

这两年,很多穷人因为欠费而不能用电。某电力企业的几个员工看不下去,私下里给欠费用户恢复供电,很快被送上法庭。在一家雇佣了数百名孟加拉工人的农场,当工人集会索要半年欠薪时,农场主开枪打伤了几个工人。 

2013年9月,雅典的几百名环卫工先是“待岗”,并最终下岗了。她们打了很久的官司,结果是先赢后输。她们不死心,继续折腾:在政府门外建立“抗议营地”,长期静坐。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们让警察打过几次,也曾拦住欧盟的谈判代表,试图“越级上访”。作为舆情公关的一部分,齐普拉斯上台后,恢复了她们的工作,但好景不长,2015年10月,相关部门又说为了“健全财政”,这几百人还是得下岗!维权路漫漫…… 


为了生存,有些工人尝试在原厂内生产自救,他们说:“我们的斗争是生产齿轮”。全国第二大城市萨罗妮卡的Vio.me.化工厂有近百名员工,生产建材产品,利润还过得去。2011年5月,老板宣布关厂,本意是想甩掉老员工,“降低人力成本”。几十个恐慌愤怒的工人抱成了团,把机器和存货扣在厂里,坚持轮流守厂,防止老板搬机器。停产两年后,坚持下来的工人终于重新启动了生产。作为妥协,他们的产品不能用公司的品牌商标。因为贷不到款,资金总是短缺,好在产品勉强打开了销路。至于工人的收入,顶多温饱而已。 

为了生存,这一小批工人绞尽了脑汁。为了弄到启动资金,他们跑去申请政府的失业金,也与众多社会团体或政治圈子周旋,四处化缘。工人们尽力配合“社会运动”,出席筹款音乐会,参与街头示威,耐心地带着来访者参观车间,提议利用“社会运动”的网络推销厂里的产品。面对纪录片的拍摄镜头,工人代表宣称愿意用多余的利润帮助失业者,而现有的员工彼此不再互相竞争,顺带为生产的“环保”型产品打个广告。当然,这位代表没忘了强调工人集体自己决定厂内事务,不容许外来干涉,显然是出于撇清政治干系的考虑。 

虽然国家把劳资纠纷牢牢控制在萌芽状态,但统治者总是考虑得更深。经济危机以来,希腊社会的爱国排外情绪变得格外强烈,也出现了利用这股情绪乘势而起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的前途如何? 


爱国排外运动的前途 


20世纪80年代初,在希腊国家机器的某个角落,扶持产生了一个叫“金色黎明”的爱国排外团体,作为有朝一日或许派上用场的闲棋冷子。很长时间里,这个小组织满足于喊喊口号,挥挥拳头,没啥影响。2009-2012年间,经济萧条造成大量小业主(特别是杂货店主、作坊主)破产,社会趋于动荡。许多破落小老板变得关心政治,他们恨“抢饭碗”的外籍打工者,他们恨“勾结洋人、吃里扒外”的主流政党,他们怕明天会更糟,他们更怕活不到明天。 

最近五年来,希腊上层悄悄加大了对“金色黎明”的财政支持。这个上头有人、手里有钱的政党前所未有地红火起来,造声势,拉队伍。它抨击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要求废除压在民族头上的外债,大骂外国佬都该死。它四处收买人心,为失业家庭提供免费医疗,给维权的钢厂下岗工人送吃的,组织社区义务保安队。与此同时,它训练的打手不断在街头殴打外籍建筑工人、向工人文化机构纵火、甚至袭击亚非拉的游客和学生。这个党大声疾呼“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人团结起来!”,同时明确反对在工厂里“破坏全民团结”的罢工行为。 

目前,不少小业主、小市民和学生加入了“金色黎明”党,更多的人在选举中投它的票。2012年,它在国会选举中声势大振,得票6,92%,拿到18个席位。2015年1月选举中,它得票6,3%(大约40万票),即17个席位。同年9月的大选中,它保持了18个席位。也就是说,一鸣惊人之后,“金色黎明”的选民基础比较固定,还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由于整体上消极的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威胁,由于希腊社会虽风雨飘摇,却远没到统治危机的程度,头脑冷静的上层大人物对类似“金色黎明”的政治团伙,一直采取“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态度。一年多以前,排外色彩的街头暴力行径引发了较大的社会愤慨,国家随后收紧了狗链子。与“金色黎明”有勾结的若干高级警官被迫辞职甚至坐牢了,这个党的几名国会议员因涉嫌谋杀,被解除豁免权,面临审判。与此同时,“金色黎明”被保留了继续参与政治的权利,它仍是统治者手里应对时局变化的一张牌。 

假如希腊的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是否可能发生公开镇压工人、维护资本利益的法西斯政变?可能性基本为零。可以大胆地说,即使在民众失望的盲目浪潮下,“金色黎明”或类似党派在未来几年的选举中获胜,新政府的政策与齐普拉斯当局的现行方针也将是大同小异的,即听从德法大老板的安排,在代议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剥夺大众,为投资者全面服务。既然广大被统治者倾向于没完没了地缩头观望,“法西斯”的鼓噪也就局限于主流政治舞台上的拉票表演,而不等于在现实中真要换一套铁血统治方式。 


希腊社会,在等待奇迹中挨过了乏味的2015年。顶层的工商巨头继续逃税,却重金收购足球俱乐部,展开新的生意。左翼政党、东正教会和“金色黎明”,继续各显神通影响舆论2、争夺选票。这是一个工人忙于生存,政客忙于算计,老板寻找商机的时刻。暂时,雅典秩序井然。 


2015年12月30日 


后记:我本来打算把希腊工人斗争的某些细节搞得更清楚后,再发这篇文章。但期待的信息落空了。所以先这样吧,发了再说。 

2015年2月25日 



1[ 虽然SYRIZA自称是政党,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临时拼凑的选举联盟。它骤然获得的“人气”,来自经济萧条时期,多数选民厌弃传统大党,想捞救命稻草但又还不肯选择极端民族主义的心理。所以,这个联盟谈不上有什么群众性的基层组织。2015年1月,它在大选中获胜,雅典的相关庆祝活动只有几千人参与,比SYRIZA在雅典的注册成员数量还少。] 

2[ 2010年12月希腊东正教会在一份面向社会的呼吁书中,声称“为了维护工会与社会群体权利而提出的自行其是的要求,完全漠视这一要求是如何对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产生反应的,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形势”]

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托洛茨基亲历十月革命大事年表(1917 年)

托洛茨基亲历十月革命大事年表(1917 年)



  3月
  流亡美国的托洛茨基得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的消息,就开始在文章和集会演讲中抨击第一届临时政府,并预言革命将以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掌权而告终。
  3月27日
  托洛茨基乘轮船返回俄国,途经哈利法克斯时被英国海军扣留,在阿默斯特战俘营中羁押一个月。
  5月4日
  托洛茨基回到彼得堡,以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开始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政策以及由他们与资产阶级联合组成的临时政府的斗争。
  5月10日
  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会面,讨论他领导的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事宜。
  6月1—12日
  托洛茨基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多次讲话,阐明对战争、临时政府等问题的态度,并对临时政府策划中的冒险进攻提出警告,撰写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
  7月4日
  在7月3至5日群众武装示威游行形成的混乱局面中,托洛茨基只身冒险救出被一伙武装分子劫持的农业部长切尔诺夫。
  7月10日
  托洛茨基致函临时政府,对它发出挑战,抗议对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卖国诬陷,要求它以同一罪名逮捕自己。
  7月23日
  托洛茨基被捕,在狱中写下大量文章,阐明七月事件的真相和原因,揭露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对群众示威运动的诬蔑。
  8月25—31日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期间,托洛茨基在监狱中命令水兵抗击科尔尼洛夫,保卫临时政府。
  9月6日
  托洛茨基第一次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9月初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9月21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托洛茨基提出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被多数否决。在接到列宁主张抵制该议会的信后,他的主张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团的立场。
  10月16日
  签署为工人赤卫队发放5000支步枪的命令。
  10月23日
  托洛茨基前往彼得保罗要塞,说服该处驻军支持苏维埃。
  10月24日晨
  得知两份布尔什维克报纸及印刷厂被政府查封后,托洛茨基签署军事革命委员会通告,命令革命部队保卫报纸和印刷厂,并称此事为“壮丽的起义信号”。但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却说这个命令是斯大林签署的。
  10月24日晚
  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宫指挥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
  10月25日夜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10月26(27?)日
  托洛茨基在新组建的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中担任外交部长。
  10月28—31日
  托洛茨基组织抗击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率领的进犯彼得格勒的军队。
  12月24(25?)日
  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进行和平谈判